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试论汉代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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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试论汉代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交流

谭前学
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逐渐形成了中原文化、北方文化、齐鲁文化、秦文化、楚文化、巴蜀滇文化、吴越文化等七大地域文化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所实施的巩固统一、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各种政策和措施为各地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因秦享祚短暂，二世而亡，以“匡伤异俗” 为主要内容、以“书同文，行同伦” 为理想的文化统一进程实际上并未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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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随着汉代大一统封建国家的重新建立和巩固，各地域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才得以真正充分地进行并在汉武帝时期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统一的汉文化。
在汉代多种地域文化的碰撞交流过程中，以北方黄河流域秦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文化因其所处的中枢和领导地位而发挥着凝聚与统一功能，在作为强势文化不断向周边辐射扩散的同时，也以宽广博大的胸怀与多种文化互相交汇吸纳、兼收并蓄，大大深化了黄河文化的内涵，并因此确立了在多元一体的汉代文化中的主导地位。
汉代的长江文化是指长江流域的各种文化。春秋战国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曾出现了以楚文化和吴越文化为代表的两大地域文化，但随着楚国统治区域不断南移、东扩以及吴越的灭亡，至战国末期，楚文化逐渐确立了其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主导地位，因此，汉代的长江文化实际上就是楚文化，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交流，也就是与楚文化的交流。
汉王朝虽然定都关中，但以楚人为主体的政权格局决定了汉代黄河文化必然受到以楚文化为主的长江文化的巨大影响。汉初君臣“愤于秦王朝对楚文化的排斥和摧残，一时掀起了复楚文化之古的狂热” ，再加之汉初执行徙民政策，楚国昭、屈、景三大姓徙人关中，也对楚文化的传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随着楚文化在黄河流域的被发扬光大，使汉代特别是西汉武帝以前的黄河文化呈现出了强烈的楚文化色彩。“汉文化就是楚文化，楚汉不可分” ，这一观点虽然有些极端，但汉武帝以前，黄河文化曾大量吸取楚文化，楚文化在汉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应是不争的事实。
汉王朝在政治、法律、朝仪和宗庙礼仪等方面，较多地承袭了秦制，即“汉承秦制”，但在政治指导思想和文学艺术的主要方面，却较多地从楚文化中吸取了营养。如黄老之学，起源于楚国，主张清净无为，受到了汉初君臣的欢迎和狂热崇拜，并因此而被奉为汉初的指导思想，对汉武帝以前的汉代政治、经济及学术文化均产生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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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影响。
