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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氐羌种姓文化及其与秦汉魏晋的关系

国立中正大学学报
人文分册
民84，第六卷 第一期，页159-209

氐羌种姓文化及其与秦汉魏晋的关系

雷家骥
国立中正大学历史系
中华民国台湾省嘉义县
提要

氐、羌在五胡之乱时期曾先后建立过多个政权，现今氐族已消失于历史舞台，羌族存者不过十余万人。作为中国中古政治上的活跃民族，历史文献与地下史料存留下来者皆不多，用以研究其在华建国统治已感窘困，至于了解其原有文化更见困难。然而，欲了解氐、羌之统治问题，却不得不先研究其原本面貌。从其种姓文化、原居地与迁徙地，及其与中国不同时期各阶段性的关系，始可知其较原始的状态，变迁的情况，与及汉化的趋向，斯然后可据以进一步探讨其建国与统治的种种问题。此为本文所由作的原因。

壹、前言

《诗·商颂·殷武》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此下殷周文献，往往有氐羌连称之辞，是知氐、羌二族在上古应有一定的关系，而又皆与中国密切，较匈奴、东胡更为悠久；但是，他们汉化的脚步与程度，为何落后于匈奴和东胡？而且氐、羌入塞居中国内地亦远较匈奴和东胡为早，然而五胡政权为何却不是由他们率先建立？他们的种族文化究竟发展如何，与秦汉魏晋的关系进展如何？此种种问题，即是本文所欲探究的中心。
笔者曾经分就匈奴、羯胡、慕容鲜卑发表过一系列文章，（注一）主要是欲讨论他们汉化、起事与统治诸问题。笔者对氐、羌此类问题同样有兴趣，只是若不先解决上述疑惑，则显然难以探讨下去；若勉强为之，深度也不会大。因此，这里欲以秦汉魏晋时期的氐羌为主体，一索其究竟。
有关中古氐羌的重要考古甚少，历史文献也不多，主要见于汉晋南北朝诸正史。大抵上，先秦视氐、羌为西戎，秦汉以降，则将氐族视为西南夷，羌族则划为西戎或西夷，因此《史记》及两《汉书》之〈西南夷传〉实为对氐的基本史料，而由于东汉「羌患」严重，故《后汉书·西羌传》更作专篇以载述之。上述三正史诸列传，对氐、羌往往亦有散漫的记叙，魏、晋二史尤其为然。至于（曹）魏人鱼豢之《魏略·西戎传》，被裴松之收入于《三国志》卷三○作注，对氐族有较完整记载，可补三史之不足，弥称珍贵。南北朝诸史中，《宋书》有〈氐胡列传〉，大抵为北《魏书》以下所本；后者另有宕昌羌、邓至羌等传，述两晋南北朝早期间事，大抵又为此下诸正史所本，只有《陈书》及《北齐书》对氐、羌全无所述。
氐、羌曾经分别建立过前、后二秦政权，但前秦苻坚对其国史曾有焚史之举，使史事十不留一。（注二）《史通·古今正史》称秦亡后，有裴景仁等相继追修，今亦亡佚。（注三 ）《晋书》二秦载记多据崔鸿《十六国春秋》而成，但叙氐、羌先世历史文化甚略，不足以考论中古氐羌。
氐族与羌族的主体已融入中国，现今仍存者不过十余万人，与汉晋时声势不可同日而语。近人马长寿曾走赴其地调查研究，撰有《氐与羌》遗稿，洵为力作。不过其书接近通论性，未能解答笔者上述之疑惑，故本文仍有进行之必要。

贰、氐羌的原住地与种姓

古代氐、羌被视为西戎族系，不论其种族血缘与中古氐、羌关系如何，要之后者在秦以降，分布于沿祁连山以东至陇山，从嘉陵江上游西向跨越岷江上游，以至青藏高原一带的高原山地地区。此地区位置就秦汉中国本部言，固属西部地区，所以汉人视之为西戎，西夷，亦可想而知。
上面所述位置只是粗略而分，其实氐、羌作为不同的两族，他们的分布地区亦有所不同。
先就氐族而言，《史记·西南夷列传》云：「自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注四）駹即冉駹，在今四川茂县地，两汉曾置汶山郡于此，但以汶江县或汶江道隶于蜀郡为常。（注五）此地区以东北皆为氐类，君长以什数也就是部落以什数，只是以白马氐最大而已。
白马氐因白马水而得名，《水经注·漾水》条云：

白水西北出于临洮县西南西倾山，水色白浊，……白水又东南迳阴平道故城南，……即广汉之北部也，广汉属国都尉治，汉安帝永初三年分广汉蛮夷置，有白马水，出长松县西南白马溪。

《汉书·地理志·广汉郡》条，北部都尉治阴平道，即今甘肃省文县地，长松县则约在阴平道西南，是则白马氐居于此地之白马水流域，因水名而称其部落也。（注六）汉制有蛮夷之县则称为道，是则阴平道盖因有白马氐等居住而称之。
又秦及汉初，边郡都尉并主蛮夷，其后别创属国都尉制度，专主蛮夷。（注七）阴平道为广汉北部都尉治，北部都尉在东汉改为广汉属国，据《续汉书·郡国五》，谓此属国领阴平道、甸氐道（今文县西）、刚氐道（今平武县东）三城，户三万七千一百一十，口二十万五千六百五十二。甸氐道在阴平道之西，刚氐道在阴平道之南，三道位于白水（白龙江）及涪水（涪江）上游之间，而皆为氐族所居之县，故置都尉主之。这三道位置在冉駹东北，应属于君长以什数的部落。
广汉北部都尉治阴平道，此道所居部落应为白马；但是白马氐是沿著白水流域分布的最大氐部，故溯水北上应仍有不少白马氐。公元前一二二年（元狩元年），汉武帝因张骞之言复通西南夷，至公元前一一一年（元鼎六年）因置牂柯、越嶲、沈黎、汶山、武都五郡，即《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谓以「駹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是也。
按《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冉駹夷》条，谓汶山郡「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汶山郡当在今成都与松潘之间，为江水（岷江）上游所经，由是知此地区为西夷、羌族和氐族的杂错居住地区。此地区东北广汉属国，是氐族核心区之一。广汉属国之东北即是武都郡，在西汉隶属益州，在东汉隶属凉州；郡地界岷山之东、南山（秦岭）之西，跨在白水和西汉水（嘉陵江）上游。《汉书·地理志·武都郡》云：

户五万一千三百七十六，口二十三万五千五百六十。县九：武都、上禄、故道、河池、平乐道、沮、嘉陵道、循成道、下辨道。

《续汉书·郡国五·武都郡》则称武都县为武都道，《三国志·杨阜传》称沮县为沮道，是则九个县道之中，只有上禄与河池未有道之名。依诸史所记此郡地的民族活动看，大体皆为少数民族居住地，很可能即以氐族为主，尤其是白马氐，但是也不排除有其它氐或羌，例如应劭注《汉书·武都郡》即称有「白马氐、羌」。羌族确有白马羌种落，疑亦因居住于武都郡白水流域而得名者，东汉此郡增有羌道一县，或与此有关。
在两汉西南夷系统中，指明是氐地的尚有蜀郡湔氐道，在今四川松潘县北岷江流域，湔山、湔水之名与之有关。（注八）
总之，从岷山南麓之蜀郡湔氐道起，东向经广汉属国，再东北向经武都郡，是秦岭以南的氐族核心区，他们的部落殆因地而命名，故有多少县道即可能有多少氐族部落（参 图一），是以君长以什数，而以白马最大。他们隶属汉朝为县道，很可能需要负担赋役的，（注九）所以西汉时这些郡县的户口数目也不少。
至于武都郡之北，为渭水上游陇右地区，这里也有氐人，但是两汉史书并无专篇载之。首次在专篇中提及汧陇氐的是鱼豢，已是魏晋以后之事，裴松之于《三国志》卷三十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云：

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福禄，或在汧陇左右。其种非一，……其自相号曰「盍稚」。

鱼豢于此传中自称颇有「传闻」、「汜览」的成份，故引起笔者有三个怀疑：(一)汉开武都后是否有排其种人的政策？(二)汧陇之氐是否来自武都？矅 (三)氐族居住地理条件与其民族称号之关系究竟如何？
关于第一个问题，由于汶山、武都等开郡，是此地君长震恐于汉武帝平定南越及西夷的兵威，自动「请臣置吏」而开置的，故《史》、《汉》的〈西南夷〉及〈司马相如传〉皆无「排其种人」的纪录。西汉于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八○年）曾因武都氐人反，而诏马适建等将率徒刑之士往击之，此后亦无闻。（注一○）不过，《后汉书·西南夷·白马氐》则明载武帝开武都郡，「土地险阻，……数为边寇，郡县讨之，则依固自守」。武都郡为边郡，广汉郡更置北部都尉，王莽甚至更改其名为「摧虏」，可见此地区在西汉的确常有战争，氐人分窜山谷，据险阻，依固自守的可能性极大。在这种情况下，促使「排其种人」，民族移动的确也有其事。例如《后汉书》同传载公元前一○八年（元封三年），武都郡河池氐起事失败，汉武帝将之「分徙酒泉郡」。酒泉郡据《汉书·地理志》治禄福，《续汉书·郡国志》作福禄，今甘肃嘉峪关市，鱼豢所谓「或在福禄」者是也，亦即向西北迁至河西走廊。马长寿据《艺文类聚》卷八二引《秦记》谓「苻洪之先居武都」，又《晋书 ·吕光载记》推论后凉吕氏原籍是仇池氐，（注一一）仇池属武都郡，可证氐族在汉或曾有北迁至汧陇之事实。
但是，这并不表示汧陇氐全部来自河池。陇指陇山陇坻，汧山在陇坻东南，汧水出其南麓，汉陇县、汧县即分在陇坻之西、东，鱼豢所谓「汧陇左右」是也。北《魏书·氐》云：

氐者，西夷之别种，号曰白马。……秦汉以来，世居岐陇以南，汉川以西，自立豪帅。汉武帝……以其地为武都郡。自汧渭抵巴蜀，种类实繁。

《北周书》、《北史》大抵同此，可见汧陇以至巴蜀，皆为氐人的居地。按《汉书·地理志·陇西郡》条，谓此郡秦置，其中有一县曰氐道县。此县注云：「养水（漾）所出，至武都为汉。」是则与武都白马氐同一水流，可见汧陇以南，自秦汉即为氐地。诸史载河池氐杨氏原出略阳清水，秦汉以来世居陇右为豪族，可证陇右原本就有氐族居住；其中苻氏、吕氏曾向北迁徙，而杨氏则由清水向南迁徙至河池也。《晋书·地理上·秦州略阳郡》条，谓此郡下辖临渭（今天水县东北），平襄（今通渭县西北），略阳（今张家川西）和清水（今清水县西北）四县，杨氏原居清水，苻氐由武都迁至临渭，吕氏自称出于略阳，可见五胡之中，氐人所建政权之统治者竟然大多出于此郡。请参〈图一〉。
《魏略》后文又谓氐族「盖乃昔所谓西戎在于街、冀、豲道者也」。两汉陇西有氐道县，而街、冀、豲等县则属天水郡，（注一二）是则北自陇坻（约35°N），南至冉駹（约 32°N），东自汧山（约106.5°E），西至豲道（约105°E）之间，皆为秦汉氐族原居地，而外围间或与夷、羌错居。魏晋将陇西、南安、天水、略阳、武都、阴平六郡置为秦州，即以氐族分布区为主。106°E北自清水县起，经临渭县，以至河池县，即由陇坻至河池，大约即是氐人居住的轴心线，在此线上氐族政治人物辈出。请参〈图一〉。
鱼豢《魏略》说氐族「其种非一，……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或号蚺氐，此盖虫之类而处中国，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其自相号曰盍稚」。
按氐、羌为汉藏语系民族，与蒙古草原阿尔泰语系的北狄不同。氐族自号「盍稚」，不知何义。鱼豢称他们为「虫之类」，恐有贬意；而当时中国人以其服色分称之，是辨别其种落的分号。不过，自《史记》以来即谓氐类「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是则氐人有不同种落不必赘辩，只是以服色称之，则仅见于《魏略》，秦汉时人称呼氐人种落，大都是以地名作称呼的，如白马氐，故（道）氐、甸氐、湔氐、略阳氐、河池氐、武都氐等。
氐之为义，近人一般同意许慎《说文》之说法，即「秦谓陵阪曰阺」，也就是指生活在陇坻（陇山、陇坻），及与之相近而地理构造类似的地区，今陇山以南，岷山以东，接秦岭山地的甘、川、陕交界，地形即是如此。（注一三）所以氐是秦汉人的称呼，意指居住于陵坻的山地民族。《三国志·徐晃传》载汉未曹操「别遣晃讨攻椟、仇夷诸山氐，皆降之」。所谓山氐，殆正指山民而言。
羌族显然与氐有所不同，《说文》释羌是「西戎牧羊人」。《太平御览》卷七九四引应劭《风俗通》，谓「羌本西戎卑贱者，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这代表了汉人对羌族命名的看法，近人对此多无异议。（注一四）由汉人对氐、羌称呼意义之不同，显示了汉人认识此二族有生活文化的不同，容下节讨论。要之，所谓「羌患」是两汉内政及国防上的重要问题，《后汉书》即有〈西羌传〉以专述之，故东汉人对之认识也较深，是以许慎和应劭之说实具有权威性，不同于氐族的命名，因近人间接推论而知之。
羌族是东汉安全的严重问题，而以河湟羌为最，所以古今研究汉晋羌族的焦点皆集中于河湟羌，甚至以此为羌族的核心区。关于这种看法，笔者认为尚有商榷的余地。根据《后汉书·西羌传》述羌之初始云：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徒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地千里，……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

按羌族之本及被流是否如此姑不论，章注谓「三危山在今（指唐初）沙州敦煌县东南」。按《汉书·地理八下·敦煌郡》条谓有「氐置水出南羌中，东北入泽」。氐置水当即今党河，从祁连山南麓青海省界发源，西北流经敦煌县，至玉门关东北流入湖泽中。祁连山汉人称为南山，《汉书·西域传·大月氏国》云：「大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至冒顿单于攻破月氏，……乃远去，过大宛。……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氐」。又《史记 ·大宛列传》载张骞使西域不得要领，「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是则秦、汉之间，敦煌、祁连一带有羌族居住，被视作南山羌或南羌。敦煌西南行即出阳关，沿今阿尔金山西行南道诸国，所至首国就是婼羌，婼羌西行之次国就是鄯善。现今青海省西北有当金山口北出甘肃敦煌，其东属祁连山脉，其西属阿尔金山山脉，称为祁连山－阿尔金山山地，也就是在此山地区域之青、甘、新交界地带，秦汉以来一直为羌族地区。（注一五）祁连山是西北－东南走向之山脉，为河西走廊与青海高原之界山，《后汉书· 西羌传》说：

冒顿兵强，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及武帝……北却匈奴，西逐诸羌，及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

