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章开沅：在唐长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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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3 0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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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章开沅：在唐长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致辞

尊敬的海内外的各方学者，我今天是怀着一个感恩，另外也是怀念，再一个是寄希望于未来，以这么个心态来参加这个会的。我们自己学校的一个老先生，张舜徽先生，在22号也举办了类似的一个会，一个盛大的会。我没有能够参加，我感到很歉疚。因为张先生跟我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当时我恰好在香港。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原因研究“辛亥革命”研究了这么久，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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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碰到了辛亥百年，好多人来找，所以我有很多理由婉辞校外的邀请。但是我没有理由来婉辞唐先生这个纪念会，我是带着歉疚和感恩的心情来参加这个会的。
我最初不在武汉这个城市，我是1932年就是武汉大水的第二年，跟父亲到武汉来，他在武汉工作。我住了一年多，读小学。武汉这个城市对于外地人不是很友好。所以我很长一段时间受欺负，因为我是小学里面唯一的一个外省人。经常受歧视，我觉得哪里都可以去，就是不能在武汉。但是没想到在武汉一呆，1949年又南下，这样就走不开了，一直到现在。我现在很喜欢武汉，我很喜欢武汉就是因为我在武汉进入了一个很好的学者群体。所以我要在这一点上表达我对就是武汉1949年以后我所接触到的第一代学者群体的敬意，唐长孺先生就是杰出代表。但不是一个人，有一批。还有比他更老的，李国平先生，还有其他专业的，如吴于廑先生，姚薇元先生，还有彭先生，汪先生，一大批很好的学者，还有韩德培先生，一直到刚刚去世的马克昌先生。马克昌先生跟我是同年的，他早走了一步，我比他走得迟一点。我讲这句话是充满了回忆，都是些美好的回忆。我感到我很幸运，我在湖北参加了这么一个很好的学者群体，我以这个群体为自豪。这个也包括华中师范大学的，也包括华中科技大学的，还有财经大学、政法大学等等。就拿张培刚先生来讲，1990年我辞掉了大学校长到美国。当时没什么人来理我，我们的国家当时在整个的国际上是孤立的。我自己离开学校到美国，潜心做学问，也被很多人不理解。但是张培刚先生专程到耶鲁来看望我，给我很大的鼓励。而且他很坦率的跟我讲，你不要急着回去，很难得的机会在外面做研究。你回去之后又是一大堆无谓的纠纷等着你。我想这就是我们那一代学人，我所碰到的那一代学人，这是一种道义之交，我们平常没有任何的私人交往。我和吴于廑先生很熟很熟，我们没有私人的交往。君子之交淡如水，没有请吃过一顿饭，没有送过一份礼，但是我们的内心是相通的。
我之所以感谢他们，是因为他们在我年轻、幼稚的时候关心我、指导我、提携我。我那个时候在金陵大学读书，我48年离开了金陵大学到解放区，我是三年级，还不足个把月的时间就参加革命运动跑掉了，所以我是以这个身份跟随部队南下到武汉来的。当时叫中原大学，后来中原大学和华中大学合并，就到了华中大学，后来叫华中师范学院。你看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还要来教课，1956年还要做科研。我是多么的困难，也是多么的幼稚。所以我回想当年，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混过来的。但是这些老先生，没有任何一个瞧不起我的，待我都非常好。1956年“向科学进军”，什么叫“向科学进军”？一个大二的学生懂得什么叫科学啊。我那时好像在工会里还负点责任，是学习委员之类的，那时大概是找一个有经验的学者前来讲一讲。找谁呢，就是找的唐长孺先生。（转向唐刚卯先生，“找到你爸爸了”）为什么当时会找到他的呢，他当时的职称、地位是比较高的了。最高是李剑农教授，他当时是一级教授，唐先生是二级教授。吴先生当时评的比较低，我对他也很恭敬的，吴先生之所以评的比较低，当然有种种原因。当时就找到唐先生那里去了。唐先生很高兴的去了，当时也没有汽车来接，他是走去的。去的时候我们的校长（当时叫院长）不错，我们的院长是杨东莼先生，他们是同事，在乐山时候就是同事。杨东莼先生资格也很老的，他是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他很热情地接待了唐先生，后来请唐先生讲。唐先生讲什么我不记得了，但是唐先生私下跟我讲的一条经验我是记住了。我问他像我这个情况，大学本科都没有读完，我怎么做科学研究呢？他很实事求是，他说这也没有什么神秘的，他说你最好开始做点人物研究。你找一个人，把他的资料系统地找全，再看看国内国外有多少人研究，既有的一些研究成果。你找一个人，去做人物研究。他说这个对你的锻炼很全面，因为你刚开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你做一个人物之后呢，可能你就有点信心了。后来1961年以后呢，我就选择张謇来进行人物研究。因为张謇东西太多了，我做了年谱长编，也做了各种文集的小型的辑录，也做了他一些未刊行稿笺注这样的一系列的工作，这样就写了《张謇传稿》。那么《张謇传稿》出来以后受到了一些好评，现在张謇研究已经成为国际上，不能称为显学吧，也是一个相当受到重视的研究领域。而且学术界对于我做的南通研究和张謇研究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所以回想起来，大家可能还不知道这样一个秘密，最早的提议还是出自于唐长孺先生。
后来我在六十年代，六三年、六四年、六五年在北京工作一段时间。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呢，就在李岩先生工作的中华书局。我是中华书局的老作者，而且是中华书局培养出来的一代学者，是中华书局认可的，培养后备队伍，实际上就是“常驻”学者。它可以提供方便，住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利用他的图书啊，还有种种的优惠，金灿然同志、李侃同志也都在中华。在中华，我跟唐先生就接触更多了，唐先生在给二十四史做标点工作。我本来跟史学界的关系不是很密切，因为一个是我年轻的时候大学本科都没有读完，谈不上和学术界有交往。再一个，我当初很内向，不太会跟外界交往。唐先生就跟人介绍，主动介绍，让我有机会接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山东大学的王先生。王先生本来搞魏晋南北朝史，跟我关系也不是很大，这也是出自于唐先生给他的介绍。后来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唐先生又在标点了，标点的时候，“四人帮”利用学者，有时候利用教授，到处做这种“评法批儒”的报告。当时也曾经找过唐先生，但也有湖北的一个很好的老人，一个革命领导人李先念，李先念给唐先生打招呼。因为他知道唐先生是个读书人，对情况也不是很了解的。而且唐先生也是党员，也很服从的。他说：“回去、回去。”他用湖北话让唐先生回去。他说：“你不要在这里讲，要讲你回去讲。”唐先生就回来了。唐先生把这些话跟我们讲，当时我在北京，我们多少知道一点，就从他“回去回去”这两个字里多少知道一点，这北京是不好呆的，形势是比较复杂的。唐先生回来后，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吐鲁番文书，那就把自己整个的生命和自己的学科建设、学科发展联系在一起，那是最高的示范。我也因为这种种原因把唐先生作为我的学习榜样之一。
我今天来一方面是纪念唐先生，同时也纪念已经过去的，我没有能够参加他们任何纪念活动的这个第一代学者群体。我以生活在这个群体中的这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