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傅国涌：从现代化解释系统看中国近代史——在绍兴E网读书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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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傅国涌：从现代化解释系统看中国近代史——在绍兴E网读书会上的发言

长期以来我们对中国近代以来历史的解释主要是一个系统，叫做革命话语系统。以往我们一提起中国近代史，一开口就是“三大运动”，所谓三大运动就是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三大革命运动。然后是五次侵略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一讲就是五次侵略战争、三大革命运动，革命话语一统江山，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体系。我们去天安门广场，可以发现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有八幅浮雕，这八幅浮雕是从虎门销烟开始，到横渡长江结束的。虎门销烟，然后是金田起义，然后是武昌起义，然后有五卅运动、抗日战争、横渡长江等这些画面，其中有一幅是五四运动，但是这里的五四运动强调的是什么侧面呢？是5月4日那天学生上街游行、火烧赵家楼的事情，它没有强调新文化运动，整个把中国带入现代的新文化运动，所以它强调的还是革命系统，它认为学生运动导致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成功，所以整个八幅浮雕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革命话语的历史解释系统。实际上在这个八幅浮雕之外，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还有另外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没有被刻入这个浮雕，比如说很有名的洋务运动没有刻进去，在经济上要富强的它没有。第二个重要的是要在政治上改良，走上一条西方式制度的维新运动没有刻进去。第三个，在晚清也就是清朝垮台前的五、六年当中曾经风起云涌，现在人们都不太知道的晚清立宪运动，没有刻进去。五四运动当中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这一段它也没有体现出来。五四运动之后在中国跟革命同步进行的其他的包括民主党派的和平推进中国民主化的那些运动，我们也可以叫民主党派运动，它里面都没有。几次知识分子推动的、很有影响的立宪运动，在民国时期，包括联省自治运动，包括30年代初的那一次以及抗日战争期间40年代在重庆后方的那一次，两次宪政运动，这个画面上都没有，还有非常重要的从重庆谈判到政协会议这一段，也就是用和平手段，大家坐下来在圆桌上讨论中国前途和命运问题的，这段时期的中国几大力量，包括共产党、国民党、民主党派、无党无派这些不同政治力量，用和平手段解决中国历史问题的和平努力，在这八幅浮雕里也没有。所以我经常说在八幅浮雕之外，就是革命系统之外、暴力系统之外，还有一个和平的、非暴力的、渐进地推进中国社会进步的重大历史事件还可以刻八幅浮雕，这八幅浮雕目前还没有可能刻到纪念碑上去。我们的解释系统只有一个国家的革命解释系统。
实际上在近代以后，早在民国时期开始，我们就有一个叫蒋廷黻的历史学家，他写过一本很小的书，《中国近代史》，很薄的，大概六万字。从他开始到以后，特别是西方的历史学家，研究中国的像费正清这些人，他们一直有另外一个解释系统，那就是现代化的解释系统，用现代化的话语来解释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这条线索其实一直就有，从蒋廷黻这样的留学美国归来的学者到外国研究中国的学者，都用这样的一套解释系统。但是这套解释系统一直到了八十年代后才被逐渐引入到中国学界的视野，可惜到今天为止，这套话语还没有成为主流话语，就是没有成为被教科书认同的，没有被写入教科书的体系里面去。所以基本上这套话语还是被遮蔽的。