是则武帝以前，沿著阿尔金山、祁连山山脉至今兰州一带，皆为羌分布区，应无可疑。这一区带的诸羌曾经臣属于匈奴，故武帝乃实行通西域、开四郡，以「隔绝羌、胡」的政策，情况甚明。
上述区带以南即是青海高原，由河首（黄河发源地）向东至赐支河曲，再东至今甘肃大夏河之西的河关，绵地千里之地，范晔指出亦是羌族分布地，所谓「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注一六）由此可以判断，祁连山以南几乎整个青海高原，应皆为羌族居住地。他们西北抵天山南道与鄯善相接，东南至康定（川西）高原，与西南夷相接，正东与氐地相接。〈西羌传〉记载广汉、蜀郡徼外种羌如白马种、大牂夷种等在东汉来附者，前后有五十余万人以上，种落不明者尚不算在内。降至隋朝，《隋书·西域·党项列传》仍称党项羌「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每姓别为部落」；同卷〈附国列传〉亦称党项南方，蜀郡西北，「连山绵数千里，……往往有羌，并在深山穷谷」。这一广大地区，〈西羌传〉多有其活动记载，只是河湟羌与汉郡相接，长期战争，故汉人认识较深和记载较多而已。
与东汉周旋相始终的河湟羌，主要以爰剑种族系集团为主体，他们是继秦朝经略西戎后，接大荔和义渠而兴起者，〈西羌传〉云：

秦穆公（约三十七年，公元前六二三年）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开地千里。……至周贞王八年，（前四六一年）秦厉公灭大荔，取其地。赵亦灭代戎，即北戎也。韩、魏复共稍并伊、洛、阴戎，灭之。其遗脱者皆逃走，西踰汧陇。自是中国无戎寇，唯余义渠种焉。…… 至王赧四十三年（前三二六年），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不知爰剑何戎之别也。后得亡归，而秦人追急，藏于岩穴中得免。……既出，又与劓女遇于野，遂成夫妇，……遂俱亡入三河间。诸羌见爰剑被焚不死，……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羌人谓奴为无弋，以爰剑尝为奴隶，故因名之，其后世世为豪。

同传称「泾北有义渠之戎，洛川有大荔戎」，诸戎逃向汧陇，是与秦厉公等征服政策有关，爰剑只是其中之一。戎与羌究竟关系如何，暂不论之，要之爰剑原来并非河湟羌种，他是辗转逃入三河间，集结此地羌人种落而自成酋豪者。是则爰剑逃来之前，三河间早已有羌人种落。
〈西羌传〉述爰剑亡入「三河间」，此即已踰汧陇；复述其在「河湟间」得羌人敬信，则是三河间与河湟间应该指同一地区。章注云：「《续汉书》曰：『遂俱亡入河湟间。』今此言三河，即黄河、赐支河、湟河也。」黄河当指今甘肃临夏县－当时河关附近－以东的黄河河段；赐支河则其西段，即经河关而西流入青海省，辗转回曲以至于河首的河段，秦汉称回曲河段为赐支河曲，河源为赐支河首者是也。湟河即湟水，发源于青海湖东部，流入金城郡而汇于黄河。秦长城的西端，起自临洮（今甘肃岷县），沿洮水至狄道（甘肃临洮）；又自洮、黄交界北段至今甘肃靖远附近亦筑一段，使西汉陇西、天水、安定三郡在其东受到屏障，正是为了防范《史记·大宛列传》所称「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鬲汉道焉」的胡与羌也。三河间也正是《后汉书·西羌传》与东汉名将〈皇甫张段列传〉中所载汉、羌战事频繁的地方。
秦汉不断西进，爰剑族类则不断西迁及南迁，于是其种落渐渐遍布于青康藏高原，原来不为汉人所知的发羌、宕昌羌、邓至羌、白兰羌，乃至征服氐羌地的鲜卑吐谷浑等，遂于魏晋以后陆续为华人所知。〈西羌传〉对爰剑种落集团在秦汉的发展叙述颇详，今略节其大要以见梗概：

秦献公初立，（公元前三八四年）欲复穆公迹，兵临渭首，灭狄豲戎。（爰剑曾孙）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氂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

这是在始皇统一以前之发展，他们已发展至蜀汉西夷之地，与夷、氐相错了，广汉之地原有白马氐，亦有白马羌，由此可见不应混为一族。（注一七）同传之末，范晔更总结两汉以来爰剑后裔的发展，说其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或在赐支河首，或在蜀、汉徼北，大概已由黄河、湟水之地，广泛分布于青康藏高原了，他们的居住地比氐族大了若干倍。是则若说爰剑种落的核心区在河湟可，至于说「诸羌」以河湟为核心区则尚待商榷者，以此也。请参〈图二〉。

参、氐、羌的部落文化

秦汉以来，氐族居住于自汧陇抵巴蜀的陇南山地，地理位置接近汉之三辅政经文化核心区，而羌族分布于其西的陇西、甘南以至青康高原广大地区，故二者接触及吸收汉文化的便利性与过程甚不相同。
冉駹在公元前一世纪早期被汉武帝开为汶山郡，「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由此愈向东北则愈进入氐族的核心区，即司马迁所说「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之地。君长什数应即是部落什数，前面提及「其种非一」、「种类实繁」、「排其种人」诸文，显示魏晋以后，华人对其部落以血缘为基础的形态略有认识，以其服色而称其为青氐、白氐等，仅是方便辨别而已。他们可能以氏族血缘为纽带而形成部落，这种情况殆与羌族被称为种羌、种落的情况相似；只是氐族居地很早即被汉人开置为郡县，故被汉人依其居地地名而称呼之，所谓湔氐、甸氐、故氐、清水氐、白马氐等是也。至于羌族则血缘纽带更清楚，而且开置较晚，甚至许多地方迄两汉犹未开置，故常被称为某种，如前述越巂羌称为氂牛种，广汉羌称为白马种，武都羌称为参狼种，单单爰剑族系即分化有一百五十种者是也。
有关氐人的部落文化，最早涉及的是《史记》，司马迁曾经奉使西征巴蜀以南，但似乎未曾与氐族有过接触，故只略谓冉駹东北有君长什数，白马最大，而又于〈货殖列传〉中概略叙述「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这句话的内涵可能有二：一是此四郡汉人与关中汉人的风俗相同；二是天水、陇西的氐人可能因已汉化，故如同当地汉人般，风俗同于关中。后来《汉书·地理八·秦地》条，则较清楚说：「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武都地杂氐羌，……而武都近天水，俗颇似焉。」
据考自先秦至南北朝，此地氐人皆是板屋而居的。（注一八）然而《汉书》所称之「民」，极可能包括汉人的编户齐民，是则陇南山地的氐、汉，皆是因山所出，木板筑居，居住形式大抵相同。假若天水、陇西俗同关中，而武都与天水又俗颇相似，则当地氐、汉文化殆已有融合接触的迹象。
陇南山地海拔二千至四千公尺，山高谷深，峰锐坡陡，《魏略》所谓「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后汉书·西南夷·白马氐》称其「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氐人勇戆抵冒，贪货死利」。可以略窥氐人谷地田畜的形态和民族性格。这是他们对汉朝可以「依固自守」，魏晋以降可以长期建立仇池国的原因与条件。虽然他们因地形而能自保，但是其地已为汉朝郡县，又与羌族杂错而居，故文化上不免分受汉、羌双重影响。《魏略·西戎传》云：

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矣。其衣服尚青绦，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猪牛马驴骡。其妇人嫁时著人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其嫁娶有似羌。

这是中古记载氐族种落文化最详细的一段文字。据此以知氐人种族与羌不同，他们虽无文字发明的纪录，却有自己的语言，（注一九）发式和服色，以及山谷耕织畜牧的形式。板屋、耕织及畜养猪骡等，显示他们的文化颇高，不像被发的羌族般游牧。其妇女的服装分受汉、羌影响，尤以嫁娶与羌相似，但是与汉人相处则多知中国语，还种落始讲氐语。
前引《后汉书·西南夷·冉駹夷》条，说蜀北汶山郡「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接著云「夷人冬则避寒，入蜀为佣；夏则违暑，反其聚邑」。此地夷、羌、氐杂错，值得注意者有二：第一，夷人在冬寒时节因高山山地耕畜不易，故入蜀为佣，氐人可能也是如此的，《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卓氏及程郑，在汶山一带，贾滇蜀椎髻之民鼓铸，富拟人君，即可能包括了夷氐之人在内。所以《魏略》才有「其自还种落，则自氐语」之说。这种生活方式，殆是自汉以来，氐人接触汉文化及汉化的契机。经长期接触影响，始有《魏略》所述的汉化情况出现；降至南朝时代，则更如《南史》所言，「言语与中国同，……地植九穀，婚姻备六礼，知书疏，种桑麻，出紬绢布漆蜡椒等」了。（注二○）
其次，氐人在山谷间板屋耕畜，应是定著性的，可能也是「聚邑」而居。殆撰于东晋间的《三秦记》，记述仇池氐于仇池「山上立宫室，囷仓，皆为板屋」，（注二一）《南齐书· 氐传》称于山「上平地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正是定著农耕、聚邑而居的表现。后来北魏征服其地，建州郡，置官吏，「风化大行，远近款附，如内地焉」，（注二二）显示此时氐族在上述基础上已汉化如同内地。
大约氐族从汉朝以来，由于开置郡县，地近内郡，与汉族接触，故其文化已不能保存纯粹，渐渐由分受汉、羌双重影响，转变成大受汉文化影响，经数百年发展，竟至全盘汉化，终于消失于隋唐时代。
上古及中古虽然常将氐、羌连称，但是两族的部落文化显然有很大差异，《后汉书·西羌传》云：

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以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

汉朝-氐羌种姓文化及其与秦汉魏晋的关系

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堪耐寒苦，……性坚刚勇猛……。

此段记载主要指河关之西南羌地的概况。此地区主要为高山山地及高原山地地区，一般海拔高度在二千五百公尺至四千五百公尺之间，山峰常年积雪，无霜期短，降雨量小，因而地少五谷，而以游牧为业，养成羌人堪耐寒苦的性格。
这地区自然条件虽然如此，但也并非就表示羌人全无农业，在地势较低的山谷和盆地，往往也有农耕作业。羌族最早的农业纪录殆以无弋爰剑为首，他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叶曾为秦人所执，以为奴隶，可能是农奴，故逃至三河间，被「诸羌」推以为豪。前引〈西羌传〉谓「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羌人谓奴为无弋，以爰剑尝为奴隶，故因名之。甚后世世为豪」。爰剑被人称为无弋，也就应是农奴的意思，河湟诸羌原为山地狩猎民族，因爰剑教以田畜，乃开始从事田作与畜牧，遂迳以「无弋」称呼此从事新兴产业的新部落。可证此时以降，黄河、湟水两谷地以「无弋」为核心的羌人，已发展至有农业与畜牧业了。
笔者无意说爰剑以后诸羌已普遍农业化了，根据南北朝宕昌、邓至与党项诸羌的记载，这些在武都、阴平以西，至赐支河首之间，现今青康高原区域的种羌，大体上仍过著游牧生活，而无农业之纪录。由于羌族分布远较氐族为广，高原与山地等自然环境和条件亦颇有差异，故川西、藏东、河首之间一带种羌，殆一直保持其畜牧的生活。只有以无弋为核心的种落集团，始进入了田畜的文化，并且随著其种落的繁衍分布，由河湟谷地向西发展至青海高原北部的青海湖及柴达木盆地，（注二三）再过去的婼羌就「随畜遂水草，不田作」了。
氐族「嫁娶有似羌」，种羌是以较原始的氏族血缘为纽带，行烝报婚的，只有吐谷浑所属贫穷地区见有抢婚方式。（注二四）种羌「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此则与氐「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的制度不同。无弋集团以优势生产方式结合羌人，较其它诸羌富裕当可想而知，因而其子孙乃有财力实行多妻制，致使种落繁衍成一百五十种之多。正因爰剑集团有生产与婚姻的优势，所以其子孙种落经常有抗汉的能力，例如〈西羌传〉记载在东汉章、和时代（公元一世纪八、九十年代）爰剑裔落迷唐，与汉争峙于于黄河大、小榆谷（约今青海贵德县附近）之间，最后麦作被收，牛马羊被虏，撤至赐支河首，依发羌而居。此地暂无羌寇，据隃麋相曹凤上言云：

自建武以来，其犯法者常从烧当种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内，诸种易以非，难以攻伐。南得锺存以广其众，北阻大河因以为固，又有西海（青海湖）鱼盐之利，缘山滨水，以广田畜，故能强大，常雄诸种，恃其权勇，招诱羌、胡。

按爰剑十三世孙之一为烧当，因强大而以为种号，迷唐即其裔种（爰剑十九世孙）之一。〈西羌传〉末谓锺存种也是爰剑一百五十种之一，胜兵十余万。是则迷唐种落居大、小榆谷以至西海之地，以其田畜优势生产力雄视诸种，并结集以抗汉。迷唐既撤至河首，曹凤乃上言请于其地广设屯田，后至「列屯夹河，合三十四部」。窃疑此三十四部屯田，殆皆因循迷唐原来田畜之基础，而非新开垦者。
若以青海湖为中心，其东姑称为湖东区，即河湟山地与谷地，诸羌以种麦（大、小麦不详）为主，畜养马牛羊驴骡；其西为湖西区，在晋时为吐谷浑所征服，以种大麦、粟、豆、芜菁为主，见有牛马驼等畜；其南为湖南区，即川西、藏东高原，后为宕昌、邓至诸羌地，畜有犁牛、牛、羊、猪等，（注二五）显示区域地理条件影响了诸羌的生产方式，使之产生区域性差异。此地自古多禽兽，可能射猎始是其共同传统的生活方式。
氐人「善田种」，汉魏时陇南山地的氐人有穀、麦的耕作收成，而与氐族接壤交错的陇右种羌，似乎也已经种穀了。（注二六）当时穀不是泛指包括麦的五谷简称，《后汉书·西南夷·冉駹夷》即称汶山郡「土地刚卤，不生穀、粟、麻、菽，唯以麦为资」，而〈邛都夷〉则称「其土地平原有稻田」。表示秦岭，陇南一线氐人所居山地，当时应是稻、麦耕作的交错线区，或许部分种羌与氐族移居杂错，也或许守塞屯田（详后），而开始了稻谷的耕作。
爰剑以优势生产方式结集诸羌的庐落种人。诸羌以氏族血缘为纽带而称为种羌，则种人自是种落之人，不必赘解；只是庐落一词〈西羌传〉常见，其真正内涵则不明，尚待进一解。
按〈西羌传〉开始即谓羌人云：

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它禁令。其兵长在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触突，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

传末又云：

自爰剑后，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其九种在赐支河首以西，及蜀、汉徼北，前史不载口数；唯参狼在武都，胜兵数千。其五十二种衰少，不能自立，分散为附落，或绝灭无后，或引而远去。其八十九种，唯锺最强，胜兵十余万；其余大者万余人，小者数千人，更相钞盗，盛衰无常，无虑顺帝时胜兵合可二十万。

