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秦始皇帝与秦始皇陵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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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秦始皇帝与秦始皇陵布局

刘占成
秦始皇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有名的皇帝，他是一个暴虐的皇帝，同时也是一个对历史作出重大贡献的皇帝。随着1974年兵马的发现，秦始皇陵更加著称于世，面对历史的记载和新发现的考古遗迹，更使我们对秦始皇帝充满了历史的沉思和无限的遐想，保存二千余年的秦始皇帝陵园，默默地向我们诉说着那个时代的一切。本文重在对秦始皇帝与秦始皇陵布局予以概要的论述，请专家指正。
一、秦始皇帝事略
秦王朝的建立，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作为秦帝国创始人的秦始皇帝，无疑是位对中国历史有重大建树的人物。他叱咤风云、轰轰烈烈的一生，本文实难概全，仅就其身世、主要活动及功过予以简述。
（一）关于秦始皇身世
公元前259年（即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一位中国历史上的伟人在赵国首都邯郸诞生了。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千古一帝”秦始皇。据司马迁《史记》明确记载，秦始皇是一个私生子，他并非父亲秦庄襄王的儿子，吕不韦才是其真正生父。
秦始皇的父亲秦庄襄王原名异人，是秦昭王的孙子，秦孝文王（名柱）的儿子。异人在壮年时期被作为“质子”（即人质），送到赵国。当时，他是一个地道的落难王孙，在处境窘迫绝望之际，是卫国濮阳人（即今河南濮阳县）吕不韦使异人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吕不韦在赵国经商时，发现了公子异人。他认为此人“奇货可居”，据《战国策》记载：吕不韦在家与父商议，问其父“农民耕田，一年可获几倍之利？”父回答：“耕田可获利十倍。”吕又问“贩珠玉珍宝可获几倍利？”父答：“可赢利百倍！”吕进一步问：“拥立一国君主能赢利多少？”其父惊叹道：“那就无数矣！”吕不韦大喜，决定做一笔政治投机的大生意。于是，吕不韦结交公子异人，与其商议：“愿破费千金到秦国游说华阳夫人和安国君，立公子为嗣。”异人答应他日登上王位，“愿分秦国与君共之。”据《战国策》与《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吕不韦与异人达成协议后，即去秦国进行游说，凭他的三寸如簧之舌，再加上珍珠异宝，奇物玩好，首先打动了安国君的宠幸华阳夫人和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华阳夫人的枕边风，又使安国君答应立子楚为太子。这样把原本有继承王位资格的长子子奚的王嗣之位化为泡影。
公元前251年（秦昭王56年），昭王去世，安国君继承王位为秦孝文王。当时其已53岁，只做了一年国王就病死了，子楚便继承王位，称为秦庄襄王。吕不韦也随之当上了秦国丞相，被封为文信侯，十万户租税食邑。
据司马迁《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当年吕不韦在赵国邯郸时，娶了一位能歌善舞的美人邯郸姬，与之同居，已经怀孕。一次，公子异人与吕不韦饮酒，邯郸姬跳舞助兴。公子异人却看上了这个如花似玉的美妾，要求给他做夫人。吕不韦当时十分生气，但转念一想，为了异人，已倾千金家产，不能为一小妾坏了大事，于是便答应了。邯郸姬做了公子异人的夫人，而她却隐瞒了怀孕之事，巧在过了十二个月，在公元前259年，昭王四十八年的正月生下一个男孩，因为在赵国正月出生，所以取名为正（或政），叫赵政。又因秦为赢姓，后也称赢政，他就是后来的秦始皇。
对于《史记》的以上记载，明代学者汤聘尹、王世贞，近代学者郭沫若等都提出质疑，认为此说不太可靠。拙见认为，《史记》记载的可信程度还是比较大的。一是司马迁治学严谨，不会冒然记述此事；二是吕不韦身为商人，位至丞相，号为仲父，没有政治资本和有关隐私，实难成就。三是据我馆张文立教授考证，史载秦始皇没有兄弟姐妹，由此可证庄襄王的生育能力也颇遭质疑。更进一步说明秦始皇确系吕不韦之子。不管怎么说，秦始皇这个叱咤风云的人物的身世，从出生开始就充满了传奇色彩。
（二）秦始皇一生的主要活动和功过
公元前247年，继承王位刚刚三年的秦庄襄王病死，太子赢政此年十三岁做了国王，称为秦王政。公元前238年加冕亲政（22岁），公元前210年病死沙丘（50岁）。秦始皇一生最重要的活动和最大的功绩就是统一了中国，结束了中国数百年分裂割据的历史局面。从公元前236年（秦王政十一年）到公元前221 年（秦始皇26年）的十五年中，秦国军队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消灭了韩、赵、魏、燕、楚、齐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的秦王朝。他把皇权神化，改称王为“皇帝”，在中央设 三公九卿制度（三公：左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卿：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在地方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这一制度奠定了两千多年历史的中国封建制度的基础。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和五次出巡活动。