尽管汉王朝在制度上主要继承秦朝，但在历法和色尚等方面仍保留了不少楚文化的成分。据《史记•历书》载，刘邦立为汉王之后，“以十月为岁首，而色尚赤”，而以十月为岁首，是楚国的历法，色尚赤，是楚人的风俗，这种情况直到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l04年)才得以改变。汉武帝规定以正月为岁首，服色以黄为上。其实这并未违背楚国的民俗，因为楚国官方虽以十月为岁首，楚国民间的春夏秋冬却从来是按夏历来划分的。至于服色，楚人尚赤的传统也一直影响到整个两汉时期，汉朝民间仍以赤色为汉家象征。《汉书•五行志》载成帝时童谣曰:“‘桂树华不实，黄爵巢其颠。’桂，赤色，汉家象。……王莽自谓黄”。王莽废汉而自立，以为黄色是他的新朝的象征，黄爵巢桂树之颠是王氏取代刘氏的先兆。他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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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宝黄厮赤” 之书，自己衣黄，而令郎从官皆衣绛。中兴的光武帝有鉴于此，明令恢复了色尚赤的传统。汉代灵物有朱雀，祥瑞有朱草，通侯乘朱轮，使节用赤旄，九锡承袭周制有彤弓、彤矢、朱钺、朱户之类，宫中有朱庭、赤犀等，也均表明汉朝的色尚其实未改楚国之旧。
“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 的记载表明，在楚文化的宗教祭祀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太一神也被黄河文化纳人了自己的崇拜体系。“天神贵者泰(太)一” 更说明其享有极高的地位。楚地其它神灵如云中君、东君、司命等，在汉代仍为官方和民间奉祀，充斥于汉代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浓烈巫风，也完全是楚人崇巫重祠传统影响的结果；与此同时，国家的统一、文化的交流更促使楚地的神话巫术等走上了熔南北神话与一炉的道路：源于北方的诸多神灵如皇帝、颛顼等逐渐进人了楚地原有的神话体系，与伏羲、女蜗之类的南方神灵，杂厕共存，并使楚地原有的神灵相形见绌乃至避席而走。如作为楚人始祖之灵的凤，在黄河文化中就不再有降龙伏虎的神威，它只能作龙的陪衬和匹配了，作为楚人始祖之神的祝融已不再是雷神兼火神了，它只是火神兼灶神了，甚至连其上司炎帝也一同被贬为灶神了，“炎帝于火，而死为灶” 。神界的升沉表面上是人间的荣枯引起的，实则是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
楚人的风俗习惯，也对黄河文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从《史记•项羽本纪》关于鸿门宴的描述中可知，楚俗以东向坐最尊，这一习惯也为中原汉俗所遵守。如成帝时，王尊劾奏承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为爵秩较低者“布东乡坐”，指责他们“使下坐上”，“乱朝廷爵秩之位” 。《汉书•楼护传》也记，王莽时，成都侯商之子邑父事楼护，“时请召宾客，……护独东向正坐” 。这条史料均证明了中原地区也以东向坐为尊。
在歌舞方面，黄河文化几乎全盘移植了楚地歌舞。楚人尤喜歌舞，当他们作为秦末起义军的主力而北捣秦宫时，就将楚歌传唱南北。汉王朝建立，刘邦不但喜唱楚歌，而且还亲自作《大风歌》令沛中小儿百二十人歌唱。他的宠妾戚夫人善楚歌楚舞，唐山夫人则专门为他作了《房中乐》一曲楚声。刘邦以后的西汉历代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也都是楚歌的爱好者，有的甚至是楚歌的优秀作者。像汉武帝所作的《瓠子辞》、《太一歌》、《天马歌》、《秋风辞》等，都成为了汉代楚歌的不朽之作。不但宫廷中楚歌楚曲、楚音楚调不绝于耳，而且民间也以楚声为尚。“一般说来，武帝以前汉代流行的歌舞，皆系楚歌、楚舞” 。到武帝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对外交流的扩大，周边民族和外国乐舞的传入才逐渐改变了楚歌楚舞一统天下的局面。
汉代文学的主体是赋，从文体源流上来说，汉赋完全是在楚辞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 。楚辞对汉赋的影响，也是由于最高统治者的爱好和提倡而造成的。刘邦的子孙们，已不象刘邦那样，只满足于民间楚歌，而更偏爱体制宏伟、文辞艳丽的雅篇楚辞。刘邦之子、赵幽王刘友所作的《幽歌》，就是完全采用楚辞体写成的篇幅较长的楚歌。在西汉诸帝中，尤以汉武帝最爱楚辞，他不但招揽了许多辞赋高手侍奉左右，而且有些善楚辞之大臣也以此得幸，如朱买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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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楚辞与助(严助)具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 。据文献记载，汉武帝写有文学作品10余篇，就传世作品看，几乎全是骚体诗作。如汉武帝幸河东，祠后土，乘兴作所《秋风辞》，便是地道的楚辞，其有些句子甚至是变相地袭用了传统楚辞的佳句，如第一句“秋风起兮白云飞”，取法于汉高祖的《大风歌》，第二句“草木黄落兮雁南飞”，取法于宋玉的《九辨》，第三、四句则脱胎于《九歌•湘夫人》中的“沉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汉武帝在文学上力振楚风，不仅亲自写辞作赋，而且还广为招揽词人赋家，如使淮南王刘安作《离骚传》，命司马相如写新体赋。此时汉赋所显示的体制宏大、文词华丽、境界瑰伟，表现手法多样的特征以及反映出的崇尚大美等意识，都可以直接溯源至屈宋辞赋，与楚文化有着明显的传承性与继承性。自汉武帝以后至东汉末年，辞赋作家仍然接踵辈出。楚辞对汉代文学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王公贵族皆好辞作赋，还表现在文人学士都研习和评论楚辞。如西汉时的刘安、刘向、司马迁、王充、班固等无不论及屈原、评说楚辞，并加以诠释和理论评述，从而在东汉时，形成了一门“楚辞学”，这均反映了楚文化的强大影响。
