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秦俑学第六届学术讨论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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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秦俑学第六届学术讨论会”综述

田 静
“秦俑学第六届学术讨论会”于2004年7月26日至29日在秦兵马俑的故乡临潼召开，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秦俑与秦汉文化。来自日本、台湾及内地18省市的121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26个文博单位及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等8个学术团体向大会发来了贺信、贺电。
关于秦俑研究的专题学术讨论会分别于1984年、1986年、1990年、1994年、1999年成功地召开了五届。本次是秦俑学第六届学术讨论会，其规模和人数都比前五届有所增加，提交会议的论文数量也明显增多。首先是三个半天的小组讨论，代表分历史、考古和文物保护三个小组展开讨论。接着是两个半天的大会发言，由三个小组推举出的11位代表发言。在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中，经常可见针锋相对的争论答辩和争先恐后的质疑提问相间进行。会上会下，代表充分交流了学术观点。
在提交大会的119篇论文中有72篇论文围绕着这次大会的主题“秦俑与秦汉文化”而展开，另有15篇论文涉及到秦汉史的历史问题，还有12篇论文是有关两汉历史、利用计算机技术解决文物保护问题等。这些论文可细分为五个专题：
一．秦俑与秦汉文化
秦俑与秦汉文化是这次会议的主题，这方面的论文数量最多。日本爱媛大学藤田胜久先生的《秦汉帝国成立之际的秦始皇陵与兵马俑研究的意义――从中央和地方的情报传达视角考察》认为要从广泛的视野思考秦代的历史与文化。他提出今后研究的新思路：第一，对秦代的军队编制及兵役形态加以再检讨。第二，对地方社会的定时践更、一般徭役、徒刑等运营形态再探讨。第三，对咸阳与秦始皇陵等中央和地方社会的关系进行考察。
站在不同的视角考察秦始皇陵兵马俑这部天书，自然会有无数的解读。30年来发表的秦俑和秦文化研究的论著，对于秦俑军阵布局的设计意图，对于秦俑所寄寓的深意，做了种种猜测和分析。华中师范大学丁毅华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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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俑军阵----秦厉行军国主义的集中展示》认为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始终实行军国主义的政策。文章指出，由于政策导向符合秦人的传统，利益驱使调动和集中了几乎全部社会力量，秦国上下弥漫着军国主义精神，秦之国家是一部战争机器，一切都围绕着强兵强国的目标，全国犹如一个大兵营。兵马俑军阵展示了这种精神和在这种精神支配下所突现的一切。
纪念秦兵马俑坑发现发掘30周年也是这次会议的一个主题。南开大学孙立群先生在《赞叹之余的反思——纪念秦兵马俑坑发现30周年》中指出：我们对秦兵马俑研究不应该停留在“赞叹”、“骄傲、自豪”的层面上，要结合文献资料，深入研究秦统治者是怎样肆无忌惮地压榨、盘剥劳动人民的，人民是怎样由忍受到愤怒进而反抗。
古代史研究,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推理。基于很少的史料,依靠推测联想,在历史的汪洋大海中寻找往事的踪影。那么，两千年前秦始皇兵马俑军团原型的秦京师军(中央军)，在秦末之乱后下落如何？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秦俑军团的性质，也涉及到秦楚汉间整个帝国秦军的动向，甚至牵涉到秦帝国的灭亡、楚霸王项羽的失败和汉帝国的胜利等复杂的历史问题。日本就实大学李开元先生的《兵马俑与项羽之死——秦京师军去向探微》认为兵马俑坑毁于项羽之手,项羽最终死于秦京师军的刀下, 而斩杀楚霸王项羽的人,正是兵马俑军团象征的秦京师军。