以后－史料爰剑种落集团情况，可以印证前－史料所论诸羌的普遍情况。大体诸羌以氏族血缘为纽带，且种姓不断分化，始终未发展至区域性联盟，乃至统一国家的阶段。
爰剑种落集团是湖东区河湟羌的主流，小月氏退保南山羌，逐渐通婚羌化「亦以父名母姓为种，其大种有七，胜兵合九千余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数百户在张掖」，显示羌化后其种落社会亦与河湟羌相同。（注二七）至于初时仅拥有青海湖东南甘松之地的吐谷浑，二传其子吐延，为昂城羌酋姜聪所刺，遗嘱部落「速去保白兰，地既险远，又土俗懦弱，易控制」，表示湖西区诸羌也是因种落分化而力弱。（注二八）南北朝时代宕昌、邓至等湖南区种羌，史称风俗相同，宕昌羌由中华至西域数千里，「姓别自为部落，酋帅皆有地分，不相统摄，宕昌即其一也」；（注二九）党项羌地亦数千里，「处山谷间，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其南接的附国更往往有羌，「并在深山穷谷，无大君长， ……或役属吐谷浑，或附附国」。（注三○）可见自先秦至隋，约凡一千年间，诸羌的社会种落、政治组织，实无多大演进。
匈奴在秦汉间即已建立大帝国，东胡（乌桓、鲜卑）也迟至二世纪汉魏间，由部落、部落联盟，渐渐发展至国家的阶段。氐族在秦汉间即君长以什数，由冠以地名来看，可见两汉时已向区域性部落阶段发展，汉魏间已有武都氐王、兴国氐王、百顷氐王、兴和氐王等名号出现（详后）。羌人始终以氏族血缘结合，种落分化，殆为五胡中之最落后者。难怪姚苌执苻坚，求传国玺时，苻坚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图纬符命，何所依据？五胡次序，无汝羌名！」（注三一）种族文化的鄙视，溢于言表。
种羌「不立君臣，无相长一」，表示无国家政府组织；「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表示种族社会不断分化，自我削弱。根据诸史记载，种羌间不但无统一政府及官僚体制，抑且酋豪之下也未见层级组织，似乎由酋豪直辖其种落或附落，而酋豪之更强大者殆即〈西羌传〉所称的大豪或大帅了。这种称谓与氐族类似。北《魏书·氐传》说氐族自「秦汉以来，……自立豪帅，……各有侯王，受中国封拜」。这里所谓的「侯王」，实即指其「酋豪」、「豪帅」而言，并非真谓氐人有天子王侯之位号（详后），故《后汉书·西南夷·白马氐》谓东汉初「氐人大豪齐锺留为种类所敬信，威服诸豪」，正可概见大帅大豪与一般酋豪的关系。
氐族领袖有「酋大」一称，如酋大单征投奔刘渊，其女即刘渊皇后单氏。（注三二）酋豪称大也是羌族习惯，如《宋书·大且渠蒙逊列传》谓蒙逊先世曾任匈奴且渠之官，「羌之酋豪曰大，……而以大冠之，世居卢水为酋豪」。亦即此张掖卢水杂胡也如湟中月氏胡般，颇已羌化，因而兼用胡、羌称呼。东汉羌族力量一度扩至西河、上党一带，晋时上党有拥壁自立的胡「部大」张督此即是以羯为主的杂胡。（注三三）《通监考异》论单征条，谓「当时戎狄酋长皆谓之大」，胡注张督条谓「胡人一部之长呼为部大」，窃意两汉之间匈奴及东胡殆无部大之称，故疑酋大、部大皆是氐羌化的称谓，魏晋当时西北诸杂胡受其影响而沿用之。（注三四）酋大或是偏重其血缘种落之称，而部大则偏重于部落耶？
羌族大豪或酋豪与其庐落之间无层级组织，这是相当原始的氏族社会形态。所谓庐落，《南齐书·河南王列传》记吐谷浑治下的「人民，犹以毡庐百子帐为行屋」，或可窥见一斑。事实上诸羌分布广阔，居住情况与其生产种植情况般，因区域地理条件有所不同，这里仅是指河湟及青北高原之诸羌而言。亦即酋豪直接领导这些庐落也。酋豪统领可以掌握的庐落种人，各据深山穷谷，所以法令简单，社会原始，如《隋书·西域·党项列传》云：「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俗尚武力，无法令，各为生业，有战争则相屯聚，无徭役，不相往来。」其部落文化、社会生活，可以想见。
笔者以为，种羌此形态实对其发展大为不利，殆皆与其地理条件有关。他们居住于高原、山地之间，地形割裂独立，交通联系不易，所以种人多了就必须分种离析；分析后又不易联系，故不相往来。爰剑裔种分为一百五十种，种类之间几呈独立状态，可以由此观察。若从政治角度看，各种落事实上是「各占山头自称王」的状态，很难创建统一国家的。弱者如附落，实不足以自存，必然造成「或绝无后，或引而远去」，如爰剑衰少的五十二种。吐谷浑也因此以一个不甚强大的鲜卑部落，以「土俗懦弱，易控制」而征服了湖西区诸种羌。即使较强大的种落，事实上也很容易被各个击破，汉、羌长期战争史即是其显例。汉诸将常辗转战斗于深山穷谷之间，使诸羌先后一一平服，范晔用「谷静山空」以描述之，（注三五）殆甚贴切。
再者，在这种地理条件下讨生活事实上也不容易，诸羌遂养成了互相抄暴、崇尚武力的风俗，而长于山地战斗，种落间更容易结怨报仇。种族内部相处如此，平常又无徭役，无军事组织，故一旦临以外力，则全种相聚屯结作战，事实上是乌合之众。危机大者如汉军来攻，则诚如〈西羌传论曰〉所言，种落间「遂解仇嫌，结盟诅，招引山豪，转相啸聚」。由于平常不相往来，甚至结仇，故此种临时联盟也是一种乌合组织，很容易分化击破的，〈西羌传〉战例正多。
地理条件影响诸羌政治组织、种落分化及社会生活如此之大，是值得注意的。氐族亦居住于高山山地，但是他们分布区域小，又分布于许多河流台地谷地，乃至成徽盆地之间，农业发展较优，生活上族群未见有摩擦，社会上种姓较少分化，这是二者不同之处。

肆、秦汉与氐族的政治关系

中国与氐羌的关系历秦汉、魏晋、五胡三个阶段，逐渐加强加深，以至由边裔关系发展为中原内部关系。这里主要论其第一阶段的关系。就秦汉阶段而言，中国政府与氐族关系大体是和平的，与羌族关系则是紧张的和战争的。
氐族分布地区不大，种姓较寡而人口较少，在国家安全上不致构成中国的威胁；而且秦汉长城西段即已将陇南山地划入内郡地，至汉武帝时又从巴蜀北上，将武都、广汉建为郡县，遂使氐地完全变为中国本部郡县，氐族在性质上成为中国的少数民族。氐族与中国的关系既然如此，所以上述其人民有编户纳赋的迹象，有进入平地为汉人作佣工，乃至有因接触而汉化的发展。
不过，就种落社会的传统结构而言，氐族维持时间相当长久，两汉政府乃针对此结构，而与之发展政治关系。大体汉武帝自公元前二世纪三十年代开通西南夷以来，即承认以什数氐类君长（酋豪）的政治地位。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武帝时所承认的氐类君长，政治地位似乎并不高，故谓「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而已。
按东汉殆仍西汉政策，对西南夷羌酋豪封以邑君邑长为常，如《后汉书· 西羌传》载云：

建武十三年（公元三一年），广汉塞外白马羌豪楼登等率种人五千户内属，光武封楼登为「归义君长」。至和帝永元六年（公元九四年），蜀郡徼外大牂夷种羌豪造头等率种人五十余万口内属，拜造头为「邑君长」，赐印绶。

又如同书〈西南夷·莋都夷〉亦云：

和帝永元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楼薄、蛮夷王唐缯等，遂率种人十七万口，归义内属。诏赐金印紫绶，小豪钱帛各有差。安帝永初……二年，青衣道夷「邑长」令田，与徼外三种夷三十一万口……内属。安帝增令田爵号「奉通邑君」。

可证视西南夷羌种落之大小与重要性，其酋豪分别被封为君长、邑君、邑长诸名位，小豪则仅赐以钱帛而已。是则《史记》所称「君长以什数」之「君长」，殆非仅为官爵的泛称，且是一种〈官志〉漏记的专称，用以拜封西南夷氐羌者。汉封匈奴、东胡、杂胡，大体上皆不用此名号。（注三六）用此可以反推两汉对夷、氐、羌西戎系，与北狄、东胡和杂胡系的政治态度是颇不同的。
据上面夷酋令田由邑长迁号奉通邑君之例，知邑君在邑长之上。汉制「四夷国王、率众王、归义侯、邑君、邑长皆有丞，比郡、县」，（注三七）殆邑君、邑长应比县。若依羌豪造头等率五十余万口之多而内属，竟只封邑君长，赐印绶，则君长殆在邑君之上，所赐印绶不明，蛮夷王唐绘等内附而赐金印紫绶，造头恐亦如此。汉制列侯金印紫绶，诸侯王金印绿绶。（注三八），按汉制惯例，诸侯王例以封刘氏子弟，故四夷国王、率众王决不可能比照。东汉对四夷国王，除了匈奴仍沿单于名号外，即使东胡之大联盟长如檀石槐、轲比能辈，亦不过封为率众，归义诸王号而已，（注三九）是则西戎系之君长，理应不能超过比金印紫绶的列侯。氐类什数「君长」只是西南夷以百数「君长」之一部份，而「独夜郎、滇受王印」，可证氐族酋豪在天朝体系，仅位比归义侯之类，政治地位未至王者之级。
然而，这种汉、氐政治关系似乎在东汉初期有了变化。盖王莽丧乱之时，氐羌多附于据陇的隗嚣和据蜀的公孙述。光武中兴，「武都氐人背公孙述来降者，（马）援皆上复其侯王君长，赐印绶」。（注四○）表示氐类酋豪可能在西汉末，或至迟在东汉初，有些人似已有侯或王的封爵，政治地位提高了。但是根据前引齐锺留之例，则又似不尽然，因为隗嚣族人隗茂反，杀武都太守，「氐人大豪」齐锺留当时「威服

中国历史故事春秋战国的

诸豪」，与郡丞破斩茂，而在乱事前后，不论氐豪或大豪皆未见侯王之号。《魏略·西戎传》云：

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福禄，或在汧陇左右，其种非一，……各有王侯，多受中国封拜。近去建安中，兴国氐王阿贵、白项（百顷？）氐王千万，各有部落万余。……今虽都统于郡国，然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又故武都地阴平街左右，亦有万余落。

此条史料表示汉武帝开通西南以前，氐人已有王；以后汉朝因其种落各封其酋豪为王侯，汉末已见有兴国（今甘肃秦安县东北）氐王阿贵与百顷（即仇池）氐王杨千万。二氐王各有部落万余。至于武都地有武街在下辨，而无阴平街，疑为阴平郡之误。前论西汉阴平道是氐地，原为广汉北部都尉治，东汉改置为广汉属国治。广汉属国因徼外参狼羌内附而改置（详后并注五三），可能自后用以统领诸氐羌，蜀汉改为阴平郡治，西晋仍之。鱼豢所谓「今」者，当指魏朝而言，是即氐人经魏、蜀战争迁徙，至今（魏）仍在武都郡至阴平郡一带的原来氐人核心区，有种落万余也。
鱼豢说氐人在汉武帝以前有王，证诸《史》、《汉》之〈西南夷〉和〈司马相如〉诸传，实不确定。氐人居陇南山地，因峻术深谷之地形割裂而不能统一，情况与羌相同。氐族大豪拥有万余落，揆诸前论内属夷羌动辄十余万以至五十万落，显然不能算是大族群，故其大豪被汉封为「君长」之位，理应可信；除非氐豪因背叛隗氏和公孙氏，且助汉光复陇蜀之功的特殊政治因素，始有封拜王侯的可能。北《魏书·氐传》述两汉时事大抵同《魏略》，但述其早期政治名位则较谨慎，仅称「三代之际，盖自有君长。……秦汉以来， ……自立豪帅」；然自汉武以后，也称「各有侯王，受中国封拜」了。
按鱼豢所称建安中的百顷氐王千万，据《宋书·氐胡列传》云：

略阳清水氐杨氏，秦汉以来，世居陇右，为豪族。汉献帝建安中，有杨腾者，为部落大帅。腾子驹，…始徙仇池。…驹后有名千万者，魏拜为百顷氐王。千万子孙名飞龙，渐强盛，晋武假征西将军，还居略阳。

是则杨氏自秦汉世居略阳郡清水县，为氐人某种落的豪族，降至建安时始成为大豪。稍后杨驹方徙居至武都郡之仇池，驹后杨千万始为魏封拜为百顷氐王。情况甚明，南北朝诸史大抵本之。另据《三国志·武帝纪》建安十八年（公元二一三年）十一月条：「马超在汉阳，复因羌、胡为害，氐王千万叛应超，屯兴国。」此年稍前，曹操自立为公，建置府朝，时在交替之间，说杨千万为汉封可，说为魏封似乎也可。盖是月杨千万以百顷氐王身份，率部落由武都仇池百顷山根据地，北移至汉阳郡之兴国，响应马超反曹也。
建安（公元一九六－二二○年）间，据《三国志》尚见有武都河池之氐王窦茂，其正式名号殆为「兴和氐王」。（注四一）其后进入三国，「武都氐王」苻健统有「氐民四百余户」，蜀汉后主建兴十四年（二三六年）请降，最后发展成苻健只身来降，部民却由其弟带领降魏。（注四二）五胡乱华之后，由于吐谷浑王氐羌地，故《南齐书·河南列传》更称之为「氐王」了，则此氐王与汉魏间者又不同。
由此可推《后汉书·马援列传》、《魏略·西戎传》所述，似乎两汉以来氐类即有侯、王之封拜，殆未能确定。要之，汉魏之间，因战争需要，战略因素，氐类始见有王号，而且连小部落之小豪如苻健，也有王号之例，是则万落大豪就不必赘了。
上述已知诸氐王，阿贵在汉阳郡之兴国，杨千万在武都郡之武都县（仇池在武都县），窦茂在同郡之河池县，而苻健则在同郡不详何县道，《魏略》所谓「今虽都统于郡国，然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可证汉魏晋之间，氐类王侯为所在郡国统领，已完全纳入属国体系。此种政治关系，殆自西汉已如此，只是单就氐类而言，西汉时但有君长而无王侯而已。（注四三）
氐族居地自两汉已置为郡国，故其部落即使有国之名，如《后汉书·西南夷》所称的「白马国」，也不过是汉朝的属国罢了，大体广汉属国即是统领此等部落形式的国落机关。氐人在西汉颇有抗争，东汉则较少，揆其性质，可以视作汉朝统治下的少数民族问题，充其量也只是统一政府下的种族矛盾与冲突而已；至于羌族，则显然并不尽然。

伍、秦汉与羌族的政治关系

前论公元前四世纪八十年代秦献公西进以后，爰剑之孙卬畏其威而西迁赐支河曲，其种落以后分衍成越巂羌的氂牛种、广汉羌的白马种、武都羌的参狼种等，这是蜀、汉徼外之羌种，约至东汉以后始与中国发生密切的关系。留在河湟的爰剑曾孙忍和舞，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合二十六种之多。其后分衍更多，〈西羌传〉所录二、三十种之中，基本上以此种系集团为主。（注四四）
秦始皇在公元前二二一年统一中国，汉高祖于前二○二年继兴，其时羌族与中国实为外国关系，而与秦汉及匈奴之盛衰息息相关。〈西羌传〉云：

