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秦汉哲学研究百年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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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秦汉哲学研究百年综述

秦汉哲学研究百年综述
李英华
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
——阮元《十驾斋养新录·序》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即开始回顾、总结本世纪的学术发展史。就中国哲学史而言，朱伯昆《中国大陆五十年来中国哲学史研究》，《朱伯昆论著》，沈阳，沈阳出版社1998年版；汤一介《对中国哲学的哲学思考》，《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汤一介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方克立《20世纪中国哲学的宏观审视》和《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分别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年第4期、1996年第5期）；周桂钿《80年来中国哲学研究之嬗变》（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李宗桂《中国哲学研究的回顾和展望》（载《中国哲学史》1998年第1期）等，即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此外，李学勤《中国古代研究一百年》（载《人文杂志》1997年第5期）一文虽以考古和史学研究为主要论题，但也涵盖了中国哲学史，亦颇具参考价值。本书主要是综述百年来的秦汉哲学研究，同时也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宏观背景，
（一）
首先，我们试图探讨、明确本世纪学术史的发展阶段问题。
方克立先生《20世纪中国哲学的宏观审视》一文认为，20世纪中国历史的几个重大关节点，大体上就是本世纪中国哲学发展阶段性的基本标志。因此，从世纪初到20年代末的五四运动，为第一个阶段；从“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第二个阶段；后半个世纪为第三阶段。这个阶段又可分为大陆和港台两条线，前30年基本上是彼此隔绝的，80年代开始才有所交流，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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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交叉、渗透，到今天海峡两岸学术界已有密切联系。
周桂钿先生《80年来中国哲学研究之嬗变》一文的讨论范围是从1919至1999年。该文指出，在这80年中，中国哲学的发展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于1919年出版，标志着用西方模式研究中国哲学的开始。第二阶段，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出版，标志着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研究中国传统思想的开始。第三阶段，开放改革以后，出版了一大批研究专著，特点是百花齐放，硕果累累。
晁福林先生《论前疑古时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学术方法的变革》一文提出了“前疑古时代”的概念，指的是为疑古时代的出现准备条件的历史时期，即“从戊戌变法失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时期，而这正是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20年代以前的历史时期”。该文以戊戌维新、五四新文化运动、70年代后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作为三个座标，对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史作了如下划分：“从戊戌维新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前疑古时代’，五四新文化运动到70年代后期是‘疑古时代’，而70年代后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后是真正以科学思想为指导进行‘考古’的时代，可以说是科学考古时代。”（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以上三家看法，简而言之，虽不无可挑剔之处，但均不失为一家之言。如果作一详尽的评析，恐怕得写一篇专论。事实上，关于20世纪学术史的阶段划分问题，看似简单实不容易。本书尝试提出以下看法——
第一阶段，从20世纪初年至1918年；第二阶段，从1919年至1949年；第三阶段，从1950年至1978年；第四阶段，从1979年至1989年；第五阶段，从1990年至20世纪末年。
其中，第一阶段体现了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过渡的特点，可以廖平和章太炎为代表。第二阶段则主要是由所谓激进主义、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之间的论战，他们的代表著作大多是在这一时期写下的。在方法论方面，前两者主要是套用近代西方哲学观点与方法（包括马克思主义），并受疑古思潮的影响，而后者仍主要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体悟方法（包括佛教思想方法）。此外，以汤用彤为代表的“学衡”派也不容忽视。事实上，汤氏的代表著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也正是在这时期撰成的。第三阶段可分为两种学风，一种是大陆学术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为指导的学术研究，但受极左思潮影响很大；二是港台新儒家对中国传统哲学（主要侧重于儒家思想）及其现代转化问题的研究，其研究成果颇富学术价值。这两种学术研究基本上是彼此隔绝、各自进行的。第四阶段就大陆学术界而言，一方面开始逐渐摆脱极左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呈现出一种向五四时期三派论争回归的迹象。此外，这一时期大陆学术界与港台、海外学术界已有所接触和交流。总起来说，这阶段的学术研究由于受到激情鼓舞，略欠一种冷静、客观的态度。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情绪化和政治色彩还比较浓厚。第五阶段的学术研究，可以说是最富有理性精神的，因而硕果累累、层出不穷。在90年代，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就是关于马王堆帛书和郭店楚简的研究。这项研究的意义并不限于出土文献本身，而且对于重新认识先秦两汉以来的学术史，也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疑古思潮的一个反思和超越。还有一个可喜现象，就是一批研治中哲史的学者兼具较为深厚的西学修养；反之，一些研治西哲史的学者也对中哲史有较为深入的理解。而研究马列主义的学者，也认识到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具有崭新的时代意义。因而，除了个别现象以外，学术界已不再热衷于以往三家论战的格调了。应当充分肯定，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这一时期大陆学术界与港台、海外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这使得一批学者意识到，必须在整个人类文明的背景下来考察、研究中国文化。这是一种很健康的意识。相信，21世纪的中国文化研究将以这个思想观念为指导，从而更好地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也让世界文化走进中国！
