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关系正常化-李丹慧:珍宝岛事件真相——1960年代的中苏边界关系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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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丹慧:珍宝岛事件真相——1960年代的中苏边界关系考察

不知道大家对中苏边界问题了解不了解？我原来下乡在黑龙江兵团兴凯湖农场，靠近珍宝岛。所以当年八月份很紧张的时候，我正好在那儿。
中苏边界线全长是7600公里，3300多公里是在西段，就是新疆。东段4200多公里，就是满洲里，从内蒙一直到黑龙江和吉林，内蒙的额尔古纳河是水界，接下来就是黑龙江，到黑瞎子岛：抚远三角洲，就是乌苏里江。所以东段是水界，西段是陆界，一共是7600多公里长。
历史上中苏边界存在三条线：一条是条约线，就是从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到1915年霍尔果斯河的划分。中俄政府一共签订了二十几个条约，签订条约确定的边界线就叫条约线；第二条线是苏联地图线，苏图线是1945年苏联绘制的苏中边界线；第三条线是中苏双方实际控制线。
这三条线并存的状况导致历史上中俄之间存在三笔领土帐：第一笔是15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沙皇俄国迫使中国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主要是《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伊犁条约》等，割走了中国15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第二笔领土帐就是3.5万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所谓争议地区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这个争议地区是如何造成的？有几种状况，一个是中俄之间涉及到边界问题的条约，在互换文本的时候记录上有出入造成的。二是沙俄政府和苏联政府的占领。举个例子，一个是1892年沙俄政府在中国的西段边界，就是现在的中国和塔吉克斯坦交界的帕米尔高原地区，强行占领了一块地，2.8万平方公里。再一个就是1929年有个中东铁路事件，中国政府想要收回中东铁路的权利，张学良和苏联打了一仗。当时苏军就调到吉林来，因为张学良的部队在哈尔滨一线驱赶苏联方面的铁路人员，所以苏军上来和张学良打了一仗，结果张学良打败了，中苏之间就签订了《伯力协定》。中东铁路的路权没有收回来，苏军撤到抚远三角洲以后就不走了，占据了黑瞎子岛。黑瞎子岛是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交汇的地方，对苏军而言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是扼守两江通航的咽喉，又靠近苏联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所以苏军就占领了黑瞎子岛。此地大约有350平方公里，是由银龙岛、黑瞎子岛组成的一个大的岛屿。再有就是1945年，抗日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苏军出兵东北，就把原来日本控制的一些岛屿，东段水界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岛屿全部占领了。这些就是苏军占领造成的争议地区。还有一个就是1945年苏联绘制的地图，越过了条约线，把中国领土又划走了一部分。所以就是3.5万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为什么会出现。3.5万平方公里具体的情况是3.4万都在西段边界，其中2.8万在帕米尔地区，1300多平方公里是在东段的水界，就是争议岛屿和河滩地，即额尔古纳河上的阿巴该图洲渚，有200多平方公里。第三笔是17.1万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包括江东六十四屯。唐努乌梁海位于现在的外蒙古西北方，俄罗斯境内的图瓦共和国，是在20年代的时候，苏军占领了唐努乌梁海，成立了图瓦人民共和国，到1944年的时候，就把图瓦共和国并入苏联的版图。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过图瓦共和国。江东六十四屯就是在黑龙江东岸的海兰泡（布拉戈维申斯克），《瑷珲条约》签订时，这块地方中国居民有永久居住权，中国政府有永久的管辖权，但后来沙俄政府把中国居民强行驱赶走了。这就是17.1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帐。
我们来看看历史上中国政府是怎么对待这些不平等条约和争议地区的？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以后，1919年列宁政府发表了对华宣言，宣称苏俄政府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后来中国政府和新生的苏俄政权建交，1923年到1924年双方进行谈判，要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遗留问题。这时候中方代表提出了既然苏联政府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那么涉及到边界的不平等条约也应该包括在里面，应废除旧约，签订新约。当时苏俄政府代表态度十分强硬，说我们废除不平等条约是指政治条约和条款，是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租界、关税权等，而不包括涉及到领土及边界问题的条约。如果你们要想解决这个问题的话，苏俄政府宁愿绝交也不谈这个问题，态度非常强硬，中国政府也没有办法。1926年双方就界务纠纷还进行了谈判，又想重新签订边界条约，也没有成功。
