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董国强：思想的印迹——李良玉教授《思想启蒙与文化重建》一书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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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研究是一个比较繁难的学术研究领域。要想在该领域内取得卓越的成就更难。
在当代中国，从事思想史研究工作的人大多出身于大学的哲学和历史两大学科。由于我国自五十年代以来的大学教育体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病，“大文科”的观念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培养受到严重的阻碍，在从事交叉课题研究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近数十年来思想史的研究鲜有好的作品问世，就是一个例证。一般说来，学哲学出身的人研究思想史，往往较侧重理论与概念，对于相关史料的掌握和解读常流于一般，对历史本然的了解不够深入，结果，他们撰著的思想史论著往往被太多地赋予了个人主观情感，流变而为撰述者的“自由”言说；而出身于史学门的同人呢，在占有史料和整理史料方面，常常显出较深厚的功底，然又难以跳出实证主义的轨范，无法把对历史叙述提高到理论建构的高度，结果，他们写出的思想史论著往往流变而为历史思想人物的分类编目辞典。如何很好地克服这两种常见的通病，充分发挥学科交叉的优势，写出既有较高思想深度、又有扎实史料依托，既充满现代理念和时代精神、又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论著，是一个值得我们努力的方向。
在研究思想史时，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思想史是关于思想的历史。研究思想史离不开思想。一个好的思想史学家，应该同时是一个思想家。思想家的思想至少应该包含四个特点：1、系统性，2、原创性，3、科学性（学术性），4、前瞻性。真正意义上的思想，不是玄想，不是主观唯心地“格物致知”，不是机巧地玩弄概念的游戏。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必须遵循一些科学的思想方法，尤其需要在平时注意积累大量的思想的原料和素材。换言之，思想家的思想，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学识基础之上。第二，思想史的研究应该注重理论性。但我所理解的理论性，并不全然表现为个人论著中引经据典的形式，而应该更多地表现为善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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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理论家的理论与方法，深入细致地研究分析思想史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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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形成对思想发展历史的系统看法和认知，成一家之言。在此，我不得不对近年来国内学界许多中青年学者热衷于演绎新概念、新名词，名为加强思想性、学术性、理论性，实为“食洋不化”的述学现象提出批评。我认为造成目前许多思想史论文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空洞无物，不知所云的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对史料缺乏深入的钻研。用胡适先生当年的话说，就是一个“懒”字。“懒”与“浮”，实已成为目前学界的一个通病。这种状况不改变，所谓解放思想，振兴学术，创造富有时代特色和民族气派的新文化，只能流于空谈，永无实现的一日。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由李良玉教授撰著、吉林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思想启蒙与文化重建》一书，是目前国内学界不可多得的一部具有较高水准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论著。它较好地达成了思想性、学术性和知识性的统一。
《思想启蒙与文化重建》一书，是李良玉教授关于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论文的一个结集，共收录大小文章39篇。这些文章以“解读思想”、“近代和当代文化走向”、“‘五四’的意义与价值”、“学术随笔”、“历史观与史料学”、“综述与书评”为子目，分为六个版块。大致说来，“近代和当代文化走向”、“‘五四’的意义与价值”、“综述与书评”子目下的大部分文章，可以归类为专题实证研究性学术论文。“解读思想”和“历史观与史料学”子目下的文章，可以归类为历史理论研究的论文。“学术随笔”版块的文章，介乎上述两者之间，内容不受篇名和体裁的限制，有感而发，一事多议，横贯古今，兼及中外，读来令人耳目一新，趣味盎然。另有数篇关于近现代中国思想史发展流变的宏观论述文章，散见于文集的各部分。这些文章大多曾在1980年代后期和1990年代（我个人认为这是李良玉教授在思想上日臻成熟的时期）陆续发表于各种报刊。如果以时下流行的所谓“核心期刊”的标准来打分，能得“高分”者似乎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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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只要认真阅读这些文章，人们不难发现其真正的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吉林人民出版社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对于国内思想界和学术界来说，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义举。这可以使李良玉教授在文章中所阐述的一些极富教益和启迪意义的观点，获得更多的受众。
该书内容以“戊戌维新时期”到“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为核心和主线，但全书的气势和思想、知识的覆盖面实大大超越了这个时期，以“通古今之变”来概括绝不过分。我想，这个特点正是思想史研究的内在规定性所决定的。该书内容上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在大量论述著名历史思想人物的同时，还注重对各种社会思潮的广泛研究。李良玉教授在相关文章中指出：“社会思潮是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群众性思想运动，是反映当时政治状况的、有重大影响的、在某些社会阶层或社会群体中流行的思想潮流。社会思潮是理论与群众政治行为的高度聚合与释放”；由于社会思潮具有“大众性和政治性”，“所以能够及时把握时代要求，鼓舞群众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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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群众的政治愿望，引导社会发展的方向”。由于加强了对社会思潮研究的缘故，该书关于思想史的研究在体系上更完整，在内容上更丰富，在判断上更准确，在思想上更深刻。当然，相应的，其研究的难度也可想而知。