⑴统一货币和度量衡：战国时期，各国货币形状、大小、轻重各不相同。燕齐使用刀形币，韩、赵、魏流通铲形布币，楚使用郢爰和蚁鼻钱，秦使用圜钱。这些货币单位不一，换算复杂，使用混乱，秦始皇统一为圆形方孔的“半两”钱，便利了商品交换，促进了经济发展。尤其是圆形方孔的铜钱形制一直到清代才废除，沿用二千余年。
战国时期，各国度量衡制度也不相同。长度单位、量制、进率均不一致，秦始皇统一后，即下令把秦国的度量衡制作为标准，颁布天下，并把统一度量衡的诏书铭刻在官府制作的度量衡标准器上，让普通老百姓“皆明壹之。”统一后的度制规定为引、丈、尺、寸；量制为桶（斛）、斗、升、合；度制和量制单位间为十进位，经实测，秦一尺折合现在23.1厘米（也有27.65厘米一说），一商鞅方升折合今201毫升。衡制规定为石、钧、斤、两、铢；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实测秦代一石约折合今37.5公斤。度量衡的统一，促进了商业、手工业和全国经济交流的发展。
战国时代，形成“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字体各异，写法不同，难一认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进行“书同文”改革，命令李斯等以秦国流行的文字为基础，整理出一套“秦篆”，也叫“小篆”，作为法定标准文字，进而推行“隶书”，湖北睡虎地云梦秦简就是用隶书写成的，推动了文化的发展。
公元前220年（始皇27年），秦始皇又下令修筑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驰道。在治道的同时，秦始皇还下令“车同轨”、“舆宽六尺”，这些新道构成了以咸阳为中心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促进了商品交换、文化交流，对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都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秦统一以后，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都制定了开创性的制度和措施，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和积极意义。
⑵五次出巡和刻石：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宣扬皇威，同时也为了游玩享乐，求仙寻药，从二十七年（前220年）至三十七年（前210年），曾五次出巡，足迹东穷燕齐，南极吴越，在一些名山名胜之地立石颂秦德。
第一次出巡，公元前220年（始皇27年），即统一后的第二年，方向向西，到达今甘肃临洮、宁县、平凉市西等地。
第二次出巡：公元前219（始皇28年），方向东南，登邹峄山刻石颂秦德。又到泰山行封禅礼（祭祀天地，设坛于泰山之巅，燔烧祭品的祭天仪式谓之“封”，在泰山脚下瘗埋祭品的祭地仪式，谓之“禅”）。秦始皇按秦国祭祀天地的仪式完成封禅大典后，便又在泰山刻石留念以歌颂秦德。后又东向渤海，到琅琊，就是这一次，齐人徐市给秦始皇上书，说海中有蓬莱、方丈、瀛州三座仙山，秦始皇派徐市带数千童男童女入海求长生仙药。等三月余，并筑琅琊台，又迁徙三万黔首在琅琊定居，并再次刻石颂功。琅琊刻石中叙述秦王朝的疆土领域，“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临洮、羌中濒临沙漠地带），南尽北户（北向户、今广东沿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阴山至辽东一线），它是很有价值的文字资料，秦王朝边境所至，已奠定了中国版图的基础。
第三次出巡，公元前218年（始皇29年），方向又是向东，当始皇行至博浪沙（今河南中牟县北）时，遭张良（韩公子）所派刺客120斤重大铁椎袭击，误中副车，始皇免于一死。秦始皇下令大搜捕，一无所获，后又到之罘、东观刻石颂其德。绕上郡，垂头丧气回到咸阳。
第四次出巡：公元前215年（始皇32年），方向向北，至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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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今河北乐亭附近），又颂功刻石。
第五次出巡：公元前210年（始皇37年），方向东南，在会稽（今浙江绍兴）望南海，刻石颂功。刻石内容宣传封建礼教。从会稽又渡江再到琅琊，时隔九年，徐市回见，秦始皇仍不醒悟，再次派徐市入海求仙药。秦始皇一面发七十万刑徒在骊山为自己修建陵墓，一面在东海求不死之药，他就是这样一个性格矛盾的人物。在五次出巡返回途中，秦始皇病重，车驾行至沙丘（今河北巨鹿县东南），秦始皇就一命呜呼了。九月葬于骊山（五巡四次六处七刻石）。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全国统一后，为了满足穷奢极欲的生活，他横征暴敛，滥发徭役，修阿房宫，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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骊山陵，焚书坑儒等等，使经过战争创伤的人民得不到喘息的机会，这也是秦王朝短命的原因之一，纵观秦始皇的一生，有功有过，但总的还是功大于过，他是中国历史长河转折点上的伟人，应该得到历史的公正评价。
