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清史-钟焓：北美“新清史”研究的学术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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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钟焓：北美“新清史”研究的学术误区

编者按：目前，社会上和学术界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罔顾历史，无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事实，以“否定”、“重评”、“还原”为借口，对我国历史上清朝、元朝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有着极大的偏见，甚至认为清朝、元朝都是非中国的。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认识。为了正视听，理论周刊从本期起刊发“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系列报道，以清史为例，阐述“新清史”学派研究的学术误区，理清清朝的历史脉络，并站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对清朝、满族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所作贡献进行全面梳理。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一）］
近来国内史学界针对流行于北美的“新清史”学术流派研究成果进行了热烈而富有启发性的学术讨论。从论争的现状来看，在围绕对“新清史”的基本评价是以肯定还是以批评为主的关键问题上，参与讨论的学者彼此之间显然还存在着较大分歧。笔者基本上是持批评态度，下面仅就三个重要的方面详细展开探讨。

评估“新清史”学者对“汉化”论的批评

讨论“新清史”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如何评估该派学者对于“汉化”命题的批评。其实关于“汉化”（sinification）命题的商榷，在欧美的汉学研究中并不始于近期。一个耳熟能详的个案是上世纪40年代末，提出“征服王朝”理论的美国德裔学者魏复古，从当时西方社会学界开始流行的“涵化”（acculturation）概念中得到启发，以之质疑当时不少汉学家恪守的“中国历史上北方民族王朝最终趋于汉化”的传统认知。可见，对“汉化”的学术性批评并非始自“新清史”学者。不过，区别于此前各种试图挑战“汉化”命题的研究视角，“新清史”学派攻讦“汉化”命题的出发点是将其与近代以来中国流行的所谓民族主义（其涉及的对象实际上还包括了以救亡自强为中心的爱国主义）思潮联系起来，径直认为后者在中国知识界的广泛传播渐至成为社会主流意识，才导致“汉化”论成为了历史解释的主角。换言之，在“新清史”学者看来，“汉化”论纯属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衍生物。
这里笔者不拟详细讨论“汉化”论本身在学术上的妥当与否，仅仅指出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这一观念或理论的最早系统化表述，绝非始于20世纪初的中国爱国主义者，而是出自17世纪以来前来中国的欧洲传教士。17世纪末，法国传教士李明在致本国红衣主教德斯泰的书信中，明确提到鞑靼人（我国古代北方民族的泛称）因几乎都汉化了而战斗力不强。1754年10月，当时常驻北京的耶稣会士巴多明神父在寄往法国的一封书信中，如此概括了入关以后的满族人所经历的文化认同变迁：“他们能够改变（汉族）的仅仅是衣着形式及迫使百姓剃发。（汉族的）其余一切都一如既往地延续下来。而在他们入主中国尚不足百年时，就在风俗习惯、举止风度和外貌方面都已彻底汉化了。他们只讲汉语，即使在北京和在满人家庭内部也都一样。他们必须要将其子弟送往学堂，这样才能学习鞑靼语（即满语）。可是，在各省中人们根本不知道怎样讲满语，而在一万人中，也只能勉强找到一个很困难地说这种语言的人。”在作这番陈述之前，巴多明先是概述了他观察到的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规律，即外来的征服者总会逐渐服从被征服者的习俗，由此发生非常明显的变化，以至时间不长，人们就已经分辨不出他们了，这正如流入海中的江河淡水很快就会变咸一样。总之，这些征服者的后人统统变成了汉人，而过去的金、元王朝和现在的鞑靼满人就是这样。
至19世纪40年代，当时在赤峰一带活动的另一位法国传教士古柏察几乎完全重复了此前巴多明的观察，只不过他描述的这种现象已经不是仅仅发生在北京等内地，而是扩展到了其传教区附近的东北地区：“汉人懂得强迫其征服者采纳他们的习俗和语言。现在大家无益地跑遍直到黑龙江的整个满洲，完全如同在汉地的某一省份中旅行一样。地方色彩已完全消失，除了某些小游牧部族之外，任何人都不说满语。”而在他旅行穿过呼和浩特这座屯扎有大量满洲八旗士兵的城市时，这些满洲军人早已疏远本族语言等的现实引起他大发感慨：“自从他们征服中华帝国以来的两个多世纪里，一直在不停地在做使自己毁灭的事，故其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甚至连其老家故乡都已汉化。”古柏察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满人已经不可挽回地将要彻底消失，而汉人终将同化其征服者。
上述17世纪至19世纪的欧洲传教士的观察报告应当是有关“汉化”论的最早表述，这比20世纪初期所谓民族主义者的类似主张显然要早得多。因此，即使这些观点在学术上或有可商，那么也足以雄辩地澄清了一个基本事实，即近代以前来华的欧洲传教士才是“汉化”论的始作俑者。如果“新清史”学者果真矢志要从根源上清算驱除所谓“汉化”论在学术上的幽灵，那么，理应首先把抨击的矛头指向巴明多、古伯察等人，并切实分析他们得出这种结论的个人原因及历史背景，这才符合最基本的治学原则。而现在他们却对上述事实视而不见，将“汉化”论的起源说成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者具有政治预谋的宣传和策划，这恰恰反映出“新清史”学者所标榜的反汉化立场实际上根植于他们自己头脑中的牢不可破的意识形态偏见，以致草木皆兵地把一个本来仅属正常学术讨论范畴的“汉化”命题，罗织定性为“政治不正确”的民族主义思潮的产儿。因此，“新清史”学者对“汉化”论的批评属于明显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以最终抨击所谓中国民族主义为目的的政治讨伐。

