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的拓荒之作（《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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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的拓荒之作（《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书评）

《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张绪山著，中华书局2012年4月第一版。
来源：《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11月28日 10 版），作者：张绪强。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拜占庭研究取得了值得称道的成绩。但是，由于拜占庭学引入我国的时间尚短，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不多，我国的拜占庭研究仍处在起步阶段；与兴起于16世纪，已有400余年发展史的欧美拜占庭研究，仍不可同日而语。
如果说我国的拜占庭研究已开始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话，那也只在少数领域。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史研究可视为其中之一，张绪山教授在此领域的研究具有代表性，他最近出版的《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以下简称《关系研究》），是中国与希腊罗马世界交流史研究的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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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以其博士论文《6世纪初至7世纪中叶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为蓝本，补充、扩展而来。全书近40万字，分为“拜占庭文献所见中国事物”、“中国文献与实物所见拜占庭帝国事物”及“中国-拜占庭关系中的中介族群”三部分。全书虽以章节布局，但实际上每章都可视为一篇完整的论文。这部作品历经“大约20个春秋”才最终成功“分娩”。据书末所列参考书目，可以认为，20余年间作者对国际与国内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持续关注，是这部作品保持高水平的关键。
《关系研究》涉及中国与拜占庭帝国两方面的史料，取材范围广泛。拜占庭史料方面，以科斯马斯中国闻纪，普罗可比、弥南德等史家所记载的丝绸贸易，西摩卡塔所记中国历史风俗事物，普罗可比与赛奥凡尼记载的中国育蚕术之传入等作为考察对象；中国史籍及实物方面，研究素材包括中国史籍记载的拜占庭帝国名称、地理、历史与传说，拜占庭帝国与中国的外交交往，景教东渐及传入中国的希腊-拜占庭文化，中国境内发现的拜占庭钱币等。
本书在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中较前人有较大推进，可大致列举如下。
一、对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在彼此文献中的名称的研究。在希腊文献中，中国被称作“桃花石”（Taugast）。“桃花石”一名作为域外民族对中国的称呼，其语源有“大魏说”、“唐家说”、“拓跋说”、“大汉说”等等，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作者对众说之优劣得失一一详加评述，并以自己新发现的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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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为依据，最终认定“大汉说”最合道理。他从历史事实与音韵学所做的论证，将这个问题推展到新高度。对于拜占庭帝国的汉籍名称“拂菻”，学界已有Franks说、Bethlehem说、Hellen说、Polin说、Rum说等诸多观点，作者对诸说皆一一加以辨正，最后认为Rum说最符合道理。其证据是，拜占庭帝国对外自称罗马，而外族也多以“罗马”称之；“罗马”一名的东传经过亚美尼亚语、中古伊朗语，中亚花拉子密语和粟特语，经历了Rōm（Rum）、Hrōm、Frōm（Furum）及汉语“拂菻”的递变。作者在梳理学说史的工作，成为今后研究的起点。
二、对中国育蚕术传入拜占庭事件的研究。此一问题前辈学者如齐思和等虽早有涉及，但都不是专门的研究，不够完整，深度不足。作者以拜占庭史料为基础对事件进行复原，认定蚕种传出地应是西域，具体说，是在当时已经掌握养蚕术的和阗、费尔干纳与河中地区某地，而蚕种携出者应是此时活跃在西域地区的景教徒；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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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对迄今西方学者还一贯坚持的“中国人阻止养蚕技术外传”的观点进行了认真评析，澄清了这种见解的错误，并对养蚕技术向外传播迟缓的原因作出了解说，详密程度均超过以往的研究。
三、对汉籍记载的拜占庭向中国遣使的研究，尤其是对《旧唐书》所记“贞观十七年（643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的研究。作者认为记载中拂菻王“波多力”乃是拜占庭皇帝新称号Basileus的译音；贞观十七年（643年）的这次遣使可能是拜占庭帝国著名的皇帝希拉克略(610年-641年)生前策划，而由其他人实施，其目的是想联合唐朝共同抗击新兴阿拉伯势力的进攻。作者对这一见解的论证颇为详尽。关于宋代拜占庭遣使中国的研究，也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四、对景教东传过程及在中国境内传播的希腊-拜占庭文化的研究。作者对掌握的多方面的材料研究证明，景教徒进入中国境内进行传教活动过程中，介绍了许多希腊-拜占庭渊源的文化技术，如开脑治疗眼睛暂时失明的治盲术、多种药材及医药知识；计时自鸣钟的制造方法，“凉殿”“自雨亭”之类夏日纳凉建筑的建造技术；希腊天文学知识（如翻译托勒密天文学著作《都利聿斯经》）及基督教绘画艺术等。作者这一部分的研究使人们看到以往学界所忽略的一个方面。
五、对我国境内出土的拜占庭钱币的研究。拜占庭钱币在我国境内的发现，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相关研究也持续不断，但汇集历次发现的几十枚钱币，从中西交流的大视角进行研究则无疑具有独特性。作者的研究包括金币传入中国所经过的途径，钱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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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变化所反映的中西交流盛衰变化，钱币在中国境内的用途，金币仿制品问题，以及许多钱币发现于墓葬主人口中与眼部这一习俗的来源问题，等等，涉及面可谓广泛，但结论平实，言之有据。如齐思和先生当年在国内仅发现一枚拜占庭金币的情况下，认为拜占庭帝国并非以金银购买中国商品，这一观点已为作者的研究所修正。
最后，本书区别于以往研究成果的最大特色之一，是将居间民族作为独立的部分进行考察。作者研究了海路上埃塞俄比亚人、波斯人、印度-锡兰人及昆仑人（印度尼西亚与马来人的混称），中部丝绸之路上的波斯人，以及北方草原之路上的突厥-粟特人等，在中国与拜占庭关系中扮演的角色。作者对波斯人、突厥-粟特人中介作用的研究使用了不少新材料，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一部分的论述，可以让读者从空间角度更具体地了解欧亚大陆两大文明间的互动与交流。不过，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言，从总体上，对中介族群的研究似乎还有更大的拓展空间。相信作者会在将来的研究中有所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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