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佩尔-刘军：施佩尔与“第三帝国”的“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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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刘军：施佩尔与“第三帝国”的“内幕”

施佩尔（Albert Speer）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个建筑师，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时期，先是开始负责纳粹党的建筑设计，做了希特勒的建筑师，成为希特勒的“宫廷近侍集团”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后来他做到了“第三帝国”的军备部长和生产部长，是“二战”后期纳粹德国大量增产军备的生产负责人。战后他在纽伦堡被判处二十年监禁。施佩尔认罪，在狱中反省了自己追随希特勒的生涯，对自己的罪行有了深刻的忏悔，并且写了《第三帝国内幕》（Erinnerungen）一书。这部著作对认识纳粹德国和希特勒来说是具有第一手价值的回忆录。
施佩尔描述的希特勒并不是一个恶魔或者疯子，他在施佩尔的笔下有时充满着人情味，对自己的“宫廷侍从”的小圈子很有感情，能够在某些决策会议上服从正确的意见，在失败袭来时会感到悲伤，对于自己的命运也有着悲观的预期。他被各种在他身边争宠的政治集团包围，诸如戈林、希姆莱、纳粹党的大区区长等各种政治力量在他身边勾心斗角。他在国防军的军官团中有时感到自己没有“专业”地位。正如施佩尔用一个词形容的那样，他在许多方面只是个“业余专家”，比如军事指挥或艺术鉴赏方面。但是，他的至高无上的“元首”地位又要求他保持他无所不知的“专家”形象。这就造成了施佩尔所说的一种戏剧性场面，即希特勒常常是不顾他的参谋部的军事专家的意见而在地图上把各个师调来调去，直接指挥前线的军事行动。他在这方面有自负，但是一个由“业余行家”指挥而专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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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被重视的军事统帅部，是不可能打赢德国那样的两线作战的现代战争的。
当美英盟军和苏军两面夹击、战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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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全面失败时，希特勒准备实行焦土政策、要全面毁坏德军丢失地区的工业设施。施佩尔曾经有几次说服了希特勒不要这样做，阻止了对被盟军和苏军占领地区的全面破坏，为战后的重建工作准备了基础。但是施佩尔说服希特勒的方法也是一贯典型的说服独裁者的方法，即迎合他的心理，告诉他说德军很快会收复失地，这些地区的工业能力能够很快为德军所用。这种对于局势的乐观预期对于希特勒来说，意味着战争还没有失败、他还没有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这种完全不顾事实的虚幻的想象，如果不是希特勒在故意骗自己，大概只能用独裁者在面对巨大失败时特有的某种精神上的臆症来解释了。
《第三帝国内幕》一书的英译者把施佩尔称为可能是希特勒政权中最有才华的成员，希特勒也曾经对秘书说过，“施佩尔仍然是他们（指他的幕僚们）中最优秀的一个”。从这部回忆录所达到的思想水准来看，他们的评价不虚。施佩尔在1945年上半年德国战败的最后几个月中为维护德国的工业、交通和通讯不被希特勒的焦土政策破坏、为保护德国的“民族生存的基础”而作出的努力，体现了对于德国人民的责任感。他对于纳粹统治集团的“集体罪责”的承担、对于纽伦堡审判的意义的阐发、对于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的战争、统治及文明前景的反思，既体现出一定的勇气，也显示出一定的思想才华。就这部书达到的思想水平而言，它的价值是不容低估的。
施佩尔谈到了纽伦堡审判对于重建西方文明的主要原则和国际法准则的重要意义，也谈到了在现代科技条件和传播手段下，因为统治大规模人群的思想变得轻而易举，因此保持个人的独立自由才显得尤其重要。他深知清算纳粹政权对于德国人民的自新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决定把希特勒政权的真实面目告诉世人，不仅在纽伦堡的法庭上认罪，而且在回忆录中忏悔。为了粉碎德国人民对于希特勒政权的迷信，他在书中严厉谴责了希特勒意图毁灭德国“民族生存基础”的“焦土抗战”政策。不仅如此，他曾经当面顶撞希特勒，告诉他战争“已经失败”，继续毫无意义的破坏只是会增加德国人民的苦难，毁灭他们战后重建的物质基础。他以自己的最近距离的观察清楚地告诉德国人民，希特勒这个自称代表德国民族的统治者在最后的时刻考虑到的不是德国人民的利益，而是不顾一切的把这场已经变得毫无意义的战争进行下去，哪怕他的“焦土”抗战会把德国变得“回到中世纪”。他在书中清楚地总结说，只有认清希特勒政权的本质，德国人民才能真正走上民族自新和民族复兴的道路。
施佩尔对于希特勒的感情是矛盾的。一方面，作为希特勒发现和栽培的建筑师、帝国军备和生产部长，作为希特勒政权的核心要员，作为希特勒的宫廷侍从的小圈子里的常客，他对于希特勒有感恩、效忠和迷恋的心理。他自称如果希特勒算是有朋友的话，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从他与希特勒的交往过程来看，这是准确的。作为一个朋友，施佩尔在有些时候对希特勒的描写是充满感情的，比如他在最后见到希特勒时的情景，他离开希特勒时的满腹凄凉，以及在得知希特勒死讯后面对着希特勒照片的痛哭。这些富于人性的描写部分，不仅使我们看到一个矛盾的施佩尔，也使我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希特勒。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现实的工业生产的组织者和意欲保全“民族生存基础”的“爱国者”（如果施佩尔愿意使用这一词的话），他又清楚地看到了希特勒在面临失败时的垂死挣扎会给德国民族带来的灾难，因此起意要刺杀他。仅仅因为偶然的原因，阻止了他去实施计划中的刺杀行动。显然，如果说在极权政治中不可能存在统治者间的友谊是条通则的话，施佩尔与希特勒的关系多少还是表明，也许在政治规则中总是可能存在一些例外。