秦始皇时，务并六国，以诸侯为事，兵不西行，故种人得以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将兵略地，西逐诸戎，北却众狄，筑长城以界之，众羌不复南度。至于汉兴，匈奴冒顿兵强，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

显示种羌因始皇东进蚕食诸侯之政策实行，是其得以更繁息的原因。及至中国统一后，虽颇西进，但至河、洮一线，取得天然国防以筑长城而止，不再进逼。此下即是匈奴崛起，臣服诸羌的时代。公元前二○○年平城之役以后，汉、匈和亲，此后如文帝国书重申和约所示「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其南、北分治和亲共存的局面，维持至前一三三年马邑事变而止。（注四五）
在此百年期间，因诸羌臣属于匈奴，故东亚只有秦汉与匈奴的国际关系，而无秦汉与诸羌的国际关系。至汉景帝（前一五六－前一四一年）时，匈奴颇侵汉。留居河湟的研种－忍子研的种落，请求入守陇西塞，汉徙之于狄道、安故、临洮、氐道、羌道等县，也就是沿洮水长城以至于陇西郡和武都郡之间。这是种羌内附东徙守塞的最早纪录。诸羌既臣于匈奴，而文帝曾与匈奴有「匈奴无入塞，汉无出塞」的协定，是则研种的入守必然导致汉、匈关系的紧张。（注四六）自负其能而常与匈奴合战的陇西名将李广，在陇西太守任内，曾因羌反，而诱杀降者八百余人，（注四七）开创了两汉将帅守宰诱杀降羌的恶例，成为此后羌患的重要原因之一。种羌畏惧匈奴，又不能信任汉朝，遂伏下此后依违于两大，或独自为求生存奋斗的情势。
马邑事变为汉、匈关系的转折点，自后汉朝采取主动的开塞攻击战略，于公元前一二一年取得匈奴休屠王、浑邪王领地，置五属国。两年后霍去病封狼居胥、禅姑衍，匈奴自是北徙，种羌渐渐脱离其势力。于是，汉朝在前一一五年通西域，置酒泉、武威二郡，又在前一一一年分二郡置张掖、敦煌二郡，此即河西四郡，实施「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的政策。
本文宽河西四郡原为休屠、浑邪二王地，故汉朝攻击匈奴，也就如〈西羌传〉所言，同时进行了「西逐诸羌」，影响了种羌的生存空间，引起羌、匈联合反攻，及汉朝对羌建立监护体制的结果。〈西羌传〉云：

时，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解仇结盟，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共攻令居、安故，遂围枹罕。汉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将兵十万人击平之，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遂因山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

根据《汉书·武帝纪》，「西羌」十万众与匈奴联合，时在元鼎五年（前一一二年），翌年平定，此年汉置武都郡，分置张掖、敦煌二郡。汉朝自此年将氐、羌分开统治，故二族在两汉始终未发生过任何政军的关系。但是，武帝对羌随著武力的攻击之后，设置护羌校尉以资监控，并寻而筑塞，分河西为四郡，又稍移民实之，其实是施行武装殖民的政策。种羌虽暂时退居西海（青海湖）一带，然而河湟生存空间之争夺战，却正是方兴未艾的时候。羌、汉各种政军经关系，也由此时正式展开。两汉羌、汉的军事关系，〈西羌传〉载述甚详，于此不赘，仅略论其政治关系。
公元前八一年（汉昭帝始元六年），匈奴谋与汉和，苏武等被释归，汉、匈关系缓和，昭帝乃于河湟地区置金城郡。河湟置郡，表示汉朝决心贯彻武装殖民，将此地划入中国领土，这是汉、羌为生存空间冲突严重化的关键。〈西羌传〉载宣帝时先零种羌要求「度湟水，逐人所不田处以为畜牧」。后将军赵充国反对，然种羌强渡湟水，「郡县不能禁」。此事表示：第一，先零羌撤退至西海一带半个世纪后，重新要求返回故地；第二，他们只求在故地畜牧，原来的耕地已遭汉人占领，

中国历史名人刘备的故事

他们殆无意取回；第三，尽管汉人未准许，他们已强行回归，金城郡县政府不能制止。此问题在先零羌而言是返回故土，在汉朝而言是主权领土的问题。汉朝以往容纳内附部落并不鲜见，当时湟中尚有「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注四八）充国所以主张不接受者，实基于国防上的考虑。
《汉书·赵充国传》云：

羌人……渡湟水，郡县不能禁。元康三年（前六三年），先零遂与诸羌种豪二百余人解仇交质盟诅。上闻之，以问充国，对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势不壹也。……征和五年（前八八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传告诸羌曰：『……羌人为汉事苦，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以此观匈奴欲与羌合，非一世也。……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臣恐羌变未止此，且复结联他种，宜及未然为之备。」

按先零种强还湟中约在公元前六三年以前，此时匈奴正经营西域，赵充国疑惧者正在此。且先零既归，复与二百余酋豪结盟，则汉朝不能不惧。金城郡是分张掖、酒泉二郡地而置，原属匈奴右王，而臣诸羌之领地，赵充国所得情报正是匈奴约先零豪共同光复故地的消息，故怀疑密约、强渡、结盟是匈、羌一系列措施的实行。是则收容先零于湟中与否已不是重要问题，先零行动后面的匈奴问题才是关键。
相对的，先零种既然在汉朝未准许前强还湟中，他们必然也畏惧汉军的攻击，所以与二百余豪解仇结盟，以为自保。不幸充国奏对后的同年（宣帝神爵元年，前六一年）后月余，「羌侯」狼何果然向匈奴借兵攻鄯善、敦煌，以绝汉道。狼何是羌化小月氏的领袖，但其行动却影响了「西羌」，使先零种由返还故地求生存之举，被判断成汉、匈战争的先兆。〈赵充国传〉续云：

充国以为「狼何，小月氏种，在阳关西南，势不能独造此计，疑匈奴已至羌中，先零、罕、幵解仇作约，到秋马肥，变必起矣。宜遣使者行边兵，豫为备，敕视诸羌，毋令解仇，以发觉其谋」。于是两府复白，遣义渠安国行视诸羌，分别善恶。安国至，召先零诸豪三十余人，以尤桀黠者，皆斩之。纵兵击其种人，斩首千余级。于是诸降羌及归义羌侯杨玉等恐怒，亡所信乡，遂劫略小种，背畔犯塞，攻城邑，杀长吏。

按狼何的位置，应与西域南道、阿尔金山北麓之婼羌接近，或许部落多为「南羌」，故被封为「羌侯」。然而南羌向匈奴借兵攻汉之事，当「西羌」先零集团与汉关系处于紧张状态之时，却被汉朝判断为西羌与匈奴的军事联盟问题。汉朝一面下令边兵戒严，一面派义渠安国视察诸羌，在高度疑忌紧张之间，安国如李广般采取了诱杀诸豪的手段，并纵兵攻击，遂导致诸羌对汉信心的解体而叛变。先零之强返故土，在汉只是收容与如何收容的国内少数民族问题，至此成为一个关连汉、羌、匈的国际关系问题，并且变成了羌、汉之民族战争，也就不是政治方式所可解决的了。
赵充国曾有出兵高山山地讨伐武都氐的经验，故奉诏出征西羌。此次战争，他却一再与朝廷争论战略，力主持重守势。〈本传〉记载他的战略考虑如下：
 (一)就大战略言，他「恐匈奴与羌有谋，且欲大入」，故不敢轻易考虑与羌主力决战。希望在匈军抵达之前，采分化的策略，以分化先零种的同盟罕种与幵种等；并悬赏刺杀反羌的酋豪，达到削弱甚至终止战争的目标。 (二)就战场战略而言，他判断羌人「皆骁骑难制」，不敢冒然会战。又基于高山山地的地理条件，羌人「多藏匿山中依险阻」；与天候条件之「土地寒苦，汉马不能冬」，和冬寒影响军士健康诸因素，决定采取以守为攻的战略。
其实匈奴并无与羌联军的事实，充国部队而且征集了婼羌和月氏等属国胡骑参战，汉骑也有上万之多，故羌骑并无绝对优势可言，只是充国持重多虑罢了。
这次战争的最后解决，除了小规模出击会战外，主要是分化及刺杀手段的成功。〈本传〉云：

羌若零、离留、且种、儿库共斩先零大豪犹非、杨玉首，及诸豪弟泽、阳离、良儿、靡忘皆帅煎巩、黄羝之属四千余人降汉。封若零、弟泽二人为「帅众王」，离留、且种二人为「侯」，儿库为「君」，阳雕为「言兵侯」，良儿为「君」，靡忘为「献牛君」。初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

充国的善后措施在汉、羌关系史上也极重要。他一面推荐新任护羌校尉的人选，一面请求实行在河湟军屯。军屯由此以降，在两汉断断续续地实行。根据充国所上〈屯田便宜十二疏〉，知悉军屯的战略意义非常重要：就汉而言，有强化西边守备及补给，节省军费，吓阻西羌，并且有保护汉民田作诸功效。就羌而言，可以收两种预期效果，即第一，「因排斥羌虏，令不得归肥饶之墬（地），贫其众，以成羌虏相畔之渐」，就是制造其经济社会问题，从而促使其政治产生问题；第二，「令反畔之属窜于风寒之地，离霜露疾疫瘃墯之患，坐得必胜之道」，也就是驱逐羌人至生存条件恶劣的地方，削弱其种落力量。
赵充国的军屯政策，对汉朝的国防战略是有利的，对种羌却是大害。它加深了羌人为求生存空间而奋斗的动机，恶化了羌、汉之间的关系，当东汉国力东移后，遂成为百余年「羌患」的最基本原因。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羌人与匈奴有过臣属的历史关系，秦汉以来攻击羌人也就视同攻击匈奴。汉武通西域，隔断羌、匈联系，但是公元前一一二年先零集团首次反叛时，也曾与匈奴联军攻汉，因此战后汉武乃决定设置护羌校尉，实行对诸羌监护，尤其对境内诸羌为然。汉朝对羌、匈关系的疑忌不可能轻易忽视的，故种羌一有动作，汉朝立即联想到匈奴，〈赵充国传〉所载正反映了此情况。不过降至公元前一世纪中叶，因匈奴分裂衰弱，尤其前五一年（宣帝甘露三年），即赵充国战后十年，呼韩邪单于入朝后，羌人失此国际奥援、汉、羌关系乃发生转变。青康高原广大的种羌，多未卷入汉、羌斗争，对汉朝而言是徼外蛮夷；而凉州刺史例兼护羌校尉所辖下诸郡国的种羌－内附羌及降羌，则已视同境内少数民族或属国。例如公元前四二年（元帝永光二年），以陇西羌姐旁种为首的集团起事，汉朝即将之视为「竟内背畔」，右将军冯奉世力主「不以时诛，亡以威制远蛮」，也就是对境内种羌施行武力挞伐，以收威制吓阻境外种羌之效。（注四九）
种羌已失国际奥援，所以汉朝乃厉行威制政策。前引赵充国奏对，表示汉朝洞悉「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势不壹」的部落文化型态，而并利用之，这也是敢厉行威制的内在因素。于是种羌不服则远徙，服者则委屈内附或战败投降，接受校尉及所在郡县的监护。汉人不断向西开拓，武装殖民，至公元四年（平帝元始四年），王莽为示威德，「讽旨诸羌使共献西海之地，初开以为郡，筑五县，边海亭燧相望焉」，（注五○）至此连青海湖盆地也成为汉殖民之地。王莽置西海郡，是以「徙天下犯禁者处之」的方式为之，（注五一）无异使西海郡变成汉朝最大的囚犯集中营，增加了此地区的复杂性，东汉诸羌不断受汉之吏民侵扰，社会不断起事动荡，殆与此有关。
自从失去匈奴奥援以后，汉朝对内附种羌的政治待遇及社会地位似乎也不如前了，请试论之。
西汉为了削弱匈奴，故接受或争取种羌降属。对于降属种羌，或就地封拜，如前述西域南道羌化小月氏种的「羌侯」狼何，及附近出土的「汉归义羌长」之羌长，（注五二）似为其例；或迁入金城、陇西等边郡，并对其有功劳者加以封拜，如前引若零率众刺杀杨玉等而封为「帅众王」，参与之二人封为「侯」、一人封为「君」，另外率种人投降的羌豪弟泽亦封为「帅众王」，他豪一人封「言兵侯」、一人封「君」、一人封「献牛君」，殆皆依功劳大小、种落众寡等差封之，大者为王、侯，小者为君、长。值得注意的是，西汉对氐种诸豪似无封拜王侯的纪录，以君长、君、长为常，然而对南羌及西羌则有封王封侯者，显示西汉对二者政治待遇殆有所差别，主因可能与汉匈关系有关，盖氐种未尝得到匈奴的奥援故也。
汉制王、侯的封地曰国，故宣帝集中这些降属种羌王侯君长，加以监护管理，遂特置金城属国。西汉先后曾置有八个属国都尉，金城属国之外，其它殆皆用以处匈奴部落为主，对氐族则未尝特置。金城属国不知何时撤销，东汉无，东汉十属国大多用以处匈奴及东胡，而广汉蜀国和犍为属国则用以处降羌。按属国都尉制度出现前，汉以边郡都尉监视少数民族，如陇西南部都尉监降羌、广汉北部都尉监参狼羌是也。武帝时四夷降者益多，故创置属国都尉，将降附部落「各依本国之俗而属于汉」。属国都尉所辖既以此等部落为主，兼理民政，故兵力常在郡之上，实质上是一种军监制度，而美其名曰「护」。西汉前期属国都尉直隶于中央的典属国，由此可见汉朝重视羌种大于氐人。（注五三）种羌王侯的政治地位，殆亦高于氐豪的君长。笔者推估，属国都尉处理民族事务直达中央的典属国，而其军监系统则可能就近受凉州刺史兼护羌校尉之节度。及至公元前二八年（成帝河平元年）省典属国后，种羌殆始与氐人之受郡守县宰的统治情况相同。
王莽败亡时，众羌还据西海郡，并攻金城、陇西。隗嚣慰纳之，并征发其众以与光武相拒。诸羌在凉州有羌屯及征兵之纪录，此应即前引匈奴使所谓「羌人为汉事苦」之事，表示西汉内附羌人除了依本俗田畜生活外，尚有被征用以屯田及战斗的义务，这种情况在东汉也是常见的。及至公元三三年（光帝建武九年）隗嚣死后，班彪建议重置护羌校尉，〈西羌传〉载其上言云：

「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旧制……凉州部置护羌校尉，皆持节领护，理其怨结，岁时循行，问所疾若。又数遣使驿通动静，使塞外羌夷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备。今宜复如旧，以明威防。」光武从之。

