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秦汉时期的“天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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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秦汉时期的“天下之中”

秦汉时期的“天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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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曾经有“陶为天下之中”的说法，据说著名巨商范蠡就是利用这一交通优势，在今山东定陶地方致富的。然而，秦汉以来更为明确的“天下之中”，则是指河洛地区。河洛地区以经济、文化方面的优胜地位，后来又成为行政的中心。
战国时期，河洛地区“为天下之大凑”（《逸周书·作雒》）、“街居在齐秦楚 赵之中”（《史记·货殖列传》）的特殊的地理形势，使得列国兵战往往在这里展开。秦人东进，首先倾力于河洛战事。《史记·秦本纪》记载，公元前309年，秦武王曾经对秦名将甘茂说：“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后来不久就派甘茂拔宜阳。公元前293年，秦昭襄王命白起为将，在伊阙会战中大破韩魏联军。三年之后，“东周君来朝。”同年，秦昭襄王亲临宜阳。公元前256年，秦军攻西周。次年，“周民东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秦人占有西周属地对于攻略东方的意义，可以由第二年“天下来宾”得到体现。秦庄襄王即位初，就命令相国吕不韦诛东周君，“尽入其国”，并“初置三川郡”，实现了对河洛地区的全面控制。秦王政十三年（公元前234年），嬴政在统一战争中亲临河洛地区，表明未来的大一统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对于这一地区特殊的文化地位的重视。秦始皇平生8次出巡，大约其中6次都行历河洛地区。《史记·留侯世家》记述刘邦与张良在洛阳南宫讨论行封功臣事，说到“上在雒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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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相与坐沙中语”。洛阳南宫有“复道”建筑，显然不可能是仓促营造，应是秦时故宫。由“南宫”之定名，可推知洛阳秦宫还不止一处。看来，秦王朝曾经把洛阳看作统治东方的政治重心所在。秦始皇特别信用的重臣李斯，其长男李由被任命为三川郡（郡治在今洛阳）行政长官，而为赵高所忌妒，也有助于说明这一历史事实。
刘邦后来出关击项羽，在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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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义帝发丧，又发使者约诸侯共击楚等史实，也可以体现洛阳的战略地位。刘邦初定天下，娄敬建议定都关中。他强调关中地理形势的优越，但也肯定了河洛地区的地位。《史记·三王世家》和《滑稽列传》褚先生补述，说到汉武帝所幸王夫人为其子刘闳请封洛阳，汉武帝则以洛阳“天下冲阸”、“天下咽喉”的重要地位予以拒绝。可见，汉代统治者对河洛地区“在于土中”（《史记·货殖列传》）的政治地理及文化地理的形势也非常重视。
《史记·货殖列传》说：“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俨然是联系地域相当宽远的经济中心。当地取得特殊成功的富商如白圭、师史等，其行为风格其实也表现出河洛地区的区域文化特征。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能致七千万”。汉武帝时代的理财名臣桑弘羊也是洛阳商人之子。《汉书·地理志下》在分析河洛地区的区域文化特征时指出，“周地”风习，有“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憙为商贾，不好仕宦”的特点。班固说，这是“周人之失”。然而，如果承认商业对于增益经济活力的积极作用，则“周人”对于经济流通的贡献，其实是值得肯定的。《汉书·食货志下》又记载，王莽“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五都”，即洛阳、邯郸、临菑、宛、成都，而“洛阳居中”，也说明随着关东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洛阳的地位愈益重要。
到了东汉时期，洛阳及其附近地区在全国经济格局中居于领导地位，商业活动尤其繁荣，以致“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游食者众”（《后汉书·王符传》），“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后汉书·仲长统传》），洛阳成为全国“利之所聚”的最重要的商业大都市。当时，据说“其民异方杂居”，“商贾胡貊，天下四会”（《三国志·魏书·傅嘏传》注引《傅子》），事实上洛阳已经成为东方世界的经济中心。
《荀子·大略》说：“欲近四方，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这表明，在所谓“天下之中”的“中央”之地施行统治被传统社会的统治者看作是天经地义的制度。西汉定都长安，有依托关中“沃野千里”、“天府之国”的经济条件的动机，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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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的战略地理方面的考虑（《史记·留侯世家》）。至于汉武帝时代，政治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大一统”的政体已经巩固，于是有封周子南君以期继承周祀的举措。汉武帝封周后诏中，有“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观于周室，邈而无祀”的感叹（《汉书·武帝纪》），透露出对以往居于“天下之中”的“周室”的深心敬仰。由于当时东方的经济也得到突出发展，于是，接受“王者必居天下之中”思想的人们在进行新的政治设计时，视线频频集中到河洛地区。王莽夺权之后，在进行“分州定域”的新的政治地理规划时，提出了“以洛阳为新室东都，常安为新室西都”的设想，随后确定了将迁都于洛阳，“即土之中雒阳之都”（《汉书·王莽传中》）的时间表。不过，由于新莽政权的迅速崩溃，这一计划没有能够实现。东汉建国，定都洛阳。全国的政治重心正式东移。
东汉时，国立学校太学的发展进入空前的繁荣期。汉光武帝刘秀爱好经术，于是“四方学士”“云会京师”。汉明帝曾亲自到太学讲经，“观听者盖亿万计”（《后汉书·儒林列传上》）。朝廷要求贵族子弟入学受业，甚至匈奴王子也远道前来就读。一时“诸生横巷，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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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所集”（《后汉书·翟鬴传》）。据说汉顺帝时，进一步扩建太学校舍，于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生。推算洛阳当时人口大约19.3万多人，而太学至三万余生，数量是十分惊人的。
出身洛阳的名士，西汉时期有杰出的青年政论家、文学家贾谊。汉武帝时代，有一位著作等身的“小说家”虞初在文学史上也享有盛名。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小说家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其中“《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属于虞初名下的作品竟然超过小说类论著总数的68.33％。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于是说：“本志篇帙，莫此为众。”后来的小说家尊奉虞初为始祖。借名“虞初”的晚世小说如所谓《虞初志》、《虞初新志》、《续虞初志》、《虞初续志》、《广虞初新志》等，也都可以看作对汉代河洛文化代表人物之一虞初的一种纪念。《后汉书·王充传》说，王充“到京师，受业太学”，“家贫无书，常游洛阳书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洛阳书肆”中所卖书籍有“众流百家之言”，人们可以方便地阅读，可见洛阳当时有相当优越的文化环境。除了数量众多的太学生而外，洛阳市民似乎普遍地有慕好文化的风气。《后汉书·蔡邕传》记载，蔡邕书丹于碑，正定《五经》文字，来观看和摹写的人，每天有一千多辆车，以致堵塞了道路。“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的情景，可以看作是“洛阳纸贵”之前另一能够体现洛阳人文化素养与价值取向的著名史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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