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冉-论宣太后与魏冉的专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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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宣太后与魏冉的专权

宣太后和魏冉专权是秦昭王时秦国政治史中人所共知的事，长期以来，一些相关史著也都不 同程度地论及此事，并都不同程度地做了一些有益地探索。但由于史料缺略，各家论说都相当简略，未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其专权的全貌，有些评价，现在看来也未尽妥当。这些都说明 对该问题仍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
一、宣、魏专权的集团特征
宣太后和魏冉的专权是以血亲关系为联系的集团专权。该集团萌生于秦文王时期，形成于秦 武王死后的王权之争过程中，成长于秦昭王时期。秦文王时，宣太后还只是惠文王的王妃[1]，在与惠文王生活中生有三子，即嬴 (又名嬴侧)、嬴市和 嬴悝[2]。这可以说是该集团的王系人物。宣太后是楚国人，本名芈八子，在她为惠文王王妃时，她的有些族人也 可能先后来到秦国。这些人据史书提到的有魏冉(芈八子的异父弟、芈戎 芈八子的同父弟)和向寿(芈八子的外族)。魏冉聪明智慧，从惠王、武王时就已在 朝任职用事[3]，在太后的亲族中号称“最贤”[4] 。芈戎，虽曾在这一期间入秦，但 以后不知什么原因又回到楚国[5]，秦昭王即位后不久将其召还秦国 [6]。向寿，应该说也 是早期入住秦国的。史载他与秦昭王“少同衣”“长同车”[7]可以为 证。不但如此，武王 时，他已用事于朝，并曾作为武王的“亲幸”[8]，在宜阳大战前夕， 随同甘茂出使魏国“ 缔约伐韩”[9]。从来源看，他们可以称做“后”系人物。不管“后” 系、王 系，在芈八子还只是个王妃以及武王时代，他们始终是合而为一的一个亲缘集团。在这个亲缘圈子中 ，王妃芈八子是个核心，尤其对于外族来说，王妃的命运可能敏感地决定着他们的 沉浮 ，所以他们不能不很好地呵护她。从后来魏冉的活动看，他应当说是这个圈子中的中坚。总之，秦惠文王时，这个亲缘圈子已初具集团雏型。
武王死后的王权之争为该集团提供了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机会。这种机会的出现有两个原因： 一是武王无子；二是武王因举鼎折胫突然死亡。无子，王位没有直接继承人；突然死亡，又无法对王位的继承者有个安排。一时间，宫中各派，有条件、无条件者都卷入其中。所谓有 条件者，指宫中诸后妃之子；无条件者，指无子后妃及朝中诸大臣有倾向性者，如武王后就无子，但也参与了这场争斗[10]。史料缺略，我们尚无法确知各家 各派的详细情况，但 可以想见各种派别集团会应运而生，其中宣太后集团就是强有力的一个，与之对立的有惠文王后、武王后(二者为一派还是二派不得而知)集团。王权争斗的结果是以宣太后集团的 胜利 而告终，太后长子嬴 坐上了王位，这就是秦昭王。而与其对立的派别，有的人被杀， 如“昭王诸兄弟不善者皆灭之”[11]，惠文后“亦不得良死”[12]；有的人被驱逐 ，如武王后即被逐出秦国，回到娘家魏国[13]。从王权争夺的结果 看，这一事件加强了该集团内部的紧密团结，也为他们赢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
这个集团真正够得上专权，乃是秦昭王朝的事。昭王刚即位，母亲芈八子即为太后，又 因昭王“年少”[14]，由太后临朝称制，《史记》称为“太后自治 ”[15]。魏冉先被封为大将军，镇守咸阳，既而又被委以朝政[16]，真可谓至高无上!芈戎虽未参与王权之争，但也考虑他是“太后 之所亲” [17]，于昭王八年后，被从楚国召还秦国，委以将军重任 [18]。向寿于昭 王元年被派往 镇守宜阳重镇[19]，玄即任为左相(从昭王元年至七年)[20]。至于太后的另外两个 儿子，嬴市被封为泾阳君，嬴悝被封为高陵君[21]，两地俱是京畿 要地，用以拱卫王室。可以看出，该集团成员没有一个漏封的，这可以说是该集团专权的嚆矢。