由此可见护羌校尉的护理和军事任务是相当明显的，并附有透过塞外羌夷收集国外情报的任务。此点与氐族情况不同，故东汉武都郡虽划入凉州，显然氐人仍不属于校尉的监护范围。
凉部动乱主要因素之一，在羌是生存空间的返还，在汉是国防安全的确立。另一重要因素即是班彪所称的将吏守宰，以至黠人的侵渔。根据《汉书·地理志》秦地条记述，关陇河西的人文风气是有差异的：
河西地区被移来的人民多是各地习俗颇殊的问题户，所谓「或以关东下贫，或以报怨过当，或以誖逆亡道，家属徙焉」，王莽以西海郡为犯人集中地，只有益增当地人文社会的复杂性。
陇右及三辅北部的山西地区，则因「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秦汉以来名将辈出，所谓「山西出将」是也。（注五四）他们对羌事动辄以武力解决，前述李广、义渠安国等人即是其例，东汉主持对羌征战者亦多此区人物。
三辅地区则是大官、钜富及豪桀并兼之家的历来徙置区，「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h商贾为利，豪桀则游侠通奸，濒南山、近夏阳多阻险轻薄，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
如此的社会风气及人文结构，对诸羌与汉人杂处显然是不利的。东汉羌乱常从西海、金城、陇西诸郡起，战败降羌颇被逼东徙至天水、安定及三辅等地；连同自愿内附东徙诸羌，两汉有明确记载者起码有六次。三辅北部诸郡如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原皆旧有羌种，殆为东汉以前已隶属匈奴，而随之内附的部落。降至二世纪前期，东徙的新、旧诸羌乃有「东羌」之称。大体以陇山为界，其西之种落为西羌，其东徙置区之新、旧种落为东羌，而东羌且有一部分徙入河东（注五五，并参表一及图二、图三）。关陇人文风气既然如此，故上述班彪之言，及〈西羌传〉所谓「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役，积以愁怨」的情况，当然可想而知。
诸羌竟受小吏黠民如此侵夺役使，如果守宰能举职行法，理当可以禁止；不过东汉时诸羌屡屡起事，在朝廷以至边吏眼中，已是一种「羌患」，最后竟至如段熲等力主实行剿绝政策，他们如何尚能平等合理对待诸羌？
再者，诸羌因地理、天候之条件，彼起此落对抗汉朝，也因此条件而不能统一，而且因隔阂至种落间自相仇杀，故容易被汉朝收买分化，前引赵充国、义渠安国之例即可见知，东汉此类例子在〈西羌传〉中更常见。这种组织力与民族性，殆难引起汉朝对他们的尊重；甚至降至北朝，杨素尚鄙视羌人甚于鲜卑，《隋书·萧琮传》可以为证。
东汉对羌豪也有王侯君长的封拜，前面第四节引〈西羌传〉，说光武封广汉塞外白马种豪楼登为「归义君长」，和帝封蜀郡徼外大牂夷种豪造头为「邑君长」，这是对内属塞外种羌的封拜。因战事不利而降的，如一一五年（安帝元初二年）封率七千家来降的号多以「侯印绶」，一二二年（安帝延光元年）封率三千余户来降的麻奴以「金印紫绶」，可能皆是羌侯之类名号。至于被分化而为汉执行刺杀任务之例，则仅见一次，即二世纪初先零别种滇零以北地郡为中心起事，自称「天子」，向西沿汉阳、陇西经略至武都，向东经上郡、西河、河东进逼至河内，声势庞大，战事延绵十余年，汉军费用二百四十余亿。汉朝为了早日终战，故悬赏刺杀。当阗种榆鬼因刺杀其将军杜季贡而封「破羌侯」，效功种号封刺杀继任天子零昌而封「羌王」，全无种雕何刺杀其谋主狼莫而封「羌侯」，使诸羌瓦解，战事结束。
东汉内属种羌远较西汉为多，但是初期仅封以君长之位号，与氐豪相似。中期则主要是滇零政权的起事，故安帝始封来降及刺杀之羌人为王侯。故谓东汉对羌之政治重视，似乎已不如西汉，这也与历史发展的大环境颇有关系。盖西汉时匈奴呼韩邪单于称臣内属，汉天子待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上，而且率蛮夷君长王侯亲自郊迎。及至东汉初呼韩邪二世（首任南单于）称臣内属，光武帝仅遣使至五原受降安置，并置护匈奴中郎将实行监护，愈后单于王长礼遇愈替，中郎将竟至逼迫、扣押及擅斩其单于。（注五六）东汉护匈奴中郎将对一个号称统壹百蛮的匈奴单于尚且如此，则护羌校尉及边郡守宰对不统一的诸种羌豪－即使也有王侯君长之号，更不必待言。
分析羌患原因及汉朝失措的种种问题当然有意义，（注五七）但若不从这些处根本入手探讨，将会失诸琐碎。羌族大体尚处于较原始的氏族社会，民族自我意识不明显，部落文化亦有缺点，远不能与汉相比，较匈奴，鲜卑及羯族也为失色。他们虽然较早入居及散布于中国内郡，但是社会政治地位甚低，两汉时始终未刻意吸收汉文化，起事时除了上述滇零政权稍稍摹仿汉规模及利用一二汉人力量之外，其余百余年间诸起事者，皆以临时解仇诅盟方式作动员结集，是个别的，孤立的，断续的，所以即使东汉国力东移，凉、并虚耗残破，羌族也未能乘虚领先五胡，建立正式的王朝。东汉儒应劭之《风俗通》，说「羌本西戎卑贱者」，似乎颇能反映了汉人对羌人的看法。后来氐人苻坚骂姚苌，说「五胡次序，无汝羌名」，也是可以理解的。

陆、卷入魏晋政局

东汉羌患百余年，其大规模起事者约有五次。前四次皆以种羌为主，偶有杂胡参加，其中第二次（公元一○七－一一八年）的滇零政权，首次有极少数的汉人参加。基本上，此四次大起事，是与羌人反抗征役贪暴及争取生存空间二因素有关的，可算是东汉边郡的种族矛盾与冲突的问题。种羌临时结盟，没有统一政府的经验与组织能力，殆亦无征服统治的意思，实为其致败之主因。以先零羌为主的滇零政权，虽有君长校尉、长史司马等官制组织，事实上恐怕只是粗略的政府组织。东汉羌人没有汉化教育，如匈奴刘氏及鲜卑慕容氏般纪录，也无石勒般在军中听读经史的行事，故很难想象其政权有此三族政权之规模，因此也难以号召广大汉人的参与。（注五八）
至于第五次（一八四－二一四年），已在汉末魏初之间，虽有种羌起事，但也有
湟中义从胡及颇多汉人的参与，最后变由汉人主导，且涉入三国之争，羌人
始卷入中国政局，并且首次旁及氐人，故需略作分析。
《后汉书·西羌传》最后记种羌起事云：

（灵帝）中平元年（一八四），北地降羌先零种因黄巾大乱，乃与汉（湟）中羌、
义从胡北宫伯玉等反，寇陇右。……（献帝）兴平元年（一九四），冯翊降
羌反，寇诸县，郭泛、樊稠击破之，斩首数千级。

按冯翊降羌反时，献帝已迁至长安（一九○年），关东诸侯割据相战，而一九二年王允、吕布诛董卓，卓将李傕、郭泛举兵反攻，故冯翊羌反实无预于中国政局。至于其十年前的北地先零羌、湟中羌及湟中义从胡等反，始与政局颇有关系。《后汉书·董卓列传》云：

中平元年……冬，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关群盗反叛，遂共立湟中义从胡北宫伯玉、李文侯为将军，杀护羌校尉泠征。伯玉等乃劫致金城人边章、韩遂，使专任军政，共杀金城太守陈懿，攻烧州郡。明年春，将数万骑入寇三辅，侵逼陵园，托诛宦官为名。

是则北地先零羌与枹罕、河关群盗是此次起事的主体，湟中义从胡其次，然则前引文所称湟中羌与此群盗有何关系？据〈卓传〉注引《献帝春秋》云：

凉州义从宋建、王国等反，诈金城郡，求见凉州大人故新安令边允（即边章）、
从事韩约（即韩遂），……国等便劫质约等数十人。金城乱，懿出，国等扶
以到护羌营，杀之。

据此，可知「湟中羌」即〈西羌传〉常见的「湟中义从羌」，也就是「凉州义从」。他们与湟中义从胡一般，殆皆隶属于「护羌营」。是则宋建、王国等人疑非汉人，只是因反叛而被汉称为群盗。他们可能是枹罕、河关而隶属于护羌营的羌人，所以能联合湟中义从胡杀害护羌校尉泠征。
陇西郡是西羌先零种的重要分徙地，宋建、王国可能即其种或羌化汉人，故北地先零降羌－东羌，与之联合起事。先零种是反汉主要种羌之一，他们这次起事结合了湟中义从胡，劫持了汉官吏以为助，杀死驻节于金城郡的护羌校尉和太守，自称将军，迳以「诛宦官为名」，作政治号召，所以能陆续吸引汉官吏如凉州刺史司马马腾等人参加；队伍得以壮大到三十六部十多万人。这是东汉羌患百余年以来，首次有政治号召，涉入中国政局者。
此次羌、胡、汉联合起事集团攻下金城郡后，由宋建坐镇之。次攻汉阳郡，由王国以「合众将军」坐镇之。但是数年之间，内部分裂兵变，领导权辗转落入韩遂、马腾之手。二世纪九十年代，二人由投降于董卓、李傕，最后投降于曹操，被收编为汉官。（注五九）羌、胡的主导权逐渐失去，转变为韩、马等汉将统领羌、胡，参与汉魏间军阀的混战，性质至是大异。
马腾后与韩遂不协，更相战争，乃下陇据关中，曹操征他入朝为卫尉，部曲由其子马超统领。当时曹操注意力在关东的袁术、袁绍及吕布等，故对韩、马二部采分化政策，维持关中势力均衡之局面。公元二一一年（建安十六年），曹操既败于赤壁，关东形势暂无可为，遂欲会关中诸将西击汉中的张鲁，引起马超、韩遂等疑忌，乃解仇联合十部凡十万众，屯据潼关以拒曹。马超有羌人血统，这种解仇结盟、盟解仇结原是羌人的部落文化，所以十部之众也无异是乌合之众，不堪曹军之攻击。《后汉书·董卓列传》略记此役云：

十六年，……操击破之，遂、超败走，腾坐夷三族。超攻杀凉州刺史韦康，复据陇右。
十九年，天水杨阜破超，超奔汉中，降刘备。韩遂走金城羌中，为其帐下所杀。
初，陇西人宗（宋？）建在枹罕自称「河首平汉王」，署置百官三十许年。
曹操因遣夏侯渊击建，斩之，凉州悉平。

按：边章、北宫伯玉、李文侯等先为韩遂所杀，韩遂、马腾又投降董卓、曹操等，是则羌、胡、汉以「诛宦官」为号召的性质已变，宋建可能即因此而回至陇西郡自称「河首平汉王」。河首是羌地，「平汉」为政治号召，即羌族起事之种族纯洁性可能由宋建维持下来，但亦已由「诛宦官」，改变为「平汉」了。反汉是诸种羌百余年来起事的立场，其一贯性是不必怀疑的，只是韩、马等汉人或羌、汉混血儿变质而已。至二一四年（建安十九年），第五次羌人而联合胡、汉的大规模起事，至此可说被平定了，曹操拥有雍、凉之地，两年后自称魏王。
此次起事的平定，并不表示没有后续的影响力。此影响力主要表现在魏、蜀相争的战略上，氐、羌成为配角，也就是连氐人也卷入了中国分裂内战的局面了。
按马氏为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县东北）人，至马子硕曾为天水兰干尉，失官留陇西，娶羌女而生马腾，故为汉、羌混血儿。马腾归汉为征西将军，「常屯汧陇之间」，即右扶风西部氐族核心地之一，这是马腾、马超父子与氐人有关系之始。马腾后还屯槐里（今兴平县东南十里），封槐里侯。扶风有东羌部落，而马腾所部亦有羌、胡，史称腾「待士进贤，矜救民命，三辅甚安爱之」。（注六○）及至马腾征入为卫尉，超代领其部曲，亦得氐羌之心，马超遂成为左右氐羌的战略性人物，二一一年韩、马诸部被曹操击败，《三国志 ·马超传》云：

超走保诸戎，曹公追至安定，会北方有事，引军东还。杨阜说曹公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军还，不严为其备，陇上诸郡非国家之有也。」超果率诸戎以击陇上郡县，陇上郡县皆应之。杀凉州刺史韦康，……康故吏民杨阜……等，合谋击超，…… （超）乃奔汉中依张鲁。鲁不足以计事，内怀于邑，闻先主围刘璋于成都，密书请降。先主遣人迎超，超将兵径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稽首。

按马超退至陇上之汉阳郡，「保诸戎」，诸戎究竟何所指？据《三国志·武帝纪》建安十八年（二一三）十一月条，说「超在汉阳，复因羌、胡为害，氐王千万叛应超，屯兴国」。是则超部除了当地羌、胡外，再加上前节所论之仇池百顷氐王杨千万部落也。杨氏为略阳氐，属汉阳郡，建安中其大帅杨腾之子杨驹始徙仇池，杨千万乃驹之后，魏封百顷氐王，不知何故叛应马超，率部北至兴国（甘肃秦安县东北）。兴国在略阳西北，长离川（今葫芦河）左岸，故应是返回故地附近以支持马超。前引《魏略·西戎传》，从马超者尚有兴国氐王阿贵，阿贵与千万各有部落万余。亦即千万率部北上兴国，与阿贵会合，共同支持马超。
又者，据《三国志·夏侯渊传》，当马超杀韦康时，渊督诸军屯长安，往救，「汧氐反」，渊军被牵制，即是扶风之汧氐也响应马超。同传亦载「长离诸羌」也多在韩、马军中。是则马超所「保诸戎」，有兴国氐、仇池氐、汧氐及长离羌，号召力相当强，氐族首次卷入中国的内战。
二一四年（建安十九年）马超战败奔汉中，长离羌各还本种落，汧氐被平，阿贵被屠灭，杨千万逃奔马超，余部降于夏侯渊。（注六一）是岁马超舍弃张鲁，「从武都逃入氐中，转奔往蜀」，（注六二）使刘璋震怖而降刘备，可见超与羌、氐关系之深，与其威勇之盛，曹操令他因疑而反是极其失策的。
刘先主对马超极为器重，二二一年（蜀汉章武元年，魏文帝黄初二年），将超由左将军迁为骠骑将军，领凉州牧，封侯，策文声言「以君信著北土，威武并昭，是以委任授君」，付以经略关陇，号召氐羌之责。（注六三）虽然马超于翌年卒，但是蜀汉经略氐羌、进取关陇的战略构想，则实因马超开始施行，始终成为其既定的国家战略。（注六四）
相对于蜀汉对氐羌的号召力及国家战略，曹魏的因应策略则显然是较为被动的和退守的，约有三种措施：
大体上，曹魏对氐、羌、胡较放心不下，故不敢随便征用其人为兵或联合其部落武力，对付蜀汉。曹魏对陇右、武都地区的氐羌，惨厉者用攻灭屠绝的手段，如建安十九年屠兴国氐王阿贵部，二十年屠武都河池的兴和氐王窦茂部。（注六五）屠杀政策适足以失掉氐、羌之心，使武都、阴平二郡终为蜀有，而陇右羌、胡则常响应诸葛亮及姜维的北伐。
其次焉者是后勤征调，即强征氐羌服劳役与纳粮畜，以支持魏军对蜀汉作战或防御（注六六） 本文宽再次者乃是迁徙氐羌（参表一及图一），以远离蜀汉的影响。诸羌在东汉已分布关中为东羌，不必赘论，但是此策关系氐族由核心区东迁，影响关陇民族分布及户口结构，以至伏下苻氐建立前秦的因子，故略析叙之。按氐人首次被徙是兴国氐被攻灭，仇池氐杨千万奔马超入蜀之后《魏略·西戎传》续云：