我们再来看中共的态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在1945年4月中共七大上做政治报告，提到苏俄政府是第一个废除沙皇俄国和中国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国家。说明中共当时认为中苏之间是不存在不平等条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到达莫斯科火车站时重申了在中共七大上的说法，即苏俄政府是第一个废除沙皇俄国和中国政府签订一切不平等条约、签立新约的国家。这就说明了新中国认为中苏之间是没有不平等条约的。到了1956年，中国当时要解决和缅甸之间的边界问题，中共中央下了一个指示：涉及中缅之间边界问题的历史条约按照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处理。所谓国际法的一般原则就是，政权更迭了政治性的条款可以废除，但是边界条约是要继承的。所以对中缅边界谈判的指示对中国和其他国家边界问题的解决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从这个角度上讲，到50年代时，中苏的不平等条约问题其实已经没有了，第一笔领土帐显然已经销账了。
对于争议地区，50年代中苏关系非常好，50年代的初中期是一条非常和睦的边界线。主要是中国边民越界，越界属于界务纠纷，当时中苏双方通过边防站进行交涉，很平和地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是一条很和睦的边界线。当时中国地方政府对中苏边界是一种什么样的观念？我们从地方政府的宣传材料上看是说，中苏之间本来是同盟关系，苏联老大哥是承担着保卫中国领土及边界的义务，本来两国之间是没有必要划界的。两国之间之所以要划界是做给西方帝国主义看的，以免给他们留下口实说中国居然连领土主权都不存在了？我们再看边民就是普通老百姓，他们对主权、国土、领土、边界的意识非常薄弱，特别是在中苏边界的西段新疆地区更复杂，因为有民族的血缘关系在里面。中苏西段边界3000多公里长基本上是有边无界，有边无防这个状态。大约只有在200多公里有巡逻的部队，而且不是天天去巡逻，就是这样一个状况。中国边民的越界情况也是五花八门，有的是看苏联的牧草好，就把牲口赶过去放牧；东段就是到争议的岛屿上去钓鱼、砍柴、拾鹿角、摘野果子；还有就是跑过去吓唬一下苏联边防军人，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也就是像儿戏一样。越界行为非常普遍。还有地方政府，我看档案，就是黑龙江饶河政府居然就和苏联的一个边防站就一个争议岛屿谈来谈去，最后苏联就把这个岛屿给了饶河县了。都是很随便的一个状态，就是中苏关系好，所以边界也没有什么问题。
1958年，中国启动了解决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边界问题的步伐，国务院成立了边界委员会，边界省份成立了边界工作小组，主要解决中苏、中蒙、中越、中朝之间的边界问题。如果说中苏关系好，沿着这个趋势良性发展下去，应该说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中苏边界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的。直到1960年4月份，周恩来访尼泊尔，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有记者问周恩来，说你们和苏联之间有边界问题，有一些边界没有划定，是不是这么回事？周恩来说，从地图上看有点小问题，非常好解决。可以看出，到1960年初的时候还是这样一种比较平和的状态。可是为什么中苏边界从界务纠纷发展到边界冲突，直到大规模的武装战斗——珍宝岛事件？不是周恩来这些人所能左右得了的，这是和中苏两党分歧和矛盾的发展是连到一起的。
进入1960年以后，中苏两党的分歧加深，中苏两党的斗争不断加剧，边界冲突就随着两党政治斗争的起伏而起伏。1960年6月初，世界工联理事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当时提出了一个文件，中国代表团看了说这个不行，这个完全就是按照赫鲁晓夫及苏共二十大的纲领写的，就是所谓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这个是中国反对的，不谈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不谈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中国就在这次会议上发起了一个大的斗争，动员第三世界国家提出提案，要搞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发动大家签名，导致会场局面一度非常混乱。赫鲁晓夫很恼火，说本来是两党内部的分歧，怎么能突然袭击把两党的分歧捅到国际社会组织的论坛上去了？接下来六月下旬，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有一个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赫鲁晓夫就组织东欧国家的很多党对中共代表团进行了围攻。当时彭真率团参加，彭真算是光荣孤立，舌战群儒。赫鲁晓夫就更加生气，认为我在政治上压你，你还不服，所以接着7月16号，赫鲁晓夫单方面宣布撤走在华的所有苏联专家，这样就把中苏两党分歧引入到国家关系中间了。
撤专家之后不久，八月中旬，中苏之间第一起边界事件就爆发了。为什么说是边界冲突而不是界务纠纷了呢？是因为在西段新疆的塔城裕民县方向叫博孜艾格尔山口的地方，中国牧民又赶着牲口到与苏联争议的地区上去放牧，结果苏联方面不是让边防站跟中国来交涉，而是出动武装军人驱赶中国牧民，中苏边界纠纷升级为边界冲突事件。8月17号，中国政府就向苏联方面提出声明，8月22号，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就到苏联驻华使馆发表了一个口头声明，提出“争议地区”这个概念，说我们的牧民在争议地区放牧，为什么采取军事措施驱赶我们边民？提出抗议。
在这之后，中苏之间还有一个短暂的缓和期，大概到1961年末。出现这种缓和是因为大跃进造成了中国经济非常困难，中国是不能和苏联闹掰了的。所以对毛泽东而言，按照档案里说的，他采取了“大容忍”的态度，对苏方针上采取了让步政策，意识形态争论上采取了降低调子等等，所以中苏之间有个缓和。到1960年10月份，周恩来在国务院一次会议上说，涉及到领土问题，历史的旧账是不能算的，要算历史旧账的话，问题是扯不清楚的，那就天下大乱了。可是接下来，局势开始逆转。