质疑“新清史”学者对非汉文史料的处理

笔者拟与读者重点探讨这样一个话题：“新清史”学者究竟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有效处理所谓的非汉文史料？对非汉文史料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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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直接关系到“新清史”学者能否成功地将所谓的内亚化视角引入到传统的清史研究中。反过来说，如果他们不具备如上研究能力的话，那么，所谓的引入内亚视角以解放被民族主义叙事左右的传统清史研究的主张，就只能是一通空话而已。因为学术界实在无法相信，一群并不擅长处理非汉文史料的学者，会将清史研究与内亚史研究融会贯通或完美结合。
“新清史”研究最早的实践者柯娇燕，曾在1985年发表了一篇专门讨论爱新觉罗家族始祖布库里雍顺出生传说的论文。让人惊诧的是，她在全文中讨论该传说时引用的最主要的史料，竟然是民国年间才成书的《清史稿》中的记载，而《清史稿》中的这一故事是相比起成书较早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相对较晚的《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内容大大删节后的一个晚期版本，根本不宜作为研究的主要依据史料。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日本学者已经从比《满文老档》更原始的《旧满洲档•天聪九年档》中检出了这一传说的早期版本，即虎儿喀部首领在1635年向皇太极陈述的布库里雍顺的诞生经历，该日本学者还撰文考察了其背景成因。此后美国和意大利的满学家相继发表论文针对这一新见满文史料加以讨论。而柯氏对于这些前人研究成果竟然一无所知，如此粗疏的学风实在是不足为训。从其注释可知，她仅仅是通过中国学者的一部清太宗传记才获悉了这则材料的存在，可是由于对其内容并未过目，因此误以为这一传说出自于《满文老档》的记载。
现在任教于哈佛大学的欧立德教授，大概算是惟一能在其论著中引用若干新见满文史料的“新清史”学者。可是他的满文阅读能力如何，似乎也不能无保留地予以肯定。他曾在1999年的一部为清史学家王钟翰和韦庆远二位先生祝寿出版的论文集中，发表了一篇专门讨论满族入关以后保持“国语骑射”旧习的英文论文。此文的主要论点也见于他后来出版的《满洲之道》中。非常让人不解的是，欧立德在文中将“骑射”解释成并列性的“骑马和射箭”（riding and shooting）。其实满族人常说的“国语骑射”中的“骑射”所对应的满语动词词根是“gabta-niyamniya-”或者只是“niyamniya-”，以上两种形式皆常见于满文文献中，其真实含义是指“能够骑在飞驰的马上准确射中箭靶”，因此“骑射”的意思并非并列式的骑马和射箭，而是一套能将二者结合在一起的具有相当难度的军事技术，相当于英语的“shooting on horse”。欧立德如果对满语比较熟悉的话，应该不至于对如此基本的常见词汇都发生理解上的偏差。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指出，过去学术界多以为直到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满洲”一名才被皇太极创制出来，同样是因为《旧满洲档》的刊布，透露了在时间更早的记事中业已出现“满洲”之名，故这一传统观点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重新受到了质疑。除了早已关注此问题的日本学者以外，国内学者薛虹和刘厚生等，也曾在1990年发表论文讨论了此问题。反观“新清史”学派，无论是柯娇燕还是欧立德，在各自大作中对这一关键性问题却都未置评，这也反映出他们其实并不怎么重视新出满文史料。