二、秦始皇陵园布局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陵是从始皇十三岁（公元前246年）初即位时开始营建，至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完工，前后历时三十八年之久。秦始皇帝陵园（区）集中反映着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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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文化，对于其布局及埋藏内涵的研究，是对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秦始皇陵园工程项目包括地宫和封土，内外城垣、地面附属建筑、从葬坑和陪葬墓，以及其它一些设施。从总体布局上，把它可分为内城区、内外城之间、外城以外三个区域。
（一）地宫和封土
位于内城区域，《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下，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毕，已臧，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我们可由此来推断秦始皇陵墓地宫内是如何富丽堂皇。但因陵墓未曾正式发掘，其它方面的一问题在这里也不敢妄加推断。
关于陵墓封土，《汉书.楚元王传》说：“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秦时一尺约为今之23厘米，一里为1800尺（414米），五十丈即115米，五里即2076米。经实测，原封土堆底部近似方形，南北长515米，东西宽485米，周长2,000米，与“五里”之数大体接近。现封土南北长350米，东西宽345米，周长1390米，与历年平整土地切削有关。
对于始皇陵墓封土的高度，有的说它现高43米，也有46米、76米、71米，51.5米，73米等等说法，有学者提出这都是因测点不同而得出的不同数值。事实上对于陵墓封土高度的测量，测点标准只能有一个，就是当时封土边沿的地平面，任意取点本身就是不科学的，也就是说，在距陵墓很远的地方取点测量，所得出的数据实际上把地势高差也计算在内了，并不是封土本身的高度。要测量陵墓封土本身的高度，只能在封土边沿的地平面上取点测量。至于地平面本身南北地势高差，是不会有太大悬殊的。笔者特意去始皇陵实地考察，由北侧直上陵顶的砖台阶共284级，每级高度12.5厘米，则现陵封土高度距现陵北地面35.5米。若再加上几个平台坡势，大约可达40米左右，对于文献“陵高五十丈”的记载，我们认为应为“十五丈”之误，如《史记·周本纪》载：“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有研究者疑为十七万之误，古时资料传抄中极多误衍、误脱、颠倒之字，陈直先生在《史记新证》多举其例。若按十五丈（秦每尺值27.65厘米）计算，陵高则为41.5米。若依五十丈计，则下降100多米，实难想象。有人指出：五十丈是当时的“设计高度”，只是没有完成而已。事实上，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大事毕”记载，陵墓工程应是完工了的，另外，封土作为主体工程，应为施工重点，其它从葬坑等既使少建几个，也要保证主体工程的完工，这是不言而喻的。《后汉书·礼仪志》记载：“西汉皇帝陵因面积一般为七顷，陵高十二丈，墓深十三丈……。”《关中记》载：“汉诸帝陵，皆高十二丈，方一百二十步，唯茂陵高十四丈，方一百四十步。”对茂陵封土高度实测数据是46.5米，考古工作者认为这一数字高度与《关中记》的数字基本一致，也就是说武帝茂陵历经2000余年，封土高度并没有多大变化。秦始皇陵只比茂陵早一百多年，地理位置相对在同一地区，难道封土高度自然下降会悬殊很大吗？由茂陵印证，可以认为：秦始皇陵应与汉武帝茂陵一样，历经2000余年，封土高度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当时高度也不过是40多米。
（二）城垣
秦始皇陵园设有夯土实筑的内外两重城垣。两重城垣都呈南北向长方形，相互套合，呈回字形。明代都穆的《骊山记》和《西京道里记》对秦陵城垣都有载述。
内城垣南北长1355米，东西宽580米，内城南墙的一段仍高出现地表１─３米，其余仅有墙基，宽约８米。内城中部由东向西有条长约330米，宽８米的隔墙，把内城范围分为南北两区，南区南北长685米，北区南北长670米。北区的中部又有一南北向宽约８米的夹道，将北区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东西宽330米，西部东西宽250米，内城垣共有六个城门，即东、西、南各一门，北垣两门，内城东西向隔墙上也有一门。根据残瓦及红烧土堆积，原城门应有门阙。秦始皇帝陵墓位于内城南区。
外城垣南北2165米，东西940米，周长6.21公里，墙基宽约８米，外城垣四面各有一门，根据考古勘探所发现的红烧土、板瓦、柱础石、门蹲石等考古遗存分析，在城门和转角处原均应建有门阙和角楼等建筑。
（三）地面附属建筑
秦始皇陵园地面附属建筑主要分布在内城以内和内外城垣之间两个区域，根据考古勘探、试掘资料，建筑基址性质包括寝殿、便殿和园吏寺舍。
寝殿：位于秦陵之西的内外城之间，1986年进行了正式发掘，因遗址中出土带有“丽山食官”铭文的陶器盖，研究者将其定为“园吏寺舍”，笔者根据对古代建筑礼制的研究，指出此处建筑性质属陵寝。因为多年的考古资料论证了秦始皇陵墓的正门在东，即秦陵墓的建制方向是座西面东。那么，参考《礼记·月令》：“[仲春之月]寝庙毕备。”郑玄记：“凡庙，前曰庙，后曰寝。”依照“前庙后寝”的建制，陵为庙其后自然为寝。《后汉书》祭祀志下记载：“说者以为古宗庙前制庙，后制寝，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后有寝也。”“庙以藏主，以四时祭。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荐新物。”