现代化的解释系统，我的理解是这样，所谓的现代化就是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经济现代化。长期以来我们只是拼命地强调四个现代化当中的一个现代化，就是经济现代化，而且我们只强调经济现代化当中的技术现代化，换句话说我们的彩电、空调都要用最高级的、最好的，通讯系统要用西方高科技的，只强调硬件的东西。在政治层面、制度层面，也就是软件方面，一直也没有跟主流文明接轨。所以在经济现代化当中，我们也是个破脚鸭，也是单条腿走路的，更不要说其他的三个现代化。无论是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还是政治现代化，我们都没有什么大的进展。用这样四个现代化的标准来衡量，按这样的解释系统来解释中国近代历史的话，我们的眼睛就会一亮。因为我们从晚清开始，从曾国藩那一代开始，我们中国的最优秀的那些人就开始努力了，他们先是开始搞洋务运动，学人家的叫船坚炮利，学造武器、学造船，兵工厂办起来了，造船局办起来了。这是第一步。后面发现这些办起来也没用啊，还是打不过人家，甲午战争，我们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北洋水师舰队的吨位、力量跟日本的比起来还略占优势，但是我们的制度不行、政治制度不行。我们光有跟人家对等的军事力量是打不过人家的，光是靠洋抢洋炮解决不了问题，所以第二步才有了维新运动，大家要去改革政治制度了。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维新运动只搞了一百天，但它前面的铺垫有很长时间，从1894年一直到1898年，将近四年的酝酿过程都可以算是维新运动。 但是光绪皇帝颁布诏令到被镇压只是一百多天。但是这个一百天多当中，有几百个诏书雪片一般飞向中国，真正得到落实的只有一个省份，就是湖南。湖南为什么落实呢？湖南在皇帝下决心真正变革前，已经自己在搞新政了。现在非常有名的学者陈寅恪的爷爷陈宝箴，他是湖南巡抚，他和他的儿子陈三立，后来是一个守旧派的诗人，他们父子合作邀请了一大批湖南籍的和非湖南籍的精英，包括梁启超、湖南的有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这些精英一起办了很多的事业，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各个方面的。他们那时候就有矿务局，就有很多的电灯公司，有轮船，还有类似银行这样的组织，还办了很多学堂，出现了很多学会。湖南新政的成绩是很大的，但是随着百日维新的失败，陈宝箴父子都被革职了。那一年陈寅恪只有九岁，他看到爷爷和父亲变革失败的那一幕。他一生中就怀有很深的历史情结。因为他九岁就目睹了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变故，陈家父子虽然没有被杀头，只是被革职，但是对他们陈家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在北京来说，运动失败以后，康梁流亡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头，整个运动被扼杀了。
扼杀这个运动之后，朝廷并没有走上健康的道路，最后还是八国联军进来了，连慈禧太后都仓皇出逃到西安去了，一路上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在这次变故之后，她有机会回到北京城，慈禧以光绪的名义下了罪己诏，而且启动了曾经被她抛弃的新政改革，叫做晚清新政。从1901年以后她就重新启动改革了。实际上离戊戌变法失败只不过三年。三年以后，慈禧太后居然就接过了她原来所否认的、所镇压的政策，自己搞改革了。这个改革到1905年达到一个高峰，连科举制都废除了，她要办新学堂，为了办新学堂的政策能够贯彻下去，让人家抛弃对原有的科举的幻想，她居然把这个考试停掉了，把读书人从秀才到进士这条路全废除了。中国开始往新的道路转变。在1906年她就搞了一个预备立宪，虽然我们现在看来她的预备立宪有欺骗性，她不一定真心搞，但是作为一种国家的大政方针，它确实颁布了，公开宣布要立宪了，就是说清政府要成为一个君主立宪下的有限君主权力。这个是实打实的。去年是这个事情的百年祭，我有一篇文章，对慈禧颁布预备立宪这个事做了回顾。这件事当时在民间的反响是非常巨大的，它酿成了晚清的立宪运动，这个立宪运动力度要比戊戌变法大，社会影响也比戊戌变法大。康有为、梁启超所影响的主要还是上层精英，立宪运动已经影响到中产阶级，就是说做生意的，普通的商人们都影响到了。最多的一次签名，就是要求早开国会的签名，有十几万人参加，影响到全国很多的省份，而且清政府也确实有实际行动，比如说清政府在各个省，远到新疆这种边远地区都设立了咨议局，咨议局就是地方议会，而且他们是真格儿选举的。它不像我们现在选人大代表，怎么选你都不知道。它真是选出来的。但它的选民是有条件限制的，也就是读过书的、家里有财产的才有资格做选民，投票选哪些人当代表。虽然有限制，但那毕竟是选举，我们现在肯定不能选嘛！我们的县级以上人大代表都是间接选举产生的，老百姓是不可以直接投票的，我们可以投的是乡镇一级人大代表，或者说村一级的村长我们可以选，其他的我们不能选。当时慈禧太后还是走得比较远，整个晚清立宪运动从1906年到到1911辛亥革命发生前这个五年，在中国的影响是波澜迭起。毛泽东有个老师叫徐特立，中共五老之一，他为了立宪运动就把手指头都砍下来啦，他砍手指，血喷出来写血书，要求清政府尽快立宪，早一点开国会。