季羡林-徐庆全：我眼中的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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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徐庆全：我眼中的季羡林

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先生去世时，悼念的热潮从学术界蔓延至社会公众——上至中央及政府的领导，下至如我这样的平头百姓，“满城争说”季羡林，成为公众的“7.11”事件。
这种悼念热潮，曾让我感慨了很长一阵子。之所以感慨，是因为这种悼念多少有些不明所以，有些“顾左右而言他”。
其实，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季先生的学术成就。即以我而言，早年从事过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学习和研究，并在季先生主持成立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还帮过忙，多次见过他;说起辈分来，季先生还算是我的“师爷”级别的，但我对他的学术成就也只限于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这一点上，其他的到现在也只是略知其研究领域而已。我都如此，无关乎其学术的他人，夫复何言?
由此说来，公众的悼念的热潮是冲着季先生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头衔这三顶桂冠去的。至于这三顶桂冠如何戴在季先生头上，却很少有人思索一番。

书斋里外

关于季先生是不是国学大师，一开始就充满着质疑，李敖的观点很具代表性。李敖说，季羡林不是国学大师!他是个很弱很弱的教授，他就是语文能力还不错。别人全死光了，他还没死，所以他就变成国学大师了!这些桂冠，他三个都不及格的，根本轮不到他!季羡林只是个老资格的人，根本轮不到他做大师。
李敖“开讲”以苛刻为风，但这番话也有在理的成分。论资排辈的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基因。不过，论资排辈，总得有“资”才能进入排辈的行列，没有“资”从何谈起?更何况，季先生被视之为国学大师，戴上三顶桂冠，光靠论资排辈是不够的。书斋里外，季先生都有资格引起人们的关注。
书斋里，季羡林的学术领域极为冷僻。1935年赴德国留学时，季先生就决定绝不利用中国人的先天优势，做和中国研究有任何关联的题目。“季先生对那种在国外靠孔子、庄子、老子哄洋人来获博士学位，回到国内又靠黑格尔、康德、尼采把国人唬得一愣一愣的人，很不以为然。他决心进入当时国际人文学科的最前沿，在洋人拥有巨大先天优势的印欧语言学领域里大展身手。”因此，季羡林留德期间所学的课程和汉学几乎无关，他的主科是印度学，副科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主要精力放在梵文、巴利文、吠陀文、佛教混合梵文、俗语、吐火罗语、俄语、阿拉伯语等学习和研究上。留德期间，季先生完成和发表在德国最权威刊物上的论文，都以当时印欧语言学领域最前沿的问题为关注点，并引起轰动，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这些论文不仅解决了所要讨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这些领域都做出了方法论层面的重要贡献。”季先生的弟子钱文忠评述说。“他甚至还解决了古希腊语里一个从未得到确切理解的重要语尾的问题，令几百年来研究该领域未果的西方学者为之钦敬。这些都具有极重要的学术意义。”
1945年，季羡林放弃德国的教职和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回到中国。年方36岁，就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及东方语言学系主任，也是该系的创建人。他的学术功底扎实，治学方法严谨，深得时任校长的胡适先生的欣赏。但是，其作为学者最珍贵的黄金年龄阶段却在1949年后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蹉跎了，季先生无奈放弃了本行研究，转而投身中印交流史、佛教史研究和翻译工作。在“文革”后期，季先生担心自己忘掉梵文，偷偷翻译《罗摩衍那》。这部印度史诗巨作现在共有3种语言的译本，英日的两个译本，都是集其国内几十位学者之力耗费多年译成，唯独这部中译本，是季先生在“文革”那个艰难的年代一人之力而成。
季先生晚年研究、翻译、考证了新疆发现的、篇幅最大的吐火罗语文献《弥勒会见记》。这项研究难度之大、成就之高，震撼了国际学术界。目前全世界能够释读吐火罗语的学者不超过10个，而中国，却只有季先生一人。
这样的学术成就，季先生理应为学界敬仰。
季先生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皓首穷经于与公众相距遥远的偏僻学问，“穷经”至晚年，则进入“达”——“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晚年以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走出书斋进入公众视野。
2007年2月25日，季先生当选为中央电视台评选的“感动中国2006年度人物”。人们对他的评价是：最难时也不丢掉良知。的确如此。“文革”中，当胡适和陈寅恪被批判时，他保持了沉默，守住了底线。后来，他又提出了“学术良心”的概念，对年轻学者的做人做事提出要求。更重要的是，他在自己的专业之外，一直坚持散文写作，透露出他对政治的反思。正是通过这些散文，季先生建立了和公众沟通的桥梁，展示一个学者的胸襟和见识。
季先生一生中最有价值的公众作品，是《牛棚杂忆》。他以此书记录了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使之成为与公众分享的一段历史记忆。他认为，中国人为“文革”付出了足够多的代价，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教训，也就无法让它真正成为过去。他写道：“我思考的其次一个问题是：‘文化大革命’过去了没有?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的真髓是实事求是。如果真想实事求是的话，那就必须承认，‘文化大革命’似乎还没有完全过去。”
季先生晚年多次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发言。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是他认为“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21世纪将会是中国人的世纪，人类必须“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他主张开幕式上把孔子抬出来，让全世界学习。他说：“孔子是我们中华民族送给世界的一个伟大的礼物，希望全世界能够接受我们这个‘和谐’的概念，那么，我们这个地球村就可以安静许多。”在此之前，他也曾和前来探望的国家领导人讨论“和谐”话题，认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好，经济发展，政通人和”，当下最重要的是人的内心和谐。
一个学者只有走出书斋，面对公众，才有可能对公共事务发言;公众尊重有学问的人，更尊重不仅仅是做文问的读书人。钱文忠认为：“用在季先生身上的形容词，最合适的大概还是纯粹和平淡。作为一名从各种运动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保持了人生的清白坦荡。该守望、该坚持的东西，季先生一样也没放弃。”
书斋里外的季先生，成为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不足为奇，而被公众戴上三顶桂冠也顺理成章。