成书于东汉时的《九章算术》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一本数学专著，它不仅指导着我国数学发展达两千年之久，而且对世界数学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考古资料表明，这本黄河文化的代表性科技著作实际上吸收了不少长江文化的数学成就。1983—1984年初，在湖北江陵张家山一座西汉墓中发现了包括《算术书》在内的一大批西汉初年至景帝时期的竹简。根据对该墓出土地点、下葬时间和墓主人身世的综合分析，应当是楚地的产物。《算术书》所代表的主要是楚人和汉初楚人的数学水平，其中的不少内容，为西汉末年东汉初年成书的《九章算术》所收录 ，说明前者是后者的渊源之一，也反映了长江文化在科技方面对黄河文化的影响。
长江文化对黄河文化艺术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楚人的原始神话和故事几乎成了当时艺术不可缺少的主题或题材，对此，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材料均有充分的展示。如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中所描绘的“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海神灵。……千变万化。……上纪开辟，邃古之初；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鳞身，女蜗蛇躯，鸿荒朴略，厥状睢盱。……下及三皇，瑶妃乱主，忠诚孝子，烈士贞女，贤愚成败，靡不载叙”的殿中壁画，与楚国先王之庙和公卿祠堂的壁画如出一辙，明显保持着楚文化的诡谲风采。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前期墓中出土的帛画，也继承了战国和西汉早期楚地帛画和漆棺画传统，以墓主人死后升天为主要内容 。1976年河南洛阳烧沟发现的一座西汉晚期壁画墓(卜千秋墓)，其全部壁画仍是这样的题材：墓中门额上绘人首神鸟，主室墓顶东西两端分绘伏羲、日象、女蜗和月象，其间则是持节仙人引导之下，随在双龙、白虎、朱雀、枭羊等仙禽神兽之后，绘出墓主人夫妇乘龙、凤升天的图像，主室后壁则绘一目的为了驱邪的猪首大耳、双目前视的“方相氏”，其下绘青龙和白虎 。这种画面明显地与《楚辞》中《远游》、《招魂》等篇章中的形象和气氛有关。
考古材料中也有不少反映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在交流过程中已逐渐融合的材料1957年在洛阳烧沟发现的另一座壁画墓，尽管壁画题材与卜千秋墓相同，仍保留了升仙驱邪的内容，但也出现了新的布局和新的题材 。如象征天空的画面没有仙人神兽，而代之以流云星象，以及“二桃杀三士”、“孔子师项橐”、“鸿门宴”等宣扬智勇忠义的历史故事画面。上述情况表明，经汉武帝罢黜百家、提高儒学地位的重大变革后，“以儒学为标志，以历史经验为内容的先秦理性精神也日渐濡染侵人文艺领域和人们的观念中，逐渐融成南北文化的混同合作。楚地的神话幻想与北国的历史故事，儒学宣扬的道德节操与道家传播的荒忽之谈，交织陈列，并行不悖地浮动、混合和出现在人们的艺术作品中” 。到更晚些的王莽时期，虽然还有按传统完全以神话形象为题材的壁画，但更多的还是那些由虚幻的驱邪升仙逐渐向现实的人间情景转变为主题的壁画。如1959年在山西平陆枣园村发现的一座王莽时期的壁画墓中，除了星象和流云中的龙、虎、玄武外，主要是山林房屋和车马人物的图像，还有坞堡的形象、农耕图等，似乎是模写墓主人生前拥有的坞堡和田宅等情况 。东汉时期的壁画墓中，墓主人死后升仙的画面已不见了，开始转向表现生前的官位和威仪的画面，并绘出有关墓主的事迹，这些题材成为了以后东汉晚期壁画墓的主要题材。尽管随着南北文化的融合，汉代艺术作品中的原始神话色彩逐渐退色，人世、历史和现实日益占据主要位置，但是蕴藏着原始活力的楚地传统浪漫幻想，却始终没有离开汉代黄河艺术。