1961年到1962年，由于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共开了一系列的会议，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政策，扭转经济困难的状况。到1962年末，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可是在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存在几种倾向，一个是否定毛泽东的大跃进，否定人民公社这种倾向。再有就是王稼祥提出前期的对苏方针其实就是过于激进了，老是要斗争和争论，实际是不适合的。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刘少奇说道：经济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死了这么多人，我们最高领导人是要负责任的。在刘来说，指的是他们这些一线领导人要负责，而在毛看来，则是说他要负责了。所有的这些议论都超出了毛泽东所能接受的心理底线。再加上彭德怀又提出要“翻案”，而彭德怀的罪名，1959年是定为“里通外国”，勾结赫鲁晓夫要篡权，给他定过这种性。这些实际上是提醒了毛泽东。这样到了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筹备会议和十中全会的时候，毛泽东就把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全面的扭转向左，重提阶级斗争。对苏方针与此相对应原来是以让步为主，现在又以斗争为主。毛泽东甚至说：我们不怕与苏联撕破脸，也要斗，要和他分出一个真理到底在谁的手里！到1962年11月，中国从内部就给与苏联的关系定位为敌我性质，只是说我们先不公开说，内部掌握。1962年是60年代中苏关系发展的第一个关键年份，在党内把中苏关系已经确定为敌我矛盾了。1962年末到1963年初，毛泽东诗词不知道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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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不记得？一个是1962年底的七律《卜算子·咏梅》：“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一个是1963年初的《满江红·和郭沫若》：“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可以看出来毛泽东这时候要和苏共展开一场意识形态大论战，那种气势已经完全渲染出来了。
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中国已经发表了九篇重头文章，就是《九评》，展开意识形态大论战。这时候中苏边界冲突事件越来越多。从1960年到1964年9月，中国统计数字是1600多起。所以中苏双方商定2月份开始中苏边界谈判。1964年2月到8月，中苏进行了第一次谈判。中国方面确定的谈判方针就是：第一要提出不平等条约问题，要让苏联政府承认是不平等条约；第二就是并不要求收回154万平方公里土地，只是要求在条约线基础上进行谈判，解决争议地区问题。苏联方面宣布的是解决苏中边界个别地段的划线问题。所以，双方的主旨是不一样的。毛泽东还给谈判确定了一个底线，就是要让苏联方面承认是不平等条约问题，如果苏联方面承认了，3.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可以不要了。
2月份，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苏联方面是边防军司令济里亚诺夫将军。谈判开始，中国代表团按照既定方针开始谈了，对不平等条约、争议地区问题，苏联就是不承认，双方争执不下。到了5月，边界谈判第四次全体会议的时候，曾涌泉突然提出来说，下次谈判时我们交换地图吧。在开第五次全体会议的时候，中苏双方交换地图了。这一交换地图，争议地区就反映在上面了，因为我们是以条约线为界，苏联是以地图线，所以争议地区就反映在上面了。争议地区原来只是说说，现在第一次摆在谈判桌上了。当时，苏方代表特别高兴，当即向莫斯科汇报，莫斯科很高兴，谈判好像出现了转机。认为中国方面好像是沿着两个层次进行谈判，一个是意识形态上的争吵，另外一方面是也想解决具体问题了。所以莫斯科就指示谈判代表团要全面迎合中国代表团，千万不要刺激他们，千万不要和他们发生争吵。苏联决定做出让步，一是同意在条约线的基础上进行谈，不坚持苏联地图线；第二个是这个谈判主要是解决东段水界问题，我们也同意按照国际法的原则，按照主航道中心线划界，就是中国一方的岛屿我们可以谈，可以归还给你们。做了这样两个让步。接下来，当时在谈判中都有工作小组，到了6月份，中苏双方的工作小组就中苏东段的边界问题已经达成了协议草案。在这个草案中，苏联只把黑瞎子岛给挂起来了，因为黑瞎子岛对他们来讲意义重大。其他的争议岛屿、河滩地，全部都归还给中国。中国代表团当然很高兴了，到7月1号，代表团副团长、外交部苏东司司长余湛就安排苏联代表团到北戴河休养1-2周。看起来，这次谈判应该有一个好的结果，结果却是风云突变。
1964年7月10日，此时，苏联代表团还在北戴河休养。毛泽东接见了日本左派议员代表团佐佐木更三一行人，佐佐木更三在会见中提到苏联占领日本千岛群岛的事情。毛泽东说，苏联占的地方多了，100多年以前，苏联就把我们贝加尔湖以东的伯力、海参崴、堪察加半岛给划过去了，这笔账我们还没有和他算呢，还有人说他要把我们的黑龙江和新疆给划过去。7月11日，佐佐木更三一行人到了香港，举行记者招待会时，就把毛泽东的谈话捅给媒体了。12号日本的主流媒体《读卖新闻》、《朝日新闻》就登出来了，引起了国际社会尤其是苏联的重大反响，也影响到中国代表团的态度。
7月底，休养完了，重新谈判了，中国代表团马上就换了一种姿态，摆出意识形态斗士的姿态。7月31日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大清单问题包括154万、3.5万、不平等条约问题是贯穿始终，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各个个都是斗士，和苏联吵得不可开交。到八月十几日时，举行了第八次全体会议，也是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曾涌泉就把第三笔领土帐唐努乌梁海的17万的问题提出来了。曾涌泉说，在1944年中国抗战非常艰苦的时刻，你们就把唐努乌梁海并入你们版图了，你们以为中国人民不记得这件事？！如果你们不承认不平等条约，不承认你们的错误，我们有权利保留以其他手段收复中国的领土的权利，对苏联做出威胁。苏联方面当然就很恼火。中国代表团的其他人员，团长余湛认为，协议草案已经达成了，是不是可以先把协议草案给签了。但苏联方面不干了，他们说不谈了，以后要谈就改在莫斯科去谈。8月22日，苏联代表团就回国了。9月2日，《真理报》发表了毛泽东和佐佐木更三的谈话，还配发了长篇编辑部文章，说中国领导人的谈话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扩张的野心，就是要和苏联重新分配领土嘛。9月15日，赫鲁晓夫接见日本议员代表团时，对毛泽东的谈话和中国代表团的态度作出非常强硬的回应。说你们说沙皇俄国扩张，你们中国的皇帝比起沙皇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各朝皇帝侵占了朝鲜、蒙古、新疆、西藏，你们还批评我们？！然后就进行核威胁了，说苏联的领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苏联拥有非常强大的武器，如果有人敢侵犯苏联的领土，我们将给他们毁灭性的打击。这样，中国再想谈就十分困难了，因为十月份赫鲁晓夫就下台了，第一次边界谈判无果而终。