时势造就三顶桂冠

季先生被戴上这三顶桂冠，大致是进入21世纪“季羡林热”以后。季先生何以会热?上面所分析的季先生“书斋里外”的作为，是其自身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时代思潮中公众渴望大师的出现。换句话说，是时代需要一个须仰视才能看得见的文化符号。
说到社会思潮，不妨把话题扯远一点，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说起。
在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的记忆中，整个八十年代是思想文化缤纷的年代。那时，国门初开，西方学理被引进中国;而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批学者也在为中国文化的复兴奔走呼号。季先生的长辈或同辈中人，诸如梁漱溟、冯友兰、金克木、侯仁之、邓广铭、张岱年、钱钟书、沈从文等这些在不同领域如雷贯耳的人，有的耄耋之年依然活跃，而有的还算是“年富力强”。他们或因其自身有被公众接受的成就而为公众所敬仰，如钱钟书、沈从文等;或因其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而为公众接受后才知其书斋里的学问，如梁漱溟、冯友兰、金克木等。后者在1984年还创办了一个在社会公众中影响甚大的中国文化书院，由梁漱溟担纲，1988年梁去世后由季先生担纲。在我的记忆中，这些现今在我辈眼中须仰视的学界前辈在当时已经是公众学者，但无论是公开的媒体还是各种学术会议，对他们好像都没有用过“大师”、“泰斗”之类的称呼。
那时，季先生鉴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屈辱现实，上书中央有关领导，发起成立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抢救流失在海外的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因为这个学会，使我有幸得以认识季先生。
1986年，我师从宁可先生读研究生，本来研究专业是“汉唐经济史”，但入学半年后，宁先生找我谈，要我把重点转到研读吐鲁番出土文书。此前，我的一位师兄已经开始研读敦煌文书。宁先生是希望他的两个学生能够兼顾敦煌和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研究。
当时，宁先生视季先生为师，季先生对宁先生也很赞赏。他领衔成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后，即让宁先生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这样，这个学会会址就放在北京师范学院(后改为首都师范大学)，我自然就担当起给宁先生跑腿的工作：给季先生送信送资料的活不少，陪同宁先生参加各种各样的学会活动，一般都能见到季先生;季先生在北大给学生上课以及其他的讲座，我也曾经去蹭听过。
那时，季先生就是北京大学教授的头衔，对他我也并没有多少敬畏。有时候还和他攀一下老乡;在我们年轻人背后一起聊天时还不时以“老季”戏称。是我们不知季先生的学问深吗?当然不是，而是那个缤纷的时代学术没有被娱乐化，学者没有被“明星化”。而一个学术没有被娱乐化、学者没有被明星化的年代，是根本不需要对某位学者用“大师”之类的称呼的，也根本不需要树立类似“大师”这样的文化符号。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思想缤纷的文化年代被甩在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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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之以是整个社会功利浮躁开始生长，以“大学教授卖茶叶蛋”、季先生所在的北京大学“围墙的倒掉”等一系列事件为发端，学界开始被注入功利，学问开始遭到质疑。象牙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学术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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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就面临着一个“告别的年代”。不要说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就是八十年代欣欣向荣的西学，也逐渐衰落。“大师”就更不会被社会所标杆了。
社会可以功利，但学术与文化不能任其衰落。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发出呼喊，复兴国学，拯救传统文化。这呼喊声传之社会，公众就开始觉得，有一个或几个大师的出现是好事，至少公众有了仰视的目标。于是乎，先是沈从文，后来是是钱钟书。“大师”不但出现在各类学术会议上，而且开始在公共媒体走俏。