可见陵西所谓的“丽山飤官”建筑遗址恰处寝室位置，事实上，遗址中发现的粉红色墙面残块，十分讲究的带井圈水井、浴室、铜镜残片、乐府编钟、铜雁足灯残件、鎏金门环、鎏金叶等，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该遗址的宫妃嫔御之制，这些遗迹遗物与“寝室”的性质也是相一致的，另外，查《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大（太）官是少府中官，奉皇帝膳食、兼掌四时进献果实。飤官（私官）是詹事属官，“掌皇后、太子家。”显见，大官和飤官在汉代隶属不同，另外，他们的职责和所用器皿也有区别的规定。汉承秦制，秦代的飤（食）官性质与职能应与汉代的食官相同。若此，食官既然在皇帝生前就不为皇帝主司饮食，那么，皇帝死后饮食起居的管理，也不应由“食官”来充任。陵西遗址中出土的“丽山飤官”陶文，正好说明这个遗址是皇后、宫妃、妻妾居住的寝室，食官整日侍奉她们的饮食起居等日常生活。至于陵寝中一日多次奉始皇灵魂饮食起居的当然服务人，应为生前为皇帝主司饮食的“太（大）官”。
便殿：位于秦陵封土40米处，属内城垣以内区域，遗址南北65米，东西55米，四周有散水，遗址中发现大量的残瓦片及红烧土遗迹，研究者将其定为“大型寝殿遗址。”而此建筑遗址位于秦始皇陵墓左侧，定为“寝”显不符“前朝（庙）后寝”的礼制，同时也没有发现宫妃嫔御之制。《汉书·韦贤传附韦玄成传》说：“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皇、悼皇考……园中各有寝、便殿。”颜师古注：“寝者，陵上正寝，若平生露寝矣。便殿者，寝侧之别殿耳。”据此，陵北建筑遗址极可能是秦始皇灵魂休息的便殿。
寺园更舍：在寝殿以北发现有两处建筑基址，在便殿以北也发现一处建筑基址，以前研究者认为寝殿以北的建筑属园吏寺舍，而便殿以北的建筑属“便殿”。事实上，这两处建筑基址，全应为园吏寺舍遗址，一处负责管理外城以内的陵园事务，一处负责管理内城以内的陵园事务，因为这些遗址中出土的青石板、石下水道等文物，更具备生人生活的特点。当然以上认识，还有待于更多的考古资料予以证实。
（四）陪（从）葬坑
大小、结构、内涵不同的各类陪（从）葬坑，在秦始皇陵园内城以内、内外城之间、外城之外三个区域均有分布，截至2002年，已探查出陪（从）葬坑177座，这里仅就已试掘或发掘过的几座比较重要的陪（从）葬坑予以概述：
（1）铜车马坑：位于陵园内城以内区域，在陵墓封土以西20米处，经钻探，坑体面积3025平方米，坑中又分布５个车马坑，其中木漆车马３坑，铜车马２坑，发掘了２个木车马坑和一个铜车马坑。
发掘的铜车马坑，在西墓道北向南数的五个过洞中的第一过洞中（可能为耳室），坑底距地表7.8米，坑长７米，宽2.3米，两套车马，一前一后，面向西，编号为一号、二号铜车马，车马大小尺寸相当于真车真马的二分之一。
一号车为立车，叫高车，也叫戎车，总重1061公斤，整体用青铜铸造，配件3000多个，车上立一高柄铜伞，伞下有站立的铜御官俑1件，车前驾四匹铜马、车内配备铜盾、铜弩、铜箭，御手腰佩铜剑。应为前导车。
二号车为安车，也是皇帝仪仗车马，总重量1241公斤，部件3462个，其中金质饰件737件，银饰件983件。车上有龟甲形的车盖，四周封闭，车两侧及前边各有一窗，后边有门，门窗可开启，开之则凉，闭之则温，前舆内有一跽坐的铜御官俑，舆前与一号车相同，驾四匹铜马。应为秦始皇灵魂乘座的舆车。
铜车马号称“青铜之冠”。表面均通体彩绘，一、二号车马总重量2302公斤，其中金银饰件总重量为15000克，每匹铜马重230公斤，对研究古代车制，以及铸造技术、皇室舆服制度等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2）兵马俑坑：位于秦始皇陵园外城以外区域，具体位置在陵封土以东约1.5公里处。
兵马俑坑发现于70年代，根据发现先后分别编号为一、二、三号，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通过它所反映的秦代政治、经济、军事、艺术等方面的历史内容，包括秦俑坑刑制与焚烧；秦俑的兵种与爵级；战车与兵器；制作与雕塑工艺；烧制与彩绘等等，在学术界已形成“秦俑学”学科。
一号坑，东西长约190米，南北宽约60米，根据已发掘的资料和陶俑排列密度推算，全坑共有兵俑6000多件，战车约40乘。这些兵马俑在一号坑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军事阵容。在坑东部的长廊里，南北横列的三排兵俑，每列70人，共计210人，面向东，是为军陈的前锋；在坑西端的长廊里，也有南北横列的三排兵俑，每列70人，共计210人，最西面的一列面向西，另外两列面向东，是为军阵的后卫；在坑南北两侧的过洞内，有分别面北，面南的一排兵俑，每列约180人左右，是为军阵的侧翼卫队；阵中38路西向纵队，车马相间，浩浩荡荡，是为军阵的主体。
秦始皇以军队屯聚的形式，把数量众多的兵马俑安放在自己的陵墓东侧，其意图和目的无疑是为了使他的灵魂能在阴间世界中得到安全保护，说明确一点，它就是秦始皇的守陵卫队。作为另一个世界的一支具有有限防御能力的武装，它防守的对象是什么呢？不言而喻，只能是冥冥天国中的巨神恶鬼，除过鬼神，又有谁会去进攻秦始皇帝地宫中的灵魂呢？所以说，防神驱鬼正是兵马俑陪葬秦始皇陵的主要作用。
兵马俑作用既然是为了守陵，那么一号坑所布军阵性质也只能为守阵了。古代方阵被称为攻阵，圆阵被称为守阵。一号坑军阵阵列不属方阵，自然应为圆阵，可以说，它是一个完成了布阵程序的处于备战状态的防御体系的军阵阵容。