我国唐代著名历史学家刘知几特别强调“史识”的重要性。历史研究离不开广博的见识。现在看来，“见多识广”是培养发散性思维习惯和能力的前提。因此，我想将李良玉教授的成功首先归结于他具有广博的学识。这些学识既包括对史料的熟练掌握，也包括对相关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广泛了解。首先，就专业研究的领域而言，除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外，李良玉教授还在历史理论、中国近现代史料学、中国社会史和中华民国史等领域有独到的建树。这些相关研究为他进行近现代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知识后援。他的专题实证研究论文，严守“论由史出”的训诫，旁征博引，蔚为大观。许多史料看似信手拣来，实则凝聚着多年的心血。他对自己论述文章中所涉及的历史事实和史料的熟悉程度，在本书中得到充分地体现。我这里只想举两篇文章为例：一是《史料学的内容与研究史料的方法》中关于李大钊、陈独秀、孙中山文集版本校勘部分的内容；二是《关于“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考辨》一文。如果没有深厚的史料功底，要想写出这样的考证文章，是绝对不可能的。其次，他平素学习研究并不画地为牢，他对专业以外许多自然和社会现象怀有浓厚的兴趣。书中收录的学术随笔，内容广泛涉及自然科学，如生命科学、天文、地理等等，不但有论说，而且有数据，可见他平日读书范围之广博，点校笔记之勤勉，运思之精细。他在总结自己研究心得时，十分强调“读书”的重要性，认为“繁荣学术的根本办法是提倡和鼓励多读书”。他提出了“四个三七开”的科学读书方法，即：七分读书，三分研究；七分专业，三分他业；七分史料，三分史论；七分粗读，三分精读。他还形象地把学术论文分为三种类型：牙膏型，甘蔗型和泉水型。他认为要达到“泉水型”的较高境界，必须“经过长期积累，以广博的知识背景会合于对研究对象的深入体验，形成了带有浓厚个性特色的新鲜知识流”，写作时才能“文思泉涌，触类旁通”。他的论著表明这的确是他成功的经验之谈。每当我读到他汪洋恣肆的文字，总忘不了他平日里的辛勤劳作（我与他平时接触较多，就我所知，他绝少参加无谓的应酬，也没有什么个人嗜好，日常生活就是读书、思考、教学、写作，数十年如一日）。他的成功，绝非偶然。
其次，李良玉教授的成功，还应归因于他个性化的学术研究理念和敏锐的“问题意识”。 他在书中指出：思想研究的目的，是“鼓励人们通过对理论及其思想方法的研究，提高自己认识水平，锻炼自己的科学精神，鼓舞自己追求真理的勇气”。他还指出：“思想史研究应当为新事物、新趋向、新时代引吭高歌，而不应当唯唯诺诺，为庸俗、腐败和黑暗辩护。记住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实现心灵的沟通和对话，就能获得公道、正派和基本的学术良知。”他的这些话值得我们牢记。从一个较高的层次上讲，学术研究就是思想的过程，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是我们思想的原料和凭籍，研究的论著是我们表述思想的载体。进行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自身的理论修养和判断能力。思想史研究尤其如此。关注现实，批评现实，促成社会的改良与进步，是知识分子的责任。而《思想启蒙与文化重建》一书，确实反映出一个具有时代精神和学术良知的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关注和思考。
“文化重建”是李良玉教授在书中反复论述的一个话题。在这个问题上，他始终强调要坚持开放的观念，要提倡宽容的精神，要遵循科学理性的态度。他指出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向我们提出了三个历史课题：第一，正确评估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遗产；第二，认真总结中国近代化的历史经验；第三，养成开放的文化观。他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开放的文化观”作出了如下的诠释：“所谓传统文化，涵义仅仅是历史上遗传下来的文化，至于它是否适应于现实生活的需要，则要看它与时代精神是否合拍。传统文化是中国人传统生活的结晶，社会生活方式改变了，传统文化自然要按照人们的新的生活方式赓续下去。……我们不是为了传统而活着，而要不断创造新生活，形成新传统。中国新文化的未来，基于外域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交流与融汇。”他还指出，建设新文化应当寻求四个方面的价值平衡：第一，传统与现代的价值平衡；第二，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价值平衡；第三，科学与自然的价值平衡；第四，理性与现实的价值平衡。他认为“平衡是自然界的基本规律之一，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基本规律之一。在不同的价值之间实现平衡，是为了推动它们的融合与转化。这种平衡，本质上是要确定一个更恰当的标准。它可能需要引进一些外来的价值与制度，也可能主动恢复某种原有的价值的合理性。……通过这种主动的平衡而形成的新的价值，仍将保持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它会使人类更加冷静、祥和、异彩纷呈……”。他意识到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反对以任何个人和主张，作为评判思想正误的准绳。
我个人认为，李良玉教授《思想启蒙与文化重建》一书，是继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三部曲之后，又一部由中国人撰写的、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论。它的许多结论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之上。我敢预言，它的重要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来。
《思想启蒙与文化重建》，著者李良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定价28元。
[本文曾摘要发表于《广西师大学报》2002年第3期]，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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