以此为基础，在以后长达40年的时间里其权力(除向寿以后不明外)不断膨胀。主要表现在 长期地占据相权、军权和肆无忌惮地谋私利。史料记载，魏冉从昭王七年至四十一年曾五度为右相，总揽军政大权25年[22，占专制集团存在时间的三分之二 以上。芈戎先为 将军[23]，后来先后被封为新城君、华阳君[24] ，并于昭王三十二年起任左相， 长达九年[25]。另外，泾阳君公子市、高陵君公子悝先后改封宛、 邓[26]，以及 魏冉先后封穰、封陶[27都是这一过程中权力膨胀的反映。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该 集团覆灭的前九年里，左、右丞相分别为芈戎、魏冉把持，标志着其权力已达到登峰造极的 地步。时人范雎说：“穰侯相，三人(华阳君芈戎、泾阳君市、高陵君悝)者更将，有封邑， 以太后故，私家富于王室”[28]。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切。从专制集 团的发展看，这可以看 做是它的成长期。
二、专权集团与昭王的关系
宣太后与魏冉专权集团和秦昭王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来认识：前期是宣太后“自治 ”魏冉“为政”；后期则为“自治”、“为政”结束以后。宣太后“自治”，魏冉“为政” ，是司马迁在《史记·穰侯列传》里提出的概念，也是所有有关昭王新立时政治状况最为明确的惟一说明。为清楚地说明问题，兹录其完整的描述如下：
武王卒，诸弟争立，唯魏冉力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为将军，卫咸阳。 ……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为政。
由此可以看出，“宣太后自治”、“魏冉为政”的原因是“昭王少”。类似的情况，也见诸 于秦始皇即位时，秦始皇13岁即王位，因年少，“委政于大臣”[29]。可见，这是秦 国国王即位的惯例，君王到什么时候才亲自执政?按照当时的制度，需要到举行“冠礼”后 。至于“冠礼”的年龄如何与本文关系不大，兹不讨论。按《秦本纪》记载，昭王“三年， 王冠”。“王冠”，就是举行冠礼，这就标志着这一年昭王要亲自执政了。史籍包括《史记》虽没有昭王亲自执政的明确说明，但既举行了冠礼，其亲自执政也就不言自明了。这也就 是说，“宣太后自治”，“魏冉为政”的时代结束了。宣太后“自治”的事实还可以从有关 文献中找到例证。《战国策·秦策五》：“献则谓公孙消曰：‘公，大臣之尊者也，数伐有 功。所以不为相者，太后不善公也。芈戎者，太后之所亲也，今亡于楚，在东周。公何 不以秦、楚之重，资而相之于周乎?楚必便之矣。是芈戎有秦；楚之重，太后必悦公 ， 公相必矣。’”按鲍彪注，献则，楚人，为芈戎游说者。公孙消，秦人。顾观光附 此事 于周赧王九年[30]，也就是秦昭王二年，正是宣太后“自治”时期 。楚人献则为 芈戎游说公孙消，可能就是甘茂出走后，左相位未定之时，所以献则要公孙消取悦宣太后，以便谋到相职。可见宣太后时确实行施“自治”权力。
宣太后“自治”，魏冉“为政”共三年，其间行使王权，为最高王权者。
三年后，秦昭王亲自执政，但他并没有像后来的秦始皇那样，搞的大刀阔斧、轰轰烈烈，而 是一切都在平稳中实现，所以史书也没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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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特别记述。这一方面说明昭王本就是宣太后、魏冉集团的一员，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另一方面说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依 存的。这正是后期专权集团和王权关系的基础。王权的平稳交接再次反映了该集团的团结和成熟。
在后期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昭王为一国之主，万民至尊，但却始终是该集团的政治代表，当 然也是秦国整个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另一方面，宣太后和魏冉专权集团也始终没有对王权构成威胁，更没有显示出夺取王权的野心。整个统治层的最高统治(以宣太后、魏冉和秦昭 王为代表)带有亲族集团统治的特色。具体表现在施政过程中，太后、魏冉等有时不但参预重大问题的决策，而且处理重大的各国间问题。兹举例说明如下。
例一：《战国策·韩策二》载：