实事求是地讲，毛泽东的谈话在客观上导致了这次谈判的破裂。那毛泽东为什么要这么做？本来这次谈判实际上有三种方案。一、既然不平等条约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就不要提不平等条约，大家就谈争议地区，这是最好的方案。二、你提不平等条约，可以争着，吵着，谈着，不要激化矛盾。后来第二次边界谈判就是1969年到1978年，谈了近十年，就是第二种方案也还行。三、刺激苏联，激化矛盾。毛泽东就采取了第三种方案。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和一些当事人谈过，说胡乔木曾说过，毛泽东就是不想谈成。1964年是中苏历史上的第二个关键年份，1963年9月大论战开始，中国发表了前六评，《分歧的由来》、《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等，毛泽东其实对这六篇文章很不满。64年初的时候，毛泽东就指示说：豺狼当道，安问狐狸？赫鲁晓夫在这，还说什么别人。64年2月4号七评就是《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3月份八评是《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到7月14日九评是《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些文章把赫鲁晓夫给气坏了。这是在意识形态上的争论。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毛泽东是如何考虑的？1964年2月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时说，赫鲁晓夫给中国施加政治压力、经济压力，中国都不屈服，那么最后就是战争这一条。从1964年5月到6月，中共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包括中央工作会议、军委作战会议、政治局会议。工作会议主要讨论三五计划，三五计划原定的是吃穿用为主，到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就把以吃穿用为主改为战备为主了。而且说，我们要警惕赫鲁晓夫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中国发动战争。也就说我们要搞三线建设，搞战备主要是对着美国的，美国当时在南越搞特种战争，现在呢，把苏联作为假想敌人也考虑进来了。什么是三线建设，周恩来说，对修正主义，东北、华北都是第一线，真正的三线是在四川的攀枝花一带。6月份，在军委作战会议上，毛泽东就把林彪1962年“北顶南放”战略，即南面放美帝国主义进来、北边依靠苏联顶住美国和日本从海上进攻的防御战略给否了。毛泽东说如果从南面放他不进来怎么办？如果从北边顶，顶不住怎么办？说敌人可能走八国联军的老路，走天津、塘沽，而且还会搞中间突破，从连云港那儿空降。毛泽东这时候已经在考虑苏联是不能依靠的了。在7月份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我们不能只注意东面，不注意西面，只注意美帝，不注意苏修。在国家安全战略上就变成了又反美又反苏。毛泽东在这几次会议上还提到说，不要以为共产党的政权很稳固了，赫鲁晓夫就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赫鲁晓夫是个非常爱搞政变的人，所以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人不要只抓钱不抓枪。他把中国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要篡党夺权这个问题考虑进来，他在酝酿一场反修防修的政治大革命。7月14日，九评中就明确提出要防止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在中国的重演。种种状况表明，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这个靶子绝对不能倒，不能造成中苏一团和气的局面。所以1964年是个关键年。
第一次边界谈判破裂后就导致苏联向苏中边界增兵。此后，中国的国家安全就陷入新的危险之中了。不光南边有美国，北面的苏联也是一个威胁。双方代表团的工作小组在达成的草案里面本来说把除了黑瞎子岛以外的东段的争议岛屿、河滩地都还给中国，其中就包括珍宝岛。如果这个协议草案签订，就不会有珍宝岛事件的爆发。到1994年中苏进行边界谈判时，就不止挂起黑瞎子岛，还把阿巴该图洲渚200多平方公里也挂起来了。黑瞎子岛一直到2008年才解决，中俄双方平分。
我们再看，1964年之后，勃列日涅夫上台，赫鲁晓夫下台，在庆祝十月革命节活动的时候，毛泽东派周恩来率团去莫斯科搞了个火力侦察，看勃列日涅夫能否改弦更张，靠拢中共方面。11月7号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晚宴上，苏联的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喝醉了酒，对中国代表团的人说，我们把赫鲁晓夫给搞下去了，你们就把毛泽东也给搞下去，咱们两国关系就好了。毛泽东得知后先是很高兴，说咱们可是抓住他的小辫子了，要抓住机会进行反击，和他斗争到底。周恩来就按照毛泽东的思路，说新的苏共领导集团不要背着赫鲁晓夫的包袱，应该要改弦更张，重启炉灶，实际上是干涉他党的内部事务。而且勃列日涅夫怎么会自己否定自己？把苏共的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纲领和路线全给否定，而且是在中共的迫使下，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结果也没谈成。