（二）
20世纪一百年来关于秦汉哲学的研究成果，是颇为丰硕的。由方克立、杨守义和肖文德所编的《中国哲学史论文索引》，由中华书局自80年代中期出版至今，已出五册。该书所收论文、资料的来源，以公开发行的中文期刊、报纸为主，同时兼收有关辑刊、纪念特刊、论文集所载的论文篇目。所收论文年限始于1900年1月，终于1984年12月。其中，关于秦汉思想研究的论文，总计约3000篇。自1985年以后至2000年，据上海图书馆所编的《全国报刊索引》（哲学社会科学版），笔者作了粗略统计，关于秦汉哲学的研究论文约有600余篇（需说明的是，该《索引》把关于《吕氏春秋》的研究论文归入先秦哲学，本书则把这些篇数也划归秦汉哲学。反之，在笔者看来，该《索引》所编的个别论文不当划归秦汉哲学范围，对此，本书不予统计）。显然，本书不可能罗列这些论文资料，只能主要介绍关于秦汉哲学的研究专著。同时，也适当介绍与秦汉哲学具有密切关系的著作，如中国哲学通史。
关于秦汉哲学史方面的研究著作，按出版时间顺序主要有：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该书作于1930年，为未完稿；姚舜钦《秦汉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成都东方书社1946年版；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北京三联书店1950年出版，后由人民出版社于1957年出了增订本，1962年再版一次。此后又多次重印；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三卷本），其中卷一原题《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香港新亚研究所于1972年初版，后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改名为《两汉思想史》卷一。卷二、三分别于1976年、1979年出版；黄锦宏《秦汉思想研究》，台湾学海出版社1979年版；周绍贤《汉代哲学》，中华书局1983年版；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版；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出版；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初版，1997年修订二版；于首奎《两汉哲学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祝瑞开《两汉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周桂钿《秦汉思想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又，该书于2000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修订版；王铁《汉代学术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马勇《秦汉学术——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探索》，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这些秦汉哲学史专著，可以说是20世纪关于秦汉哲学研究的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本书第十章评介了其中的六部专著。
关于秦汉哲学家的研究专著，主要有洪家义《吕不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李维武《吕不韦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吴忠烈《贾谊》，中华书局1981年版；王兴国《贾谊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该书附篇还为陆贾和晁错作了评传；陈广忠《刘安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王云度《刘安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周辅成《论董仲舒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李威熊《董仲舒与西汉学术》，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8年版；赖庆鸿《董仲舒政治思想之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版；韦政通《董仲舒》，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6年版；周桂钿《董学探微》，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华友根《董仲舒思想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李宗桂《董仲舒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王永祥《董仲舒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施丁、陈可青《司马迁研究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肖黎《司马迁评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张大可《司马迁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许凌云《司马迁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郑万耕《扬雄及其太玄》，台湾蓝灯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黄开国《扬雄思想初探》，巴蜀书社1989年版；苏诚鉴《桓谭》，黄出书社1986年版；董俊彦《桓子新论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89年版；钟肇鹏《桓谭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关锋《王充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田昌五《王充及其〈论衡〉》，三联书店1958年版；郑文《王充哲学初探》，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徐敏《王充哲学思想探索》，三联书店1979年版；陈叔良《王充思想体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周桂钿《王充哲学思想新探》，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王举忠《王充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周桂钿《虚实之辨——王充哲学的宗旨》，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徐平章《王符〈潜夫论〉思想探微》，台湾文津出版社1982年版；王步贵《王符思想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刘文英《王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该书附篇还为崔寔和仲长统作了评传；黄朴民《何休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此外，由辛冠洁、蒙登进等主编、多人合撰的《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四册），以及《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续编）》（四册），齐鲁书社1980年、1982年出版，这两套书也对秦汉重要哲学家作了评传。对这些专著，本书第四、五章作了摘要述评。