秦陵兵马俑、铜车马、石铠甲坑、文吏俑、水禽坑从另一个侧面使人领略到秦代社会意识中将“地下世界”、鬼神观念等放在重要位置上。陕西历史博物馆张铭洽先生的《浅谈秦代的“巫”》认为分析秦代“巫”的社会群体，社会功能、秦代巫术的种种表现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对全面认识秦文化有着很大的意义。
徐州博物馆李银德先生的《始皇陵地宫原始文献的考古学解读》认为研究始皇陵地宫的建筑结构和平面布局，应充分借鉴两汉帝王陵墓的考古资料，才能对秦始皇陵地宫的原始文献做出较为准确的诠释，也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地宫的原貌。
二．秦汉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华中师范大学熊铁基先生的《关于秦史秦文化再研究的几点思考》，文章分四部分依次提出了关于秦始皇的评价、澄清对秦国和秦朝思想文化的误解、具体深入探究汉承秦制问题、发家思想主张的历史命运。在关于秦始皇的评价这一部分，熊先生认为我们首先要摆脱汉人“过秦”评论的一些影响，对某些记载的思想倾向也应加以注意；其次是对秦始皇要做具体分析。从始皇出巡及其对全国关注的情况看，明显是一个巩固统一的政治问题。例如，秦始皇多次而且主要是巡行东方郡县。这是因为东方是原六国之地，东方郡县是在统一战争中新设立的郡县，秦始皇去巡视一番，正表现出他的眼光和魄力。东巡中记载较多的是“刻石颂秦德”。汉人强调的是“歌功颂德”，但如果具体分析刻石的内容，应视为一种政治宣传，其中包含着一些政治主张。再如，秦统一六国这一年的记载内容甚多，除了立皇帝尊号，制定各种礼仪制度外，还有分天下为36郡、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统一文字等，这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因此，重新审视汉人的记载和评论，在鉴别史料的基础上，作具体、再具体的分析，或者有利于秦史乃至整个秦汉史的再研究。
河南大学朱绍侯先生的《商鞅变法与秦国早期军功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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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认为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就已有军功爵制，而商鞅变法所建立的秦国早期军功爵制，与秦汉二十级军功爵制也有很大的差别，这在《商君书·境内篇》记载的比较清楚，例如，下面五个问题：1.一级以下还有三级；2.一级以上至大良造只有十七级；3.有乞庶子的权利；4.可以不受限制地逐级晋升爵位，并不受限制地逐级受田宅；5.低级爵位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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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制度。这些都是商鞅变法时所建立的秦国早期军功爵制所特有的规定，与以后秦汉二十级军功爵制是不同的。