《说文》“圆，全也”。圆无首无尾，无起点和终点。《孙子兵法·势篇》：“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淮南子·兵略训》：“体圆而法方……，得一之原，以应无方。”《孙子兵法》还说：“形圆而不可败。”可见，圆阵是为了保持戒备，以防敌人突袭的守阵。《史记·李将军列传》就记载了李广曾以外向的“圜阵”同胡虏展开一场死战的史实。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汉墓出土的木简，军事布阵术语中有“前当”、“后当”、“左当”、“右当”之称。白建刚先生在论文中指出：“‘当’构成的军阵左当面左，右当面右，前当处正面，后当面后，能随时迎击来自左右前后任何一方的进攻，使敌人无懈可击。”（《青海木简与汉代军队》，《文博》1986年1期）。秦俑一号坑军阵的前锋、后卫、侧翼，其实正同汉代军队的前当、后当、左当、右当一样，它是“圆阵”的编列组成单位。真正用于进攻的方阵，除前锋外，侧翼、后卫只是一种兵力部署的化分，不必后卫面向后，两侧队分别面向左右。蓝永蔚先生也指出：“方阵是进攻的队形，它的翼侧暴露，易遭敌人攻击。“（《春秋时期的步兵》P165，中华书局，1979年）。说明了方阵的两侧根本不需要设有分别面向左右的戒备部分。道理很简单，兵阵力量部署之后主攻方向已十分明确，应全部面向敌军。守阵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殊不知敌人将从哪个方向而来，也可能受敌军包围，四面八方皆敌人，故须列成四面外向的圆阵，阵中主体可随时策变。秦俑一号坑中三十八路面东的主体部队正是可随时应变，左右旋转的屯聚力量。《孙膑兵法·十阵》：“圆阵者，所以 也。”注：“ ，借为团，结聚”。所以像一号坑这样有左当、右当、前当、后当的“ 屯居环卫”兵阵阵容，阵形当属用于防卫的圆阵，并非用于进攻的方阵阵形。
一号兵马俑坑的军事内容为军阵形式，二号坑的军事内涵是什么呢？根据试掘情况分析，二号坑的军事内涵不是军阵而是军营形式。
二号坑共有车、步、骑、弩四个兵种陶俑939件，挽车战马和乘骑战马472匹、战车89乘。这些兵俑、战车和战马按单元分区编列，全部面向东方。
第一单元，即坑北部东端向东突出部分，前廊有两排南北横队的立射俑，每排30人，共60人。后廊有两排南北横队的立射俑，每排15人，共30人。南北两边廊分别有东西向纵队3排，每排14人，共84人。中部四个过洞内，每个过洞有东西向纵队跪射俑两排，每排20人，共160人。这一区域，174件立射陶俑为区表，160件跪射甲俑则为区里。这些由弩兵组成的有表有里的弩兵小营，有研究者认为它是弩兵方阵。其实“阵”与“营”是有根本区别的。阵，不管是攻阵还是守阵，都是按一定的编列队形组织布署，阵中成员个个配备武器，处于一种高度警戒状态。军营具有驻扎的性质，营中成员不要求列队而息，平常也不配备武器，相对处于一种自由、松懈状态。既使教阅操练，也只是练习一些基本队形和单兵动作，也与临阵之态有别。二号坑第一单元的立射、跪射、弩兵大多没有配备弓弩和矢镞（跪射俑旁仅见弓箭遗迹），他们的单兵动作，不管是立姿还是跪姿，都只是一种拉弓射箭的预备动作，还不是张弓欲射的正射姿势。所以说，这一区域弩兵并不单独组成一个弩兵方阵，而应是一个正在习射动作的为一号坑军阵提供兵源的军营。一号坑北侧翼队列中，曾出土一件立射俑，这本应为二号坑一单元的特殊俑姿，为什么一号坑军阵中会出土的？这不正是向我们所透露的一号坑军阵中兵源由二号坑军营中提供补充这样一个宝贵信息吗？
第二单元，即坑南部由南向北第1——8过洞，每个过洞内由东向西排列驷马战车8乘，共计64乘。每辆战车后有车士3人，共计192人。这一区域的战车情况与一号坑军阵中的战车编成有着明显的不同，一号坑军阵中是兵车相间，每辆车除有三个车士外，车后都有相当量的车后隶属步兵，二号坑这一区域则是战车排列密集，一辆接一辆，除每辆战车上的三名车士外，车后没有隶属步兵的配备；一号坑战车发现有立于战车之上的车士，这一区域的车士则全部随于车后，无一上车者；一号坑战车有钟鼓等指挥系统的设置，这一区域战车则无钟鼓遗存的发现。所以这一单元区域并非战车方阵，而应是为一号坑军阵提供车源的车营（库）。
第三单元，即坑由南向北数第9——11过洞，第9过洞内由东向西编列战车6乘，前5乘除3名车士外，车后随有徒兵8人，后一乘战车除3名车士外，车后徒兵增为28人，最西为4名骑兵；第10过洞内由东向西编列战车7乘，前6乘车后随员与9过洞前5乘相同，后一乘车后徒兵配备也与9过洞后一乘战车情况相同，而且最西仍为四骑殿后；第11过洞内有战车6乘，前3乘车士配备和车后徒兵与10过洞前6乘战车情况相同，但后边的3乘战车除各自的3名车士不变外，车后徒兵则变为36、28和32，而且最后无骑兵。第三单元总计战车20乘，挽车战马80匹，车士60人，车后徒兵264人，骑兵8人，乘骑战马8匹。这一单元曾被称为车、步、骑混合编制的军阵。实际上，与一号坑军阵相比，战车后虽然也有了隶属步兵，但车前却不见“前导”编制，另外每一过洞各自封闭，自成单元，不相连属，缺乏战时的前呼后应，所以这一区域的车、步、骑自身也不构成军阵形式，只是为一号坑军阵提供调遣的战斗单位。
第四单元，即坑由南向北数的第12——14过洞。3个过洞编列相同，每一过洞各有战车2乘、车士4人，骑兵俑36件、乘骑战马36匹，共计战车6乘，车士12人，骑兵108人，乘骑战马108匹。这一区域的六乘战车，车士只配备2名，车后也无徒兵，在每一过洞前2乘车间夹有4个骑兵俑和骑乘战马，后部又全部为骑兵。这一单元曾被称为车、骑军阵，实际上战车既无前导又无车后隶属步兵，车士也只配备2名，那里符合“车战之法”，骑兵集中编列，四人一组，一个个在马前牵缰伫立，并不是骑马列阵，若为列阵，骑兵不上马能叫骑兵阵吗？所以，这一单元的车、骑，本身也不具备阵的形式，它只是整装待发的随时听令，为军阵增加有生力量的机动编制。
总之，二号坑的军事内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为军阵提供车源、兵源的军营实例，阵亡将士从军营中得到补充和加强，无疑是保障战争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