楚国雍氏五月。韩令使者求救于秦，冠盖相望也，秦师不下。韩又令尚靳使秦，谓秦王曰： “……愿大王熟计之!”宣太后曰：“使者来者众矣!独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谓 尚子曰：“……今佐韩，兵不众粮不多，则不足以救韩，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尚靳归报韩王，韩王遣张翠，……秦王曰“善”。果下师 以救韩。
这件事发生的年代虽尚有争议，不过从尚靳见昭王的情况看，昭王已亲政无疑。尚靳游说昭王时，宣太后也在场，不但在场，而且她还是非常重要的决策人。从引文看，她先肯定尚子 说的话有道理，接着又“召尚子入”，单独与尚子谈，后又以她不能得到实惠而拒绝出师。 又从她说“使者来者众矣，独尚子之言是!”我们推测，此前众多使者入秦未果，也是她 的原因。这件事的全过程非常清楚地说明她与昭王共同掌理朝政的情况。再者，从这件事的最终结果看，还是昭王的决定具有权威性，因为秦最终还是出师救韩了。这表明，在后权和 王权发生冲突时，后权还是最终服从王权的。
例二：
秦昭王即位后，义渠国君来朝，宣太后即与之私通，两人以后并生有二子 ，且这种 关系保持了三十多年[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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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渠虽为少数民族部落方国，但在秦国以往的历史上长期与 秦为敌，对秦国构成不小威胁。和义渠国君的私通是关涉到各国间关系的大事，但宣太后能 与 之这样相处，不能不说与该集团，包括秦昭王在内的呵护有关。这种情况持续三十余年，竟没有引起朝臣诽议，可能也与该亲缘集团的权力强大、统一和集团成员间的团结有关。
例三：
魏冉从昭王七年至四十一年先后五次任左相，时间长达25年。华阳君芈戎也与昭王三十二年 至四十一年任左相。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在战国史上，特别是中央集权和王权日益集中的中后期，是很稀见的。
以上诸例充分说明范雎所说“今秦国，华阳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 [32]的情况是真实的。
三、专权集团政治命运的结束
诚如上文所言，宣、魏集团确实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处于一种“和平”执政局面，双方没有 发生过激烈的权力对抗。但王权毕竟是王权，它不同于相权、后权，所以其间矛盾的存在自当不可避免。严格地说，这种对立在昭王初年就表现出来，前文所述宣太后干权可以说明这 一点。这种情况发展到后来，特别是魏冉、芈戎为右左相时期，逐渐明显化。主要 表现为：
1.对王权的制约。
这种情况集中体现为对昭王广纳人才的限制上。秦昭王是个很重视任用 诸侯各国贤能之士的人。他在位期间，先后重用了许多诸侯国人，有名的如孟尝君薛文、赵人楼缓、客卿寿烛等。特别是请孟尝君一事，足见其求才之切。据史载，当他听说孟尝君为 天下名士，在齐国一度不得志时，立即决定邀请，为此他采纳冯 建议“ 遣车十乘，黄金百镒以迎孟尝君”[33]。此次邀请虽未成功，但昭 王八年，孟尝君还是来 了 [34]。总之，在他的一生中，始终注意搜罗异国人才，为秦所用。这种用人思想， 对魏冉、芈戎兄弟占据的相权，显然是一个威胁，因为，从历史上看，贤能客卿入秦多是任 相职的。正因为这样，在最后一次任相期间，魏冉是不愿意昭王延纳异国人才的。范雎说他听说穰侯“恶纳诸侯客”[35]，正是这一反映。
魏冉“恶纳诸侯客”与昭王搜罗人才发生了明显的矛盾，虽然还没有发展到表面冲突，但已 是各有对策了。秦昭王的对策是秘密搜求，魏冉的对策是恃权严加防范。试以范雎入秦的过程反映的事实分析说明。范雎入秦事，《史记·范雎列传》和《战国策·秦策》都有记述， 《列传》本于《战国策》，所述过程详于《秦策》。兹以《列传》为本，参证《秦策》讨论如下：
