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权威有效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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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权威有效的成因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发轫于西周，确立于秦汉，至隋唐臻于完备，历经变革延续至晚清，可谓源远流长。监察制度对我国古代国家治理十分重要，纲纪之整肃、吏治之维护、政治污弊之涤荡多有赖于此，是公正、有效之政治法律秩序得以实现的保障。
从御史与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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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之间关系来理解，我国古代监察制度体系演变主要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秦汉时期形成了御史与谏官并存的复合性监察制度体系；隋唐时期御史与谏官相辅相成，复合性监察制度体系臻于完备；宋以后谏官制度逐渐衰微，及至明清时期形成了以御史与谏官制度合一的、以督察院为主体的单一监察制度体系。
从复合性制度体系到单一性体系的演变，不仅是制度性的改变，更是监察制度理念的蜕变，从此种蜕变中后人可以深切体会到古代监察制度的君主工具性价值和天下整体性价值的整合与分裂。

监察官独立行使职权，足以震慑权贵

无论是复合性体系，还是单一性体系，监察制度的权威性均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监察权本于天道，又以现实法律(惯例)为其依据，体现了天下整体性价值，具有最高权力的属性。监察制度延续了“史官”的历史传统，御史为“史官”之一种，谏官中的给事中也多兼任“起居注”(记事史官)。秦统一后所建立的监察制度，虽然历经改造，但是监察官仍以天下治道作为最高职务原则，以报效社稷为己任。监察官对上级负责，对君主负责，更要对天下黎民和国家社稷的整体利益负责；不仅对现实负责，还要对历史负责。监察官依据法律行使职权，无所恣意，亦无所屈从，被其监察的高官显贵不能凌驾于其上，纵然君主也不能干涉其对具体事件的处理。中国古代的盛世善治，大多是监察制度运行最好的时代，例如唐朝初年的“贞观之治”，得益于君主奉法而治，监察官严明职守，正如《通典·职官六》中所称：“自贞观初，以法理天下，尤重宪官，故御史复为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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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唐太宗曾盛赞著名谏臣魏征：“卿所陈谏，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
其二，复合性的体系设计，御史与谏官相互配合，中央与地方一体，监察制度覆盖所有的权力领域。御史职掌监劾臣僚，是上对下的监察；谏官职掌匡正君主违失、封驳失当政令，是下对上的监察。御史与谏官上下相对、相辅相成，既可以构成监察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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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把君臣之权全部纳于监察体系之中。中国古代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一体的监察体系，历代都极为重视监察御史，对朝官、京官的监察与对地方官的监察都由独立而统一的机构来行使，各个地域的权力都在统一的监控之下。
其三，监察官独立行使职权的方式，使之具有超越于被监察者的权威性，足以震慑权贵。御史和谏官大多是服务君主的近侍，逐渐发展成为职事官，保留了侍从君主左右或奏章直达君主的特权。他们在监察朝官、京官或是巡察地方时，均为君主的代表，其官品虽低却独立行使职权，直接对君主负责。御史在行使纠弹权力时，奏章可以直达君主；对于重大事项，可以晋见君主，面陈奏章。为避免职务干涉，御史甚至可以绕过御史大夫等御史台长官，直呈君主。御史台长官都在御史的监察范围内。御史为保护举报人，避免被纠举人以权势威胁举报人，甚至可以“风闻奏事”，其权威性足以纠察官邪、肃正纲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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