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甲午日本汉诗选录》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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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为甲午战争一百二十年，中日双方都举办了各种学术活动，出版了很多书籍、论文、电影与电视剧，其中也不乏稀见的揭密史料，引人关注。这段时间笔者与各位编者正在日任教、留学，感到两国立场虽有不同，但有一些史料却都被忽略了。其中最让我们关注的就是战争前后在日本出现的大量的汉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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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签订处下关市的春帆楼，在翻检参战者留存的文稿以及当时各类报刊汉诗文后，感慨甚多。日本史家多以此事作为明治维新成功的标志，并视此为日本现代国民意识崛起的一个动源，下关各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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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甲午战争（日清战争）遗迹多存有明治人物的颂碑。于中国而言，甲午战争是近代国耻之极，战争的结果充分暴露了专制王朝的腐朽与无能，直接催生了近代民主革命的兴起。战争之初，无论是海上舰队还是岸基炮群，清朝实力并不在日军之下，很多军官与日军一样都曾在英国受过训，总体财力也在日本之上，但结果却出人意料，海陆全败，多年经营的洋务军备也丧失殆尽。战前七年(1886年)，李鸿章派北洋舰队定远号、镇远号到长崎炫示武力，然而愚昧的自大、涣散的军纪，既暴露自身的落后，又激起了日本人奋起直追的疯狂。长崎事件后，日本上至天皇下到商贩，全民捐款造舰，仅用了六年，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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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吨位就赶超了北洋舰队，而且新购之舰性能多是后来居上。而在这一段时间里，无论有识者如何呼吁，清廷不仅未加一首新舰，而且还削减海军经费，连正常训练都难保证，多年未发一炮。很多待在现代军舰上的官兵，无现代科技观念，设备管理失序，临战全无章法。结果旅顺港最现代的岸防炮反被日军夺得用来炮击刘公岛的北洋舰队，远东最大的战舰定远号自爆，镇远号还被日军掳去。甲午完败的结局表明政治体制的顽疾，不是坚船利炮能够解决的，腐朽的制度才是国防最弱的地方。师夷之长，如果只取形式上的枪炮之长是无法制夷的。中日两国在向近代文明转型过程中产生的碰撞即体现这一点。而这一点在当时日本汉诗文中多有所表现，虽然，这些汉诗文多有蔑清之论，体现了窥视者因发现猎食对象弱点后产生的自信与贪婪，但也从另一层面暴露了清廷政治的落后，这对于我们总结这一段历史也是有参考意义的。因此，我们在清理这部分文献时，虽多有国殇之痛与被辱之愤，但也时时太息扼腕。如在这些诗中有多首吊悼丁汝昌的诗，其不惜一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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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节的壮志感染了对手，使他们对这一败军之将多存敬意。但是，其时清廷上下却将战败全部归罪于这位前方将领，并由光绪帝下旨“籍没家产”，不许下葬。两下对照，反差甚大。揭开伤疤确让人痛，但可让人深度了解致伤的原因，总结教训。
十九世纪末，随着西人殖民扩张的加大，中日两国都被推到了近代化门口，由于两国所走道路不同，近代化的步伐不一，结果大异。中国的渐进式变化终被日本突变式的发展超越，东亚政治版图与文化地位也随之发生转变。在输入中国文化一千多年后，儒家化社会意识在日本已本土化了，明治政治人物多以儒家“修齐治平”的理念来推动日本近代化的转制，在其成功之后，又以华夷之辨来诠解西方的文明进化论。自明清易代之后，日本对清廷就存有轻蔑之意，视其为夷狄胡虏，这一时期，物质文明优势使其更加放大了这一意识，进而反客为主，以文明中心自居，为其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进行包装。在这些汉诗中，多赤祼祼地表现了这一侵略意识，同时它们也表明，随着“中华帝国”在东亚中心地位的沦落，对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化的诠释也出现了多样化的走向。这一时期的东亚，出现了一种复杂的现象，一方面，借助现代交通与传媒工具，中、日、韩三国文人的交往与交流空前频繁，日本学人对中国文化开始有了抵近观察与体验的机会；另一方面，侵略与反抗的矛盾也有了从未有过的激烈，对某些日本文人来说，陶然于学与侵占经略之心是并存的。这种因战事而生的文化交流，其复杂性尚有待于文化学者的近一步研究，仅贴上“友好”或“侵略”的标签，实失之简单化。从这一角度看，今天，将之搜辑整理出来方便研究者使用，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可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文化运转的一个具体史实，可避免因强调某一方面的因素，脱离历史背景而误解了相关文献。
早在2006年笔者即有编纂这类资料的想法，累年难成，幸遇志趣相投的一批好学之士，终得以成。这是一次愉快而有效的合作，录下拙诗《留别九大留学诸君》一诗以资记忆：
鸿飞萍聚人生事，心印相通万里思。最忆春帆登览处，难忘秋瑾痛伤诗。东洋卅载风涛谷，吾土三朝腐俗池。血火未消师弟转，发袍初革上下疑。喊呐开悟医民性，神女惊知铸血辞。逐汉千年朝夕速，超倭十纪卯寅迟。西乡面壁身残日，庆应习兰衣冷时。南海老狂多暮气，少年中国望君持。
注：
春帆楼，在山口县下关市，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于此处议订《马关条约》。藩县改制前此地属长洲藩，幕末维新之杰如高杉晋作、木户孝永、山县有朋、陆奥宗光、伊藤博文等多出于此。1865年，二十四岁的高杉晋作于此举兵，开倒幕之序。此地维新遗迹甚多，“日清议和处”即是其中之一，“李鸿章登岸”、“李鸿章宿馆”、“李鸿章受伤”、“李鸿章小路”皆设路牌昭示，楼内外多有日本名流题诗碑迹。
三朝，指清咸丰、同治、光绪三朝。
西乡、庆应，分指西乡隆盛、福泽谕吉，前者因斗武而臂残，后者创建庆应义塾大学，少时多贫。
兰，江户时代日本称西学为兰学，指荷兰人传来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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