清政府也作出了一些安排，比如时间表提出来了，原来最早设想是十二年立宪，后来是九年预备立宪，后来再缩短到六年、三年，那就是不断地在让步。而且中央一级的准议会机构叫资政院，也确实成立了，开会了，由各省咨议局选出的代表都到场了，而且开始运作了。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翻那个时候的档案，那些资政院、咨议局玩的是真格的，对大政方针都是要提出自己意见的，虽然他们还掌握不了当时的决策权，监督不了满清的王公贵族，但是他们对社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晚清立宪运动在历史上是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曾经被忽略的环节。
还有接下来就发生辛亥革命，大家都知道。但是辛亥革命常常被忽略的是什么呢？我们往往记住孙中山，记住孙中山代表的革命党人，记住这个派系的活动，我们往往忽略了辛亥革命是多种力量努力的结果，其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并不是单一的。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只是其中的一元，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而且是很分散的，里面有各种不同的主张，不同的派系，不同的路径，并不都是臣服在孙中山之下的。比如说，孙中山与浙江的光复会就是不合拍的。光复会是独立的，跟孙中山早就分道扬镳了，光复会在江浙沪一带影响是非常大，是决定了东南命脉的一个政治力量，孙中山影响不了。比如说导致了武昌起义打响第一枪的那两个组织共进会和文学社，那也是不听孙中山号令的，跟孙中山没有多少瓜葛的两个组织。 革命党人内部是这样，在革命常人之外力量最大的三股力量：以袁世凯领导的北洋派系，这一股政治军事力量，一股是晚清立宪运动当中产生出来的全国各省的咨议局议员、代表，他们的领袖主要是两个人，一个是浙江的汤寿潜，浙江萧山人，一个是江苏南通的张謇，这两个是立宪派的领袖人物。他们所影响的中国的力量是非常大的，他们手里有钱、有人，都是读书人、商人，然后有机构，他们的机构是各省的咨议局、商会等合法组织，而且他们有联合组织，他们有四次向联合政府请愿的经验，然后组成了全国咨议局联合会，这个组织是势力非常大的。这一支力量在推倒清政府的过程中起了特别大的作用。另外一支力量也非常重要，那是各省的新军。我们知道清政府进入中原统治，走了一条下滑线。第一拨进来的八旗子弟很厉害，八旗军是狩猎民族出身，如入无人之境，一路打到南方。后来随着时间推移，八旗子弟只会遛鸟了，只会玩蛐蛐了，只会唱昆曲了，不行了，衰落了。只能靠绿营来打，但绿营后来成了双枪军，一手拿鸦片烟枪、一手拿枪，没有战斗力了。所以到了太平天国起来的时候，他们就要依赖湘军、淮军这些新的武力来为他们服务。到最后甲午战争以后北洋水师覆灭以后，淮军靠不住了，所以就叫袁世凯到小站重新练一支新军，这支军队后来就叫北洋军，北洋军阀的就是在这里崛起的。我们看清朝的军队系统这样下来，到了辛亥革命的时候各地主要的主要武装力量是新军，这些新军，基本上是袁世凯掌握的北洋军之外的新军，包括山西的阎锡山、云南的蔡锷，还有江西的李烈钧等，他们都在颠覆清政府时起了重大作用。
1911年，正是这样四股重要力量的合力把267年天下的大清王朝给翻了个个儿，逼清廷退位了。实际上这个退位不是暴力革命的结果，基本上是一个以武力为后盾、以整个社会力量的合力逼退的，是一个大致上和平的演变。辛亥革命可以看作是和平演变。当然，我们知道辛亥革命之后有过两次反复，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正因为发生这些事情，人们对共和没有信心。当时发生了军阀混战，整个社会四分五裂。但军阀混战不一定都是负面的，可以重新进行评价。至少在这时候，中国社会又出现了一批新的人物。这批人怎么来的呢？就是1905年废除科举制前后的新学堂的那些学生们，有些留学了，有些没留学，这些人长大了，1905年前后的新学生长大了，到了1915年之后他们要站起来了，要跳出来了。这些人是谁呢？是陈独秀，五四的这些人。陈独秀当年就是浙江求是学堂的学生，1899年的时候他就在杭州的求是学堂也就是浙江大学的前身读过书。胡适当年就是在上海好多个学校读过书的。这些人长大了以后他们要掌握主导权，要推动历史，所以就产生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它也是和平的，后面导致出现共产主义思潮，这是个意想不到的，那是一个无意的产物，不是新文化运动追求的目标。