范雎入秦的过程人所熟知，其中可注意者有二：一是王稽入魏；二是魏冉东巡县邑。王稽 出使魏国是秦昭王派去的，去干什么?史文没有记载。但从王稽于魏的活动看，只有他问郑安平“魏有贤人可与俱西游者乎”，此后便是与范雎接触和“载范雎入秦”，这是其一。其 二，昭王派王稽使魏恰逢范雎于魏“伏匿”，《列传》说“当此时”就是范雎“伏匿”之时 ，若说，不是冲着范雎去的这未免有点太巧合了。其三，范雎当时已知穰侯魏冉“恶纳诸侯 客”，而藏匿他且为其寻找机会的郑安平亦当知之，既知之，偏偏又“诈为卒，侍王稽”准 备伺机推荐，若非不知王稽来头，恐亦不会轻易这样做。再证诸以王稽对他不问别事，偏问 “贤人”。可见双方是多少有些了解的。其四，王稽车载范雎路遇魏冉，魏冉问是否有“诸 侯客子俱来”，他回答说“不敢”。足见他明知魏冉不纳诸侯客。若昭王也像魏冉一样不纳 诸侯客，他何必费此周折?此亦说明《列传》所言“为是时……(昭王)厌天下辨士，无所信 ”是不大可信或为昭王故意放的“烟幕弹”。若此分析不差，可以推断，昭王派王稽使魏是 在范雎事有传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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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的一次秘密性人才搜访。范雎入秦后与昭王会面的情形亦可反证他对这次活动成功的重视。这种情形值得注意者有二点：(1)“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会义渠 之事急，……寡人乃得受命”；(2)“秦王跽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秦王复跽而 请曰……若是者三。’前者似可理解为客套说法，但义渠事确也是实情。这后者“秦王跽而 请”绝非一般客卿可受之礼，况且还有“若是者三”。“跽”，《索引》释作“长跪，两膝 枝地。”《战国策·秦策》又作“跪”、“跽”两个动作，先“跪”后“跽”。鲍彪释“跽 ”“长跪也”，与《索引》同。不管两字是二还是一字之讹，意思应该都差不多。作为一国 君王，对一客卿如此“跪请”，其切盼可想而知。
再说魏冉“东行县邑”。丞相东巡是一国之大事，为什么恰好就在昭王派使者王稽入魏之时 ?更巧的是，在王稽车载范雎入秦的路上正遇着魏冉东巡车骑。还有，魏冉路遇王稽“立车 而 语”有两句话：一曰“关东有何变?”二曰“谒君得无与诸侯客子俱来乎?无益，徒乱人国 耳”。前者似在表明王稽使魏为考察“关东”变故，若结合前文分析，可以推知，这可能是 昭王派王稽使魏的借口，拟或两种意图都有。后者似表明魏冉对此次行动略有觉察或过分敏感 ，特别是车行十里后又“使骑还索车中”更是最好的证明。此次事件也说明魏冉这次“东行 县邑”实在是用心良苦!
同为朝中大臣，丞相巡查地方要搜查君王使臣车辆，可见王与相之间的矛盾已比较明朗。
2.集团利益与国家根本利益的矛盾表面化。
如果说前期和后期的前段集团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矛盾还没有表面化，那么至集团专权的后期的后段，亦即魏冉、芈戎任右、左相 时期 ，这种矛盾越来越突出。集中体现在专权集团后来的对外战争多围绕自己的利益进行，这与 秦对外战争的主旨是相违背的。
《战国策·魏策四》：“穰侯攻大梁，乘北郢，魏王且徙。谓穰侯曰：‘君攻楚，得宛、穰 以广陶；攻齐，得刚、博以广陶；得许、鄢以广陶；秦王不问者，何也?以大梁之未亡也， 今日大梁亡，许、鄢陵必议，议则君必穷。……’”
穰侯为相后期的许多战争是围绕自己的封邑“陶”进行的，其目的就是“欲广其陶邑” [36]。以上魏人所言也无不说明此点。另就魏人对魏冉所说“秦王 不问者，何也”看 ，他们也清楚地看到魏冉的这些做法与秦国的根本利益是矛盾的，是和国家利益的最高代表昭王有矛盾的。至于昭王暂时不过问此事，乃是还有些问题需要魏冉等解决而已。范雎说： “今太后使者分裂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国之势，强征兵，伐诸侯；战胜攻取，利尽归于 陶；国之弊帛，竭入太后之家；竟内之利，分移华阳(芈戎)”[37] ，更全面地反映了集团争利的情况。
集团专权的结果不但造成王权“果处三分之一”[38]的王权分割， 而且发展到限制王权和危害秦国的根本利益的地步。在君主专制集团日益发展的战国中后期 ，其将必然被取替，是毋庸置疑的。所以范雎入秦后与昭王一拍即合，“四贵”权力被削， 专制集团政 治命运遂告结束。
四、简略的评价
宣太后和魏冉是专权集团的核心和中坚，以往史著的评价亦多集中到这两人的身上，特别是 对宣太后，论述得更突出。涉及的问题有分封问题、女人干政问题、宣太后个人作风问题等等。对此，本文不打算作过多分析，而是想就这个集团与秦国政治的发展作几点说明，姑 且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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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简略的评价。
