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果论-余世存：今天怎样读历史？——2006年4月14日在万通《生活家》悦读俱乐部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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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余世存：今天怎样读历史？——2006年4月14日在万通《生活家》悦读俱乐部讲

一．历史跟中国人的关系
胡平和王康是同龄人，他们不约而同地得出结论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我后来不断引用了这个说法。历史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似乎高于其他民族。你可以想象西方民族是一个理念的民族，犹太人是一个信仰的民族，印度人是一个出世的民族，穆斯林是一个圣战的民族，但你很难想象中国人跟他们有多少类似之处。中国人的特点是入世的，历史的。历史在中国人心中有着极高的意义。
中国人缺少宗教，准确地说，缺少形式宗教，缺少外在的超越信仰，但中国人不是没有超越的时刻，不是没有道德的坚守。在别人那里，由宗教提供的东西，我们这里，由历史提供。我们相信，人可以通过他的德行、言论或功业来成就一生的价值，来流传后世。我们不相信末日审判，我们相信历史的审判。我们不相信有公正的上帝，我们相信有公正的历史。我们不相信有天堂地狱，好人死后会升天堂永享至福，坏人死后会下地狱永遭惩罚，我们相信历史，相信好人能流芳百世，坏人将遗臭万年。
和其它文明古国相比，中国有着最悠久、最丰富、最连续、最完整的历史记录。按照胡平的说法儿，跟其他国家的史书相比，中国的历史写作至少有两个特点：1、它坚持真实性，不畏权势，秉笔直书；2、它强调道德裁判，春秋笔法，意含褒贬。我们可以看到，经过一百多年的现代转型，这种史官文化，这种史书写作传统仍未中断。即使有意识形态史观或党派史观的横切，但中国人仍接近并洞察到了历史的真相；比如抗战、抗美援朝、反右、三年灾害等等，有这些那样的禁区，但今天的中国人仍像无师自通地了解理解了那些历史阶段。对其中活跃的历史人物，中国人也寄予了相当的同情。
对历史或历史写作的这种信念，相信历史所具有的审判和拯救功能，可能是中国人的生命哲学之一。像孔子之道不行于世的时候，他就退而写史，他作春秋而乱臣盗贼子惧。像司马迁遭受男性奇耻大辱，隐忍苟活，也在于他相信历史的拯救，他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人，以待来者。秦桧设计害岳飞，一度犹豫不决，怕死后遭唾骂。像文天祥从容就义，他的精神支柱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文革中，刘少奇遭陷害，百口莫辩，只能用一句话安慰自己及妻子儿女，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至于其他人，陶铸、彭德怀、陈毅这些人，他们也曾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一个党或一个领袖，但在他们最后的日子里还是把自己存在的价值

薛刚中国历史故事集读后感

托付给了历史。
对历史的这种信仰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比如7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时期，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第一次访问中国。周恩来接见了他，在会见后送客时，周恩来突然走到他的跟前说：“竹入君，我们中国不会永远这样下去的。”说罢转身就走。竹入告诉李慎之，他当时分明看到周恩来的眼里噙着眼泪。比如80年代，陈云针对党内保守派用扣帽子的惯用手段打压对手时说，难道过几年还要我们再去给人平反吗？
这种对历史的信仰，其功效甚至大于对宗教的信仰。当宗教都被历史进程打压奴役时，人们就会本能地信仰起历史的正义。比如俄国虽然有东正教，但东正教在极权主义横行的历史时期低头了。1943年，阿赫玛托娃在列宁格勒监狱服刑时遇到一个女人。那女人“嘴唇冻得发紫”，完全有可能从未听到过女诗人的名字，“她从那种我们每个人常见的麻木中惊醒过来，把嘴唇凑近我的耳朵（那儿每个人都是低声说话的）问道：‘你能描写这儿的情形吗？’”阿赫玛托娃回答说：“我能。”于是，一丝朦胧的象是微笑的表情掠过了这张曾经是人的脸孔。阿赫玛托娃执行了她的诺言，跟索尔仁尼琴一样，他们的经典写作，诗歌、小说，都是上个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历史叙事之一。
