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阳陵馆藏“熊相胜胡”铜印印文的姓名学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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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汉阳陵馆藏“熊相胜胡”铜印印文的姓名学探析

汉阳陵博物馆闫华军 助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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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熊相胜胡”铜印印文作姓氏与名两方面的考证，对此枚印章主人的籍贯和生活的时代有进一步的认识，为以后研究陪葬墓园的时代及墓主的身份，提供一定依据。
关键词：熊相胜胡 武帝时期 楚人后裔
汉阳陵陪葬墓中出土“熊相胜胡”铜印一枚，现展示于汉阳陵考古陈列馆，桥形纽，印面正方形，边长0.8厘米，高0.8厘米。由于目前揭示的考古资料很少涉及此枚铜印，本文从姓名学的角度对此枚印文做力所能及的考证，以求教于方家。
“熊相”一氏，《史记》、《汉书》均无记载，而姓氏书多有记载，《广川书跋•卷四》 曰：“春秋时，楚本熊穴，后世以熊为号。又以其传自熊霜，又谓熊相其间，如熊相禖、熊相宜僚、熊相祈，而《姓书》熊相为芊姓。”《元和姓纂•卷一》 曰：“熊相，楚左史熊相之后。威王时有熊相季文为士官。”《通志•姓氏志》 认为“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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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氏，以名氏为氏”，并说：“熊相氏,芊姓。《英贤传》楚熊相宜僚之后，怀王时将军熊相祁。”《古今姓氏书辨证•卷二》 曰：“春秋时，楚大夫有熊相宜僚、熊相禖，贾执《英贤传》有楚懐王将军熊相沂。”《左传•宣公十二年》：“冬，楚子伐萧。宋华椒以蔡人救萧，萧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杀，吾退’。萧人杀之。王怒遂围萧，萧溃疏。” 从以上文献的记载可知，熊相氏，以名为氏，芊姓，楚人之后。春秋战国时期，熊相氏在楚国是很有影响的大家族，如前文所见楚左史熊相、楚怀王将军熊相沂、熊相宜僚、熊相禖等都是当时颇有影响的熊相氏家族的显赫人物。秦汉时期，由于某种未知的原因，这一家族在史书中未见记载。
“胜胡”为名, 《汉书》及出土文献中常见，“胜胡”之类名字多出现在武帝或稍晚时期, 如：《百官表》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左冯翊贾胜胡、《居延汉简人名编年》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有掾名胜胡 、《昭帝纪》有吕破胡、《功臣表》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封的梁期侯任破胡、《百官表》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水衡都尉吕辟胡、《卫青传》中从功票侯赵破奴和公孙戎奴、《功臣表》齐侯延之曾孙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嗣侯的城阳戎奴等。古人往往认为“名”即“命”也，“汉末大鸿胪射咸，本姓谢名服。天子命为将军出征，以姓‘谢’名‘服’不祥，改为‘射’氏名‘咸’” 。可见，西汉时期人们很注重名字的意义，往往取一些响亮、积极而有现实意义的名字。“名字系他人所命，多包含有他人的期许；如系自己所命的，当然也多寓有自己的抱负了。” “胜胡”何意呢？《急就篇》有“破胡”“灭胡”二名，师古注：“破胡，言能克匈奴”，又曰：“灭胡，犹言破胡。” “胜胡”之意与“破胡”“灭胡”有异曲同工之效，此类名字鲜明地向我们揭示了主人誓破匈奴的决心，反映了西汉中前期人们仇视匈奴的一种普遍社会意识。同时也折射出西汉人的恢宏气魄以及对功利的大胆追求。
这类名字集中出现在武帝及稍晚时期，有其历史背景的，究其原因有二：
