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杨-黄朴民：无毒不丈夫：张杨为何难逃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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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黄朴民：无毒不丈夫：张杨为何难逃一死

文章原载于《最是高处不胜寒:黄朴民解读历史人物》

厚道，当然是一种美德。用政治伦理范畴来对应，它可以称之为“仁”。可是，我们也要看到它的另一面，即“厚道”也是人性中的一个软肋，一大弱点，尤其是当它发生在领袖人物的身上时，往往会成为一种累赘，甚至灾难。“仁”者通常“懦弱”，因此，有合法君统继承优势且拥有数十万大军的扶苏，根本玩不过五毒俱全并得到奸佞之徒赵高、李斯撑腰的胡亥，在权力角逐中一败涂地，丢掉卿卿性命；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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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宽厚的皇太孙建文皇帝，遇上野心勃勃且又心狠心辣的燕王朱棣，也是灰头土脸，束手无策。鲁迅先生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此话虽然尖酸刻薄，但却是道出了实情。
因仁和、厚道而招致失败的历史人物，为数众多，借用李密瓦岗军讨隋断炀帝檄文的言辞，就是“罄竹难书”。除了上面提及的例子，前秦皇帝苻坚、北宋太祖赵匡胤等人也都因为厚道而吃了大亏，一个让不厚道的慕容垂等人算计得身死国灭，一个让自己的亲兄弟赵光义用“斧声烛影”谋取了性命，下场都十分悲惨。这就教人想起了一句名言：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当然更包括自己）的犯罪。
“莫道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赵匡胤、苻坚、建文帝、扶苏都是历史上的重量级人物，他们因厚道而倒楣的故事，大家都比较熟悉，此处不再专门唠叨。还是看看相对不怎么显赫的历史人物是怎样受厚道的拖累而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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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走入绝境的，这里我不禁想起了东汉末年群雄争雄中的一个人物，他同样是厚道性格的牵累者，这位仁兄，就是张杨。
张杨，字稚叔，东汉末年“以武勇给并州，为武猛从事”（《三国志·魏书·张杨传》）。自袁绍尽诛宦官，有人给都城引进一群豺狼（董卓和他的凉州军）之后，东汉王朝就分崩离析，陷入了愈演愈烈的军阀混战之中。这一时期张杨他戎马倥偬，东征西讨，开始崭露头角，成为一位颇具实力的并州军武装首领。建安元年（196年），他因护驾汉献帝返回京城洛阳有功，平步青云，被汉献帝册封为大司马，屯驻野王，割剧一方。这恰好印证了京剧《沙家浜》中土匪司令胡传魁所道出的社会世态：“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
然而，张杨这个人却有一个很大的弱点，这就是厚重践诺，缺乏主见，优柔寡断，史书上称其“性仁和，无威刑”（《三国志·魏书·张杨传》注引《英雄记》）。这对于身处激烈残酷战争岁月的统军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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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其实不是什么福音，甚至可以说是致命伤。它在很大程度上有可能导致将帅患得患失，丧失权威，治军无方，驭众乏术，就象《孙子兵法·地形篇》中所批评的那样，是“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最终沦落为英雄竞争场上的失意者，“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人宰割。
张杨厚道仁慈、治军无方的典型事例莫过于他不讲原则，宽宥谋反的部属。一次，张杨得悉部属中有人谋反，大为恼怒。当即传令，将图谋不轨、叛逆作乱者捆缚进帐，打算审问清楚之后，就地按律处以极刑。然而当谋反者进帐伏地痛哭流涕、叩道头谢罪时，张杨的心肠却突然软了下来，完全为谋反者的哀求和眼泪所征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赳赳武夫转眼变成温柔少女，居然陪着他们一起抹眼泪，发唏嘘：“对之涕泣，辄原不问”，在恻隐之心的驱使之下，高抬贵手，赦免了这些谋反者。
这种不讲原则、没有分寸的宽仁做法，严重败坏了军队的法规纪律。张杨手下的将士们眼见反叛大罪尚且大事化小，不了了之，普遍认为一般的过错当然更加不会受到惩罚，便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于是导致部队中放纵违纪的现象层出不穷，纷来沓至，而张杨本人的威信也日益下降。一支本来很有战斗力的部队，由于主帅张杨的仁厚宽大、治军无方而变得松弛散漫，一步步地走向衰落。
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物换斗移，终于到了张杨自尝恶果，饮下自酿苦酒的日子。建安三年（198年），“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朝廷实力派曹操出兵征讨盘踞在徐州一带的割据势力吕布。兵锋所指，曾经享有“马中赤兔，人中吕布”之誉的吕布不再有当年叱咤风云、横扫千军的英勇，而是势穷力蹙，节节败退。得胜的曹军步步进逼，穷追不舍，将吕布及其残部团团围困在下邳（今江苏睢宁县西北）孤城之中。吕布坐拥愁城，突围无术，守城无策，穷途末路，计无所出，危急之中，遂驰函向张杨救援。
张杨与吕布同为并州军的背景，两人关系渊源甚深，交情甚厚，张杨“素与吕布善”。故在接到旧日好友的亲笔救援信后，张杨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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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如焚，兔死狐悲、唇亡齿寒之感油然而生，遂急急下令，点起麾下兵众，准备驰援吕布。可是他手下的将士们平日里被骄宠惯了，遇到这样的大事就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意见纷纷，莫衷一是，搞得张杨本人也狐疑踌躇，无所适从。部队还不曾开进到下邳，就因为意见分歧而停止不前。张杨无可奈何，不得已移军东市，在举棋不定过程中白白延误了战机，最终没有能给吕布解围出上大力，辜负了吕布的殷切期待，使得下邳城失陷，吕布被绞死在白门楼下。
“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吴子·治兵》），张杨的部属见其懦弱无能，“恤事多暗”，大失所望，料定张杨毕竟不是块材料，难以成就大事，渐渐萌生异志，准备改换门庭，以逃过为其殉葬的劫难。到了建安三年的十一月，张杨军中的一场大动乱终于降临了，其部将杨醜突然发难，杀死了张杨。“蛇无头不行”，张杨一死，部队内部便开始了凶残的混战，曹操遂趁此机会痛下杀手，“遣史涣邀击……尽收其众”（《三国志·魏书·张杨传》），收编了这支队伍，进一步壮大了自己的实力。
兵圣孙武曾说：“卒己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孙子兵法·行军》）；又说：“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臂若骄子，不可用也”（《孙子兵法·地形》）。意思是说：治军驭兵，不能光实行厚赏而不行施严罚，否则军队就会成为一团散沙，丧失战斗能力，导致覆军杀将的恶果。
张杨治军上的惨痛教训，为孙子这些深刻论断提供了具体的历史印证，迄今依旧发人深省，即单纯的“仁厚宽容，爱民抚众”，在许多情况下，不是经国治军的最好药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子才天才地把“爱民”列为导致将帅完蛋，军队覆亡的“五危”之一，指出“爱民可烦”（《孙子兵法·九地》）。还是成都“武侯祠”里的那幅对联讲得好：“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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