我自己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比如半个月前，我晚上坐出租车回家，司机突然问我知道不知道王丹、陈子明，我说我不仅知道，也在最近几年见过两人；司机一下子显得很激动，他滔滔不绝地跟我说他的生活，他听法广、BBC，对社会细节的了解比我还要多。他说像他那样的人这么多年生活得太苦了，知道很多事说不出来。他还跟我说，他是胆小，怕事，他知道特务满城走，但司机中也有了不起的汉子。有一个司机，玩世不恭，有一次拉活拉了一个胖子，胖子牛哄哄的，说是主席的孙子；司机就说，中国的事就是你爷爷搞坏了。孙子不服，要教育司机，最后司机把孙子赶下车了。我遇到的这个司机跟我说了一路，最后分别的时候，真的像是舍不得，他也不愿要我的钱。我知道，他不晓得用什么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心理。他其实是以自己的生活证实了我们中国人历史感的存在。
说白了，从中国人的理解来看，历史就是人心，就是人性。今天的题目是可以置换成我们怎样读人心人性的。对历史的信仰就是对人心的信仰，我们相信自己作为人的价值。这种历史感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它内在于人，它更朴素本真，所以它比依托客观外在的知识、上帝更有灵活性，它经常在危机时刻进行救济，比如西方人遇到危机的时候，上帝死了，作者死了的时候，他们也要诉诸于历史的审判。
二．因果论式的历史感及其文明机制
这种历史感是一个早熟的民族对自身存在和世界的看法。
关于人对世界的看法，按传统的划分有这么几类，认知的、意志的、情感审美的。涉及到人类的话语言说方式，就是科学叙事、历史叙事、审美叙事。别人也有历史感，只是他们的历史感跟中国人的历史感侧重不同，对这些人类心智世界的侧重强化，导致各个传统文明相似而又彼此不同。比如西方人的历史感是一种知识论式的，他们强调历史可以抽象出客观规律，抽象出理念或绝对精神来；信仰民族的历史感是一种宗教观式的，他们强调总体性审判，末日审判，他们相信历史有一个神正目的，有一个彼岸的超越性的存在。当然，向上的路跟向下的路是一样的。各个传统文明向高端前行，最终是相通相融。尤其是现代化以来，各个文明的差异性越来越小了，全球化理论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承认，各个文明的同质化程度会越来越高，而各个文明内部的个体差异性会越来越大。因此，我们说中国人的历史感只是一种相对的说法。
单纯地看历史感，尤其是我们把这种立身处世的感觉跟其他文明的感觉相比，我们可以说，怎么评价中国人的历史感都不过分。
它当然是一种文明观，一种世界观，一种宗教信仰情怀，又是一种方法论，一种人生态度，一种伦理态度。
跟那些把一切关系建立在客观世界之上的民族不同，中国人更注重自身的修为；跟那些把一切关系交给上帝的民族不同，中国人自己可以审判一切。像孔子说的，求仁得仁。像王阳明说的，我心光明，夫复何言？跟那种讲求真伪美丑的民族不同，中国人觉得真伪美丑就在历史里写着。跟知识论、宗教观的历史感相比，中国人的历史感要更包容一些，它更入世一些，更少偶像崇拜。历史感可能缺乏求知狂热，也没有神正目的论关于世界和人类方向的想法，但它的关怀更自觉具体。它是把祖先和历史人物事件召来，一起参与自身的现世成就，所以它更亲切更有人情味。
那么，能不能用一句话来说明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感跟知识论的历史感、跟宗教观的历史感之间的差别呢？我想过这个问题。虽然这几种人生世界观在终极问题上一致，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但在具体的人生实践上，在表现形式上还是有些差别。不用说，大家都同会理解，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感是伦理的，我们把生命看作是跟宇宙万物有关系的，人在宇宙中。但我今天对这种伦理的历史观更强调其中的一方面，即我们的历史感是对因果论的敬畏。这种因果论大于西方人说的因果律，也不同于信仰民族所说的末日审判。这种对因果的敬畏，既出自本能，也出自理性，更出自人的良知良能。
宋美龄有一篇非常漂亮的小文章，说的就是行为决定命运。她写道：如果过去的日子曾经教过我们些什么的话，那便是有因必有果——每一个行为都有一种结果。宋美龄甚至说，这种想法是宇宙的道德基础；它不仅适用于今生也适用于来世。If the past has taught us anything, it is that every cause brings effect----every action has a consequence. This thought, in my opinion, is the moral foundation of the universe; it applies equally in this world and the next.