关于秦汉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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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原典的点校和注译，主要有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林品石《吕氏春秋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王利器《新语校注》，中华书局1986年版；祁玉章《贾子新书校释》，台北东亚1974年版；赖炎元《韩诗外传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钟肇鹏主编《春秋繁露校释》，山东友谊出版社1994年版；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赖炎元《春秋繁露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郑万耕《太玄校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刘韶军《太玄校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汪荣宝撰、陈仲夫标点《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版；韩敬《法言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韩敬《法言全译》，巴蜀书社1999年版；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黄晖《论衡校释》，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刘盼遂《论衡集释》，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论衡注释》，中华书局1979年版；梁运华点校《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中华书局1990年版；郑文《论衡析诂》，巴蜀书社1999年版；汪继培撰、彭铎点校《潜夫论笺校正》，中华书局1985年版；胡楚生《潜夫论集释》，台北鼎文书局1979年版。胡大浚、李仲立等《王符〈潜夫论〉译注》，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需要说明，学术界对秦汉哲学原典所作的哲学研究，一般都是在秦汉哲学家的名义下进行研究和阐述的，故不赘述。不过，有一部专著需要特别提及，即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齐鲁书社1987年版。
关于两汉经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香港新亚研究所1958年版；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初版，1996年增订版；章权才《两汉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马勇《汉代春秋学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汤志钧等著《西汉经学与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等。特别是，关于春秋公羊学的主要专著有，康有为《春秋董氏学》，该书撰写时间（约成书于1893-1897年期间）尽管已超出本书所论的年限范围，但其意义、影响颇大，不能不在此提及；陈柱《公羊家哲学》，台湾中华书局1980年版；杨向奎《大一统与儒家思想》，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年出版；蒋庆《公羊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关于汉代易学（或以象数学为主）的研究专著，主要有张善文《象数与义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林忠军《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一、二卷），齐鲁书社1994、1998年版；刘大钓主编《象数易学研究》（第一、二辑），齐鲁书社1996、1997年版；刘玉建《两汉象数易学研究》，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在易学通史方面，主要有朱伯崑《易学哲学史》（共四册），北京大学出版社曾于1986、1989年出版前二册。台湾蓝灯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于1991年出版全四册。华夏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全四册。廖名春等《周易研究史》，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李学勤《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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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传溯源》，长春出版社1992年版。等等。对其中部分著作，本书第七章给予评述。
秦汉时代有三个主要社会思潮，即汉初黄老思潮、两汉之际谶纬思潮和汉末社会批判思潮。其中，关于汉初黄老思潮的专著，目前未见出版。但以黄老学为专题研究著作，有吴光《黄老之学通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余明光《〈黄帝四经〉与黄老思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丁原明《黄老学论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另外，先秦稷下学派是汉初黄老之学的源头，这方面的主要专著有张秉楠《稷下钩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刘尉华、苗润田《稷下学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白奚《稷下学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胡家聪《稷下争鸣与黄老新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关于两汉之际谶纬思潮的研究专著，主要有钟肇鹏《谶纬论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冷德熙《超越神话——纬书政治神话研究》，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而以东汉社会批判思潮为专题的研究著作，目前仍未见出版。这本是值得研究的，今后有必要对此详加探讨。本书第三章对这三个思潮的研究作了初步评述。
