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天马榴花自西来――汉代的对外经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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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天马榴花自西来――汉代的对外经济交流

谭前学
丝绸之路的开通，正式拉开了汉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大幕。如果说此前的中外交流尚处于涓涓细流的话，那么此时则是浩浩荡荡，势不可挡。面对着汹涌而来且又几乎完全陌生的外来文化，汉人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慌，而是以空前开放的心态，大胆引进、积极吸收，为我所用，其吸纳能力之强，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在汉代，首先从域外输入的是珍禽异兽和植物新品种，因为这些物品不但因其具有直观利益最易被接受，更重要的是它们或是直接关系到物质生活，或是可以明显提高物质生产力，这一点以马的输入最具代表性。中国原本有马，但品种不佳，其形体矮小，已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和战争的需要。而西域地区却盛产高大雄壮、奔跑迅速的良马、因此，当张骞通西域后，汉武帝就决心下大力气引进那里的优良马种、先是得到乌孙好马（伊犁马），命名为天马。不久，又从大宛获得更好的汗血马，于是便将汗血马称为天马，而将乌孙马改称西极马。据史载，为了得到大宛良马，汉王朝不惜动用武力，由贰师将军李广利两次率军攻入大宛，历时三年，终于打败大宛，使汉王朝获得了大批善马。汉武帝在得到乌孙宝马后曾兴致勃勃地作《天马歌》欢呼这一盛事：“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蹈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在得到大宛汗血马后，又作《西极天马歌》：“天马徕，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可以说，汉武帝对天马的渴求，以及得到天马后的欢呼，并不仅仅出于对珍奇宝物的一己私爱，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汉人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急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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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以及积极引进外来事物的开放精神。这批良马输入汉境对改良汉代的马种起了很大的作用，从此中国内地有了优良马种，养马业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对战争形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81年在汉武帝茂陵附近出土了一匹鎏金铜马，经有关学者研究，其外部形态具有沙漠型马种的基本特征，极有可能就是西汉时期从大宛引进的汗血马的造型。铜马的姿势为伫立式，与唐代兽医典籍《司牧安骥集》中的相马图一致，各部位特征都符合《相马经》中所记载的要求，因而被推定为铜马式，是西汉时期专门用来鉴定大宛良马的模型范式，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此外，全国各地还出土了不少类似形象的陶马和铜马，说明当时优良马种已普及到全国。除马外，骆驼、狮子、犀牛、孔雀等珍禽异兽也纷纷落户中国，供人们观赏，从而丰富了人们的知识，开阔了眼界。
在养马的过程中，汉朝人得知西域马好，在于以苜蓿为原料，于是也广泛引种。汉武帝在长安的苑囿中首先提倡引种苜蓿，并开辟了苜蓿园。以苜蓿为先导，西域瓜果、蔬菜等植物也大批涌入中国。瓜果中最著名的是石榴。因其来自安、石二国，故又称安石榴。石榴花红艳似火，可供观赏，石榴籽不仅可食，而且瘤状多籽而晶莹，与多子多福的意义相通。汉武帝对石榴极感兴趣，下令在长安普遍种植。唐李商隐咏汉武帝诗云：“汉家天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城郊。”正反映了汉武帝时期开始的以引进天马和苜蓿为标志的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热潮。
与石榴齐名的还有葡萄。葡萄本作蒲桃或蒲桃，系希腊语的译音。它原是大宛的特产，是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中国的，汉武帝在其离宫别馆中曾大量种植。由于葡萄的输入，也导致葡萄酒在中原内地流行起来 。从西域输入的植物品种极多，除上述苜蓿、葡萄、石榴外，还有胡麻（芝麻）、胡桃（核桃）、胡瓜（黄瓜）胡豆（蚕豆）、胡荽（香菜）、胡蒜（大蒜）、酒杯藤、黄蓝等等。由于一些新品种具有多种用途，很快便成了汉朝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如葡萄既可食又可酿酒；苜蓿不仅充作饲料，也可作绿肥原料，其嫩苗又作蔬菜，内实可酿酒，石榴果实可解渴，更可造酒入药，杀虫治病；胡桃可食也可榨油。这些植物新品种的输入不但丰富了汉代的经济生活，而且对中国古代的农牧业、工艺制造及医疗等方面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输入这些植物品种时，汉王朝均采取了十分积极主动的态度，对此，美国东方学家劳费尔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中国人的经济政策有远大眼光，采纳许多有用的外国植物以为己用，并把它们并入自己完整的农业体系中去，这是值得钦佩的。中国人是熟思、通达事理、心胸开豁的民族，向来乐于接受外人所能提供的好事物。在植物经济方面，他们是世界上最前列的权威，中国有另一独特之处：宇宙间一切有用的植物，在那里都有栽培。”一切有用的都要为我所用，充分反映了汉王朝谦虚和开放的气度。
除植物和珍禽异兽外，西方的其它物品也通过丝绸之路不断输入中国，如大秦（罗马）的珊瑚、海西布、水银、虎珀，埃及的十色玻璃，中亚出产的玛瑙、水晶，南亚和印度出产的金刚石、玳瑁、珠贝、琉璃等。这些外来物产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虽属奇珍异物，而且也仅限于上层人士享用，但是它们毕竟丰富了人们的知识，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展示了在中国以外 那广阔而神秘世界的部分内容。