对因果论的敬畏，中国人的表现是非常可敬可爱的。就是说，中国人在社会上的言行蕴含了某种敬畏。即使他们一朝权在手，他们并不自大自恋，而是表现出某种谦卑。我的非常道里收了很多这方面案例，比如说这些故事。
——张作霖在孔子诞辰的时候，会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跑到各个学校去，向老师们打躬作揖。张作霖说，我们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亏诸位老师偏劳，特地跑来感谢。
——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在龙泉寺，陆建章负责执行。陆说袁曾手示八条保护太炎，如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说经讲学文字，不禁传抄；毁物骂人听之，物毁再购；早晚派人巡视，恐生意外，等等。陆建章对人说：“太炎先生是今之郑康成。黄巾过郑公乡，尚且避之。我奉极峰命，无论先生性情如何乖僻，必敬护之；否则并黄巾之不如了。”
——韩复渠曾视察青岛大学，由青岛市长沈鸿烈陪同。沈市长介绍时说：“主席，这是我们自己的学校，你不必客气，有什么指示，尽管吩咐。”出人意料的是韩主席没有什么指示，他只嘿嘿了两声之后慢条斯理地说：“我没有什么话说，各位老师都教得很好，很好，很好。”
——当中共领袖得知白求恩染病消息后，立即下令全力抢救。周恩来密令上海地下党，一定要弄来延安没有的抗生素盘尼西林以及其他必须的药品。地下党负责人万般无奈，最后硬着头皮去找上海闻人杜月笙帮忙，杜看了单子后半晌没说话。地下党负责人有些着急，一字一句地说：杜先生如果肯帮忙，我们是绝不会忘记的。杜月笙说：这次药单的确有些难办，与以往我帮忙的小事儿不一样，不过人家一个外国人能不要命地来帮助我们中国人打小日本鬼子，我们中国人自己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请明天晚上黄浦江口接货吧，所有费用就算我捐助了。
——1962年6月一天，中南海游泳池畔，毛泽东质问刘少奇：为什么不顶住邓子恢、陈云等人的右倾举动？刘一向顺从毛，此次竟“有些动感情”地顶了毛：“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对因果论的敬畏，中国人的表现也是相当可畏可怕的。
比如在过去，中国人一旦在原始积累时昧了良心，他肯定会想办法弥补的。我们经常提到的案例就是，一些江湖郎中，走村串巷，一旦看上一个民风淳朴的村子，他安下家，比如给井水里撒点药，让村里人得点病，他来医治，这样积累起家业；到了儿孙长大时，他要么做善事，要么劝儿孙搬家；为什么，因为他相信报应。
比如千家驹，浙江金华第一个共产党员，大经济学家，后来被批斗，他买一瓶二锅头到香山鬼见愁自杀未遂，说两句牢骚话，儿子都给他告密，他为此反省，认为是自己前半生狂热革命而泯灭人性的报应，他还说过吴晗。深入在民盟内中共秘密党员吴晗和盟内的左派批“章罗”之疯狂狠辣，使千家驹为之心冷。当他后来写到吴晗时，说道：“没想到文革中他被毛整得比章伯钧还惨，甚至死无葬身之地，难道不是因果报应吗？”
对这种因果论的敬畏，理解得最深的可能还是那些社会化程度较高的人，那些对社会的其他成员有更多支配资源的人。比如毛泽东，他曾经流泪，因为他想到中国人说的，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也经常引用俄国人的例子。当代俄国最著名的富豪之一，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他少年时代的梦想是成为一个物理学家，他在苏俄转型的年代发了横财，但他承认自己无能面对人性的阳光，“我不能说我是一个绝对正直的人，是所有人的榜样。”古辛斯基承认俄国人的黑暗、肮脏和丑恶，“任何一个从1985年之前的这个国家熬过来的人，或任何一个1985年之后建功立业的人都不能说是。我们都有对我们的孩子难以启齿的事。”这也是一个对因果有着敬畏的人所说的话。
说到因果论，你们可能还会想起北岛的诗，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北岛的诗在当时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反响，也是因为他激活了中国人的历史感。