1965、1966年中苏两党关系、两国关系越来越恶化，到1966年1月，苏联和蒙古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互助友好条约。这样苏联就不断地向苏中边界地区增兵，造成了我们说的百万大军压境，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我们马上就给他戴上一个“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这个时候，中苏边界冲突事件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在次数上，规模和形式上、范围上都发生了变化。次数上增多了，从1964年10月到1969年3月，一共是4160多件，比原来大约增加了一倍半。形式、规模上也有了变化，原来是口头骂、推搡、棍棒式武斗，发展到1968年、69年，苏联边防军出动坦克、装甲车驱赶上争议岛屿的边民，还轧死了中国边民，苏联的边防军向中国巡逻队巡逻的方向点射，这样严重的事件。范围都集中在黑龙江流域的吴八老岛、乌苏里江流域的七里沁岛、珍宝岛。随着中苏边界事件的不断升级、发展，可以说中国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还是有一个克制和忍让的过程。1968年周恩来指示,在中苏边界斗争上是要有理、有利、有节，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所以当时沈阳军区把十六野战军调上来，准备在绥芬河地区打击一下苏联。绥芬河是在吉林、黑龙江省交界的地方，为什么选择绥芬河，因为绥芬河是路界，苏联的炮楼、哨所比较大，打它，苏联会疼一点。但是，周恩来指示不能动火器，就是不能开枪。十六军于是成立了棒子队，准备和苏联打。
其实到这时候中苏边界的解决方案还是有三种。第一，最好的方案，双方边防军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然后通过政治手段和平谈判。第二，我们就是搞棍棒式的武斗，不要动火器。第三，就是开枪，不惜发生战争。当时中国国内强烈的反苏氛围，中国方面选择了第三种方案。1969年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提出一个在珍宝岛地区的反干涉方案，计划投入三个连的兵力，部分兵力上岛潜伏。2月19日，总参批准，外交部批准，后来报毛泽东也批准。所以，在珍宝岛事件之前，中国是做好准备了的。
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间、地点？时间定在三月是因为四月要召开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中共都是通过代表大会公布大政方针，这也是毛泽东运用非常娴熟的政治策略，就是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枪口一致对外。这样不但可以平息国内文化大革命造成的非常混乱的局面，也可以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因为在1969年2月份，毛泽东就安排四位老帅，就是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陈毅讨论国际局势问题，包括中美关系和中苏关系。所以就选在3月打击苏联。选择珍宝岛这个地点是因为它是位于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而且在枯水期，这个岛就和中国大陆连在一起。而且是在1964年中苏谈判时，苏联已经同意给中国了，所以在这个岛上反击苏军，苏联不至于为这个岛而拼命。还有就是1947年时，苏军就派人在岛上巡逻了，苏方也比较重视这个岛。如果在这儿打一下，既有一定的安全系数，也能造成一定的影响。再有一个考虑就是为什么选择水界，因为在那儿苏军不好调动机械化部队。当时周恩来说，在西伯利亚地区，苏军就没有建立后勤补给基地，如果要打起来，苏后勤补给就无法跟上，要是选择在新疆，就很难控制冲突规模，就很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战争了。所以就选在了珍宝岛。当然也不排除一种可能，就是在1969年6月，勃列日涅夫要组织世界工人党和共产党代表会议，3月末就要召开筹备会，不排除毛泽东想给他捣下乱：让你再去当什么国际共运的领袖。
3月2日，珍宝岛武装冲突爆发，东北还是冰天雪地，我们的士兵都披着白色斗篷，苏联巡逻队过来，看到的都是白茫茫一片，我们跳起来就用匕首刺杀他们。根据当时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的回忆，第一枪也是我们先开的。通过事后苏联向东德通报情况上看，苏军死亡的士兵多是从背后近距离被刺死的。然后在3月15号，发生了规模更大的战斗，这时候苏军已经缓过神来了，把坦克、装甲车都调上来，和中国打。
中国当时前线指挥部是设在虎林，前线总指挥是沈阳军区副司令员肖全夫。中国用炮火还击苏军，15日战斗打得很激烈。17日第三次战斗，中国的军队没有上岛，因为在15号，苏联有一辆坦克沉到了乌苏里江，苏军想把坦克给拖回去，所以17号又上岛。中国方面用猛烈的炮火把苏军给赶回去了，坦克被中国给拖回来了，就在中国的军事博物馆展出，作为新沙皇侵略中国的证据。不管怎么说，我们事先做了埋伏，开了第一枪，但这毕竟是在中国境内，是在中国的领土上。这个事件的政治意义大于军事意义。这个事件之后，双方又进行了哪些较量呢？
当时的苏军完全就被打懵了，3月2日，苏联边防军马上向莫斯科汇报，结果最高领导人全都不在，勃列日涅夫出国，国防部长也出国了。要不然第二次战斗也不会拖延十几天以后。之后，苏联非常愤怒，先是提抗议照会，接着召开记者招待会，组织示威游行，向西方投诉，向东欧国家通报情况。向西德领导人诉说这件事情完全是中国挑起来的，苏联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时华约国峰会3月底在莫斯科召开，勃列日涅夫提出来是否采取集体措施制裁中国，但是没有成功，华约其他国家也存在分歧。还有就是进行核威胁。再有就是1969年6月份，世界工人党和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有69个国家参加。勃列日涅夫在这个会议上提出一个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思路，就是要遏制中

中国历史人物故事 张元济

国在亚洲的扩张。