首先，该集团控制大权后，亦即宣太后“自治”和魏冉“为政”时期，正确地处理了王朝交 替的关系，维持了昭王朝初年的政治稳定，从而为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保障。反映在两个方面：(1)尽快消灭了反对派；(2)在相职任用上，继续使用武王朝左右 相樗里疾和甘茂(甘茂虽于昭王元年即出走，但不是太后等所为 [39]，保证了武王朝内外政策的延续性。
其次，正确处理了王权和相权以及太后权力的关系，使得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家政局 稳定。整个昭王朝，虽有人所共知的专权存在，但始终没有发生激烈的变乱和冲突。特别是昭王对掌有左右相大权的宣、魏集团清除时，完全具备发生冲突条件，但也没有武装冲突， 而是在和平中完成了这一过程，应该说，它本身对秦国的发展就是一大贡献。
复次，集团专权期间，能够立足秦国发展，继续坚决执行自商鞅变法以来的对外政策，积极 扩张，加速推进了秦国兼并、统一战争的进程。在魏冉任相的25年里，秦先后对楚、魏、韩、齐等国发动了一连串的战争，夺取城邑数十座，兼并了大量的土地，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提拔和重用的著名军事家白起，更是南征北战、屡建奇功。楚国的弃郢东徙陈城，就是白起的杰作[40]。总之，这一时期的战争，大 大削弱了诸侯国的实 力，将孝公以来对外战争推进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司马迁说：“穰侯，昭王亲舅也。 而秦所以东益地，弱诸侯，尝称帝于天下，天下皆西向稽首者，穰侯之功也。”[41]这一评价，魏冉当之无愧!
义渠是秦西北强大的戎族部落国家。太后专权时与义渠君私通30余年。其间，秦与义渠友 好相处，保障了秦东伐战争无后顾之忧。至于义渠的最后被消灭，一个重要原因是宣太后诱杀了义渠君，从秦国发展看，它无疑加速了兼并统一战争的进程。这一点谈的人较多，兹不 赘述。
最后，专权集团重要人物的分封对巩固政权、巩固新征服地和促进兼并统一战争也有一定的 积极作用。过去有些人认为魏冉专权大搞分封是复辟旧制度，从而大加挞伐。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分封不光魏冉搞，昭王也在搞。不但秦国搞，各国都在搞，不能仅怪罪于魏冉。 另外，当时的分封制并不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完全建立后的产物，而是在这个过程中的产物，它的出现只会促进兼并统一战争的进程而不是妨害。至于说他最后围绕“陶”而进行的 战争，乃是与秦兼并统一战争的主旨相违背的，与分封制关系不大，所以最终被驱逐。
当然，专权集团活动期间的消极影响也很显著，因此，最后被清除自在情理之中。

注释：
[1][2][10][12][13][18][23][26][29]《史记·秦本纪》。
[3][4][6][11][14][15][16][21][27[36][41]《史记·穰侯列传》 。
[5][17]《战国策·秦策五》楚人献则语。
[7]《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范雎语。
[8]郭人民：《战国策校注系年》，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91页注。
[9]《战国策·秦策二》。
[19]《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
[20][22][25]马非百：《秦集史》(下)，《丞相表》，中华书局，1982年8月。
[24]《战国策·秦策·魏策·楚策》《史记·穰侯列传》《史记·范雎列传》。
[28][35]《史记·范雎列传》。
[30]顾观光：《国策编年》。
[31]《后汉书·西羌传》。
[32][37][38]《战国策·秦策三》。
[33][34]《史记·孟尝君列传》
[39]按《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樗里子与甘茂有隙，所谓“甘茂与樗里疾贸首之仇 也。”
[40]《史记·白起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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