至于“新清史”的另一代表人物罗友枝，她的《清代宫廷社会史》基本没有引用新出满文材料，其相关立论几乎全从汉文史料而来，此举与其当初在与何炳棣论战之作《再观清朝：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中发出的“大力开发满文史料宝库”的宣传毫不一致。这种宣传与现实的显著差距清楚地表明，罗友枝对满文史料并不擅长。罗友枝反复强调关注内陆亚洲因素对于理解清史的重要性，可是涉及到她自己的关于清代内亚历史的研究时，或者只是沿袭前人已有观点，或者就是发出自己颇，不可靠的随意附会和错误臆断。例如，她在论述蒙古旗人时，竟然将作为内八旗的组成部分、与满洲八旗和汉军八旗并列的蒙古旗人，和一般意义上的外扎萨克蒙古旗人全然混淆在一起，乖谬之深，莫此为甚。当然，罗友枝之所以在相关领域屡屡发生为基本常识所不容的失误，盖源于她本来的专业方向是清代社会经济史，在内亚史或民族史方面并未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仅仅到1990年以后才涉足这一新领域，而又自期甚高，急于推出以批判“汉化”为旨归从而建立其学术影响的刻意求新之作，故在相关知识远未很好具备的知识背景下，仓促展卷捉笔，结果难免在其著作中留下大量谬误。
和罗友枝知识背景相似的是濮德培，后者是研究清代华南经济史出身，以后却转向研究清代内亚史，并同样在短时期内完成了学术上的“华丽转身”，成为了以精通内亚史而著称的“新清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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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遍读其论文和专著，笔者依然难以找到他通过发掘前人不知的非汉文史料，以使相关研究得到深度推进的实例。当然有的国内读者可能会对濮氏在其著作《中国的西征》中，将准噶尔汗国当作和清朝、俄国相并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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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力量的处理感到新意盎然。其实这种考虑思路从上世纪前期格鲁塞的《草原帝国》中即已见端倪。而在1993年贝尔葛斯完成的《论草原的瓜分：俄国、清朝与准噶尔人在中亚的争斗》中，对这种三方竞争的历史现象又做了详细的探讨。实际上濮氏的研究视角已不十分新颖，而且他很少真正从准噶尔汗国的角度考虑当时的历史走势，主要仍然是以清朝为中心进行思考，也谈不上将内亚视角全面引入到清史研究中。
总之，根据笔者的初步观感，“新清史”学派的这几位代表性学者，似说不上对于内亚史具有多么专深的造诣——不仅对非汉文史料的征引并不领先于国内同行，而且在将清史与内亚史两相结合方面，造成了不少深具误导性的学术混乱，其研究不时陷入到种种知识误区中。因此，在其著述中较少能够发现那种在实证性上令人信服的原创成果。

修正“新清史”学者对清代中国的错误空间认知

接下来，笔者拟修正的是“新清史”学者对于清代中国的错误空间认知。这批学者认定，在清朝的疆域上，整个国家可以条块分明地划分为两大板块：由传统汉式行政体制管辖下的内地各省和广袤的内陆亚洲地区。清朝对前者的统治属于继承了以前明朝统治的成果，而对后者的统治则始于清朝在内亚的开拓和扩张。清朝官方长期以来有意识地保持两者在行政管辖上的差异，以及彼此在地理上的界限，而且对于汉族人口向内陆亚洲的流动也持警惕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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