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关于“秙”字的一点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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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关于“秙”字的一点补充

(首发)
小文《〈上博五·鲍叔牙与隰朋之谏〉简3“秙”字试说》发到“简帛网”后，[1]得到刘信芳先生指正，[2]获益匪浅。刘先生认为“秙”可读作“酤”，我们觉得是一种非常好的意见。不过由于拙文过于简陋，有不少地方没能进行论证说明，从而导致了一些误会，所以特此做一点补充。
一、关于刘先生所驳
刘先生将此字读作“酤”，无论从音还是从义放到原文都讲得通，所以我们没什么反对意见，只是刘先生在谈及我们的看法时可能有些误解，所以我们想作一点解释。刘先生在文中说：
范常喜先生对该字有正确的字形分析，不过他说：“在简文中可读作‘苦’。‘苦’在文献中常用来形容器物及其它物品或者技能的粗劣，不够份量，有时也作‘盬’。”这一解释恐怕有问题，简文在“毋内钱器”与“如，加之以敬”之间，有“牺牲珪璧必全”之语，为何要将意思相连的语句拆开？难以得到合理的说明。而且依彭浩与范常喜先生的解释，既读“毋内钱器”为“毋内残器”，又何须言及粗劣之器？倘若分析为王室祭器有苦器，故申戒之，恐无此理。
刘先生驳论的主要着眼点在于我们用“苦”来解释“器”，与“毋内残器”相重复，事实上我们的意见并非如此。小文中是这样说的：
将A读作“苦”，表示粗劣义，放之简文和铭文中似乎均可读通。简文云：“牺牲珪璧必全，如苦，加之以敬。”其大意似为“牺牲珪璧一定要齐全，如有粗劣不好的，则恭敬地再添加上好的。”
可见，我们认为“苦”是用来形容“牺牲珪璧”的，而并非刘先生所说用来修饰“器”。小文行文过于简浅，从而造成刘先生的误会，这是应该向刘先生致歉的。
二、关于郾客铜量铭文
小文由于重点讨论简文，故未能对所涉郾客铜量铭文中的相关难字作进一步说明，为了更好地说明简文上的“秙”字，我们特此也将对铜量铭文的一些理解稍作补述。因为在小文中将铭文中的两个难字分别信从了何琳仪、冯胜君先生之说，所以重点对此作些补充。
郾客铜量，1984年8月得之于长沙涂家冲废铜仓库中，铜量作圆筒形，平底有鋬，是战国楚量器，容量为2300毫升。铜量铭文凡6行59字（其中合文3）。[3]铭文倒数第二字作（以下用B代替）。此字有释“秋”、“和”、“告”诸说。[4]因当时未能识出下部所从的“古”形，所以上述诸说可能都不够准确。铭文云：“铸廿金，以賹秙。”对于其中的“”字，何琳仪先生认为：“”从“龙”省声，读作笼或筩。《方言》卷五：“箸筩，陈、楚、宋、魏之间谓之筲，或谓之籯。自关而西谓之桶楤。”郭璞注：“今俗亦呼小笼为桶檧。”《太平御览》七六○引《方言》：“桶音笼。”[5]铜量作圆筒形与此正合，所以汤余惠、刘彬徽等先生均从之。[6]
，又见于《上博二·缁衣》第15号简，在简文中读作“爵”。冯胜君先生认为此字就是郢大府量铭文中的器物名“”字的异体。二字均从少得声，例可通假。[7]
郢大府量于1976年安徽凤台出土，器形同于郾客铜量，只是容量为1110毫升，约为前郾客铜量的二分之一，器腹外壁有铭文六字，残泐一字，作“郢大府之□”，另外器底一字作“少”。[8]裘锡圭先生指出：“”即“筲”字之异体，“筲”亦作 “”和“”，本是一种盛饭之器的名称，由于这种器物一般有固定的容量，所以也可以用作量器的名称。《说文》：“，筥也，受五升，从竹稍声。秦谓筥曰。”“，陈留谓饭帚曰。从竹捎声。一曰饭器，容五升。一曰宋魏谓箸筩为。”而“”恰好为容五升的圆筒形器，与《说文》的描述吻合。[9]
李零先生同意裘先生读作“筲”，但认为可能与五升之饭筥没有关系。筲是箸筩的方言异名，这种异名流行于陈、楚、宋、魏一带，是一种盛放筷子的竹筒。《方言》卷五：“箸筩，陈、楚、宋、魏之间谓之筲，或谓之籯。自关而西谓之桶楤。”这件器物恰好作圆筒状，应当就是仿竹器“箸筒”而作。[10]
事实上“筲”、“”、“”从词汇学的角度来看，其共同的词源义当为“圆筒形器”。圆形的箸筒称“筲”、“”，所以《方言》卷五云：“箸筩，陈、楚、宋、魏之间谓之筲。”《说文》云：“，宋魏谓箸筩为。”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遣册第65号简：朼箸筲一[枚]。整理者注：随葬一竹筒，内盛木匙和箸。[11]正同这种记载相合。
圆形的竹制饭器也可以称“筲”、“”，所以《说文》云：“，筥也，受五升，从竹稍声。秦谓筥曰。”《方言》卷十三云:“,南楚谓之筲,赵魏之郊谓之去。”郭璞注:“，盛饼筥也。”钱绎笺疏：“筥与同。”《诗·召南·采苹》：“维筐及筥”。毛传:“方曰筐,圆曰筥。”