一、匈奴扰边，民众仇视匈奴。文景和亲时期，匈奴同样经常扰边，仅《帝纪》记载大规模扰边就有8次，武帝时期更为频繁，仅《汉书•武帝纪》记载就有匈奴大规模入侵16次，其它小规模的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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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更是不计其数。匈奴多次不定期扰边给西汉政府和人民尤其是边郡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人民生产和生活遭受严重破坏。因此，人们痛恨匈奴人，在社会中形成了一股普遍仇视匈奴的风气,而这类名字的涌现就是这一社会意识在人名中的自然心里反映。
二、武帝时期的社会背景及其政策进一步刺激了人们在与匈奴作战中争取胜利的积极性。武帝时期，长达三十九年的大规模对外战争，北逐匈奴，“凿空”西域，南征闽越，东讨朝鲜，取得了空前的丰功伟业。“是时汉方南诛两越，东击朝鲜，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国多事。” “孝武皇帝躬仁谊，厉威武，北征匈奴，单于远遁，南平氐羌、昆明、瓯骆两越，东定薉、貉、朝鲜，廓地斥境，立郡县，百蛮率服，款塞自至，珍宝陈于宗庙。” 在一系列的对外战争中，涌现出一批由平民崛起的军功侯，最著名的应属奴隶出身的卫青和霍去病。武帝时期所封功臣七十五侯之中，除有九人是因“捕反者”及卫太子事件封侯外，其余六十六人都是在对外战争中有功而封侯的。其中比较有名的有从票侯赵破奴、岸头侯张次公、博望侯张骞、梁其侯任破胡、将梁侯杨仆、合骑候公孙傲等。这些人的名字中有很多都明现地表现出了一种在对外战争取胜的意愿，如赵破奴、任破胡等。 另外，武帝元朔五年又置武功爵以奖赏武功 ，也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在心理上对功利的向往和在对外战争中获胜的渴望，“名字是现实的反映，也很自然地为思潮所溅湿” 。刘宗迪先生曾说:“汉人的姓名中就非常强烈地反映了汉人建功立业、受训封侯、治国安邦、至君尧舜的崇高志趣。” 此语一定程度上，指出了西汉武帝时期汉人名字方面的特点之一。
汉阳陵陪葬墓出土此枚印章及其印文，不但印证了上述姓氏文献记载的可靠性，还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此墓主人应为楚人。其实这也并非偶然，汉高祖刘邦以及楚霸王项羽均为楚人，而且汉代本来就有以功臣及功臣之后陪葬帝陵的习俗。如阳陵陪葬墓园出土的另一枚“周应”铜印，据《汉书》记载有两“周应”：一是汉初蒯城侯周绁之子郸侯周应，一是高景侯周成之孙绳侯周应。王学理先生认为“绳侯”周应的可能性较大。 这里暂且不管此“周应”是否彼周应，至少两位都是汉初功臣之后。因此，汉阳陵陪葬墓出土此枚印章是不足为奇的。也为我们判断此陪葬墓的主人身份及埋葬年代提供了依据。既然熊相一氏源于楚国，又出现在汉景帝的陪葬墓中，我们认为此陪葬墓的主人应为早年跟随刘邦或者先前跟随项羽后又投奔刘邦的楚人功臣后裔。只是由于某种历史原因，史书中并未记载。鉴于“胜胡”类名字多出现在武帝时期，与当时社会的历史背景有极大关系，而且宣帝以后这类名字有绝少出现。而汉阳陵的陪葬墓园分为三期：早期、中期和晚期。早期陪葬墓园的时代大致相当于汉景帝始建阳陵到汉武帝年间，特点是距离司马道近, 墓园规模大、壕沟宽而深, 墓型较大, 排列有序, 墓主级别较高；中期墓园内的年代应在西汉中、晚期，特点是距司马道较远, 布局较规整, 壕沟较窄, 墓葬数量较多, 型制多样, 墓形变小, 墓主级别较低；晚期墓园的年代应从西汉晚期到东汉中期，特点是距司马道最远, 布局较规整, 壕沟窄浅,墓葬数量较多, 排列欠规整, 墓主级别较低。 因此，我们认为此枚印章的主人应生活在武帝时期或稍晚，与早期陪葬墓园形成的时期基本吻合。
综上，我们认为“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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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胡”应为楚人后裔，其祖先应是跟随刘邦或项羽起兵反秦的楚地熊相氏之后代，此墓主人生活的时代，应为武帝或稍后时期，其身份应为侯或相当于侯的级别。此墓的埋葬时代，应为武帝或稍晚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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