那么中国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核心的一条就是利用这个事件做文章。先是组织示威游行，在不到10天里组织了4亿多人次的示威游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题目就是《打倒新沙皇》，完全就把苏联和沙皇划到了一起。再有就是中共九大召开，4月1日，林彪做政治报告，这个政治报告是经毛泽东审批的，提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的口号。号召建立统一战线，反对苏联和美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谈国际问题时，谈美帝国主义的篇幅很少，因为没落的帝国主义走下坡路了，而谈到苏联时长篇大论，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国当时对苏联的防备态度。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毛泽东提出要准备打仗，说打起来还是放他进来好，让他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九大之前3月15日，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在听珍宝岛事件的汇报时，毛泽东提出，大敌当前，动员一下有利。主张让苏联打进来，占领牡丹江，国际社会就知道了。还说中国和苏联打起来，给美国人出了一个好题目，美国人可以做文章了。接着，中国方面晾着苏联。3月22日，苏联利用中苏之间还有的热线联系，给中国打电话，说苏联的总理要跟周恩来谈话。我们的接线员说，你一个修正主义分子，社会帝国主义者，有什么资格和我们周总理谈话，咵的一下，就把电话给挂了。当然这个接线员受到了周恩来的批评，但当时还是通过外交部通知苏联驻华使馆，我们之间已经发生武装冲突，再通过电话联系已经不适合了，以后如果有什么事就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接下来3月28日，4月中旬，苏联就不断地发照会，发声明，希望赶快进行第二次边界谈判，解决领土争端问题，中国方面都不加理会。直到4月底，中国才答复，说，你着什么急啊，我们会答复你的，稍安勿躁。拖到5月24日，中国政府才发布了关于边界问题的声明，申明中国政府历来主张通过谈判解决领土争端问题。后续措施又没有了。
莫斯科方面是满腹狐疑，觉得中国是不是在和西方搞政治调情？就很紧张，想，我得给你施加一点压力。一个就是核威胁，通过《真理报》、《消息报》发表文章，宣称苏联核武器如何强大，中国核武器还是处于比较低级阶段。苏联的外交官还与美国进行接触，说我们想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打击，你们是什么态度？当时美国表态不同意。苏联通过西方媒体不断发消息，传达苏联要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了的信息。第二个威胁就是采取军事手段进行报复，1969年8月13日，在中国新疆塔城裕民县铁列克提，苏军出动300多军人，在坦克、装甲车、直升机的护卫下突袭并全歼了中国的一支巡逻小分队，中国是吃了大亏了。苏联对中国施加的压力对中国还是奏效了。
怎么奏效了，我们来看一下。中共中央当时对中苏的战争做了一个过高的估计，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一个命令，说边疆省份的居民都要进入战备状态，从那时起中国的战备就进入一个超常规的状态。另外还是想要缓和中苏之间的紧张局势，9月初同意周恩来和苏联的总理柯西金进行会谈。9月初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去世举行葬礼，柯西金出席葬礼时对中方表示他希望在返回苏联过境中国时和周恩来举行会谈。9月4日，葬礼结束，柯西金返回苏联，当飞机飞至塔吉克首府杜尚别时，苏方收到越南方面转来的消息，说周恩来总理愿意和柯西金在首都机场进行会谈，说以前之所以没有同意，是因为翻译在传达信息上有误。柯西金随即就让飞机飞往伊尔库茨克，由那儿再飞北京。1997年时，我们和俄国学者有个国际学术讨论，参加的有一个库里克，当时就陪同柯西金在飞机上。柯西金一听说这个消息就很高兴，现场就准备要谈的内容。9月11日，周恩来和柯西金在首都机场举行了一次非常著名的会谈。在这次会谈中，达成双方军人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四点临时措施的口头协议。在会谈中，周恩来说，如果你们要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打击的话，那就是战争。可以看出，中国对苏联的核威胁还是十分忌惮的。柯西金还提出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建议，比如贸易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通讯关系，建议恢复正常发展。周恩来说我无权答复，只能回去汇报。
9月11日的机场会谈结束之后，中国方面就从这次会谈看出，苏联不想把事态扩大化，想缓和局势，所以中国方面的态度就发生了微妙变化。机场会谈应该是发布信息的，本来是“中苏双方在友好、坦率的气氛中进行了会谈”，结果中国方面通知苏联说“友好和坦率”不能要，就说中苏两国总理进行了会谈。苏联方面很纳闷儿，当时就问外交部的乔冠华，你们是什么意思？乔冠华耸耸肩膀、指指上面，表示我也不知道，意指这是最高层的意思。苏联也通过这次会谈摸清了一个情况，就是中国对于苏联的核威胁还是很重视的。面对中国态度的反反复复，莫斯科决定再给中国方面施加点儿压力。1969年9月16号，通过一个叫维克托·路易斯的记者在伦敦的《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正在讨论要对中国罗布泊的核设施进行打击并打算在中国国内扶持反毛势力，这两个信息发出来了。而维克托原来是苏联人，实际上是有克格勃的背景，后来跑到西方，西方一直认为他发表的东西就代表苏联官方的态度。这篇文章发表后，9月18日，周恩来就给柯西金写信，信里建议说中苏双方都应该做出不使用武力、包括核武器的承诺。9月26日，柯西金给周恩来回函，说我们可以签订一个中苏互不侵犯的专项协定。这表明在中苏边界很紧张的时候，苏联明确表态说我是不会和你打的。柯西金表示，机场会谈的四点临时措施虽是口头达成的，还没有书面认定，但是我们的领导人已经指示军队从争议地区撤离，脱离接触，不会再跟中国进行边界上的武装冲突。