战国时期，地处关中的秦国与六国相比虽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但在文化上相对处于劣势。秦国当政者大概也意识到自己国家的弱点，所以比较注意延揽六国的人才。秦相吕不为门下宾客众多，他主持编写的《吕氏春秋》被后世定为杂家，其中反映儒、黄老和阴阳学派的思想内容比较突出，说明齐鲁文化已经在秦国显示了自己的影响。山东大学孟祥才先生的论文《齐鲁文化与秦朝政治》认为，虽然秦朝以法家思想为指导，但齐鲁文化的影响也在四个方面表现出来：第一，始皇笃信“王德终始论”，认为秦朝当水德之运，正朔、服色皆与水德相配。此一学说乃齐人邹衍所创。第二，秦朝的礼制是吸收六国礼制的产物，“至秦有天下，悉纳六国礼仪”，而这套礼仪制度基本上是荀子对三代礼制的综合。第三，秦始皇支持齐人徐福从事海外寻找仙人、仙山、仙药的活动，显示了他对齐地方士文化的情有独钟。第四，“焚书坑儒”前，秦朝对博士诸生相当礼遇，常邀请他们参与军国大事的议决，如议分封、议封禅等。儒家思想也渗入了秦朝的统治思想中，如在秦刻石文中，儒学的大一统观念、仁义道德、礼教规范等都有所体现。但是，由于秦朝坚持“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家专制传统，与“法先王”、倡王道的儒家的冲突还是难以避免，最后酿成了“焚书坑儒”的惨剧，而这恰恰是秦朝政治的重大失误。
“垦草”，是商鞅变法的首要内容。北京师范大学王子今先生的《商鞅<垦草令>的文化史意义和生态史意义》认为《垦草令》颁布引发的经济进步和产业革命，同时使得秦文化的面貌出现明显的转折。秦终于摆脱牧业传统的限制而成为农耕大国。通过从牧人和牧农兼营者到真正的农人的身分转变，其文化风格稳重务实的特色愈益显著。经历“垦草”以来长期的农耕发展，方才可能积累和贡献《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所体现的农学成就。就学术史的地位而言，秦人可以说已经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优势。
中国人民大学孙家洲先生的《“诽谤”之法与秦朝专制政治批判》认为“诽谤”之法，是秦始皇控制言路、推行思想专制的法理依据，它不仅对秦王朝的速亡有一定关系，而且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是十分恶劣的。因此，对“诽谤”之法的分析和批判，有助于我们了解专制政治的黑暗内幕；也可以昭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崇高与可贵。
徐州师范大学王健先生的《名学思潮与秦制度文化创新发微》认为以“正名实”为宗旨的制度化建构是秦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秦朝三公九卿制度的命名多为自创。其中，丞相一名来自秦官。御史大夫沿用商周的御史之名，再加了“大夫”的头衔。太尉，尉的职名源于春秋晋国，但太尉则为秦制所独创。九卿之中的奉常、宗正、卫尉、郎中令、典客、治粟内史等官名大体可归之于秦制原创，太仆官名沿承周制，少府官名为战国秦韩通制。
千古一帝秦始皇始终是人们谈论的焦点，上海博物馆陶喻之先生针对秦始皇的面目与形象进行分析。他认为随着现代考古新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新手段的不断应用，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惊世考古新发现见证秦始皇尚安卧于重重棺椁深处而衣冠楚楚、面目如生，至此，有关其容貌、形象问题探讨自会划上圆满句号。相信有一天将真正还“千古一帝”的本来面目；而学术界有关他英俊面“善”或毕露凶相、畸形残疾还是魁梧伟岸、丑化与否、身材高下等种种谜一般众说纷纭的疑案，将会彻底大白于天下，进而最终为其形象问题盖棺论定。
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出土，为研究秦代官吏的选任和管理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刘敏女士的《论秦代的“良吏”与“恶吏”》认为：秦简中区分良吏和恶吏的界标可归纳为五个方面，而最主要的是两个方面：一是明法和枉法，二是廉洁或贪赃。这一标准到汉代产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秦代有一系列促使良吏产生的措施和手段，其中主要包括教育、考课、奖励；限制恶吏出现的办法则主要是严刑与重罚。
三．利用考古资料研究秦文化