你们可能还会想起食指的诗，相信未来。但只是相信未来并不是因果论的内容，因果论不仅承认过去和未来，也承认现在。这是一种了不起的存在主义，一种朴实而伟大的关于人的学说。宋美龄说的是，我们日复一日地写下我们自己的命运，因为我们的所为不留情面地决定我们的命运。这是最高的逻辑及人生的法则。我们可以举例，比如宋朝的范仲淹，因为正直，多数被皇帝贬官下放，但他并不觉得有什么倒霉的，他的言行获得了社会的回报，他自己认识到，仲淹三贬而光，多次被贬反而在民间有更大的声望。我们还可以举例，比如，现在不少经济学家，在大众心中只具有戏子的意义，有些朋友甚至直言劝经济学家不要帮闲帮凶，不要主动做替罪羊，不要活着时看到自己的葬礼。因为确实，社会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埋葬了他们。
中国人的历史感有自己一整套文明机制。它是普适的而不是特殊的。它是关于个人的文明认同的。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因果论式的历史感跟知识论、宗教观的历史感不同。社会学家证实，一个家族的成就高低跟它的宅心有关，比如调查江南明清以来的一些家族，那些家族繁荣几代甚至十几代的，都有着善良、诚信、正直、谦让等等品德，反之，那些奸滑、自大、虚伪之人，虽然暴发，仍会破落。这种历史现象，如果用知识论式的历史感来表达，人们就会发展出一大套人类文化学、社会学的知识来，从中得出结论，人要诚信、正直等等；如果用宗教观式的历史感来表达，人们就会得出结论，这种历史现象在于那些宅心仁厚的人家是被上帝捡选的人。但用因果论式的历史感来表达，就是中国人都知道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种直觉，使得中国人活着有一种相当踏实的认同，他活在这种历史里，他也在写自己的历史。
这种历史感在各个阶层里有不同的落实方式，我们简化一点说，它在老百姓那里是因果报应，它在儒生和士大夫阶层那里是因果律，它在统治者那里是天象天谴天命和人心向背。它也有知识背书机制，比如个人修史传统和朝廷修史传统，无论哪一种历史写作，都是要进行道德审判，在这种审判里，中国人完成了自己的价值和生命认同。它当然也有物质财的表现形式，比如宗祠、庙堂、各种民间组织，有仪式、节日、有祖先崇拜，但它更是一种现象学式的处理态度。现象学有一个词叫悬搁，直取本质，中国人也是，中国人把客观规律或上帝什么的都悬置起来，中国人的历史仪式实际上也是一种方便，是孔子说的，祭如在，是老百姓说的，信则有；为什么要祭，要信，还是要解决中国人的精神或心理问题。中国的历史感及其文明机制在于中国人求放心，在于救济中国人自己。
三．当代中国人的史观
通过观察中国人的历史感，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历史感正是一种非常坚实的信仰情怀，是一种做人做事的信念。对中国人来说，历史不仅属于过去，它也活在当下，活在我们心里，并成为我们的营养，成为我们教养自己和后人的财富。
我们可以说，这种历史感是一种坚定的入世宗教。我们的文明之所以早熟，之所以没有经过别人那种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就是因为因果论的历史感，它比经院哲学和修道院论证上帝存在更有社会关怀，更有个人关怀。它更世俗，西方人需要通过现代化来完成除魅的任务，中国人是通过因果论式的历史感来完成的。
如果我们也俗一把，说一些别人有的我们古已有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自由主义的精神中国早有了，中国人的自由意识是通过历史感的意识来表现的。19世纪的俄国赫尔岑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境界可以说今天的知识分子也少有达到：自然并无计划，历史亦无剧本；原则上，并无任何单一锁钥、任何公式能解决个人或社会问题；普遍的解决并非解决，普遍目的亦绝非真实目的，每一时代各自有其质地，各自有其问题；捷径与概括不能代替经验……但他的这种思想在中国人因果论式的历史感里有着非常好的答案，也有非常好的解决之道。中国人相信生命存在，既非从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也非从上帝的选民等角度来相信，中国人从来不说，我种下了龙种获得了跳蚤，中国人习惯说的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We Chinese have a saying: “If a man plants melons, he will reap melons; if he sows beans, he will reap beans.” And this is true of every man`s life: good begets good, and evil leads to evil.