那么在这之后，中国方面会做哪些反应？因为苏联已经强烈怀疑中国在向西方献媚了，苏联方面就是想息事宁人。毛泽东这边又做出两种反应：一个是缓和，1969年10月1日，毛泽东接见朝鲜的人大委员长崔庸健说，中苏分裂，美国高兴，我们不愿意和苏联打仗。因为朝鲜和苏联的关系不错，就是通过崔庸健把信息传达给克里姆林宫。还有中国开始同意第二次边界谈判，其后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开始。另外一个反应是，当时毛泽东过高估计了战争形势，认为苏联方面利用谈判来释放烟雾，然后再进攻我们。所以就有了紧急疏散，包括国家领导人疏散，异己分子、牛鬼蛇神的疏散。10月17日，林彪指示：全军进入一级战备。10月18日，总参谋长黄永胜以林副主席1号命令的方式发出了指示，边界地区进入临战状态。所以可以说，1962年我们把中苏定性为敌我矛盾；1964年在国家安全防御战略中把苏联作为敌人；1969年中苏之间发动战争，毛泽东要调整对美政策了，要联美抗苏了。这是60年代中苏关系发展的第三个关键年份。在珍宝岛事件之后，69年到71年间中国就调整了对美政策。
1969年10月的第二次边界谈判也反应出一个迹象，在谈判过程中，中方的当事人有一个突出的感觉，说每次谈完之后周恩来都不关心这次谈判怎么样，而是问，你们知道美国有什么反应？再到了1973年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全国大挖防空洞。
中苏同盟关系在1964年就已经破裂了，到了1969年已是名存实亡了。这就是珍宝岛事件。
提问交流部分：
提问1：我认为珍宝岛事件也可以从国内局势来看待，文革的群众运动，毛泽东是需要镇压下去了，另一方面就是从八大到九大，军队作为一支稳定的力量一直在上升，要获取合法性是否要通过国际的矛盾转移国内矛盾的视线？老师是否能提供一些实证的资料？第二个问题，珍宝岛事件有外交方面的一些资料，但是在1967年外交部已经被冲击了，陈毅也已经不能主持工作了，请问，红卫兵的冲击对珍宝岛事件造成了什么影响？第二个问题，珍宝岛事件有外交方面的一些资料，但是在1967年外交部已经被冲击了，陈毅也已经不能主持工作了，请问，红卫兵的冲击对珍宝岛事件造成了什么影响？
李丹慧：第一个问题。确实有一个考虑是稳定国内混乱的局面，这点是对的。九大林彪被确定为接班人，但是说军方要利用苏联的边界冲突事件提高军方地位，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材料，我也不这样认为。因为整个事件都是由毛泽东做出决策的，林彪对毛泽东是亦步亦趋的。毛泽东不会允许为了林彪的地位而发动一场战争。再有就是平息群众运动，我自己就是上山下乡的，我是1969年到黑龙江的。1968年，毛泽东的指示发布以后，红卫兵的运动基本上就已经平息了，1969年全国山河一片红，革委会都成立了，应该说国内的混乱局面是有所缓解的。我记得刚下乡的时候是豪气冲天，去的又是中苏前线，特别激动，知识青年的消极一面还没有出来。
第二个问题。文革初期，外事系统夺权斗争激烈，局面确实十分混乱，但是1967年8月毛即批判王力鼓动夺外交部权的“八·七讲话”是“大、大、大毒草”，中共中央随即决定对王力、关锋进行隔离审查，翌年1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外事系统的动乱局势由此有所缓解，外交失控局面基本得到控制。从1968年3月起，毛又做出一系列批示，纠正外交工作中“以我为中心”等等做法。此间至1971年，周恩来等人根据毛的这些指示，采取种种措施，集中纠正外事口的极左行动，使外交工作比其他领域较早地摆脱了混乱状态。总之，文革期间，外交决策权始终在毛的掌控之中。当然，事实上，夺外交部的权，一开始也是毛让王力去进行煽动的，只是他较早意识到极左思潮破坏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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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严重后果，如他后来所说的：“我们现在孤立了，没人理我们了”（1969年3月22日），认识到外事口不宜大乱，故能及早纠偏。
提问2：我想说一下苏联专家撤退的问题。我认为，苏联专家的撤退不完全是苏联对中国施加压力，而是苏联没有办法不得不撤退，因为在大跃进以后，实际上苏联专家是在坐冷板凳的，面对中国方面那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苏联专家既不愿意接受，也不愿意呆在中国，苏联方面的领导人是知道这个情况的，所以不得不撤走专家。
李丹慧：谢谢您。我先生是研究苏联专家问题的。你说的是两个层面的问题。1958年到1959年，在中苏分歧中，中国确实曾要求苏联专家参加反修斗争，而且当时还曾要求越南、朝鲜都要反修。但是还有一种情况，苏联专家和中国人的关系还是很好的，不少地方的专家都是这样，我和我先生曾沿着中苏边界线都走了一圈，很多档案馆都去了，采访了一些人。中苏关系当时还是很好的，老百姓还是跟不上毛泽东的思路。您说的是一个情况，但是单方面撤走专家确实是赫鲁晓夫很不冷静的决定，因为单方面撤走专家就是撕毁协议，恶化两国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成熟的国家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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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人是不会这么做的，应该采取谈判的方式，结束派专家的协议，不能采取过激行为，从而把两党的分歧带到了两国关系之间了。
提问3：您说1962年中苏关系已经定性为敌我关系了，我个人不是很赞同，因为那时候就是在意识形态上也没有把这个关系上升到敌我关系上，恐怕还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分歧，国际关系上还有古巴导弹危机上的合作，援助越南抗美方面的合作，到1963年邓小平访苏，其实也是想挽回关系。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中共方面还是有很多期待，
之后周恩来、贺龙访苏，当时不见得要定位到敌我关系。我比较倾向于1965年中方拒绝参加苏联方面组织的国际共产党会议，以1965年为界限，把反修和反帝摆到同样的高度。第二个问题，边界问题实际上是民族利益的体现，用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进行绑架，是否能对其得失进行评价？第三个问题，解决黑瞎子岛实际上是2004年签订《中俄东段的补充协议》，从当时出台直到现在，说这个条约是密约，这个条约是密约吗？我们在失去半个黑瞎子岛的情况下到底有没有所得？