1996年，作为当年的一个精神和文化事件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出版，把人们对大师的热望又向前推了一步。此后，“大师”，“国学大师”，从陈寅恪身上开始移向一些在学界有成就的人，或者一些与学界不相干的人;而也有那么一些人，开始用“大师”掂量自己，或主动靠近或被动靠近这个称号。比如，最近遭到道德拷问的文怀沙前辈，再比如，现今自封为大师的余秋雨先生。
而此时，作为曾经受业于陈寅恪先生的季先生，80多岁了，则仍然在书斋里，写他的最后一部学术专著《糖史》，写他的日后引起公众注目的《牛棚杂忆》。季先生有文章写陈寅恪，写胡适，写冯友兰等，却很惜用“大师”的名号。在写到自己的时候，有时自嘲和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等学者相比，自己只是“一个杂牌军而已”。
外面浮华的世界与他无关。
进入到21世纪之后，社会继续向功利趋滑，九十年代对大师的呼唤，到新世纪才出现了余秋雨这样的自封大师，但余大师不争气，其道德文章都经受不住公众的质疑。学术乃至社会文化不但继续浮华，而且学术走向娱乐化，学者也开始走向明星化。社会公众对大师的呼唤就更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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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迫切的还不只是社会公众，还有政府的高层。
进入21世纪后，政府所忧心的大致还不是经济，而是社会文化和道德层面的建设。从“三讲”到“八荣八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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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可以反映出政府对社会文化和道德建设的一种焦虑;从不计投资成本地唱响多年“主旋律”来看，唱是唱了，但“响”——影响有多大，连提倡者自己也没有多少把握。怎么办?树立一个经得起公众检验的文化符号，就成为必要。这样，公众的呼唤，与中央和政府高层的期待，不谋而合。
于是乎，2003年9月9日教师节前夕，政府总理温家宝以季先生的热心读者的身份登门拜访。
总理此举，当然不仅仅是一个热心读者，其意义有多大，想必在他选定季先生的时候就料想到了。普通、朴素、敦厚，也是季羡林留给世人最直接、最平易的印象。一切应了诗人对他的评价———“伟大无须装饰，也不可形容，伟大只能是它自身。”即使是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散文走向公众视野后，季先生从来也不以名人自居。其文品与人品既然无可挑剔，没有争议。总理当然可以承担这一拜访的责任——树立一个文化符号，以切合社会文化和道德建设的需要。此后，总理又三次登门拜访，每一次都引起媒体的热议。
总理的举动与公众的呼唤相契合，一贯淡泊名利的季先生就浮出水面，由少众而公众了。而伴随着一过程，三顶桂冠开始陆续戴在他头上了。“季羡林热”至今热度不减。
面对方兴未艾的“季羡林热”，季先生弟子钱文忠“既感到快乐，也感到迷茫”。“在那个年代，季先生这样的人原本是一个群体现象，而如今却成了孤零零的个体现象。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让钱文忠“看不懂”的是，像季羡林这样一位从不追名逐利、满怀爱和责任感的老人，在当下讲究包装、炒作、普遍以自我为中心的年代里“走俏”了，“难道我们不应该看到，在这股‘季羡林热’的背后隐藏着在精神、道德和人文情怀方面的贫乏和苍白吗?”
钱文忠的发问，令人深思;而季先生也曾为此感到不安。在两年前出版的《病榻杂记》中，他要求摘去“国学大师”、“国宝”、“学术泰斗”三顶帽子。然而，媒体为了满足公众的需要，直到他去世后，这个帽子还充满讽刺性地放到大标题里。
其实，有没有三顶桂冠，并不妨碍人们对季先生的敬重，也不妨碍在他去世后公众的怀念。叔本华曾经有过一段论作家的话很值得玩味：
作家可以分为流星、行星、恒星三类。第一类的时效只在转瞬之间。你仰视而惊呼：‘看哪!’——他们却一闪而逝。第二类是行星，耐久得多。他们离我们较近，所以亮度往往胜过恒星，无知的人以为那就是恒星了。但是他们不久也必然消逝;何况他们的光辉不过借自他人，而所生的影响只及于同路的行人。只有第三类不变，他们坚守着太空，闪着自己的光芒，对所有的时代保持相同的影响，因为他们没有视差，不随我们观点的改变而变形。他们属于全宇宙，不像别人那样只属于一个系统。正因为恒星太高了，所以他们的光辉要好多年后才照到世人的眼里。
把“作家”换成“大师”，倒很切合自九十年代后我们对大师呼唤的实际：自封为大师的流星“一闪而逝”;而“离我们较近”的季先生，因为满足了社会公众呼唤大师之切，被三顶桂冠当成了“行星”。
季先生到底是行星还是恒星，让后人来判断会更好一些。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季先生归隐后，将是怎样一个时代?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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