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周人·秦人·汉人——陕西文明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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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6 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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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周人·秦人·汉人——陕西文明的起源

关中地区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以它独特的优越地位，在秦汉隋唐时代发展成古代黄河文化的中心...

华夏文明最早发祥于黄河中游的关中地区。几十万年前的蓝田猿人和大荔猿人姑且不论，至迟在6000多年前，这里便有我国最早的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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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的村落——代表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村。半坡文化以其精美的彩陶和锄耕农业闻名于世，不仅在我国同时期文化中居领先地位，而且烧陶技术也居世界领先地位。引人注目的是，目前已发现的1000多处仰韶文化遗址，有400多处密布于关中。尤其在距半坡很近的淬水沿岸，仅40公里地段内，就发现了 13处遗址。可见在母系氏族时代，关中确曾兴盛发达。周族是关中一个古老的姬姓部族，与半坡人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从古文献上看，传说周族始祖后稷，名弃，弃在部（陕西武功、扶风境内）安家立业。即位于径渭二水下游，土地肥沃，利于农耕。弃擅长种植，“播前百谷”，古称为“后稷”，曾被夏任为“农师” 后稷之后，周人因受“夏后氏政衰”影响，大约在太康失国以后，从部迁到孤（陕西彬县、旬邑一带），“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古公直父时，周人迁歧，来到歧山之下的周原。

考古发掘证明，今扶风县的法门镇和黄堆乡、歧山县的京当乡，便是当时的周原，至今仍称周原，是关中有名的富庶地区。《诗经·大雅·绵》有“周原航肮，莫茶如治”，歌颂周原肥沃而富饶。从此周族长久定居周原。在古公在父的领导下，周人“筑室于兹”，营建城邑，设官司，疆理田地，发展农耕。周原很快兴旺起来，粗具国家雏形，所以古公直父从“公”被追尊为“太王”。周人歌颂大王：“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歧之阳，实始锡商。”

以后由于周人东向为商和黄河流域第一个统一王朝的形成，使我国形成了一个以今西安、洛阳为中心的周文化系统。然而真正使陕西关中文化成为全国文化的中心，并对各地产生深刻影响的，却是秦人，及其以后的汉唐时代。

功利主义的关中文化

秦人的祖先原是流动于黄河下游地区的游牧部落。西周王朝建立后不久，他们参加了殷遗民的反叛活动。作为一种严厉的惩罚，西周统治者将他们强迫迁往西方的黄土高原。周宣王时，因秦庄公击退西戎，稳定西北的功绩，被封为“西垂大夫”。西周末年，秦人护送平王东迁洛阳有功，封秦襄公为诸侯，并将丰、峻（今陕西峡山）一带赐予秦人，秦人从此有了立国的根据。此后500余年，秦人惨淡经营，励精图治，“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创造出自成一格的区域性文化——秦文化。

秦人统一全国以前，其活动区域在以今陕西关中为中心，东起函谷关，西达陇中，南至秦岭，北抵贺兰山的中国西部地区。

春秋时代，中原各族鄙视秦为“夷”。其实，秦人的物质文化并不比中原落后多少。秦立国的歧地，原是周人故居，是古代农业最发达的地区。“周余民”中，许多人富有农事耕作经验。秦人学习他们的经验，利用渭河流域优良的自然条件，迅速地变落后的游牧经济为农业经济。公元前648年，晋向秦借粮，穆公慨然允诺，“以船洁车转，自雍相望至终”，被称为“泛舟之役”。秦人畜牧有悠久传统，尤其擅长养马。能识“千里马”的伯乐，就是“穆公之臣”，比伯乐更高明的相马专家九方皋，也是秦人。

秦建筑业非常发达。秦都咸阳，规模宏大，布局合理，既有供皇帝和各级官吏之用的宫殿，又有供市民活动的区域，以及广场、街市、作坊和美化环境、丰富生活的苑、圃、园、池。整个城市布置于渭水两岸，号称“渭水贯都，以法牵牛”。

在精神文化方面，秦文化具有鲜明的功利主义特点。“从秦建国到始皇统一天下，秦人津津乐道的问题都是农战、攻伐、垦荒、开塞、徐民、重本、抑末等对国计民生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事。他们不俏于仁义礼乐的哲学论证，更无心于超越时空、驰骋古今的玄想，对人伦关系的道德要求，也远远不如东方各国那样严格”。