需要重申的是，二号坑出土的骑兵俑，是一、三号坑中所不见的新兵种。值得大树一笔，众所周知，骑兵的出现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一大变革。当古老的战车退出战争的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步、骑兵在战场上的大规模出现。而骑兵诞生的标志，应该是军人与战马的最早结合并加入战斗和战争。在中原，以公元前三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作为骑兵正式登上战争舞台的标志，事实上，当时处于西北地区的一些游牧民族，早已开始学习骑射了。特别是偏居西北的秦人，最早同戎人长期杂处，学习擅长骑术的戎人养马驯马的经验，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建立自己的骑兵队伍。《韩非子·十过》一书中，记载秦穆公发“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步卒五万，辅重耳入之于晋，立为晋君”。书中的畴骑，应指骑兵。雄才大略的秦穆公，也许正是依仗着这支早年的年轻骑兵部队，才取得了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赫赫战绩。由此可知，僻处西地的秦人建立的具有作战能力的独立骑兵兵种，出现的时间是远远早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的时代，但是，不管是秦穆公时期的骑兵，还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在中国骑兵军事史上只是处于“童年时期”，主要因素是没有配备马鞍和马蹬，骑兵只是骑在裸马上作战。二号坑的骑兵俑所乘战马，也只是只有鞍而无蹬，虽然马鞍可以使骑兵的双手进一步获得解放，有效地发挥骑兵“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六韬·均兵》）的特长，但在无马蹬的情况下，在攻击力与灵活性上显然大受限制。所以说，既使到了秦代，作为骑兵这一新兵种，并没有达到成熟和完善的阶段，战车退出战争历史舞台，当在汉后，那么，成熟的骑兵部队的建立也在汉后甚至更晚的时代，这也就是秦兵马俑坑配备大量的战车的军事原因。（还需特别一提的是，1999年在二号坑四单元的第二阶段考古清理工作中，在G18首次发现保存比较完好的彩绘陶俑，经过清理，共发现8件。直到2003年3月，8件彩绘俑才全部清理提取。彩绘俑的发现，对于了解秦俑彩绘工艺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对于研究秦俑彩绘颜料成分提供了科学的证据，对于了解秦代军人的服饰颜色提供了难得的依据。）
三号坑共配备战车一乘，挽车战马四匹，铠甲俑66件。南区共有兵俑40人，40个陶俑在南区“土”字形空间，多为内向，或相向编列；北区22个陶俑分列南北两行，每行11人，也是相向排列；中区为战车，车后四名甲士，一、二号坑战车乘员一般为3人，唯三号坑为4人，配备特殊。对于三号坑内容的性质，有人认为它是统帅一、二号坑的“指挥部”，有人认为它是用于祭祀的“军社”，也有人认为它是古代的“军幕”。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整休议事之所，值得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3）马厩坑：目前在秦始皇陵园发现活马陪葬的马厩坑共两处，一处位于始皇陵外城以东的上焦村西，另一处在始皇陵西内外城垣之间。
上焦村马厩坑共发现98座，属小型马厩坑，这些坑作南北向三行排列，有三种情况，即马坑、跽坐俑坑和俑马同坑。所有坑均东西向，马头面西，俑则多数向东。马坑内，每坑一马，马系活埋，少数杀后放入木椁内。俑多跽坐式，身高约70厘米，放于木椁内。俑马同坑者，马卧坑中，俑有的在马头前，多数在坑小龛内。坑内多见陶盆、陶罐、陶灯等遗物，这里破坏严重，估计这样的殉马坑有三、四百之多。根据坑内出土器物上的刻文“中厩”、“宫厩”、“三厩”等，说明马厩坑的性质是象征着秦王朝的厩苑，马是宫廷的苑马，俑为饲马人。
内外城垣之间的西部发现的马厩坑，平面呈曲尺形，长约百米，宽约９米。属大型马厩坑，三匹马一组置于方盒状的木椁内，一组组的密集排列，估计殉马在百匹之多。在一匹马口内发现铜刀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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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马主被杀死后埋入的。坑内伴有身高1.9米的大型陶俑出土，当为圉师。
（4）珍禽异兽坑：位于始皇陵西侧内外城垣之间西门南侧，在80×25米的范围内，共发现31个坑。分南北三行排列，东行６座，中间17座，西行８座。东西两行坑为方形，内埋跽坐俑一个，中间坑为长方形，坑内置一瓦棺，每棺内有一珍贵动物或禽类的骨骼一具，经鉴定，有鹿、麂等动物遗骸。《国礼·地官》：“囿人，掌囿游之兽禁，牧百兽。”古代天子诸侯都有苑囿作为游猎的场地。这组坑应是象征着秦始皇生前供游猎玩赏的珍禽异兽，秦始皇死后仍供其灵魂在阴间享乐。跽坐俑则象征饲养这些兽禽的役夫。
（5）动物府葬坑，1996年4月发现。位于陵北外城垣以北750米处，坑主室南北长23.5米，东西宽10米，面积约300平方米。坑座南向北，北侧为斜坡道，长12.5米，宽4.25米。南侧为主室，中间为甬道，甬道东西各有用土隔墙分隔开的8个小间室，小间室东西相向对称，建筑形制独特。坑内除出土一些陶俑残片外，主要是发现了一批珍贵的动物残骨，经有关专家鉴定，有鸡、鸟、猪、羊、狗、鳖，可能还有獾（或水獾）、鱼等，这10多种飞禽走兽海鲜集于一室的动物坑，在秦始皇陵园乃至先秦考古史上还是首次发现。我们推测，此坑的性质可能是始皇陵园蓄藏肉类食物的外藏府。