整个近代中国走过来的脉络是很清晰的，假如用现代化话语系统来解释的话，是很清楚的。每一步我们所追求的目标就是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经济现代化，但是这条路走到五四运动之后发生了一些畸变。这个畸变就是说中国这个民族，包括整个国际背景发生了一些微秒的变化。国际上苏联已经诞生，共产主义思潮已经在实际上成为一股比较大的潮流，所以很多人向往这个思潮，希望能够借助这个思潮毕其功于一役，希望一夜之间解决问题。所以历史就往这条路上倾斜了。
其实，在这条路之外努力的那些人在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简单地说他们大概走了下面这些路：比如说蔡元培、蒋梦麟他们走的是教育报国的路，还有竺可桢，这几个大学校长都是绍兴人。胡适这些人倡导的是学术报国。还有好多实业家、银行家，包括荣氏兄弟，包括穆藕初、卢作孚、陈光甫这些人，他们追求的是实业报国。教育报国、学术报国、实业报国，还有新闻报国，像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张季鸾，很多新闻史上的人物，都是新闻报国。张元济、王云五这些人走的是出版报国的路，等等，当然还有科学报国。在这些路之外还有一些人，比如梁漱溟搞的乡村建设，晏阳初搞平民千字文运动，陶行知这些人致力于普及教育，走的又是一条路，也可以归结在教育报国这一路。就是说，在暴力话语系统和革命话语系统之外，中国的社会精英，我们民族的精华部分一直在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努力。如果我们要改写中国近代史，用现代化的话语重新改写中国近代史，很多以前我们有口皆碑的大人物可能就要出局了，他们不再是历史的主角。比如说孙中山也没有那么重要了。在这个话语系统里面，可能是张元济、胡适、蔡元培这些人更重要。美国《纽约时报》当年曾经登过一篇文章，那个时候正好是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王云五访问美国。《纽约时报》当时已经是世界性的大报，它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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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篇评论，题目就叫《他们提供的是书本而不是子弹》。它的意思是，在一个动荡的、军阀混战的乱世中国，王云五、张元济这些办商务印书馆的人居然用这种手段，用印书本普及教育来推动中国，而不是用子弹去跟军阀博弈，用子弹对子弹，对他们的贡献极表赞美。当时，美国的舆论、世界的舆论都非常看重他们的贡献，也就是说，这些人的努力在当时是受到肯定的。中国社会如果没有发生大的变故，他们的这条路肯定能走通，遗憾的是发生了抗日战争。如果没有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把东北吞下去，然后在三七年发动卢沟桥事变，整个抗日战争全面铺开。日本人把国民党统治的基础，至少在东北、华北、华南全部都给摧毁了，中国是不会有大问题的，现代化的路一定能走通。从1927年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到1937年，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中国民营企业的黄金时代在那个时代也没有中断。中国的整个的基础教育、普及教育，包括义务教育的令都是1927年以后颁布的。这样看下来的话，如果我们换一个话语系统，我们的历史就彻底改写了，我们以往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几乎都站不住了，一切都变了，特别是我们所了解的那些来自教科书的历史常识经不起检验了。如果用革命话语系统，我们永远要用暴力去颠覆暴力，不断地轮回，血的轮回。我们的历史就永远在原地踏步、恶性循环，这八个字几乎可以概括中国整个历史。
我们从文化轴心时代以后，就是先秦时代或者说诸子时代之后，我们在文化上就再也没有创造力了。为什么呢？因为诸子都已经说完了嘛。只要去解释诸子就行了。所以我说先秦之后最伟大的哲学家也只要去解释经典，朱熹就是解释经典解释得好，成了朱子。王阳明解释得好就是王子。只要解释就行，不需要原创。原创已经全面完成，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已经把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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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都说完了，他们在方方面面都给中国得文化定下了规范，你以后只要去注解那些话，阐释微言大义就行。这是在文化上，那么在政治上，自从秦始皇定天下于一尊，封郡县制之后，你看我们的政治制度还有创新吗？