关于早期秦文化的研究，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刘明科、辛怡华在《渭河峡谷的秦文化遗存与秦文公东猎汧渭之会路线蠡测》提出长期以来，人们多把秦文公东猎汧渭之会的路线锁定在西垂——天水——清水——翻越陇坂——陇县——宝鸡这条通道上，很少注意从天水沿渭河而下，直达宝鸡的这条路线。近年来的考古资料表明，早在西周晚期，秦人就活动在渭河峡谷。这为研究秦人东进路线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作者认为文公三年以兵700人东猎汧渭之会，走的就是从天水沿渭河直达宝鸡这条路线。
浙江工商大学旅游学院徐日辉先生的《秦文公兵进“汧渭之会”线路考》认为公元前762年秦文公从西垂宫出发至“汧渭之会”，走的就是渭水以南的“陈仓渭水道”。这条道路东起陕西宝鸡（古代关中的陈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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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到甘肃天水（古代的天水），全长约150多公里，是出入关陇的最近路线，较之于陇山诸道要便捷的多，并且可以利用渭水漕运作为补充，是一条十分重要的交通线。
陇县边家庄秦墓地曾被认为是为寻找秦人早期踪迹,尤其是迁雍之前的秦都邑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依据。凤翔孙家南头秦墓地是继边家庄墓地在汧河沿岸又一处秦墓地的重要发现。两处秦墓地分别位于汧河的中、下游，且在墓葬的基本结构、器形风格及时代接近，若仔细比较这两处秦墓地，尽管相似之处较多，但也有不同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田亚岐先生的《边家庄与孙家南头两处秦墓地的比较研究》指出：对两处秦墓地的分析研究，将对于深刻认识秦国早期不同的文化类型、特征以及当时的社会组织结构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年周秦故地宝鸡一带的重要发现颇多，与秦有关的有陈仓区（新近改称，旧称宝鸡县）的宁王秦汉遗址以及凤翔县长青乡的马道口西周——春秋遗址引起人们的关注。史党社、田静的《陕西宝鸡地区新发现的宁王、马道口两遗址含义猜想》提出这两个遗址既有不同的内涵，又有联系，“郁夷”瓦当与宁王遗址、马道口遗址的发现，有助于解决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两处材料加上以前平阳一带的考古资料，对宝鸡一带古地地望的判定有所帮助，也可更正文献如《水经注》的错误。
陕西师范大学李令福先生的《论秦都咸阳城郊的水利》从秦始皇陵K0007陪葬坑的内容入题，利用历史文献与考古发掘资料初步论述了秦都咸阳城郊的水利与水体造景之种类、功能，并分析了咸阳都市水利发展的历史地理基础。
2002年年末开始的秦阿房宫考古工作一直吸引着人们的视线，促使学者研究和思考。秦阿房宫究竟建没建成？又是谁焚毁的？秦俑博物馆刘占成先生的《“项羽焚烧秦俑坑”说质疑》认为：从考古学的立场出发，所谓项羽焚烧秦俑坑只是一种猜测，目前的考古学证据不足以支持这个观点。
对于秦俑二号坑中出土的绿面俑，学者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袁仲一先生著文指出，浅绿色是人面的一种近似色，是性格剽悍、刚毅型人物的面孔。钱茀先生认为“绿脸俑”是秦军中的“傩人”。在本次讨论会上，王锐女士的《傩与秦俑二号坑出土绿脸俑》首先肯定钱茀先生的定位是非常准确的，并进一步补充了三方面的资料：第一，当时有傩礼；第二，傩礼与军事性质有关，而秦俑坑是秦军阵的现实模拟；第三，秦文化与楚文化有较密切的联系，而重巫的神秘色彩是楚文化最大的特色。朱思红、张亚娜的论文《“绿面（脸）俑”应称“青面俑”》则认为，“绿面（脸）俑”的叫法不科学，应称其为“青面俑”。这样不仅符合当时的文化背景，而且更能表现人物的个性。秦俑坑中青面俑的出现是秦俑创作者艺术表现手法灵活多样的反映。
四．秦陵六、七号陪葬坑
秦始皇六号陪葬坑是距离陵墓地宫较近的陪葬坑之一。关于六号陪葬坑的性质问题也是本次会议讨论的热点问题。该坑到底反映了什么内容？其属性是什么？等等，还存在较大争议。有学者依据陪葬坑内发现的大量马骨而判断其为马厩坑。有学者认为秦陵的每一个陪葬坑可能对应着一个中央机构，秦始皇其实是想把中央集权的政治机构也带入地下，以实现权力的延续。