在科学文化方面，秦人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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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使用的文字，又有所创新。秦人接受周人的篆文（大篆），将其改造为更加整齐、定形化的秦篆（小篆），笔划简单，删除异体字，更易于推行。在记载文字的方式上，秦人不同于商、周刻于甲骨、铸于铜器，而更热衷于将文字刻在坚固的石体上传之久远。流传至今的石鼓文属于古潘文，内容多叙渔猎之事，它是我国保存至今最古老的刻石文字。

概括而言，战国时代，诸侯割据，“田畴异亩，车举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统一天下，雷励风行地扫荡这种种之“异”，建立统一文化，促成了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基本形成。其内容包括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行同伦、地同域几方面。而其天治与变法的源地：还是最后形成的统治中心，都在陕西关中。

秦中自古帝王都

关中地区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而且以它独特的优越地位，在秦汉迄隋唐时代，发展成中国古代黄河文化的中心。

关中地区黄河支流渭河的下游冲积平原，自古以来，土地肥沃，物产富饶，又有秦岭、黄河等山河屏障，是一个极具政治、军事、经济意义的优良地区，被称为“陆海之枢纽”、“天府之富饶”。

西汉初，娄敬在劝告刘邦定都关中时，曾对关中的地理形势及其与当时新兴汉王朝的政治、经济的密切关系，作了深刻阐述。张良也发表了精辟的论述，他说：“关中左淆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湾维天下，酉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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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确实，从秦汉之际的国内形势来看，关中、关东同为中国人口最多、生产最为发达的地区。而从政治、经济、军事的地位上看，关中处于极其有利的位置。首先，它境内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又有附近巴蜀地区农业和西北畜牧业的支持，经济发达；其次，它四周为秦岭、北山山系及黄河所环绕，有四塞为固；北有萧关，西南有散关，东南有武关，东有函谷关等，形成一个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特殊有利地位。从地势上看，关中又位于天下（全国）上游，对关东用兵，顺黄河河运而下，有如高屋建领，势如破竹。同时，在微观地貌上，关中也具备许多建都的优越地理条件。如渭北径渭之交的原区，特别是丰镐故都之东、渭水南岸，更是一块地势开阔的小平原，东西长达百里，不仅原照相间，而且有浮、渭、烃、涝、产、溺、橘、搞八水环绕。

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不仅有助于秦灭了东方六国，完成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而且也更适应以布衣起家的汉高祖刘邦的立国目的。因此，当刘邦他们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时，新兴的汉王朝便决定建都关中，建长安城，以之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并从此为西汉几百年的发展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此后，除了东汉迁都洛阳外，从东汉末年国家分裂到隋王朝统一全国，关中长安仍先后作为东汉献帝、西晋憨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几个割据王朝的国都，而不失其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的特殊地位。隋唐时代，不仅充分认识到关中地区曾长期作为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意义，而且更进一步认识到建都长安对解除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维护国家统一的意义。定都长安，不仅表现了隋唐王朝对内巩固政权、发展经济的意志，也表现了对外排除北方突厥等族南下侵扰外患的决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关中在西汉末年因国家分裂等原因一度失去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以后，再一次作为统一王朝的国都，而发展成为黄河文化的中心。

作为国都之地，汉唐都十分注重关中地区的经济开发。先后在关中兴修了郑白渠、龙首渠、成国渠等农业灌溉工程，加上实行其他优惠政策，使关中很快就成为全国最繁华富庶的经济中心。如《汉书·食货志》载，汉武帝时“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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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在民间“众庶街巷有马，肝陌之间成群，乘特此者摈而不得会聚，守癌阎者食粱肉。”在这里建立了历史上第一所国立大学——太学，借助它创建了中国独有的“士一官僚”政权体系；也是在这里的长乐宫，汉儒学者叔孙通制礼作乐，演习“朝仪”，不仅建立了君主与民众、君主与上层官僚之间的等级关系，也深刻影响着此后中国社会各种等级尊卑传统的建立和发展；中国古代官方哲学儒学传统的确立，也是在这里由董仲舒的倡导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下开始发展的。作为国家首都，这里集中了全国最多图书和学者，涌现了一大批当时最优秀的文化成果，如刘向和他儿子刘欧校书天禄阁，著成中国第一部目录学著作 — —《七略》；司马迁发愤撰著《史记》，成为中国史学和文学史上的一代丰碑；《周牌算经》、《九章算术》、《记胜之书》等著作，则代表了这一时代科技的新水平。