这种历史感在传统文明里，借助于儒生、士大夫阶层和史书写作而得到了加强。但到了近代，这种历史感开始出现问题了，林则徐晚年感慨，青史凭谁定是非？中国人一旦对历史产生怀疑，它能否沉淀出真实，能否对人物和事件达到公认的道德定论，传统的道德秩序就根本动摇了。
我们可以说，现代转型上百年就是为了解决这种历史危机的。只是上百年的历史进程都没解决得很好。这主要表现在中国人的史观出现了问题，历史正义反而被意识形态教条和政党学说取代了。
按照一些朋友的说法，我们作为后发民族的现代化历史，其特点是观念先行，协同进化的历史。但观念，必然比不上现实更生动更不确定，甚至也比不上传统文明模式那种大成包容的一面。所以新儒家们认为中国文明的现代化是坎陷的历史，中国文明是一种智慧，一种佛家所说的般若，一种直觉，但在现代转型的历史里，智不得不把自己坎陷为识，一种死的知识。这种知识甚至是妄自尊大式的，它不接受其他文明的智慧，它宣称自己是宇宙的法则，是历史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型的东西。
在这样一种现代观念面前，不仅传统文明、而且人本身都显得不足道了。一切都服务于这种历史主义，历史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对历史的解释不再是由人心人性来完成，而是由观念、阶层、政党、国家来完成。历史文本的说法出现了，人只是历史文本借以书写的工具。
实际上，这种历史危机自宋明以后就开始了，以至于王阳明不再诉诸历史审判而直接诉诸人的良知良能，他的努力当然不足以挽救传统文明的危机。传统文明确实需要其他文明的撞击才能新生。
但这样出现的史观就跟传统史观不同，它是一种历史决定论式的史观。这种史观首先是由党派和阶层来表达，它们的拳头粗，力量大一些，这种意识形态史观支配中国人一百多年，比如有人说国民政府的史观延续了传统史观，又有所变化，孙中山承继文武周公等人的道统；又有人说中共的史观早期是马克思主义批判式的，把传统历史看作人的史前史状态，把中国历史看作一片黑暗，只有自己能把中国人带入新天新地；后期史观则是黑格尔式的，把执政当作现实存在，现实的是合理的，它的执政是中国特色的绝对精神。
这些史观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当然有很多漏洞和不足，所以，个人史观仍在党派史观的极权笼罩下发挥了自己微薄的作用。这些史观我们可以数得出来的不多，比如民国的时候有李宗吾的厚黑史观、梁启超的大历史观、陈独秀鲁迅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史观、雷海宗等人的史观。
最近二十年来，在个人史观方面有所阐述的仍是非常少的。我们数得出来的，柏杨的“酱缸”文化说，大家是很熟悉的，他认为中国人的文化和历史是一个大酱缸，不能流通，不重视活的生命。
金观涛的超稳定结构说，他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未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封建专制的历史那么长，就是因为中国社会有一种超稳定结构。孙隆基的深层结构说，则是偏重于文化层面来揭示中国人的丑陋。
还有一种苏晓康的大陆文明说，即说中国文化属于大陆型文化，今天要开放就得引进海洋文化，就得习惯海洋文化。
这些说法大同小异，都是要指出中国人、中国历史或中国文化的不足，以求得更大进步的努力。他们都属于历史主义史观的范畴。
属于这一范畴的还有唐德刚和黄仁宇。唐德刚在宏观上提出了中国国体“转型论”之说，这一“转型论”在90年代差不多成了海内外社会科学领域最流行的一种理论。“转型论”将我国自西周以来的社会历史划分出两个转型期，第一个转型期发生在秦以前的战略阶段，由公元前4世纪中叶“商鞅变法”开始，一直到汉武帝与昭帝之间（公元前86年前后），才大致安定下来。前后“转”了二三百年之久。“转型”的标志可以概括为12个字：“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转型之后的中国，照唐德刚的说法儿，是千年不变。第二个转型期发生在“鸦片战争”时期（1839－1840），秦汉模式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下逐渐维持不下去了，我们的传统制度被迫作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在这一转型期，中国历史几乎十年就要变一变。这第二次转型期被唐德刚喻之为“历史三峡”或历史的“瓶颈期”：“中国的近代史就如过三峡，非两百年不为其功，现在已快出峡，约再有三四十年，中国的近代化发展就能走出坦途。”黄仁宇也是大历史观，他的史观认为每一阶段的历史都有它在大历史中的任务。比如他说蒋介石时代，中国人完成了上层社会的整合；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完成了下层社会的整合。
还有一些史观，比如大家熟悉的吴思先生的潜规则，大家不熟悉的任不寐的灾民史观，还有我本人的类人孩史观。
这些个人史观都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它们跟传统中国史观相比，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忽视了历史中的个人，就是从人心人性的位置上后退了，退到历史决定论、历史主义的怀抱。这些史观虽然表达得极富个性，却从孔子、司马迁那类个人写作的历史传统里退后了一大步。那种建基于人心人性之上的历史审判功能，经由孔子、司马迁等人示范的惩恶扬善的意义，就被一种转型的历史目的代替，为这一历史目的服务的各色人物都有了可以理解、同情之处。这些史观虽然突破了党派的意识形态史学，但他的史观跟意识形态历史没有太大的差别。