再也没有创新了。以后哪怕把秦始皇颠覆了，来了姓刘的，还不是复制了秦朝的体制？所以毛泽东有一句诗叫“百代多行秦政制”，就是改朝换代换了十几轮，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你看那一轮下来换了新制度了？都没有，都是换姓不换制。就是说姓张的不行了，姓李的来，姓李的不行了，姓王的来，反正是一家一姓的天下，这一点没有变。再不行了，就少数民族来干，什么爱新觉罗、成吉思汗他们来干、他们的子女来干。中国历史从秦以后，在文化上没有一丝的进步，政治上、制度上也没有一丝的进步，所以我们始终徘徊在前现代，或者说前近代，都是一个非现代化的处境。变化是从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鸦片战争后，我们延宕了20年，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人没有行动啊，继续睡了20年的大觉，我们以为我们这个天朝大国继续睡下去也没问题、没有危机，我们是天朝大国，你们都要来朝拜的嘛。英国人来了，乾隆皇帝说你一定要跪，不跪我就不接受你。怎么能不跪呢，我们都要跪的嘛。再说了，你送我的洋玩意我还不稀罕呢，我们天朝大国什么都有，什么都比你们好。我们的瓷器世界最好，火药世界最早，我们有四大发明，我们的火药可以玩鞭炮，我们甚至可以说 “中华民族是一个只会玩鞭炮的民族”。看看过年就知道了，杭州的鞭炮，绍兴也一样，鞭炮打得人家睡不了觉为止，彻夜都响个没停，特别是除夕之夜，几乎没个停的，举国上下都是这样。中华民族的四大发明，火药是用来放鞭炮的，指南针用来看风水的，有什么用啊！人家指南针是用来远征啦、航海啦、发现新大陆啦、开辟新天地啦，我们指南针就是看风水、定方位，那个地方风水好，子孙会发达，所以我们中国的价值观念只有一条“升官发财”，这是最高价值理想。我觉得中国这个民族在文化基因上，在很多问题上，几千年下来，也都给皇帝阉得差不多了，确实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所以一直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人家又打过来了，洋鬼子这么厉害，他们只要来一千人，我们几万人挡不住啊，人家的火力比你厉害。所以我们到了1860年之后，有一批优秀的中国人，曾国潘、李鸿章、左宗棠应该说是当时中国最拔尖的人物，是科举时代有头脑的人，他们才发现要学习洋人的技术来对付洋人，叫“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句话魏源在1839年就说出来了，但人家要到1860年才发现这个魏老师说得对。相隔这么多年才理解先知的话。魏源实际上要看得更远，我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别了，衰世：重说魏源、龚自珍》，他在那部《海国图志》里头还有对英国君主立宪制度的详细描述，还有对美国总统制的赞美。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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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东西，中国人过了一百年才去理解，一百年前只注意“师夷长技以制夷”一句话，那一句话还不是写在正文里，而是写在序言里的。也就是说魏源那时候洞察到的东西，中国人根本还理解不了，还差远了，可以说他是个先知，一个走在前面的人。一个他，还有一个福建巡抚叫徐继畲很早就赞美过美国的总统制，他认为华盛顿当了两届总统拒绝再当候选人，太了不起了。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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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做得到啊。所以他说直追中国三代遗风，跟中国的尧、舜、禹搞禅让一样。他只能够用中国的古人来比喻，他哪知道人家的选择跟我们的不一样，人家那里是制度性的，我们这里只是靠道德。我们是道德约束，毛泽东不是讲“六亿神州皆舜尧”嘛，我们把所有的理想寄托在个人品格的完善、完美上面，而不是寄托在一个新规则的制订、确立上面，这种偏好导致我们在很多事情上跟人家有差距。