秦俑博物馆张仲立先生的论文《秦始皇六号坑属性管窥》认为六号坑应该是关于秦始皇帝近身侍臣的一组陪葬。具体应该属于秦始皇时期侍奉于皇帝左右的侍御史、谒者或侍中一类近官，也许近之。因为该坑位于殿外，主题或就是近官值守的场面。关于这一专题的论文还有何宏女士的《文官俑坑探微》认为从文官俑坑的坑形、布局、出土文物及内涵来判断，它与当时秦王朝中央政权三公九卿中太仆之官署相近，应是该机构在地下世界的模拟和缩影。张志军等《秦陵K0006陪葬坑陶俑彩绘成分分析与保护》针对六号坑陶俑彩绘成分，提出了彩绘保护的新思路。
秦始皇陵铜禽坑即俗称的七号坑，是秦始皇陵考古的重大发现之一，经初步发掘，已出土多件青铜禽和姿态特殊的大型陶俑，引起人们的关注。秦俑博物馆袁仲一先生的论文《关于秦始皇陵铜禽坑出土遗迹、遗物的初步认识》根据已有资料，分析了该坑的建筑布局和出土遗物，认为七号坑属于宫廷苑囿中禽园类的陪葬坑。文章指出：七号坑内目前未见家禽类的鹅、鸭，所出仙鹤、天鹅、鸿雁均为观赏性、祥瑞性的珍禽。这说明饲养的目的主要不是为食用，而是为观赏。因此，将该坑定名为禽牢或禽圈、禽园均符合秦代的称谓。今人对“禽园”一名比较通俗易懂，故暂名之为禽园类陪葬坑，或简称铜禽坑。
秦俑博物馆容波、刘江卫《秦陵7号坑严重锈蚀青铜水禽分析研究》通过对取样于青铜水禽断裂面内腔、表层不同深度下严重锈蚀物、表面颜料层等物质成分进行X衍射分析、扫描电镜、显微剖面观察等技术分析研究，确定出青铜水禽的原始材质，这些数据为修复保护青铜水禽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基础。秦俑博物馆马宇的论文《秦始皇帝陵园K0007号陪葬坑25号仙鹤的修复报告》介绍了对秦陵七号坑25号铜鹤采用科学合理的清洗，表面白色彩绘的加固，残断处的粘接、补全及支架的制作等的保护修复过程，并对具体操作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五．秦陵秦俑研究的现状
这次会议是世纪之初召开的第一次秦俑学学术讨论会，与会专家还提出了世纪初秦俑学研究的走向问题，即秦俑研究如何深入的问题。
张文立先生在《世纪初秦陵秦俑研究趋向》中指出：目前秦陵秦俑研究呈现出了新的动向。它的特点是：学者们开始冷静观察、沉着思考秦始皇帝陵的文化内涵，精心工作、热情投入秦陵遗址及出土文物的长久保护，检索典籍，殚思竭虑考究各个遗址的性质，大处着墨、详细论证秦陵的文化价值，沿着秦俑秦陵、秦史秦文化的探索与阐释而发展。既有宏观研究，又有微观考据；既有对传统文化的追寻，又有对现代思想文化建设的提示；讲究词章、考据与义理；在平淡中探源，在论辩中求真。随着秦俑坑发掘的进展，秦陵及湖北、湖南、甘肃等地秦代遗址和秦简等文物的发现，秦俑学研究将沿着秦俑——秦陵——秦史的探索与阐释，进而论证其深刻的文化价值，既有对传统文化的追寻，又有对现代文化建设的提示，其内容涉及秦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艺术、科技和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秦俑研究的不少著作被评为优秀图书，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使这门年轻的学科一步一个脚印地向显学的目标迈进。
西北大学黄留珠先生在《秦俑学研究片论》中提出了秦俑学研究近期的四项目标：一是建立秦俑学研究中心，二是创办国际发行的公开刊物《秦俑学研究》，三是编撰大型专著《秦俑学》；四是组建开放型的联合式的研究队伍。大会闭幕式上，黄教授进一步总结出30年来秦俑学研究的三个特点：一是研究与考古发现基本同步，并随着考古新发现而不断深入；二是研究的大本营在国内，以秦俑博物馆为中心；三是文理交叉，多学科综合研究，从而研究队伍不断扩大，科研成果枝茂花繁，硕果累累。
这届学术讨论会，全面审视和重新评价了秦俑学研究三十年的成果，并对今后的研究任务提出了初步的规划。在这次讨论会上，代表会上认真发言、热烈讨论，会下相互交流、切磋学术，同时也展示了近年来秦陵考古的新成果，进一步增进了学者之间的联系和友谊，整个研讨会学术气氛浓厚，紧张而又活跃，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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