这种现代史观跟传统因果论式的史观有很多差别，它不再敬畏了，它出于理智地神话了历史。现代历史本来是一个祛魅的过程，但我们的史观反而给历史添加了神秘的色彩。这种现象

中国历史故事主题绘画

带来了很多后果，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使得中国人的历史感出现了危机。中国人失去了自我审判能力、失去了现实和历史的审判能力。凯恩斯说，从长远看，人都是要死的。当代中国人在这样的知识面前绕不过去，而失去了自我。中国人因果论式的历史感，只是有个体自觉，只具有个案意义。中国人开始在因果论式的历史感之外，寻找另外的拯救之道，比如

中国历史故事远古时代图片

离开自己的同胞，到另外的地方谋生，但他们仍有不安；比如因信称义，因名称义，他们信仰宗教，去做礼拜，热爱自由主义，去读经典，但他们仍有不安；这都是离开自己的心和自己的历史去寻找一种替代方案。
而别人的文明在现代转型里不仅通过除魅化的世俗过程，消除了文化传统、宗教信仰那种神圣崇高的一面，而且通过新闻出版、学校教育、政治制度等多种形式明确了是非善恶意识，明确了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他们的历史感跟传统中国人的历史感一样，
跟当下紧密地结合起来了。他们比传统中国人的历史感更进一步，他们的审判监督功能是及时实现的。在他们社会里，有一种约定俗成的“政治正确”机制，这种机制监督一切官员、商人、学者，使他们不要犯下基本的做人的错误，一旦犯错了，社会也会逼使他们认错，如果不认错，社会有力量使他们出局。
可以说，发达社会的制度功效正是中国人理想的历史审判能力。遗憾的是，今天中国人的历史感还没有强到超越古人，达到跟发达社会同步的程度。我们今天的现代转型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不够，比如我们虽然也有审判监督意愿，但我们的社会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社会意识走在社会机制的前面，这些经济学家、学者们之所以还能够做秀、表演，是因为我们的社会还未形成一种良性机制来审判他们、来认识自己。
因此，怎样读历史，其实是怎样读我们自己的内心，读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只要我们还有心，我们的历史感就不会丧失。我们仍会用自己先辈们常用的方法立身处世、安身立命。从今天社会转型的过程来看，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感正在恢复，正在从个案向普适性转变。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比如，民间对陈寅恪、顾准、林昭、王小波、黄万里、李慎之的纪念活动，都表明一种历史价值评判机制的启动；比如网络所代表的民意，不管人们说那些民意多么民粹，盲目，但它仍是了不起的，它反映了网民要求自己选择自己做主的主体意识。还有这些年历史图书的热销，读经运动，传统节日、民族服装的讨论，都象征中国人历史感的恢复。我相信，假以时日，一种以因果论的历史感为基础的文明重建工作也会卓有成效。这样，我们活在当下，也是活在历史里，活在未来的世界里。
跟传统历史感的个人领悟不一样的是，今天的中国人要想在现代化历史里获得坚实的历史感，一定要参与社会公共活动，要使自己充分社会化。这种公共参与要通过知识产品、人物事件、社会运动来实现。比如，行己有耻一条，你不能说你活了一大把年纪才知道什么是光荣耻辱，你也不能把这些光荣耻辱灌输给别人，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标准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当然，你也不能说你打小就知道耻辱所以不屑于别人讨论什么是耻辱，一切都取决于互动之中。传统文明的美好的一面是需要在今天以制度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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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方式来保守下来的。我记得在民族危机的时候，章太炎讲学的核心就是讲行己有耻。还有，我们不能因为自己跟西方人的知识系统不一样，就妄想重构我们的现代化，就觉得我们不需要西方人的政治、道德标准；我们可以借用他们的知识工具，来加深对自己的历史的了解，像我前面说的，江南几百年的家族变迁，就完全可以写出很好的历史作品来。这种公共参与就是要把儒生们说的“智的直觉”转换成社会秩序建设上来，把人的充分个体化跟充分社会化结合起来了。伦理的、因果论式的历史感就会在我们的社会里扎下根来，我们生活其中就会免于恐惧和匮乏，我们也有着必要的虔敬和自由，而这样的现代公民才是一种人格自我完善的人。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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