文化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也只有双向进行的交流才是健康的、正常的交流。秦汉时期在大量引进域外文明的同时，中国文明的向外传播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在秦汉以前，中国文明的向外传播多是盲目的、不自觉的，因而其影响范围相当有限，仅及与周边地区。而秦汉时期中原文化的传播则远远超过了周边范围。史载，汉王朝的使者曾到达过安息（伊朗）、犁轩（古罗马）、身毒（印度）、奄蔡（今黑海东北）、条支（今波斯湾西北）等地，他们在扩大汉王朝影响的同时，自然也将中华文明传播到了抓瞎地方。实际上，从考古发现看，秦汉王朝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传播及影响已大大超过上述范围。秦汉时期向域外传播的诸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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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对西方世界影响最大的，当数丝绸、钢铁、冶铸和水利技术等。据希腊古代学者希罗多德记载：希腊人早就知道以产丝著称的中国。但是丝绸大量输入西方则是秦汉时期。20世纪初以来，各国考古工作者在这条路上发现了相当数量的丝绸即证明了当年丝绸贸易的兴盛。而在新疆罗布泊地区出土的一件汉锦，其上“登高明望四海”的文字，则充分展示了汉王朝面对世界的恢廓胸襟和无比自信的气势。
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冶炼术也在秦汉时期远传到了西方，有关记载表明，安息帕提亚王国马尔基纳地区的首府木鹿，曾是中国优质钢铁的集散地，并以“木鹿兵器（margiana）”文明于世。所谓“木鹿兵器”就是用中国优质钢铁制造的刀剑等兵器，其犀利无比，主要供安息骑兵使用。在罗马，中国的铁器与丝绸同享盛名。如公元1世纪的老普林尼在《自然史》中写道：“在各种铁中，赛里斯（即中国）铁名列前茅，赛里斯人在出口衣料和皮货的同时也出口铁。”这说明铁器已传至罗马并因质量精良而享有极高的声誉。从非洲东部苏丹境内的古都麦洛埃遗址出土的汉式三足铁鼎可以看出，中国汉代的冶铁术和炼丹术可能已传入罗马统治下的非洲地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商人也在东汉时期首次踏上了非洲的土地。
除冶铁术外，汉代的水利灌溉技术也西传到了中亚地区。井渠技术本是汉武帝时期陕西关中地区开渠灌溉农田时，因土质疏松易于崩塌而发明的一种技术。即从接近水源的地方挖一条暗渠，每隔一定的距离，打一个通往地下的竖井，从井中吸水灌溉农田。这一技术是随着汉代在西域的军事行动和屯田活动而传入中亚等地的。据《汉书•李广利传》记载：公元前103年，李广利奉汉武帝之命远征大宛，“宛城中无井，吸城外流水”，于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以空其城“，而”宛城中新得汉人知穿井“，帮助解决了饮水问题。所谓汉人即来自内地的汉人。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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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入中亚的可靠例证。另外，中国的一些植物如桃。梨、漆树等也传到了西方，它们与丝绸、冶铁术等一起，共同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秦汉时代文明的发展，其影响之大是不可胜数的，仅从直至今日世界上不少国家仍程中国为China，即“秦”的音译，以及把中国笼统地称为“汉人”，即可知道中国古代文明在秦汉时期对世界影响之深、传播之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随着中西交流的发展，汉代的地理学也增加了不少新的知识。汉以前，中国人所知道的世界，几乎仅限于中国本土。当时对塔里木盆地西域诸国的情况，还是非常模糊的；对于日本列岛，则认为是可望不可及的神域；对更为遥远的罗马等西方国家，就更无所知了。总之，汉以前的中国人，一直以为自己居于世界的中心，因此把自己居住的地方成为中国，把自己的国家称为中国，认为自己的四邻都是落后的蛮夷。到了汉代尤其是张骞通西域后，中国的政治使节和商人，先后跨入了中国本土以外的遥远世界，他们在带回大量“殊方异物”的同时，也带回了许多关于异国风土人情的记录，这样就大大增加了中国人的地理知识，改变了中国古代所谓“天下”的观念，使他们认识到了中国既非天下的中心，更非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国家。这在东汉时期中国人称罗马帝国为大秦一事中表现得最清楚，根据《后汉书》的记载，用此名称呼罗马，表明汉代人已经意识到罗马的人民和文化可与中国相提并论。这一点对于汉代乃至整个古代中国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世界历史的发展表明，任何一个国家获民族都是在不断地吸收外来因素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如果一个国家或民族固步自封、盲目排外，那么他的文明发展就会停滞乃至灭亡。秦汉时期，由于国家的统一，丝绸之路的开通以及统治阶级强烈的开放意识，饰玉外许多有益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被大规模地吸收引进，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巨，不但堪称中国历史之最，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大量域外文明的传入在极大地吩咐秦汉文民的同时，也给秦汉文民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营养。中华文明之所以会在秦汉时期得到突飞猛进地发展并雄踞世界之巅，大规模吸收外来文明当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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