（6）石质铠甲坑：1996年秦陵工作站钻探发现，位于秦始皇陵封土东南内外城之间，自然村下陈村北，坑东西130米，南北100米，坑南北两角侧各有斜坡道2个，斜坡道长24米。1998年8月至12月，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与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合作组成的秦始皇陵考古队，在陪葬坑范围内，正式布发掘探方（沟）五个，揭露面积共计153平方米，发掘清理工作中，除发现红烧土、木板炭迹、棚木遗迹外，在位于坑西南部的三个试掘方中，出土有大量密集叠压的用扁铜丝连缀的石质铠甲和石胄，石质甲胄甲片系用青石片切削打磨而成，根据人身的不同部位甲片有长方形、圆形、梯形、半圆弧形等形状，每片甲片上都钻有圆形小孔，最多者一片有近十孔。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考古工作者共发现可辩认的石铠甲87领，石胄43顶，石马缰残件3组。这一批形制精美、工艺高超、分布密集、种类繁多、保存相当完好的以扁铜丝连缀的石质甲胄，为世人展现了秦代甲胄的真实形态和风格，填补了考古资料包括秦兵马俑甲士俑装备中无秦胄的空白。我们通过它不但可以了解秦代甲胄的形制，而且可以探讨秦代石制工艺切割、打磨、钻孔的精湛技术和卓越成就。完好的一件石甲由612块石片组成，重达20公斤，已修复好的一件石胄（盔）由74块不同形状的石片组成，重3.8公斤。当然，这些石甲胄由于本身重量大，石片易碎，我们推测它不是实用物，当为冥器。是当时秦代皮质和金属质甲胄的模拟物。
由于石铠甲陪葬坑还没有全面发掘，因而对它的性质的判定还难以结论，是秦代武库的模拟，还是与其它军事性质有关的机构设置，目前暂且以“石铠甲坑”命名，发掘研究者将其编为“K9801”。
（7）百戏俑坑：“百戏俑坑”位于秦陵东南部内外城间，北距石铠甲坑仅35米。“百戏俑坑”的发现缘于在下陈村一农民院落中发现红烧土的线索，1999年3月，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联合组建的始皇陵考古队对发现红烧土的区域进行考古钻探，确认了这是又一处秦始皇帝陵园的陪葬坑。
1999年5月至6月，考古队对该陪葬坑进行了试掘，试掘面积为4×17（m）。通过试掘，对该陪葬坑的性质、内涵及建筑结构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陪葬坑呈东西向长方形，坑体东西长40米，西端宽16米，东端宽12.3米，坑东西两端各有一斜坡道，坑内有两道土隔墙三个过洞，坑总面积约800平方米。
发掘工作中，在坑建筑棚木层之上出土了一个大铜鼎，铜鼎口径71厘米，通高61厘米，重212公斤，铜鼎上腹部饰蟠螭纹，下腹饰三角回纹和云纹，该鼎造型精美厚重，气势磅礴恢宏，纹饰构图饱满，线条流畅纤细，是目前在秦陵地区发现体积、重量最大的一件铜鼎。
随着发掘工作的进展，当打破棚木层后，清理棚木下的过洞时，在G3过洞底部，又清理出了可归属为11个不同个体的陶俑。陶俑出土时都已残破为大小不一、数量不等的残块，这些陶俑的发现，与当年发现兵马俑一样，让考古人员感到格外惊喜和兴奋。通过对提取的部分陶俑的修复复原，考古工作者发现，他们大小和真人相似但姿态各异，风格、服饰、装束等都与兵马俑截然不同，有的作托物状，有的作竿技表演状，有的作演出前的预备姿态，有一件俑赤身赤脚，肥胖高大，很像古代的“角力”大力士。经过考证和研究，初步认为这批陶俑可能是象征着秦代宫廷娱乐活动的百戏俑。它首次让我们揭示了秦代陶俑新的类制和秦代丰富多彩的杂技艺术及神秘的宫廷娱乐文化。由于该坑也没有全面发掘，因此其性质也只能暂定为“百戏俑坑”，考古工作者将其编为“K9901”陪葬坑。
（8）文官俑坑：所谓的“文官俑坑”位于秦始皇陵封土之南偏西，距现封土堆南边沿约百米。它最初的发现可追溯到20年前程学华先生领导的考古队秦陵钻探小组，时隔20年后的2000年春夏之际，秦始皇陵考古队对此坑又进行勘探，编号为K0006。通过钻探，了解到该坑座东向西，由西、中、东三部分组成，西侧为斜坡道，坑位面积480平方米，坑体面积144平方米，与其它陵园陪葬坑不同的是，此坑未曾遭焚烧。
2000年7—12月，秦陵考古队队员在副队长段清波的带领下，对该陪葬坑进行了全面发掘，从而比较完整地了解了该坑的形制与内涵。在中部（也称前室）清理木车一辆，发现陶俑12件，另外还发现陶罐、“铜钺”、盖弓帽、马具等文物。在东部（也称后室），主要发现的是真马骨架，可辩认出马头9具，根据排列密度，估计当年共葬马约20余匹，由于在该坑的陶俑身上发现有佩带饰物，发掘者认为它们应是象征古代“削刀”和“砥石”的文具，所以将这些陶俑定为“文官俑”，将该陪葬坑的性质也认定为“文官俑坑”，甚至将该坑推断为秦王朝中主管监狱和司法的廷尉机构。事实上，文官俑与马骨架、木车同坑又不知作何解释？据考证，陶俑腰间的悬挂物并非文具，而是佩饰，所谓的铜钺，不是刑具，而是生产工具，所以，我们认为，K0006陪葬坑应与70年代发现的俑马同坑的马厩坑类似，属于秦中央管理的“宫厩”。相信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见仁见智，该陪葬坑的性质会越来越趋于符合事实的判定。
（9）铜禽坑：“铜禽坑”位于秦陵城东北角约900米，与秦始皇陵中心相距约1.5公里，是目前所发现距秦陵最远的一个陪葬坑。
“铜禽坑”的发现源于2000年8月临潼区晏寨乡孙马村村民打墓所提供的线索，随即由陕西省考古所和秦俑博物馆组成的联合考古队进入现场进行钻探，证实了它是秦始皇帝陵的又一座神秘陪葬坑。编号为K0007。
2001年8月上旬，考古队主持对“铜禽坑”进行正式发掘，2003年4、5月份田野清理工作结束。K0007陪葬坑座北向南，平面形制呈“F”形，由一个斜坡道、二个南北向过洞以及一个东西向过洞所组成。东西向坑道，东西长60.2米，南北宽6—6.4米，坑东部南北向坑道，南北长31米，东西宽6.4—8.9米，坑中部的南北向坑道（包括斜坡道）南北长47.2米，东西宽2.8—10.6米（斜坡道长17.2米，宽2.8—6.4米），面积约为925平方米。