作为汉代文化集中代表的汉长安城建设，也充分体现了它的雄伟气魄。汉班固在《西都赋》中曾这样叙述汉长安的情况：说它“连金城其万雉，近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街洞达，阎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阐城溢郭，旁流百厘，红尘四合，烟云相连。”城内宫殿更是七比鳞次，金壁辉煌。如《三辅黄图》载未央宫前殿：“东西五十丈，深十五大，高三十五丈……以木兰为禁核，文杏为梁柱；金辅玉户，华摄（屋椽绘有花纹）壁挡，雕描玉调（柱础石），重轩楼槛，青琐丹挥，左械右平，黄金为壁带，间以和氏珍玉，风至其声玲现也。”而建章宫更是宫阁台谢相合而成，号称‘“千门万户”。

隋唐时代，尤其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作为首都长安，这里不仅集中了高度发展的手工业、繁荣的商业贸易、四通八达的交通，以及卓越的科技成就，还有从四面八方聚集在长安的少数民族及外国商贾使者，长安不仅仅是唐代黄河文化的中心，而且还是一个重要的国际城市。

占地84平方公里的隋唐都城，规模宏大，建筑精填。不仅有 “百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的严整布局，也有“左翔驾右栖凤，翘两阈而为翼，环阿阁以周挥，象龙行之曲直”的统丽豪华宫殿建筑。这里不仅出现了李世民、魏征、贾耽、李吉甫、孙思邂等政治家、科学家，也涌现了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阎立德、阎立本、吴道子、张旭、怀素等文学家、艺术家。同时，精湛的手工艺产品和繁荣的商业活动，更使唐长安生机勃勃。

首都地位的失去

西周建都丰镐，同时在今洛阳附近营建洛邑，并说明洛邑的优点是“此天下之中，四方人贡道里均”，因此称丰镐为宗周，称洛邑为成周。西汉、隋、唐则明确地把洛阳、长安定为东、西两京，虽然政治中心多在长安，但隋唐两代的皇帝如隋场帝杨广、唐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女皇帝武则天也都多次前往洛阳，特别是武则天更长期居住在洛阳。这些事实表明，长安虽然在地理上有许多优越条件，但封建王朝为了照顾全国各个方面，以加强其统治，因而在中原一带这个文化发展较早的地区，也不能不设立一个重点城市，作为长安的辅助。

随着汉以后，北方战乱和南方经济的发展，汉唐代长安城中百万居民所需要的食粮，需要依靠江南大量供应。清运江南粮食来长安，在当时是劳民伤财的一大难事。唐代中叶以后，扬州（今江苏扬州）、益州（今四川成都）成为全国最大的手工业中心，有“扬一”、“益二”之称，全国经济中心已南移江南。

除经济发展形势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情况，即汉、唐以来在历史上有名的“丝绸之路”这条中国以长安为起点的通往亚、欧、非各国的陆路交通线，自从吐番势力兴起后，便逐渐被阻塞。因此，从唐中叶后，对外交通也逐渐由以西域为重点的陆路而转向海道。当时的重要港口，如浙江的明州（今宁波）、福建的泉州、广东的广州等，成为中国和亚、非、欧各地区交通的主要出人门户。唐代在长安集居的官僚贵族们所珍视的象牙、犀角、珍珠、香料、珍禽异兽等，也都由广州进口。这些情况表明，长安的地理条件虽未改变，但由于全国形势的发展，唐代以后这里已不能再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了。因此，北宋建都即放弃长安，选择了中原的汴梁（今河南开封）。

宋代以后，长安仍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各代的统治阶级，一直把长安作为控制西北和西南的军事重镇。长安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仍占有重要地位，但无论如何，长安作为全国文明中心的地位已一去不复返。在此后的数百年间它只能以一个重要的地域文化与区域文化发生着相互交流，交接受以开封、杭州、南京、北京为中心的新的文化中心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核心区的多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