在1860年洋务运动以后，我们走过来的每一步路，我觉得基本上是对的，从经济，再看到了政治，再看到了文化上的不足，走到“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陈独秀他们为止，我们都看到了，现代化要走四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要现代化，所以在“五四”提出了个人解放，提出了男女平等，提出了妇女解放，这些题目在“五四”时期都讨论过了。什么离婚等自由，那个时候都讨论了。什么女性的问题，比如“娜拉出走之后”等，都是“五四”讨论的话题，我们现在都不需要讨论了。这些都是社会现代化的层面。假如说没有抗日战争，日本的入侵，这条路肯定会继续走下去。哪怕日本人来了也不怕，到1945年、1946年还有机会。1945——1946年，在美国背景、美国的主导下面，蒋介石被迫跟毛泽东在重庆坐下来谈判，虽然没有在军队和地盘问题上达成一致，但是毕竟导致了一个政协会议。政协会议是一个四方谈判：国共、民盟、青年党和无党无派，青年党是民盟里分化出来的，这四种力量坐下来谈的时候，主导力量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而是第三方——无党无派和民盟。为什么？因为代表人数还是他们多，因为你国共双方博弈，要较劲掰手腕，那就需要第三方出来裁决嘛。当时的三十八个代表，共产党是7个，国民党是8个，民盟有9个，青年党有5个，还有9个是无党无派的。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个开天辟地的大事，政治问题可以通过和平的圆桌会议解决，各种不同派系、不同观点的人，可以不靠子弹、不靠刀枪，而是靠聪明才智、靠理性、靠理念坐下来谈，把各自的观点谈出来，大家来辩论、搏奕。这次政协会议，经过各方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妥协，签署了五个协议。这五个协议从现在来看都是很了不起的协议，因为这三十八个代表确实代表了社会各方面的精华部分。国民党那些人也是国民党里的佼佼者，共产党里有周恩来、王若飞、董必武、吴玉章这些人，王若飞是懂宪政的，周恩来是去过法国的，也了解西方文明的，眼界还是开的，还是懂一点整个文明的大势的，董必武是律师出身，吴玉章亲身参与过辛亥革命。国民党的代表基本上都是有留洋背景的，王世杰、孙科，还有绍兴的邵力子这些人，基本上是留学日本或欧美回来的，都是懂宪政的。民盟的那些人就更强了，罗隆基、张君劢这些人，都是学宪政的，从美国、英国回来的，张东荪、张申府、章伯钧、梁漱溟这些人都不简单。在无党无派的人里面有实业家、银行家，有出版家，有学者，有报人，像王云五是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胡政之是《大公报》的掌门人，傅斯年是有名的大炮，这些人当然眼界非常开阔。这些人都是当时社会的精华。这样38个代表坐下来谈，肯定能讨论出很多问题，他们达成的五个书面协议，大家都签字了。这个五个协议本来是有效的，如果中国能按这五个协议办，老早就已经跨入现代化的门槛，已经非常好了。这五个文件就是要组建一个联合政府，然后确立一个新宪法举行大选，就是用选票来决定谁上谁下，国民党可以执政、共产党也可以，民盟也可以，每一个党都可以凭自己的实力、自己的纲领、理念来号召天下，让选民来选择。作为一种过渡，可以先组织一个联合政府。这些都已经写下来了，这实际上是一个和平建国的纲领。但这些东西最后都流产了，还是打。这个流产国民党是有责任的，而且我认为国民党起码要负55％的责任。为什么它要负55％的责任呢？你国民党掌握着主导权，掌握着最强大的资源，社会资源、政治资源、经济资源都在你手里，你当然是占主导的，如果你妥协、让步，按照这个办，是没话说的，因为你说了算，你最厉害，你是掌握优势的人，优势的人最有发言权，也负最大责任嘛，这个是没办法的！当然不光是国民党，国民党之外的其他掌握武装的力量肯定也要负责任。它要负的责任比国民党小，因为它不是政府。由于大家身上都还是带着一家通吃这么一种出发点和动机，还是要抢夺这个天下。我们中国人不是有个传统叫“逐鹿中原”，那就是个“鹿”啊，或者叫“问鼎中原”，那就是个是“鼎”，这个“鼎”和“鹿”大家都想抢，“鼎”只有一个，你抢走了我没有，我抢走了你没有，是不能分享的，分掉了就不是鼎了，无法分割。主权只有一个、政权只有一个，无法共享，也不能联邦共和，因为不能共享、不能分割，所以这件事就办不成，最后用内战来解决问题，最终回归了秦始皇以来的解决重大历史问题的暴力手段，武力最强的说了算，谁打赢了谁说了算。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走断了，现代化实际上就到此为止了。新的纪元还没开始，新一轮的博弈还没开始，至少没有浮到台面，所以说中国的近代史就到这一步嘎然而止。用现代化解释系统来看，我们有很多的经验，也有很多的教训。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评价《大国崛起》。《大国崛起》的总策划叫麦天枢，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名的报告文学作家。他反复强调这部《大国崛起》不是倡导民主，而是倡导妥协，那我就有一个疑问：是谁不愿意妥协？现在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是朝廷不愿意妥协，还是老百姓不愿意妥协？他说是知识分子不愿意妥协，是知识分子要价太高，想一步到位。我想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这样的要价，