汉代以北方秦文化和东方齐鲁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文化对长江文化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制度文化方面，即黄河文化利用中央集权的政治优势和强力，使包括长江文化在内的各地域文化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方面迅速地达到统一。从文献记载可知，汉王朝建立后，在长江流域设立了众多郡县，其设官任职，均采用秦制，即所谓的“汉承秦制”，楚国原有的一些制度被废弃。尽管汉王朝在长江流域原楚国故地建立了吴楚等几个封国，但封国内的所有制度与汉中央王朝一样，均是秦制，经汉武帝推恩削藩后，这些封国实与郡县无异。而文化深层次方面的决定性影响则主要发生在汉武帝及其以后。汉武帝推行的“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文化统一政策是这种影响得以实现的关键。罢黜百家、提倡儒术，设立五经博士，以经取士，即以儒家思想作为统一思想、道德和文化的武器，结束了汉初以来“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 的局面，正式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和主导地位，也标志着具有共同价值体系的统一的汉文化最终形成了。自此以后，儒学借助政治的力量进一步强化了它在长江流域的传播与影响。长江文化的发展，“除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进一步显示出统一和中央集权的特点外，在学术思想和价值观即深层的文化中，显示出的乃是一种融汇各种流派的趋势” 。可以说，“长江流域的文化特色在汉武帝时期已被基本确立下来。自汉武帝至东汉末，则沿着武帝时期确定下来的趋势向前发展，只不过其发展速度和规模较前空前地增加而已” 。对此考古资料也有比较充分的反映。如在湖南发现的400多座西汉前期（武帝以前）墓，无论墓葬形制，还是随葬器物基本上保持着楚文化面貌 。这种情况到东汉时则发生了很大变化。西汉中晚期流行于关中和中原地区的砖室墓，此时已广泛流行于长江流域，如在长沙已发现的100多座东汉墓，大多为小型砖室墓，其随葬品也与中原等地一样，屋、井、仓、灶等模型明器占有重要地位 。葬俗的趋同正反映了黄河文化对长江文化的影响及南北文化的统一。此外，东汉中期以后，在长江流域首先出现的以灵兽、仙人、车马出行和历史人物故事为题材的神兽镜和画像镜，也受到了黄河文化的诸多影响，明显是南北文化混同的产物。
长江流域虽然开发也较早，也曾出现过灿烂辉煌的楚文化和吴越文化，但在汉代尤其是西汉，其总体的文化面貌却落后于黄河流域。《汉书•地理志》载:“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褥，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赢蛤，食物常足”，说明长江流域的农业还处于粗放、落后的阶段。但到东汉时期，这种情况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西汉时期被称为“卑湿贫困”的江东地区到东汉末年时已经发展成了沃野万里，民富兵强”的乐土’了。东汉时期江南经济文化的明显进步，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大量北方人口的南迁应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在生产力和技术还不发达的古代，由于传播手段和媒介相当有限，文化的传播离不开人口的流动和迁移。在两汉时代，虽然文字记载和其它实物的交流同样起作传播文化的作用，但作为文化最忠实最活跃的载体还是人类本身” 。西汉末年，由于中原战乱，大批人口逃亡南方，使长江流域的人口迅速增加。以户口论，西汉时期北方与南方呈三比一的优势，到东汉时则变为六比五，已大体持平 。大量北方人口的南下，在带去北方先进农耕技术，促进南方进一步开发的同时，也改变了当地的文化面貌。在这一过程中，那些素质较高的文人学士所起的作用是最大的。如东汉前期，由于“避乱江南者未还中土”，便已有了“会稽颇称多士” 。的说法。到东汉晚期，江南地区更出现了不少全国著名的文人学者，即所谓“江南之秀”往往“亦著名诸夏” 。东汉后期长江流域的吴会等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已与中原发达地区并驾齐驱了。
在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交流过程中，黄河文化对长江文化的大量吸取与汉代统治者的个人兴趣和爱好有着密切的关系，而黄河文化对长江文化的影响则较多地借助了政治强力。尽管黄河文化曾给与以楚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文化多方面的影响，但更多的是对长江文化的吸取。特别是在西汉，长江文化对黄河文化的影响要远远大于黄河文化对长江文化的影响，这一点，有别于两汉时期黄河文化与其它地域文化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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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文博》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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