关于汉代道教和佛教方面的研究专著（也包括这方面的通史或通论），主要有傅勤家《中国道教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王明《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四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至1996年版；李养正《道教概说》，中华书局1989年版；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牟钟鉴、胡孚琛、王葆玹主编《道教通论——兼论道家学说》，齐鲁书社1991年版；李刚《汉代道教哲学》，巴蜀书社1995年版；卢国龙《道教哲学》，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胡孚琛、吕锡琛《道学通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蒋维乔《中国佛教史》，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出版；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三联书店1963年版。该书后由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73年、1981年出第二、三版；吕微《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版；任继愈《中国佛教史》（已出1-3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5至1988年版；郭朋《中国佛教思想史》（上中下），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洪修平《中国佛教文化历程》，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牟钟鉴、张践《中国宗教通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等等。对于东汉道教及其哲学思想的研究，本书第八章作了述评。
关于中国哲学通史方面的著作，主要有谢无量《中国哲学史》，上海中华书局1916年版；钟泰《中国哲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卷），上卷由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年出版，下卷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并重印上卷；蒋维乔、杨大膺编《中国哲学史纲要》，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版；范寿康《中国哲学史通论》，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版；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修订再版，并多次重印；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四卷本），前三卷“文革”前曾经出版，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罗光《中国哲学思想史》（九册），台湾学生书局1975至1986年版；蔡仁厚《中国哲学史大纲》，台湾学生书局1978年版；孙叔平《中国哲学史稿》（上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至1981年出版；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前六卷由人民出版社于1983至1989年出版，第七卷由香港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多卷本），已出版前四卷，人民出版社1983至1994年出版；萧萐父、李锦全主编《中国哲学史》（上下册），人民出版社1982至1983年出版；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中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至1985年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修订版。杨宪邦主编《中国哲学通史》（1-3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至1990年版。陈庆坤主编《中国哲学史通》，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等等。
在史料学与方法论方面，主要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料学初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版；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三联书店1982年版；刘建国《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概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萧萐父《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武汉大学学出版社1998年版。大会论文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张岱年《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中华书局1983年版；萧萐父，陈修斋编《哲学史方法论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欧阳康《哲学研究方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此外，还应提及的是，在辞书编纂方面，张岱年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哲学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冯契主编的《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方克立主编的《中国哲学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等等，对于学习、研究包括秦汉哲学在内的中国哲学史都是重要的参考工具书。
最后，我们还考虑到学习、评介史学界关于秦汉哲学的研究成果。为此，我们翻阅了以下秦汉史专著：吕思勉《秦汉史》，1947年开明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重印；剪伯赞《秦汉史》（原名《中国史纲》第二卷，上海大孚出版公司1947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再版；何兹全《秦汉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田昌五、安作璋主编《秦汉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王云度《新编中国通史·秦汉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秦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本书第九章即从这些秦汉史著作中选择了四部加以评介。另外，我们虽然知道钱穆先生曾撰《秦汉史》（香港新华印刷股份公司1957年版），但未能寻阅，所以只好评介他的《国史大纲》。
（三）
一般说来，解放前的秦汉哲学研究，较具个性化，但由于具有开创性质，故显得不够深入；解放后至七十年代末，研究有所拓展和深化，但又存在公式化的弊病；最后二十年的秦汉哲学研究，则不仅较之以往更为全面和深入，而且也重新显示出百家争鸣的可喜景象。值得注意的是，秦汉哲学研究中普遍存在如下三个问题。