施佩尔写到他在纽伦堡审判时的最后的发言:“希特勒的独裁，是这个现代技术时代里一个工业国家的第一次独裁，是完全彻底地利用了技术工具去统治其本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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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独裁。……依靠诸如无线电和有线广播之类的技术工具，可以使八千万人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电话、电报和无线电使之有可能把最高当局的命令直接传达到最低一级机构去，而由于这些命令高度的权威性，就在那里被不加鉴别地执行了。于是，许多政府机构和军队班组以这种直接的方式接到他们的罪恶的命令。技术工具使之有可能密切监视全体公民，并且使犯罪的行动计划得到高度的保密。……从前的独裁者，都需要在下级领导中有能力强的助手，即能够独立思考和行动的人。而技术时代的极权主义制度没有这类人也能行得通。单就通讯工具就使它能够让下级领导机械地进行工作。结果就产生了这类不加鉴别地接受命令的人。”（《第三帝国内幕》，P580-581）
施佩尔写到：“世界愈加技术化，危险就愈大。……作为主管高度发展的军备经济的前部长，我最后的义务是声明：一场新的大战将以毁灭人类文化与文明而告终。任何力量也阻止不了不受制约的技术和科学去完成其毁灭人类的事业，这一事业在这场战争中已经如此恐怖的开始了。”“许多人都做着这种噩梦，有朝一日世界各民族会被技术所主宰——在希特勒的极权主义制度下，已使这种噩梦非常接近于现实了。世界上每一个国家今天都面临着受技术的恐怖统治的危险；但是在我看来，这在现代独裁制度下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世界越技术化，就越加必不可少的要求个性自由和个人的自觉意识作为技术的抵消力量。……因此，这次审判必须对制定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本法则作出贡献。”（《第三帝国内幕》，P581-582）
与海德格尔、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从理论上对现代社会中技术统治的意识形态的批判相比，施佩尔的这种反思和告诫，因为他亲身参与了现代技术条件下的战争罪行，而显得更为更为沉痛、更为发人深省。
施佩尔提到，技术人员准备执行任何战争命令的精神状态，并不仅仅限于德国军队。哈里•L•史汀生（1929-33年任美国国务卿，1911-13年及1940-45年任陆军部长）在《纽伦堡审判：法律的里程碑》一文中也写到：“我们务必不要忘记，在现代的生活、科学和技术条件下，一切战争都可能成为极其残忍的，参加战争的人，即使为了自卫，没有一个能不成为在某种程度上是残忍的人。现代战争在其毁灭性的手段和不可避免地使全体参战者降低为低劣的人方面，是不可能受限制的。……公正地详细研讨过去这两次世界大战就清楚表明，侵略者和胜利者双方所使用的武器和方式的非人道性一直不断地在强化。为了打败日本的侵略，我们被迫——诚如尼米兹海军上将曾经讲过的——使用一种不受制约的潜艇战方法，这类似二十五年前导致我们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近因。在使用战略空中力量方面，盟国夺走了德国和日本数十万平民的生命。……我们以及我们的敌人提供的证明是，中心的道德问题是战争，而不是它的手段，并且，再来一场战争，十之八九将以毁灭我们的文明而告终。”（美国《外交季刊》，1947年，转引自《第三帝国内幕》，P580）
希特勒于1945年4月30日自杀。施佩尔当时在弗伦斯堡邓尼茨的海军基地等待战败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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俘。作为希特勒钦定的继承人，邓尼茨政府主持了与盟军的投降事宜，而后前纳粹统治集团的主要官员在纽伦堡受到审判。二十四名（其中二十一名出庭，博尔曼被缺席审判，莱伊于10月25日在单独禁闭室厕所水管上上吊身亡。克虏伯因“身体和精神状态不佳”而获准暂不出庭受审）纳粹政权的官员受到四大国检察官的起诉，被控以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和共谋犯罪。施佩尔被控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他认罪，并在施潘道监狱服刑二十年。他在狱中写下了回忆录中的一部分，1966年出狱后，他借助档案资料及其他书籍、资料完成了这部回忆录。
约瑟夫•E•珀西科在他的《纽伦堡大审判》一书中尽管对纽伦堡审判——这个国际刑法史上的第一个案例——提出了诸多的诘问，但是还是肯定它“实现了正义”。（《纽伦堡大审判》，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尾声）珀西科在书中提到，如果绍克尔被判处死刑的话，施佩尔被判二十年监禁就是值得质疑的。人们该如何区分奴隶贩子和奴隶主的罪责呢？这里如何区分罪责的大小轻重呢？在纽伦堡审判所涉及到的法律难题中，这并不是唯一的困难。但是，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批评，纽伦堡审判的意义仍然是深远的。这就是珀西科所说的，尽管存在着法理上的某些困难，但使得纳粹分子受到尽可能公正的审判，这不仅对于战后的自由德国的重建意义重大，对于世界来说，也有了第一个战争罪的国际刑法案例。从此以后，尽管存在着实行上的困难，但在法理上，可以说已经有了追究一切发动国际战争的战犯的国际刑法依据。尽管正如珀西科在书中悲叹的那样，在纽伦堡审判后直到1993年为止，国际社会没有采取过任何实质性的行动来制止战争或审判战犯。
《第三帝国内幕：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德)阿尔贝特•施佩尔著，北京三联书店，1982
《纽伦堡大审判》，（美）约瑟夫•E•珀西科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本文发表于《读书》2007年第1期。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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