如此以来，圆筒形的量器自然也可称作“筲”，所以裘锡圭、李零两位先生的看法无疑都是正确的。郢大府量自名作“”，此字从竹少声，可能即是表示竹制圆筒状器的专用字，郢大府量只是借来一用。郾客铜量中的，上博简《缁衣》中读作“爵”，可证此字从斗少声。“斗”是古人的常用量器，如《庄子·胠箧》：“掊斗折衡，而民不争。”从斗少声的“”字用在铜量中，可能即是楚人为量器名所造的一个专用字。
前文已经提到，郢大府量容量是1110毫升，刚好是郾客铜量的一半，郾客铜量自名为“（筩）”，而郢大府量自名为“”，由此我们猜测“”可能是楚地1110毫升圆筒形量器的名称，而“（筩）”则可能是2300毫升圆筒形量器的名称，由于两者容量一大一小，外部形状相同，所以名称的意思也相近。人们对外物命名是有规律的，李海霞先生曾对汉语中的动物命名取象作过统计研究，她发现在动物命名选择中，体现着视觉优先的原则，占到了所有命名因素的80.6%，而在视觉取象中又体现着形体优先的原则，占到40.4%。[12]两种量器的名字均取自其“圆筒状”外形，意思相近，这正与“形体优先”命名原则相一致。更有意思的是当今北方话中仍有不少地方把“桶”称作“筲”，如：周立波《暴风骤雨》第一部五：“他担了满满的两筲水，往道北走，萧队长跟他并排地走着。”王安友《协作》五：“有的推着小车，有的担着筲桶，浩浩荡荡，扯南到北，摆了将近半里地长。”[13]可见“桶”、“筲”二词自古及今都是一对近义词，只是义项各有所发展而已。
郾客铜量铭文云：“铸廿金，以賹秙。”其中“賹”字可读作“益”，“益”的常用义为增加。如《易·谦》：“天道亏盈而益谦。”孔颖达疏：“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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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满而增益谦退。”《国语·周语下》：“﹝郄氏﹞有是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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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还是倾向于把简文中的“秙”读如“苦”，义为“粗劣”，同时也认为彭浩先生将简文前面的“毋入钱器”中的“钱”读如“残”比较合适。
刚才拜读到网上陈伟先生大作，陈先生认为此段简文当读作“牺牲珪璧，必全如胡；加之以敬。”并指出“如”有连词用法，表示并列关系，如同“与”、“及”。“必全如胡”，是要求牺牲圭璧完整、丰大。此外，“全”读为“牷”，专指对牺牲的要求；“胡”专指对圭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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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亦通。[14]
我们查了一下《经传释词》，发现所举“如”字表示“与”、“及”义的例句，“如”字前后连接的成分为名词、数词或动宾短语，无一例形容词。[15]此外，就目前所见楚简文字材料（包括曾侯乙简）中，“女（如）”字用作连词共计16例，而且均为假设连词，表示“如果”义，无一作并列连词者。[16]而简文中“必全如胡”中，据陈伟先生所理解，“而”是用作并列连词连接“全”和“胡”两个形容词，这同其他文献用例及楚简文字实际不合，所以我们对陈先生这一观点还是表示些许怀疑。
附　　录[17]
　　　　　　　
郾客铜量　　　　　　　　　　　　　　　　　郢大府量
（编者按：[1]范常喜《〈上博五·鲍叔牙与隰朋之谏〉简3“秙”字试说》，简帛网（http://www.bsm.org.cn/），2006年3月2日。
[2]刘信芳《“钱器”补说》，简帛网（http://www.bsm.org.cn/　），2006年3月3日。
[3]参见周世荣《楚郾客铜量铭文试释》，载《江汉考古》1987年2期；李零《楚燕客铜量铭文补释》，载《江汉考古》1988年4期。
[4]参见周世荣《楚郾客铜量铭文试释》，载《江汉考古》1987年2期；何琳仪《长沙铜量铭文补释》，载《江汉考古》1988年4期；李零《楚燕客铜量铭文补释》，载《江汉考古》1988年4期；汤余惠《战国铭文选》，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9页。
[5]参见何琳仪《长沙铜量铭文补释》，载《江汉考古》1988年4期；又《战国古文字典》，中华书局1998年，第428页。