考古工作者在七号坑共清理出土青铜禽46件，其中铜鹤6件，天鹅20件，其它为鸿雁等禽类。另外还出土造型奇异的陶俑15件，这些青铜禽类和15件造型奇异的陶俑，给该坑的性质蒙上了神秘的面纱。青铜仙鹤或许与人们死后乘鹤成仙的传统思想观念有关，但那些不同于兵马俑，又不同于百戏俑的姿势怪异的陶俑，应属于一种新型的代表着另外意蕴的载体，这些陶俑共分为两种姿势，一为跪姿，一为坐姿，他们均头戴软帽，身着短袍，下穿长裤。跪姿俑双滕跪地，上身挺直，右手向前弯举，手心似有持物痕迹，左手下垂。坐姿俑双腿前平伸，席地而坐，体前俯，两臂平压在双腿之上，左手半握，拳心向上，右手半握，拳心向下。这种姿势表示的意义，实在令人费解，有人推断它与秦代音乐或乐器有关，看来也并非如此简单。他们确实给人以神秘的感觉。所以我们必须从另外的角度，去探索、去理解、去认识，或许他们与长沙马王堆墓出土的帛画一样，与古人某些神仙思想，仙人导引术有关。作为弹奏乐器的姿势，显然有些太过。总之，对于七号坑出土陶俑的性质和用途，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发掘和综合研究。就是说，从秦陵所展示文化现象来看，不但反映了秦人的“事死如事生”的思想观念，同时也反映了仙人思想在现实和阴间的相通和统一。
秦俑馆保管部对出土的部分铜珍禽和陶俑进行了修复和保护，其中最大的一件铜鹤通长66.5厘米，颈长40厘米，躯干最大径20厘米。其造型之准确，技艺之精湛，堪称艺术佳作。
对于该从葬坑的性质，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学术研究和论证。
秦始皇陵园（区）其它陪葬坑因没有试掘和发掘，结构、内涵、性质不清。
（五）陪葬墓
秦始皇陵园（区）陪葬墓，在内城之内、内外城之间、外城以外三个区域均有发现，根据目前的资料，可有115座，这些陪葬墓，有的经试掘大多数只是钻探资料。
内城以内区域：封土西北30米处一座，平面呈“甲”字形，东西向，墓道在西，墓道长15.8，宽3—5.3米，墓室长15.5，宽14.32，深6.2米，根据钻探发现的红色漆皮及板灰，有学者推断其为秦公子高墓。内城北部东区33座，分洞式和竖穴两种，南北向三行排列，坐北面南，墓深1.3—10米不等，根据其墓区位置，推测为始皇后宫从葬者墓，具体情况等发掘后才能明确。
内外城之间区域：内外城垣西门以北30米处61座，竖穴墓53座，斜坡道墓8座，方向有北向、西向不等，据钻探资料，似为空墓（坑内未葬人）。内外城东北以北3座，皆竖穴土圹墓，情况不明。
外城以外区域：东外城垣以东上焦付西17座，长方形竖穴土圹及“甲”字形两类，均坐东面西，根据试掘情况，有肢解者、有？死者，伴出有“少府”银蟾蜍，及金、银、铜、铁、陶、贝、漆器等，发掘者推断可能为秦二世所杀的公子、公主及近亲大臣的墓葬。
（六）修陵人墓地
目前发现的修陵劳役人员墓地共三处，均位于始皇陵西南部的赵背后村和姚池头村附近。姚池头村墓地破坏严重，据村民反映，墓地原长百余米。赵背户村西墓地，范围南北180米，东西45米，共探出墓葬103座。埋葬者有男有女，有成人、有儿童，说明有些劳役人员全家在此服苦役。
这批修陵人员墓地有价值的地方是，出土了刻有瓦文的残瓦片（墓志），共计18件，瓦文中刻记有死者的姓名、籍贯、爵名、服役性质等情况。他们从事修陵的繁重劳役，处境十分悲惨。死后也没有任何随葬品。有人称其为刑徒墓地，他们的处境与刑徒应相差无异。
1996年11月，考古工作者又在临潼县元件厂西侧钻探发现一处修陵劳役人员墓地，墓地呈东南西北向，范围约40×20（m），共探出墓葬222座，墓葬形制均为土坑竖穴墓，最大的长2.5，宽1，深2.9米，但数量最少，最小的长1.5米，宽80厘米，深40—80厘米，一般中型墓长1.8—2米、宽1—1.2米、深1.1—1.9米。此处墓地的详细情况还有待于下一步的科学发掘和清理。
（七）石料加工场
当年建造秦陵，曾用大量石材，如发现的门墩石、石门槛、石水道、石板、石条等，而且这些石材石料均为青石，非本地所产。《关中记》中说：“骊山无此大石，运取于渭北诸山。”运来的石料需有一个加工造型的场地。我们发现的石料加工场地遗址在始皇陵西北方向外城西北角的郑庄村南，面积东西1500米，南北500米，遗址中发现大量未曾加工过的石料、建筑材料的半成品、废品等。这里的石匠中也使用了大批的刑徒，在石料场的灰坑中就出有铁刑具等。
另外，在新丰附近还发现了一口出土有石质甲片的初坯、半成品废弃片等的水井，说明当年秦陵石质品的加工绝非一处。
（八）防洪堤
秦始皇陵位于骊山北麓的洪积扇上，当年为了防止山洪冲击始皇陵，曾人工筑起了一个防洪大堤，使“水过而曲行，东注北转。”（《水泾.渭水注》），流入渭河。防洪堤位于陵墓东南方，呈西南东北向，西端起于今之陈窑村，向东延至杜家村。全长约3500米，宽约40余米，残高3─3.5米，堤夯筑而成，依靠这条长堤把骊山北麓的几条山谷的流水拦住。使其在堤坝南侧的排水沟内折而东北流，有效地保护了秦始皇陵。甚至包括兵马俑坑，反映了劳动人民在建筑设计方面的周密考虑。
秦始皇陵规模宏大，埋藏丰富，布局复杂，堪称中国古代地下的一座文物宝库，本文只是对秦陵布局作了一点粗略的探讨，很多看法还是不成熟的，真切希望同行学界的批评指正。
主要参考资料：
①《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吴梓林、郭兴文：《秦始皇帝》，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③《秦始皇帝陵园报告》[1999]，科学出版社，2000年10月。
④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⑤石兴邦：《秦代都城和陵墓的建制及其相关的历史意义》──秦文化考古成果综论文之一，《秦汉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⑥刘占成《秦始皇陵西侧建筑性质初探》，《秦文化论丛》第九辑，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
⑦刘占成：《秦俑军阵再探》，《庆祝武佰伦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陕西省考古学会编，三秦出版社，1991年。
⑧刘占成：《秦陵“六号坑”性质商榷》，《秦文化论丛》第十一辑，三秦出版社，200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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