其一，关于“进化观念”的成见。有不少论者认为，秦汉哲学比先秦哲学进步，秦汉思想家比先秦诸子高明，秦汉后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的思想命题，要比前期的思想观念深刻，并且远远超出、高于以往任何同类命题。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种看法、观念是值得省察的。其实，我们的学术前辈早已指出了这一点。梁启超先生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认为，可以确认为随着历史推移而进化的有两点：一是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二是人类文化遗产的积累。但至于“说孟子、荀卿一定比孔子进化，董仲舒、郑康成一定比孟、荀进化，……无论如何，恐说不去。”（转引自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558页）金岳霖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也批评指出，在思想史研究领域里，存在一种“后来居上”的成见。他打了一个寓意深刻的比方：“在工商实业那样发达的美国，竞争是生活的常态，多数人民不免以动作为生命，以变迁为进步，以一件事体之完了为成功，而思想与汽车一样，也就是后来居上。”金先生又以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为例，指出，“对于他所最得意的思想，让它们保存古色，他总觉得不行，一定要把它们安插到近代学说里面，他才觉得舒服。”
其二，关于秦汉哲学史的写法问题。秦汉哲学较之先秦诸子、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一方面宗教气氛比较浓厚；另一方面，又与社会政治紧密联系，更接近于、趋向于一般思想文化（也包括自然科学思想）。如何既能抓住秦汉哲学思想的核心，又能适当兼顾这两个方面，是不容易办到的。既要避免失之单调、枯燥，又要防止流于混杂、空泛。对此，萧萐父先生所提出的一个看法，也许颇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萧先生提出了关于哲学史研究中的纯化和泛化问题的看法。所谓“纯化”，是针对哲学史研究曾羼入许多非哲学的思想资料，致使与一般思想史浑杂难分的现象，因而必须厘清哲学史研究的特定对象和范围；所谓“泛化”，是考虑到哲学与文化的关系，文化是哲学赖以生长的土壤，哲学是文化的活的灵魂，故以文化史为铺垫的哲学史，更能充分反映人的智慧创造和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萧萐父《哲学史研究中的纯化和泛化》，收入《吹沙集》，巴蜀书社1991年9月出版，第410页）
其三，我们看到，在秦汉哲学研究领域，存在一些并不合乎学术规范的现象。这实际上就是治学作风、个人操守的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温梁启超先生所概括的清代朴学的优良学风：（1）凡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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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2）选择证据以古为尚。（3）孤证不为定说。（4）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5）喜欢罗列同类事项，作比较的研究，以求得公则。（6）采用旧说，必明引之，抄说认为大不德。（7）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8）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9）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10）文体贵朴实简洁，忌言有枝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0页）
除了上述三个问题之外，笔者还注意到，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足也反映于秦汉哲学研究之中。因此，这里也有必要结合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一块讨论。
解放前，胡适先生《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出版）是中国近代第一部运用西方哲学观点和方法整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专著。金岳霖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一文中指出：“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带着成见写的，……胡适先生于不知不觉间所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在方法上，该书还受疑古思潮的影响，因此，梁启超先生《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一文分析该书的缺点时，就指出“这书第一个缺点，是把思想的来源抹杀得太过了”，意谓胡适疑古过勇，把老子、孔子以前的思想史几乎尽行抹杀，致使老、孔思想好象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梁、金两位先生所指出的问题具有一般性。
首先，关于疑古问题。“疑古”思潮不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突然产生的，而是渊源有自；它也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社会上其它思潮有着一定的联系。本书对此存而不论，仅从学理上探讨、说明“疑古”与“信古”、“释古”的关系。这一点，朱伯崑先生总结得好。他认为，“这三派各有所见。对古代历史文献的记载，不能一概视为传说，轻易加以否定，此是尊古派（引者按：所谓“尊古”，亦即信古之意）之所长。但古代历史文献的记载，对以前历史的论述，往往含有渲染和神化的成份，不能尽信为实，此是疑古派之所长。古代历史文献的记载，有些论述，虽然查无实据，但事出有因，并非凭空炮制，应予以合理的解释，作为考查史实的依据，此是释古派之所长。在对待史料问题上，应本着求实的精神，吸取各派的优点。”（朱伯崑《在中国哲学与易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提要》，载《国际儒学研究》第五辑，国际儒学联合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其次，所谓“成见”问题。实质上，这是指以西方哲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国哲学的问题（具体地说，即是实用主义的观点和逻辑分析方法）。对此，徐复观先生说，“我常常想，自己的头脑好比是一把刀，西方哲人的著作好比是一块砥石。我们是要拿在西方的砥石上磨快了的刀来分解我国思想史的材料，顺着材料中的条理来构成系统；但并不要搭上西方某种哲学的架子来安排我们的材料。”（徐复观《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方法与态度问题》，转引自李维武编《徐复观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页）余英时先生也讲，“我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所偶然引用的西方的观念都只有缘助性的作用。我的立足点永远是中国传统及其原始典籍内部中所呈现的脉络，而不是任何外来的‘理论架构’。严格地说没有任何一种西方的理论或方法可以现成地套用在中国史的具体研究上面。”（辛华、任菁编《余英时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430页）这两位先生的看法应该是颇能说明问题的。