[6]参见汤余惠《战国铭文选》，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9页；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1995年，第349页。此外，此字异体见于古玺“（《玺汇》0324）”、“（《玺汇》2226、3327）”，此字皆缀于“廪”字之后，据李家浩先生考证，这几方古玺当是魏国之物，并结合郾客铜量认为这些古玺当是廪所属的陶器等作坊用来打印所制的量器。不过李先生在“附记”中认为此字当是“俞”的异体，似不可信。参见李家浩《战国官印考释三篇》，载《出土文献研究》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6－21页。（按：此文蒙田炜兄提示，特此致谢！）我们怀疑这几方魏玺中“廪”字后所缀之字也当从何琳仪先生读作“筩”，当时魏国与楚国毗邻，语言接触影响较多，量器中出现相同的名字，当属可能。
[7]参见冯胜君《读上博简〈缁衣〉札记二则》，载《上博简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452－453页；又《郭店、上博以及今本〈缁衣〉对比研究》，见《论郭店简〈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语丛〉一～三以及上博简〈缁衣〉为具有齐系文字特点的抄本》，北京大学2004年9月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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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后工作报告，第267页。此字释家众多，可参见何琳仪《长沙铜量铭文补释》，载《江汉考古》1988年4期；李零《楚燕客铜量铭文补释》，载《江汉考古》1988年4期；陈伟《上博、郭店二本〈缁衣〉对读》，载《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422页；李家浩《包山二六六号简所记木器研究》，载《国学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38一540页，又《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刘彬徽《读上博楚简小识》，载《考古与文物》2003年4期。
[8]参见《文物》1978年5期；又国家计量总局、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主编《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55页。
[9]裘锡圭《关于郢太府铜量》，载《文物》1978年12期。又《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第490页。
[10]参见李零《楚国铜器铭文编年汇释》，载《古文字研究》第13辑，，中华书局1986年，第386页。
[11]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赴纪南城开门办学小分队《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遣册考释》，载《文物》1976年10期。
[12]参见李海霞《汉语动物命名研究》，巴蜀书社2002年，第106页。
[13]转引自罗竹风《汉语大词典》第8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5年，第1171页。
[14]陈伟《〈鲍叔牙与隰朋之谏〉零识（续）》，简帛网（http://www.bsm.org.cn/），2006年3月5日。
[15]王引之《经传释词》，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7页。
[16]此处数据承蒙李明晓兄惠赐，特此致谢！明晓兄正在撰写《楚简语法研究》的博士论文。
[17]分别参见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1995年，第462页；国家计量总局、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主编《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55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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