其（千万）部落不能去，皆降。国家分徙其前后两端者，置扶风美阳，今之安夷、抚夷二部护军所典是也；其本守善，分留天水、南安界，今之广魏郡所守是也。……今虽都统于郡国，然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

千万原有万余落，降者殆不在少数，可能也不仅只有仇池氐而已，响应马超诸氐恐亦在其内，曹操将守善的部份分留在魏之天水、南安二郡地，即是东汉之汉阳及陇西二郡边界，原也是氐地的地区，决非仅在魏之广魏郡。（注六七）要之广魏郡大体依东汉安定郡重划，与天水、南安交界，皆原为氐地。亦即武都仇池氐－原为略阳氐－安份守己的部落仍分留于此地区，其政治立场有问题的则被逼东迁至扶风郡之美阳（今陕西扶风县与武功县之间）。降至魏晋之间，分别隶属安夷（治美阳）及抚夷（治淳化县西北）二护军。按地区护军秦汉所无，是魏世司马懿抚慰关中时所置，晋及五胡北朝因之，用以统异族。诸部护军以此安、抚二护军为首创，如将军般开府置吏。（注六八）护军是继属国都尉制在魏晋新创的制度，后者是四夷各依本俗以属于中国之制，政治意义较重；前者则是迳直进行军监，将所辖部落依户口－中国管理法，实行更彻底的军事管理。大抵司马懿与诸葛亮相峙于关陇，恐怕此批以武都氐为主，而政治立场前后两端的氐族受响应，故分置二护军以作特殊管理。护军制的创始与仇池降氐有关，后来杨氏后人还居百顷，在四世纪末迳「分诸四山氐羌为二十部护军，各为镇戌，不置郡县」，或与其曾承受此制有关。（注六九）这是氐族继西汉时迁至酒泉郡之禄福后，第二次迁出核心区，也是首次东迁三辅的纪录，与其参与中国内战有关。
降至二五四年（蜀后主延熙十七年，魏高贵乡公正元元年），姜维出陇西，拔狄道、河关、临洮三县民于绵竹、繁县，此地正是羌人核心区之一。翌年至枹罕，大败魏师于洮西而后撤退。当时司马昭估计姜维攻羌，是「正欲了塞外诸羌，为后年之资耳」。姜维确是欲解决陇西郡诸羌，以便以后出攻天水郡的。（注七○）然而司马昭料敌精确，于二五五年维撤退后，实施战后措施，「令所在郡典农及安、抚二护军各部大吏慰恤其（战死者）门户」，翌月又「以陇右四郡及金城连年受敌，或亡叛投贼，其亲戚留在本土者不安，皆特赦之」，（注七一）稳住了陇右氐羌的心理。显示他曾征调二护军的氐人参与对蜀作战，使不能反顾。要之，马超在二一三－二一四年间之败，使响应他的诸氐被逼由核心区东迁，分布于南安、天水、广魏，以至扶风、冯翊三辅之地，此后仍成为蜀魏交相争取利用的对象。
另外，氐人第二次更大规模的被徙，是在蜀、魏争夺汉中之时。按二一五年（建安二十年）曹操取汉中而还，两年后刘备进兵汉中，另遣张飞、马超屯武都下辩，《三国志·杨阜传》云：

张飞、马超等从沮道趣下辩，而氐雷定等七部万余落反应之。太祖遣都护曹洪御超等，超等退还。……及刘备取汉中以逼下辩，太祖以武都孤远，欲移之，……前后徙民、氐，使居京兆、扶风、天水界者万余户，徙郡小槐里。

是则曹操基于战略考虑始徙武都氐，且置侨郡于三辅。稍后于二一九年（建安二十四年）曹、刘再争汉中，曹军败退关中，《通监》建安二十四年（二一九）五月条云：

操恐刘备北取武都氐以逼关中，问雍州刺史张既。既曰：「可劝使北出就穀以避贼，前至者厚其宠赏，则先者知利，后必慕之」。操从之。使既之武都，徙氐五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界。

曹操两次皆基于战略的考虑迁徙武都氐，数量在六、七万户落以上，可见规模之大。
降至二四○年（魏齐王芳正始元年，蜀后主延熙三年），郭淮追击姜维至强中（今地不详），「遂讨羌迷当等，按抚柔氐三千余落，拔徙以实关中，（注七二）殆为氐人第四次东迁，以下西晋未见氐族迁徙的纪录。自是氐族与种羌，遂错居于关陇诸郡之间，为五胡乱华之张本。
武都、阴平为魏蜀交接区，也是氐人核心区。此地区氐人因政治立场不同，也有分裂的情事发生。如马超败后，武都仇池氐杨千万奔超入蜀，其部落则多降于曹魏，这或许多少与战败分散有关。至于二一八年（建安二十三年）刘备进兵汉中一度兵败，阴平氐强端即斩蜀将吴兰之首传给曹操，（注七三）首鼠两端。降至二三五年（魏明帝青龙三年，蜀后主建兴十三年），诸葛亮既死，强端乃与武都氐王苻双，帅其部属六千余人降于魏。（注七四）其实苻双并非武都氐王，而是武都氐王苻健之弟。双与其兄政治立场不同，当苻健请降于蜀时，双不从，独将四百户与强端所部就魏；翌年其兄降蜀，后主「徙武都氐王苻健及氐民四百余户于广都」。（注七五）苻双与强端所部既然北降，被徙于魏之何地则不详。要之从史书可见的纪录看，三国时代氐人已陆续北迁东徙，至晋时如《魏略·西戎传》所述，武都、阴平有万余落；而《宋书· 氐胡》则云，晋惠帝时，杨氏复还百顷，亦只部落四千家而已，可知氐族已大量迁至关陇。
至于羌族，在魏世除了响应蜀军北伐之外，也仍有反叛的纪录。小者如二三八年（魏明帝景初二年，蜀后主延熙元年），烧当羌王芒中、注诣等叛，寻被凉州刺史讨平。（注七六）较大者如二四七年（魏齐王芳正始八年，蜀延熙十年），陇西、南安、金城、西平诸羌相结起事，且「南招蜀兵，凉州名胡治无戴复叛应之」，后因姜维撒退，郭淮讨平之，降者万余落。（注七七）是则此次起事，尚且是与蜀、胡呼应的。氐、羌界于魏、蜀相争之间，其战略地位可知。
降至西晋，由于上述历史的发展，氐、羌已广泛分布于关陇各郡，渐有合流之趋势，情势乃渐异。此时期，东羌在关陇殆仍是各聚种落以居，而隶属于东羌校尉及所在郡县的；至于氐人除了隶属于二护军外，其分布于郡县者，则有成为晋朝编户齐民的纪录，如二七七年（武帝咸宁三年）汝阴王骏以讨鲜卑树机能之功，改封扶风王，「以氐户在国界者增封」，即是其例。（注七八）
西晋边郡常常有战事，关陇亦然。在二八○年（太康元年）吴平前，以树机能为首，联合关陇诸杂胡二十余万人以上，为时达十年，声势最大。（注七九）此次似无氐、羌大规模的卷入。及至二九四年至二九九年（惠帝元康四－九年）的起事，则有大规模氐、羌参加，故略析论之。
二九四年五月匈奴郝散反，攻上党，同年八月即来降，却被冯翊都尉杀害。郝散殆为并州匈奴，故攻上党，然后转战至关中，投降于冯翊。（注八○）杀降是不义之举，难邀人心，而当时赵王伦坐镇关中，史称其「刑赏失中，氐羌反叛」。（注八一）按此次反事，发生于郝散死后两年，由其弟郝度元发动，导致氐、羌亦反，《通监》惠帝元康六年（二九六）夏条，有综合载述：

度元与冯翊·北地马兰羌、卢水胡俱反，杀北地太守张损，败冯翊太守欧阳建。征西大将军赵王伦信用嬖人琅邪孙秀，与雍州刺史济南解系争军事，更相表奏，欧阳建亦表伦罪恶。朝廷以伦挠乱关右，征伦为车骑将军。……系与其弟御史中丞结，皆表请诛秀以谢氐羌，（秀得免。）……秋八月，解系为郝度元所败，秦雍氐、羌悉反，立氐帅齐万年为帝。

赵王伦是八王之乱的重要祸首，其谋常出自孙秀，盖孙秀教导司马伦而致刑赏失中也。匈奴郝散被杀，其部可能仍在冯翊，由于伦之刑赏失中而起事，马兰羌及卢水胡皆是其附近种落，（注八二）故能联合行动，进攻北地与冯翊。大约氐、羌早已不满孙秀，情绪不稳，马兰羌之反就是一种机兆，是以解系等力请诛秀以谢罪；其事不果，氐、羌遂继匈奴郝氐而起事，且立豪帅齐万年称帝，以示反晋。
乱事由匈奴，而羌、而氐，由地方官吏措置失当，变成全面反晋朝，可以说是质变，也是入晋以后，氐、羌第一次造反，及有史以来首次氐、羌联合起事。此次起事历经五年，晋朝一再易帅，名将周处战死，最后由孟观擒获齐万年而结束。按安定、北地之间即抚夷护军，齐万年最后战败于扶风美阳之中亭，美阳为安夷护军所在，此二护军原以武都氐为主，其部落组织尚未解解。殆齐万年为护军所护某部落之豪帅，可能是前文提及的武都大豪齐锺留之后裔，所部即其原部落，而兼号召其它氐、羌也。史称其「众数十万」（注八三），周处进攻齐万年梁山本部时，氐军兵力七万。（注八四）梁山在扶风好畤县（今陕西乾县东南），在抚夷、安夷之间，益证齐万年以此二护军之氐部为主力。据江统〈徙戎论〉所言，曹操当年迁徙武都氐于此，是基于「弱寇强国，扞御蜀虏」的战略考虑的，不意经八十年后，反受其患。
齐万年事件虽平，不过却带来了三个影响，即第一，略阳清水氐杨氏还仇池，为仇池建国的张本；第二，略阳部份氐人随李氏流亡入蜀，建立成汉；第三，江统上〈徒戎论〉，代表部份晋人对民族与国防的意见。兹亦略论之。
关于杨氏，前面颇已论之，即他们家族自秦汉以来世豪陇右，至建安中杨腾乃为部落大帅，子驹始徙仇池，其后杨千万魏拜百顷氐王，建安十八年叛应马超，败奔入蜀，而余众悉降夏侯渊，其后渐渐分散天水、南安界，部份政治立场不稳定者则远徙入扶风美阳，以至分置入安夷、抚夷二护军者。《宋书·氐胡》谓杨千万子孙杨飞龙时渐强盛，晋武帝假为征西将军，还居略阳，及至养子杨戊搜，「晋惠帝元康六年（二九六），避齐万年之乱率部落四千家还保百顷，自号辅国将军，右贤王，关中人士奔流者多依之」，为其世据仇池的开始。（注八五）按杨千万有万余落，降魏者不知若干，至养曾孙戊搜还保百顷时只有四千余家，不但部落种人减少了，且由「落」而称「家」，表示投降魏晋后此部份人曾经是中国的编户齐民。齐万年是年六月起事，杨戊搜同年十二月由略阳还保百顷，显示他们此时不隶属于二护军，而不响应起事。齐万年未得全氐族的支持可知。
第二关于李氏，原是巴賨，曹操于二一五年（建安二十年）取汉中，徙其人五百余家于略阳。略阳为氐地，巴人迁此既久，可能氐化，故号为巴氐。因齐万年反，关中扰乱，频岁大饥，略阳、天水等六郡人民乃相率流入汉川，其中包括部份氐人如苻成、隗伯等族。他们数万「家」十余万「口」于二九八年（元康八年）流入汉中，也应是魏晋的编户齐民。（注八六）其后复由汉中流入巴蜀起事，于三○四年（惠帝永兴元年）建立成汉政权；同年稍后，匈奴刘渊亦起兵称汉，揭开了「五胡乱华」之序幕。
至于〈徙戎论〉，江统上于二九九年－五胡乱华揭幕前五年，于齐万年事平之际。其文甚著，故《晋书》卷五六本传及《通监》元康九年正月全载之。江统的出发点，是基于国防安全与民族意识的。这种论点，东汉以来即有人曾提出。
一四一年（汉顺帝永和六年），汉将马贤与羌战斗败亡，东、西羌首次大合，进攻三辅，名将皇甫规、张奂先后招抚，连年不能解决，降至桓帝，问计于护羌校尉段熲，段熲以为羌乱已逼使边郡内迁，现今「安定、北地复至单危，自云中、五原西至汉阳二千余里，匈奴、种羌并擅其地，是为疽伏疾，留滞胁下，如不加诛，转就滋大」。（注八七）由于种羌已分布于关陇内郡，中国无险可守，若有动乱，不能抚则只能选择战，段熲是主张以武力作彻底解决的将领，这是纯粹从国防战略角度思考的意见。
在战争期间，抚、战之议犹未完全确定，段熲从实战中，已体会到百年羌患，实为西汉以茠呇奶卤p政策的遗患，尤其「今傍郡户口单少，数为羌创毒，而欲令降徙与之杂居，是犹种枳棘于良田，养虺蛇于室内」。基于上述角度，加上此汉户单少、汉羌杂居二战略因素，所以他力主实行「绝其根本，不能使殖」的政策。（注八八）实行的结果
虽然颇收上文提及的「谷静山空」之效，但是种羌仍然散居关陇以至河东，未能
彻底澄清。
及至匈奴刘猛起事（二七一－二七二，晋武帝太始七年－八年）－－刘渊起事的前身，（注八九）郭钦因乱平，提出其〈徙胡论〉，指出「西北诸郡为戎居」的危险，建议移民实边及徙胡。（注九○）
段熲针对的是种羌，郭钦针对的是匈奴，江统则普及于羌、氐、匈奴及高句丽。段、郭主要从国防安全考量，而江统则兼有更深沉的夷夏民族意识。他从上古以来传统夷夏关系及四夷民族性开始分析，检讨两汉种羌东迁内徙的政策效果，指出在此政策下华、夷杂处，种族矛盾，官吏失措等弊病，使「雍州之戎，常为国患；中世之寇，惟此为大」。另外，他又大力批评曹操对氐族「欲以弱寇强国，扞御蜀虏」的战略构想，认为只是「权宜之计，一时之势，非所以为万世之利也」，今者齐万年起事已受其弊。其结论是因民族意识之不同，种族矛盾已存在，内郡无险可资防守等事实，认为氐羌未来仍会起事，是「必然之势，己验之事」，遂提出徙戎建议云：

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
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
著阴平、武都之界。廪其道路之粮，令足自致，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
抚夷就集之。戎晋不杂，并得其所，……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绝远中
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

亦即趁新平齐万年之乱，以兵威将种羌迁回河湟、析支，将氐族迁回武都、阴平，使无境内暴动、本土作战之虞。
按氐、羌在关陇起事，动辄影响中国的国家安全，除了上述江统析论的因素外，尚与关陇地广人稀、经济力弱的因素有密切关系。秦、汉关中号称天府之国，在强干弱枝、移民实边的政策下，关中殷实，足以平服羌乱。及至王莽之乱以后，关中残破，国力东迁，天府美名已转移至巴蜀。（注九一）虽然种羌彼起此落的起事－－既不统一，亦不强大，但是纵举关陇全力却也不能对付之，汉朝以故不得不从关东运兵输粮，以资作战，最后与之俱衰亡，实为东汉立国形势弱点的使然。（注九二）以关中三辅为例，户口的数据足以支持此形势转变的解释。
两汉三辅辖地相差不大，西晋则京兆郡划出部份而置上洛郡，冯翊在辖内析置北地郡，扶风析置新平郡及始平郡，今依两汉及晋〈地志〉所载户数统计如下：（注九三）