李丹慧：第一个问题。你说的观点是我们官方的传统观点，我说的是依据档案文件资料进行的新的解析。1962年外交工作会议，陈毅讲话，说中苏关系已经是敌我性质了，只不过我们先不说。当时是党内控制这种认识，并没有公开。你说古巴导弹危机中国有配合，实际上是因为中国很高兴，赫鲁晓夫在美国的鼻子底下布置导弹不是反帝吗？说明你的方针是在向中国靠拢，中国非常高兴。所以是支持的。后来，赫鲁晓夫和美国达成了一个内部协议，苏联撤导弹，美国撤在土耳其的军事基地。美国在土耳其军事基地的导弹正对着克里米亚苏联领导人的休假地，对苏联人来说实在是太不安全了。这个时候，中国不知道这个情况，非常生气，说苏联怎么能撤呢？结果就是意识形态新的一轮论战。大论战确实是意识形态论战，敌我性质确实是内部掌握，并没有公布出来。1963年邓小平访苏也不是和苏联搞缓和，而是和他吵架去了。1963年中苏会谈完全是一个聋子式的会谈，就是双方各说各的，现在会谈的资料都解密了，会谈记录就是各说各的，全都不搭界，吵完了就回去了。毛泽东在机场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就是做姿态给苏联看的，就是夸邓吵得好。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周恩来访苏是要求缓和吗？我看不是。因为毛泽东给周恩来确定的谈判方针就是要让勃列日涅夫改弦更张，不要背赫鲁晓夫的包袱，其实就是干涉苏共内政，只要跟着中共走，两党关系就可以恢复，这不是一个真正解决问题的思路。1964年苏联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安全上的敌人了，同盟关系走到这一步，是不是已经破裂了？我认为已经是破裂了。1965年没有参加莫斯科会议，是因为毛泽东已经改弦更张了，既然我和你争不出一个结果了，我就不跟你干了，你当你的国际共运领导人，我就另起炉灶，领导亚非拉人民开展反帝斗争，民族解放运动。1966年3月，中苏两党关系中断。
第二个问题，我认为任何时候都不能把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问题搅在一起，中共掌权以后，从观念上还是国际共运的传统，不是国家关系的概念。
第三个问题，黑瞎子岛确实是个密约，没有公布。你后来说的154万平方公里虽然要不回来，为什么不找回江东六十四屯？我不是很清楚这个问题。你说江东六十四屯是一个领土问题吗？因为他是一个永久的居住权和管辖权，是在俄国的土地上，你把它要回来如何管理？由于黑瞎子岛战略地位很重要，从1929年苏军开始占领，你要是完全让他归还，恐怕也不大现实，于是就一分为二，成为一个经济贸易开发区，这是对中俄的经济关系和贸易关系都是有好处的。
提问4：在苏共二十大的最后一天上午，赫鲁晓夫做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有没有对斯大林进行全盘否定？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曾提出这个论点，真实的历史是否是这样？如果不是的话，中共官方为什么要采用全盘否定说，是不是害怕中国人全盘否定中国的斯大林？
李丹慧：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是逄先知先生、金冲及先生主编的，这两位先生都是非常严肃的学问家。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本来就拥有大量档案材料，所以应该是不会有假的。
提问5：林彪的一号动员令下达后，全国进行了总动员，实际上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没有报主席批，也直接导致对林彪的不信任。第二个问题在1969年10月1日以前，为了防止苏联搞突然袭击，毛泽东下令在1969年9月23日搞了一次地下的核试验。这个和你讲的事件有没有关系？
李丹慧：最后这个应该是中国做出的一个反应。第一个问题，紧急指示，中央党史研究室实际上在90年代就有一个研究材料和文章，包括林彪的秘书张云生的回忆录都没有提到这个，不是说林彪背着毛泽东做出的。
提问6：不管是什么政党，不管是什么领袖，他的最高利益应该是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我们讲了两个战争，一个是意识形态的战争，一个是实际的战争。毛主席斗来斗去维护了我们国家的什么利益？抢人家地盘了还是发展经济了？老百姓都要付出代价的，都要死人、花钱的？我们谋算了20年到底得到了什么东西？
主持人：其实这个问题已经不用李老师来回答了。
提问7：我一直不很明白，中共和赫鲁晓夫之间产生了很大的矛盾，主要是意识形态上的不统一，争辩谁更正统？同时从我读到的资料看，又总是围绕斯大林做文章，我不明白为什么围绕斯大林会产生意识形态这么大的差异？
李丹慧：一个是中国当时是苏联的斯大林体制，后来赫鲁晓夫发现斯大林体制的问题，赫鲁晓夫是想要进行一些改革的，中国方面，毛泽东维护斯大林，他认为赫鲁晓夫搞改革实际上是修正主义的东西，双方之间存在意识形态的冲突。一开始苏共二十大的时候，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毛泽东也是接受的，后来波匈事件之后，中国是处在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中国是想和帝国主义对着干，而赫鲁晓夫是想进一步缓和与西方的矛盾，中国和苏联实际上是有一个时代的差距，苏联比中国要早三十年，所处的阶段不一样，根子上的矛盾就是这个。
提问8：你认为提出东北亚新秩序后对中国边界的主张到底走到哪一步？
李丹慧：我想当代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要按照国际法的原则来谈。
主持人：非常感谢李老师为我们做的演讲。今天的演讲到此结束。
本文根据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演讲人审阅，如有疏漏，敬请谅解。
（2010年4月10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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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中苏关系正常化-李丹慧:珍宝岛事件真相——1960年代的中苏边界关系考察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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