1949年以后，国内学术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是其它流派的中哲史研究所不能代替的。但正如朱伯崑先生所指出的，五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哲学史研究，也走过弯路，有许多失误，受到极左思潮和教条主义的严重干扰。尤其是左倾教条主义认为，只有他那一家的观点，才是正确的，从而将百家争鸣引向党同伐异，破坏了学术自由讨论的原则，使中哲史的研究，长期陷于困境。我们这一辈的哲学史工作者身受其害，目前仍面临清理极左思潮的任务。（朱伯崑《在中国哲学与易学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提要》）周桂钿先生也特别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形而上学猖獗，否定一切，成为一时思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哲学根本无法研究，可以说也不允许研究。一说阶级斗争，反对统治者的哲学观点都是进步的，其哲学都是唯物论的，而统治者的哲学都是唯心主义的，都是反动的。一说儒法斗争，就把历史上的所有的哲学家都分为儒家与法家，所谓‘研究’完全失去自主性，哲学成了政治的奴婢。”（周桂钿《80年来中国哲学研究之嬗变》）如果从学理上剖析建国后关于中哲史研究所存在的主要问题，那么，大致可分为如下几个问题。
首先是政治与学术的关系问题。汤一介先生《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哲学思考》一文对此问题颇具针对性。他提出，“为什么我把它叫做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哲学思考呢？其原因是，从1949年开始，我们对中国传统哲学，可以说主要进行了一种政治的思考，没有作哲学的思考，或很少做哲学的思考。”“当时研究中国哲学史，就是要最后判定它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如果判定它是唯心主义，它就是反动的；如果是唯物主义，那它一定就是进步的。这显然是以政治标准代替哲学思考，而且用一些教条主义的方式来加以研究。”（载谢龙编《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新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73页）方克立先生也指出，在80年代以前，中国大陆的中哲史研究之所以没有取得更大的进展，主要是因为政治的干扰。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文革时期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那个时期虽然也在‘学一点中国哲学史’的名义下发表了大量文章，但是完全谈不上真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另外就是把学术思想批判混同于或上升为政治批判。”（方克立《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李宗桂先生把这种现象概括为“唯政治思维”（见李宗桂《唯政治思维的危害及其产生原因》，载《新华文摘》1992年第11期），的确是一语而中的。
其次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的运用问题。周桂钿先生在《80年来中国哲学研究之嬗变》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其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再好的理论，如果理解不正确，或者使用不当，都会造成严重失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观点、科学方法，一经许多人把它当作教条使用时，必然产生失误，甚至严重的失误。有些人将马克思主义格式化，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学术自然得不出正确的结论。”这个看法，应该说是平实、中肯的。那么，研究工作中的这个失误与曲折，是不是应该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承担呢？“实践证明，出现失误和曲折的原因往往正是由于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背离唯物主义搞唯意志论，背离辩证法搞形而上学，才造成了历史的遗憾，所以每次纠正失误时都格外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方克立《20世纪中国哲学的宏观审视》）
第三是以西方哲学史的模式或框架来研究中哲史的问题。方克立先生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一文中指出，20世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主要是按照西方哲学史的框架和模式来建立自己的学科体系。更具体地说，即是参照西方哲学的问题，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模式，来整理中国哲学史的资料，从中理出一个思想发展的线索。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如果符合这个模式的，就被套进去；套不进去的，往往就被忽略。其结果是，“中国哲学的特点到底是什么，按照中国哲学的特点和自身的发展规律，应该建立起怎样的中国哲学史学科体系，我们现在还说不清楚。”李泽厚先生在与中山大学哲学系的教师座谈中，也曾批评指出，“于是我们的‘中国哲学史’一方面就充满了唯物论、唯心论、本体论、螺旋上升的认识论等等西方哲学史常讲的东西。另一方面，很有意思的是，你翻开任何一本《中国哲学史》，讲的范围总比西方的广泛。……因此我就想到中国到底有没有西方讲的那种哲学？我也怀疑中国有没有西方那种形而上学？用这些词套在中国文化传统上，到底合不合适？我们现在该反省一下，研究这些最基本的出发点。”（李泽厚《世纪新梦》，安微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32-333页）
以上，我们主要是通过引述前辈学者的反思和评论，来总结、检讨20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这是因为他们是过来人，有深刻的体会，其总结更具针对性。由此看来，确实有必要认真反省一下，我们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最基本的出发点。
还需指出的是，在20世纪一百年来的学术历程中，还有一个学术现象或学术群体特别引人注目，这就是现代新儒家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有的对于秦汉思想文化有着深入的研究，如徐复观、余英时两位先生。至于像冯友兰和钱穆这两位大家，他们对于秦汉思想文化自然也有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对此，笔者另拟专文论述。
综上所述，20世纪一百年来的包括秦汉哲学在内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有一个显著特色，就是学术研究与关注社会人生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使得学术研究受到政治思潮的极大影响，因而一波三折，时进时退。但总体上是在不断反思、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中前进、发展的。20世纪中国学者用民族传统的思想精华培植了自已的人格和学问，担当起传统思想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重任。他们所表现出的那种韧性的研究精神，实在是可贵可敬的！
本文为拙著《秦汉哲学研究百年综述》（尚未出版）的《导言》。此文写于1999年夏。笔者今日重温旧作，因时间关系，只在个别地方做了些修改。
李英华
2004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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