公元二年（西汉平帝元始二年）：647,180 公元一四○年（东汉顺帝永和五年）：107,741 公元二八○年（西晋武帝太康元年）：111,000

亦即西汉到东汉约一百四十年间，三辅地区户数减少了83.3％，而由此至西晋亦一百四十年，户数成长大约停滞，未见显著起色。西汉至东汉之口数，亦由2,436,360人减为 523,859人，灭少了78.5％；据户数大约停滞的情况看，西晋三辅地区的口数大概也难有起色。（注九四）大体西汉京兆府每平方公里户密度有22.2，东汉则剧减为3.33，而西晋京兆户密度再度下降为3.2，其东南析置的上洛则更降至2.0；冯翊在西汉有9.8，东汉剧降为1.44，西晋复剧降为0.5，其西部析置的北地郡则为1.2；至于扶风在西汉有9.4，东汉剧降为0.68，西晋则为2.7，其析置的新平郡为0.3，始平郡为2.2。（注九五）由此可知，东汉及西晋三辅地区的户口，仅及西汉的百分之一、二十，则「户口单少」确是实情。
薄弱的华人户口，在国防战略上原就是潜伏的危机，相对的氐、羌种落分布三辅，江统评估「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亦即西晋约五十余万华人之外，杂处的氐羌亦有五十余万；如第三节论顺帝时诸种羌兵力合可二十万，而氐齐万年有众数十万，是则危机更大。至于陇右诸郡原为氐羌居地，华人益少，更不遑待论了。
西北诸郡民族暨人口结构如此，有种族之矛盾，无障塞之隔，在国防安全上已成为中国长期的问题地区，东汉时期不少羌事只是由细小的事情激发出来，终成羌、汉战祸的。江统或许略带民族偏见，但是揆诸段熲、郭钦以来的意见，其分析与建议仍是不无道理的。
氐、羌东迁已久，逼使他们回迁决非易事，而且也不太合理，郭钦、江统之说所以未被晋朝采用。晋朝一旦政治发生问题，氐、羌仍会随时起事的。贾后干政、八王之乱，就是导致五胡先后大起的时机，只是由三○四年刘渊起兵，以至三五一年苻健建秦，凡半个世纪之中，氐、羌以附从胡、羯的方式攻击中国，其后才是独立建国罢了。

柒、结　论

氐与羌属于汉藏语系民族，在上古皆被视为西戎，中古氐族及部份羌族则被列为西南夷，其实他们是两个民族。氐族的核心区在陇南山地地区，大约在105°E　－　 106.5°E / 32°N－ 35°N　之间，其地在汉包括了广汉北部都尉（东汉广汉属国）、武都郡、天水郡南部、陇西郡东南角及扶风郡西北角，分属于益、凉及司隶三州。似乎因广汉北部都尉和武都郡氐人种落最多，故两汉遂将其族列入益部的西南夷系统。
羌族分布地远较氐为大，大抵沿阿尔金山－－祁连山山地东南延至兰州附近（约103°E），并约以103°　E为轴，自北而南包括金城郡、陇西郡西半、武都郡及广汉北部都尉之西边、广汉郡和蜀郡之间，以至越巂郡、益州郡诸郡地及其西方徼外，大抵甘南山地及青康高原皆为羌族分布地，两汉羌患以河湟为主，金城郡即其核心区。
氐族居住于陵阪山地的地形，陇山即是此种地形的典型，秦汉（可能秦以来）人称陵阪为坻，并用以命名住在此种地形的民族，故氐族即谓住在陵坻高山山地的民族。羌族分布甘南山地及高原山地，以游牧为主，汉人称羌即谓其为牧羊人。
氐、羌大体都是以种落形态生活的，可能与其居住于峻山深谷的地理因素有关。羌族殆为以血缘为纽带的较原始氏族社会，一种有一个酋豪，统领其种人庐落射猎游牧；及至其后裔繁众，盖山谷不能容纳，又分析其种人别居他谷，所以有种羌之称。河湟羌之爰剑种，约自公元前五世纪繁衍分析，至两汉已有一百五十种之多，由湟中顺著黄河、赐支河曲以至河首，蔓延分散于两岸广大地方，可见其例。这种地理及天候条件，造成其种落不能团结统一，甚至因交通不良而常互相结仇抄暴；相对的，汉朝也不易对他们征服驱逐。
基本上，青康高原山谷之间，千年以来散布著许多大大小小的羌人种落，原始的氏族社会内没有法律、文字及层级组织。他们以狩猎游牧为生，尚力好战，坚忍耐苦，较强大的种落领袖为大豪或大帅，一般为酋豪，弱小者为附落，始终未发展至部落联盟阶段，可能连部落阶段也未臻至或发达。氐族大抵也是如此，只是两汉渐渐已用地名称其种，如白马氐、湔氐、故氐、武都氐、阴平氐等，可能此时已进展至地方性的部落阶段，但也未见部落联盟的出现。
秦汉称阿尔金－祁连山山地种羌为南羌或南山羌，称河湟羌为西羌，其后汉朝内迁西羌诸种落于关陇三辅以至河东、上党，则称之为东羌。其实种羌因分布广阔，地理气候条件差异，故生活文化颇有不同。约以青海湖为中心，南羌及湖西区诸种羌的种植及畜牧物种，与湖南、湖东区颇不同；而湖东的西羌及西羌内迁的东羌，田畜则较为进步，可能与接近氐族，或为汉人之羌屯有关。披发，行烝报婚，住庐帐，射猎、种麦、养羊，始为各区种羌的共同传统文化。西羌田畜生产方式发展较早较优，与地接汉、氐有关。而氐族在地理位置上，渭北部份（汧陇氐）接近西汉的政经文化中心。渭南部份（武都氐）则接近号称天府的巴蜀，所以较羌族更易接触及吸收汉文化。他们与汉人般定住于板屋，能种麦、穀、麻田，能织布、养猪，编发，有自己的语言，农闲时入蜀为佣以增加经济收入，因而也能汉语，甚至有中国姓氏（如齐、杨、窦、苻等），所以早期文化虽颇受羌、汉双重影响，但经两汉即多受汉文化影响，降至南北朝，其语言、书疏、婚姻、耕织皆已汉化，如同中国内地了。
氐、羌二族在与汉文化接触、吸收、同化的过程中，羌族遥遥落后于氐，也就难怪汉人视羌人为西戎之卑贱者，甚至连氐人苻坚也斥羌人姚苌，谓五胡次序，无汝羌名了。
由于氐、羌社会政治始终未进展至部落联盟或国家形式，故除了特殊情况外，中国皆承认其酋豪的地位，给予邑长、邑君、君长之封拜，将之列入羁縻或属国体系。大抵君长位比郡，而邑君、邑长比县，所以司马迁说氐人君长以什数，在天朝体制中，其政治地位实不甚高，远不能与匈奴及东胡的部落长封王封侯者相比。中国与氐、羌的关系，大体与氐是较和平的，与羌则常是紧张的及战争的。
氐人较早汉化，其地在长城之内，没有强大的国际奥援，故对两汉不构成国防安全的危机。西汉时武都氐颇有起事，对汉朝而言或许只是境内少数民族的问题，可以轻易以武力解决之，以迁徙消除之；当时氐人无文书史记，故是否存在著严重的种族矛盾或大汉沙文主义，不得而知。及至汉末军阀内战，对争取氐人皆甚重视，所以汉魏间氐豪乃有王者之封号，如百顷氐王、兴国氐王、兴和氐王便是，政治地位似较前提高了。
至于羌人则不然，秦长城临洮段将种羌排出塞外，故羌、秦关系如同外国。及至匈奴冒顿单于崛起，臣服诸羌，则国际上只有匈、汉关系，而无羌、汉关系；羌人依违两大，或服属匈奴，或降附汉朝以守塞。公元前二世纪末，汉武帝挞伐匈奴，开通西域，因而连带地西逐诸羌，成为影响种羌生存空间的关键。自此以后，西汉实施护羌体制以保护武装移殖，因而羌、汉冲突更

神秘的中国历史视频故事

严重。羌人为争取生存空间而返还故地，则不得不联合匈奴力量，汉朝疑忌者也在此，于是羌人的争取旧有生存空间问题，遂常变成汉朝的国防安全问题，以及汉、匈国际问题，冲突益大。公元前一世纪八十年代昭帝以后，汉在河湟地区建立金城郡，贯彻武装殖民的决心，以战争，刺杀、军屯及征用羌、胡兵力参战（以夷制夷）等方式行之，加上同世纪五十年代匈奴向汉称臣，羌人失此奥援，因而力量大衰，或西撤青海湖附近，或入汉内附，问题尚未圆满解决，反而更复杂了。陇右移民原多关东贫户及问题户，及至王莽以青海湖附近置西海郡，无异为囚犯集中营，益增湖东区社会政治的复杂性，此下边郡吏治，种族矛盾与冲突，也成为羌、汉关系上的严重问题，在东汉常是二族战争的导火线，使河湟关陇成为中国的火药库。
汉朝利用种羌部落文化的弱点－－种落分析、自我分化、互相仇杀，而控制之讨伐之，在与匈奴竞争时及要讨平羌人大规起事时，不惜以王、侯笼络羌豪；又汉朝创置护羌校尉，先后置金城、广汉、犍为等属国都尉，以实行监护种羌，此皆与对氐的政治态度和待遇不同。大抵两汉重视羌大于氐，而魏晋重视氐大于羌，盖魏晋时氐人已因战略关系迁布于关陇，乘种羌衰败之余而代之为关陇主力故也。
东汉挞伐西羌，将其降附种落东迁为东羌，东羌因上述因素也常起事，因力不及汉而经常落败，致使衰弱。最后一次－第五次－大规模起事，在汉末魏初发生，事连胡、汉，最后将氐人亦卷入，使蜀、魏相争，竞相争夺氐人以为战略资源。氐、羌有史以来首次合流，厥以此为最早纪录；西晋齐万年起事，乃是第二次大规模合作了。氐人之所以取得关陇起事的主流性地位，与曹操以来迁徙政策有关。氐人在此政策下被征役动员，不断迁徙，情况正与东汉内迁种羌相同。最重要的是，内迁氐族创建护军制度以作军监支配，使能较集中，故关陇起事主力遂转移在此。当江统〈徙戎论〉提出时，关陇民族的复杂性及户口结构，已构成中国的国防安全危机。氐族的被逼迁徙及护军管理情况，只是中国自设火药引而已，而且点爆权不在中国。
东汉时羌豪滇零曾是唯一羌乱中称天子、建体制者，西晋时齐万年于氐族起事历史中亦然，但是皆由于本无统一政府经验，汉化程度尚未高度，也不懂得号召华人大规模参与，终至失败。羌人的失败需经甚长时期，始能在姚氏时建立唯一的羌族后秦政权。氐人则约经半世纪后即创建前秦，此前则有杨氏仇池政权的割立，与参预巴氐成汉政权的产生；此后仇池政权仍以易名方式存在，吕氏则在河西建立后凉。在五胡史上，氐、羌虽然较早入居中国塞内，但是汉化速度及程度不及匈奴、鲜卑慕容氏，乃至羯族，故未能领先群胡建立正式王朝；其中羌又落后于氐，所以氐族能内迁较晚，而建国却较早且较多。羌人只建过后秦一朝，在其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大约可以找到一些答案。