中国知识分子难道都想明天进中南海，恐怕没有。现在的问题不是知识分子不愿意妥协，不是小老百姓不愿意妥协，而是朝廷，是强势集团，是掌握了权柄和钞票的人和集团不愿意妥协，不要把这个东西本末倒置了。《大国崛起》有很多好的方面，比如对历史的描述比较客观，不再用帝国主义话语去解释人家的历史了，这是好的。但是你非要说这个妥协是老百姓不妥协，好像老百姓是很难弄的，其实中国人是最好统治的民族啊，很乖顺啊，我们历来都讲臣民、顺民，没有棱角的。
归根结底一句话，中国的历史如果要用革命话语之外的系统，用现代化解释系统或者是其他的解释系统（还可以找到许多新的解释系统）来解释的话，整个历史都要改写，我们会找到新的出发点。我有一个说法叫“追寻失去的传统”，我说的这个“传统”跟传统文化没有关系，这个“传统”就是追回我们在近代中国曾经有过的、好的、现在丢失了的传统。比如说在新闻方面的，教育方面的，其他方面的，都有很多曾经失去的优良传统，包括律师方面都有现在已经中断的传统。这个“传统”是什么意思呢？我理解的这个传统很简单，我在北京跟崔卫平老师讨论过，我们不是缺乏自由主义吗，因为没有传统。崔卫平回答说，怎么会没有传统呢？有了胡适，有了傅斯年就有了传统，有一个人出现了，他就是传统。我们可以立竿见影，比如说今天有了李慎之，李慎之不就是传统了嘛！明天有了张慎之，张慎之不就成了新的传统了嘛！传统没有那么高深莫测，传统是从某一个人某一个点开始的，随时随地都可以开始。不一定要久远才叫传统，不一定要五千年才叫传统啊！一百年可以是传统，十年也可以是传统，因为将来它就成为传统，因为有了先例了。英国有很多东西没有成为宪法，它都是惯例。惯例就是传统，有了一些开始，就可以参照，所以我说中国还是很有希望的。因为我们曾经走过这样的路啊，你说中国人的血统不行，搞不了民主共和，一定要在皇帝统治下才能过日子，那台湾就是个标本啊，台湾已经没有皇帝了，蒋氏政权已经覆灭了，国民党已经让位了，现在民进党执政，下一次可以马英九回来啦，它可以政党轮替啦，台湾天天在吵架，陈水扁女婿抓起来啦，这不就是民主了嘛。台湾的民主可能还有缺陷，还不完善，不如美国、不如英国，但是这不要紧，它以后会变成跟它们一样的好，这有什么问题吗？所以说中国人外有台湾的样板，前有近代走过的榜样、路径可以依赖。何况有美国、英国等世界上那么多主流文明国家可以参照，包括东欧走过的道路可以参照。重新走回原来走过的现代化道路的努力，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已经开始了。我们的资源其实也是很丰富的，这些资源都是可以借鉴的。中国重新走向现代化，现在其实已经起步了，无论在体制内的层面还是在民间层面，重新走回原来走过的这条现代化道路的努力，应该说至少在七十年代末已经重新开始了。到现在已经有二、三十年走过来了，将近三十年走过来了，当然我们走的是反复的、曲折的、迂回的道路，走得不顺利，离我们中国人理想的目标肯定很远，其实人类追求的目标是很简单的。美国独立宣言写得很清楚，人类建立政府的目的就是保障人的生命、自由和幸福的权利，其实就是三个关键词“生命、自由、幸福”，这就是现代社会。说一千道一万只要符合这三个标准，无论怎么样都可以。如果中国现政府能够保障中国人民得到这三条，那它就是好的。当然会有人向它提出各种不同的意见，将来还可以挑战它的权威，把它选下来，那是另一码事，但它至少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政府，不坏的政府。所谓民主就是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民主不是绝对价值，它是一个相对价值，它不是最好的，它不是最坏的，因为你没有更好的，只能选它这个次好的东西来作为一个平衡各种利益的程序。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这个东西，说白了就是要跟台湾人一样自己选择议员，自己选择代表，自己选择行政领导人，这很简单，这是政治现代化的一个前提之一。政治现代化就是制度现代化。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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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中国近代史-傅国涌：从现代化解释系统看中国近代史——在绍兴E网读书会上的发言；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2405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