注

（注一）此系列问题请详笔者四篇论文：〈从汉匈关系演变略论刘渊屠各集团复国的问题〉（《东吴文史学报》8，民七十九年三月）；〈汉赵国策及其一国两制下的单于体制〉（《国立中正大学学报》3-1，民国八十一年十月）；〈后赵的文化适应及其两制统治〉（同上学报5-1，民国八十三年十月）；〈慕容燕的汉化统治与适应〉（《东吴历史学报》1，民国八十四年四月）。
（注二）《史通》（台北：里仁书局，民国六十九年九月）谓史官有赵渊（《十六国春秋》及《册府元龟·国史部·选任》均作赵泉）、车敬、梁熙、韦谭四人，又董朏作董谊，并谓刘裕攻入关中时已求不到秦史，见卷十二，页359。
（注三）《五代史志》（即今《隋书·经籍志》）卷二八〈霸史〉，称裴景仁为宋殿中将军，是则《秦纪》乃南朝人追记前秦之事。同书又称何仲熙撰《秦书》八卷，记苻健事，今亦失传。
（注四）此段文字的解读曾引起学界异议，以为其前段叙述所及的冉駹等也属氐类。其实有关西南夷的叙述，《汉书》同传几全抄《史记》，而《后汉书》同传则叙述颇详细，且可据之以确定这才是叙述氐类的完整句，氐族不包括冉駹等诸夷。
（注五）详《汉书》卷二八上〈蜀郡〉，《续汉书·郡国志》（《后汉书》志卷二三，以下迳称《续汉书》）同郡条，及《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冉駹夷》条。
（注六）白水即今白水江、白龙江；白马水即文县西南白马峪河。今甘肃文县、四川平武县一带尚有白马岭、白马关、白马峪等地名，平武县有「白马藏人」，自称氐族之后。详杨铭〈汉魏时期氐族的分布、迁徙及其社会状况〉（《民族研究》1992·2）页78及84。
（注七）参严归田师《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民国七十九年三版）页154-165。
（注八）参杨铭前引文，页78。按杨氏认为湔山湔水是因湔氐而得名，待考；或许如白马氐、羌之例，部落因山水之名而称之。
（注九）如《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冉駹夷》即称「夷人以立郡赋重，宣帝乃省并蜀郡为北部都尉」（卷八六，页2857）。蜀郡北部都尉在汶山郡地，有六夷、七羌、九氐，由此可见一斑。
（注一○）马适建等无传，《汉书·昭帝纪》及〈西南夷传〉皆略记有此一事而已。
（注一一）参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页37。
（注一二）街冀等戎与氐族关系的分析，请详黄烈〈有关氐族来源和形成的一些问题〉（《历史研究》1965·2）页110-113。或谓羌语中指适于耕种于河谷者为戎，故引伸为耕种于河谷的定居种羌云，参任乃强〈羌族源流探索〉下篇，页62-63。
（注一三）据秦汉人的文字语言说明氐之命名，来自陵阪之坻，详马长寿前引书页15-16，杨铭前引文页76-77。岷山和秦岭一带山地大约在海拔二千公尺以上，峰峦重迭，河谷深切。严归田师有〈中古时代之仇池山〉一文（收入《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台北：联经，民国八十年），对武都地形有论述；而其《唐代交通图考》（中研院史语所专刊八十三，七十四年）第二卷之〈长安西通安驿道上〉页366-369，对陇坻山区亦有论述。
（注一四）现代羌人自称为芊，或绵，或玛，颇似汉语中「民」之音义，详马长寿前引书，页14及16。
（注一五）婼羌在西汉中末期被汉灭亡，鱼豢《魏略》谓西域南山中多种羌，如白马种等，其说可疑，详正文后论。马长寿据新疆昆仑山北麓沙稚县出土之「汉归义羌长印」，说南疆确实有羌族存在，南山即昆仑山云（前引书页111）。沙稚县在鄯善西北（约41°N， 83°E），西汉属龟兹地。
（注一六）《地名大辞典》（台湾商务，六十八年台五版）谓河关县盖取河之关塞的意义，故城在甘肃导河县西；导河县后改为临夏县。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将之标在临夏之西，接近今青海省同仁县附近。
（注一七）马长寿认为广汉边塞外的白马羌有两种，一是武都郡的白马羌，一是蜀郡的白马羌（说详《氐与羌》页99-101），故（注一五）据鱼豢所说南疆有白马羌殆属可疑。
（注一八）参马长寿前引书页18-19，杨铭前引文页84，黄烈前引文页110-111。
（注一九）马长寿据《通典》卷一八九〈氐传〉，校正《魏略》衍文，认为杜佑说「其俗，语不与中国及羌·胡同」为是，参前引书页17。
（注二○）参《南史·武兴国传》，卷七九，页1980，按武兴国即仇池国的后身。
（注二一）参《太平御览》卷四四〈地部九·仇池山〉所引，页210。
（注二二）参北《魏书·氐传》，卷一○一，页2232－2233。
（注二三）《后汉书·西羌传》记录种羌与两汉经常为争夺今青海湖东部之大通河、湟河、黄河三大谷地而战争，羌人有于此种麦田畜的纪录。又吐谷浑原属辽东慕容鲜卑，是游牧民族，西晋时西迁上陇，复又迁至今青海湖以南至柴达木盆地一带，即青海高原北部，北《魏书·吐谷浑列传》称其「并羌氐，地方千里，号为强国」，谓其俗「亦知种田，有大麦、粟、豆，然其北界气候多寒，唯得芜菁、大麦」云云，可证河湟以西至此地皆有田作。马长寿论说吐谷浑的农业，主要靠境内的羌人经营（参《氐与羌》页155），其说应可成立。
（注二四）见北《魏书》本传，卷一○一，页2240。
（注二五）吐谷浑产物见同注二三，宕昌等地产物见北《魏书·宕昌羌列传》（卷一○一，页2242）。河湟诸羌有驴骡，而且也有骆驼见《后汉书·段熲列传》（卷六五，页2152- 2153），疑骆驼非其主要畜口。
（注二六）《三国志·夏侯渊传》称其击武都氐羌，「收氐穀十余万斛」（卷九，页271- 272），〈邓艾传〉称收南安、陇西「羌穀」，祁山一带有「熟麦千顷」（卷二八，页 778），〈郭淮传〉亦称淮在陇右，「抚循羌、胡，家使出穀」（卷二六，页734）。
（注二七）参《后汉书·西羌传·湟中月氏胡》，卷八七，页2899。
（注二八）按甘松在西强山（今西倾山）至武都、阴平之间，昂城在今青海省阿埧，姜姓为羌族大姓，恐是姜聪领导种羌驱逐吐谷浑部也。白兰约在今柴达木盆地附近，属本文之湖西区。吐谷浑部后来强大，除了鲜卑化之外，兼有中国化及西域化的风尚制度，可参北《魏书·吐谷浑列传》。吐谷浑后称河南国，南北诸正史多有记述，亦可旁参。
（注二九）参北《魏书·宕昌列传》，卷一○一，页2241-2242。
（注三○）分详《隋书·西域列传》之〈党项〉（卷八三，页1845）及〈附国〉（页1859）
（注三一）参《晋书·坚载记》下，卷一一四，页2928。
（注三二）《晋书·刘元海载记》作「氐酋大单于征」（见《晋书》卷一○一，页2650），据考订「于」为衍字，《通监》作「氐酋单征」。
（注三三）参《晋书·石勒载记》上（卷一○四，页2709）及拙文〈后赵文化适应及其两制统治〉页195。
（注三四）分见《通监》晋怀帝永嘉二年七月及元年九月注，卷八六，页2738及2731。马长寿据石刻史料，考证称酋大者绝对多数是羌酋，称部大者多系氐酋和杂胡酋帅，参其《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页27）。
（注三五）参《后汉书》卷六五论，页2154。
（注三六）匈奴（胡）自有王长封号不必赘，东胡系的社会有部-邑-落三级制，邑之小帅汉即称为邑君、邑长（详注－拙文〈鲜卑慕容氏的统治与汉化）页15-16）。汉封杂胡有某君、某长、仟长、佰长，乃至邑长诸名（详黄盛璋〈杂胡官印考〉，《西北史地》 1986年第四期），尚未见「君长」的名号。
（注三七）见《续汉书·百官五》，志卷二八，页3632。
（注三八）见《汉书·百官公卿表》，卷一九上，页740-741。
（注三九）详同注三六拙文，页16-17。
（注四○）引文详《后汉书·马援列传》（卷二四，页836），同书〈西南夷·白马氐〉略同（卷八六，页2859）。
（注四一）参《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年四月条（卷一，页45），及〈张合传〉（卷一七，页525）。
（注四二）参《三国志·蜀后主传》该年四月条（卷三三，页897），及〈张嶷传〉（卷四三，页1051）。
（注四三）前述《后汉书·西南夷·冉駹夷》谓汶山郡「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颇知文书，而法严重」。汶山郡于宣帝时并入蜀郡北部都尉，是则这些王侯及其部落归由都尉统领也（卷八六，页2857-2858）。同传之末范晔论曰，说蛮夷「录名中郎、校尉之署，编数都护、部守之曹，动以百万计」（页2860），可概见东汉之羁縻及属国体制。
（注四四）《氐与羌》列举二十二种（见页107-110）；阙镐曾《两汉的羌患》列举了三十种（《政大学报》14，1966；页179）。阙文所列前三种：氂牛、白马、参狼、系出于卬，其余二十七种之数目与忍、舞的二十六种相当，殆即系出于其兄弟二人。又两汉西征诸将列传中，常见一些种落名称，不详其种系何属。
（注四五）详注－拙文〈从汉匈关系的演变略论刘渊屠各集团复国的问题〉，页51-52。
（注四六）研种入守见《后汉书·西羌传》（卷八七，页2876），汉、匈协定详同注四五拙文，页52。
（注四七）李广后引诱降杀降之事为大恨，详《史记·本传》，卷一○九。页2874。
（注四八）参《汉书·赵充国传》充国所上的〈屯田奏〉，卷六九，页2986。
（注四九）参《汉书·冯奉世传》，卷七九，页3296。
（注五○）参《后汉书·西羌传》，卷八七，页2878。
（注五一）参《汉书·平帝纪》元始四年夏，卷一二，页357。
（注五二）参注一五。
（注五三）属国制度参同注七书，页154-165。按〈西羌传〉，知犍为属国用以处蜀郡徼外羌薄申等八种三万余口，广汉属国用以处广汉塞外参狼羌二千余口（卷八七，页2899）。
（注五四）「山西出将」是指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诸郡，因尚武风气，故名将辈出，亦见《汉书》卷六九〈赞曰〉。
（注五五）参《氐与羌》，页103-106。
（注五六）详拙文〈从汉匈关系的演变略论刘渊屠各集团复国的问题〉，页53-67。
（注五七）详参阙氏前引文，及管东贵〈汉代处理羌族问题的办法的检讨〉（《食货月刊》复刊2-3，民国六十一年六月，页129-153）。
（注五八）前四次起事情况，详《氐与羌》，页120-138。
（注五九）详《氐与羌》，页141-144。
（注六○）详《三国志·马超传》注引《典略》，卷三六，页945。
（注六一）分详《三国志·武帝纪》建安十九年正月条（卷一，页42），同书〈夏侯渊传〉（卷九，页271）及〈徐冕传〉（卷一七，页528），《通监》同年月条（卷六七，页2125-2126）。
（注六二）见《三国志·马超传》注引《典略》；卷三六，页946。
（注六三）刘备称汉中王时，拜关羽为前将军，超与张飞分为左、右将军，黄忠为后将军，关羽曾以马超非旧人，颇有不服之问（详《三国志·关羽传》，卷三六，页940）。其后称帝，拜超为骠骑将军，张飞为车骑将军，仍然在张飞之右。可证先主对马超的器重，盖欲以经略关陇也。策文见〈超传〉，卷三六，页946-947。
（注六四）蜀汉中期，诸葛亮执行此战略，于建兴七年降集氐、羌，兴复武都、阴平二郡（参《三国志·本传》，卷三五，页924）。其用天水人姜维，「维自以练西方风俗，兼负才武，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详《三国志·本传》，卷四四，页1064）。亦即在诸葛亮光复氐核心区之二郡后，继续向北推动，号召陇右诸羌杂胡，惜因后来费禕等疑忌而颇抑之，使不能贯彻执行。
（注六五）窦茂有众万余人，恃险拒曹，事详《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年三月及四月（卷一，页45），及同书（张合传〉（卷一七，页525）。
（注六六）如建安十年夏侯渊破走马超、杨千万，屠兴国后，转攻高平屠各，收其粮穀牛马（见《三国志·渊传》，卷九，页271），二十一年平陇右诸羌后，还击武都羌于下辩，收氐穀十余万斛（同传，页271－272）。又如魏明帝太和五年（二三一）诸葛亮再出祁山，杀张合，郭淮令羌、胡家使出穀，平其输调，以支应军食（《三国志·淮传》，卷二六，页 734）。又如齐王芳正始五年（二四四）曹爽攻蜀，氐羌转输不能供，牛马骡驴多死，民夷号泣道路（《三国志·曹真传》，卷九，页283）。
（注六

南瓜汉林达中国历史故事集

七）魏之广魏郡是西晋的略阳郡，辖地从东汉之安定郡重划而置。
（注六八）严归田师对此有详论，参其《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中研院史语所专刊之四十五B，七十九年三版），页817-835。然严师据《元和志》辑本《魏略》，怀疑抚夷护军是否「典降氐」（见页830），今据本文正文所引，知确典降氐也。
（注六九）魏晋分置仇池氐为安夷、抚夷二护军，杨氏子孙佛狗也曾被苻坚拜为抚夷护军，至杨盛乃有二十部护军之制，故云可能有关，事详《宋书·氐胡列传》，卷九八，页 2403-2405。北《魏书·氐》略同。
（注七○）分详《三国志·蜀后主传》延熙十七年六月条（卷三三，页899），及《晋书· 文帝纪》（卷二，页32-33）。
（注七一）见《三国志·高贵乡公纪》正元二年，卷四，页134。
（注七二）详《三国志·郭淮传》，卷二六，页735。
（注七三）见《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三年三月条，卷一，页51。
（注七四）见《晋书·宣帝纪》是年，卷一，页9。
（注七五）分详《三国志·张嶷传》（卷四三，页1051），及同书〈蜀后主传〉建兴十四年四月条（卷三三，页897）。
（注七六）见《三国志·明帝纪》是年八月，卷三，112。
（注七七）见《三国志·郭淮传》，卷二六，页735。
（注七八）见《晋书·扶风王骏列传》，卷三八，页1125。
（注七九）秃发树机能自泰始六年（二七○）至咸宁五年（二七九）起事，事平后翌年中国统一。扶风王骏即是以降杂胡二十万口之功而改封（见同上注）。
（注八○）参《通监》元康四年八月胡注，卷八二，页2613。
（注八一）参《晋书·赵王伦列传》，卷五九，页1598。
（注八二）胡注「北地有马兰山，羌居其中，因为种落之名。又按：马兰山 ……时属冯翊、北地二郡界也。卢水胡居安定界」（见《通监》卷八二，页2615）。
（注八三）见《晋书·孟观列传》，卷六○，页1634。
（注八四）周处被逼以五千众攻七万众，又无救兵，为其殉阵之因，详《晋书·本传》，卷五八，页1571。
（注八五）此事《通监》系于元康六年十二月，称杨飞龙为千万之孙（见卷八二，页2616- 2617），同于北《魏书·氐》所述。
（注八六）详《晋书·李特载记》。《通监》系六郡巴氐及氐人等十余万人流入汉中于元康八年。
（注八七）详《后汉书·本传》，卷六五，页2148。
（注八八）详同上注，页2151。
（注八九）详参注一第一篇拙文，页81-85。
（注九○）参《晋书·北狄·匈奴列传》，卷九七，页2549。
（注九一）参袁庭栋《巴蜀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一刷），29-40。
（注九二）参《国史大纲》（台北：台湾商务，民国七十二年修订十版），页156-157。
（注九三）西晋部份加入新平、始平、北地，上洛四郡户数，作为三辅地区的总户数。
（注九四）《晋书·地理志》但有户数，无口数。
（注九五）参杨远前引书的表二之一，表二之五及表二之十一。

表一、氐羌重要内徙：

时间种族酋豪部众性质内迁地备注前156-151年
汉景帝时研种留何求入守塞陇西郡之狄道、安
故、临洮、氐道、
羌道五县《后汉书·西羌传》前108年武帝
元封元年河池氐反叛酒泉郡禄福（东汉
福禄）县西汉唯一一次迁氐纪
录，《后汉书·西南
夷·白马氐》前60年宣帝
神爵二年先零种
煎巩种等降徙破羌、允街二县为之置金城属国
《汉书·赵充传》9-23年王莽末烧当种滇良还返西海郡、金城郡、
陇西郡等地《后汉书·西羌传》
及〈马援传〉35年光武
建武十三年先零种数千人降徙天水郡、陇西郡、
扶风郡始内迁三辅，《后汉
书·光武纪》〈西羌
传〉及〈马援传〉58年明帝
永平元年烧当种滇吾七千人降徙三辅，余部在两年
间陆续入降，居塞
内地不详《后汉书·西羌传》77年章帝
建初二年三辅降羌河东郡袁宏《后汉纪》101年和帝
永元十三年烧当种迷唐六千余人降徙汉阳郡、安定郡、
陇西郡《后汉书·西羌传》214年献帝
建安十九年仇池氐杨千万少于万余落降徙守善者留天水、南
安界，不稳定者迁
扶风郡之美阳县氐始入三辅，
《魏略·西戎传》217年建安
二十二年武都氐万余户避蜀天水郡、扶风郡、
京兆府徙治小槐里
《三国志·杨阜传》219年建安
二十四年武都氐五万余落避蜀天水郡、扶风郡《通监》235年魏明帝
青龙三年阴平氐
武都氐强端、
苻双六千余人降附略阳郡《晋书·宣帝纪》，
陈连庆前引书〈强氏
〉条240年魏齐王
芳正始元年柔氐三千余人掠徙关中《三国志·郭淮传》

The Racial Civilizations of Di and Ch'iang and Its Relation with Ch'in Han Wei Jing Dynasties

Chia-chi Lei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Chai-Yi, Taiwan, R.O.C.
Abstract

Di and Ch'iang once established several dynasties during the period of Wu-hu revolt. However, Di people has already disappeared, while Ch'iang people only about one hundred thousand men survive now. Though they were so active, it is difficuit to study their histories, no need to say their cultures now. This is due to the lack of historical sources, either historical documents or excavated materials. Nevertheless, if we try to study their rule, we should first trace their originsl past, especially their racial civilizations, their aboriginal regions and later migration, and their relation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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