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戰國楚竹書《彭祖》考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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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戰國楚竹書《彭祖》考論（二）

四、由《彭祖》之思想特徵論其學派歸屬
陳斯鵬先生以為竹書《彭祖》乃先秦道家佚籍，趙炳清及魏啟鵬二位先生以此篇為稷下黃老道家之作品。[106]周鳳五師則指出，全篇內容夾雜儒、道，篇中“心白身懌”一語和《管子‧白心》及《莊子‧天下》所述宋銒一派有關，不妨假設其為稷下學派的產物。[107]今試從竹書的思想特徵，具論楚竹書《彭祖》所屬學派。
若將楚竹書《彭祖》所述思想放在學術史的發展軌跡中觀察，不難看出此篇的時代及學派歸屬。竹書之思想可歸納為以下八項要點：
1.以天地人之關係若經緯、表裡，不能偏廢，但仍強調天道。周鳳五師指出：本篇“主張似以儒家思想為主。但從彭祖、耇老二人問答的過程來考察，彭祖所欲闡述的顯然是‘天道’而非‘人道’。因此，本篇雖以儒家思想為主，但不排斥道家，甚至有‘揚道抑儒’的傾向。”[108]
2.論君王應無為。簡文云：“倍者倍矣，多務者多憂，賊者自賊也。”即《老子》所謂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3.強調處世之敬慎謙恭，如簡文云“毖于禘嘗”、“戒之毋驕”、“慎終保勞”、“ 勿勿之謀不可行”，篇中借彭祖之口反覆申告遠尤、遠禍、遠咎以及篇末“一命二俯”一段所論，皆有此意。先秦儒、道二家咸主張處世應敬慎謙恭，《老子》尤其重視這點，如云：“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若冰之將釋。”“富貴而驕，自遺其咎。”“民之從事，常于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由上述三點可以確定竹書的思想基調為道家，當為服膺老子學說者所作。
4.倡導等級名分乃人之綱紀，必須遵守，即簡文“〔君臣夫婦〕，父子兄弟，五紀畢周，雖貧必攸；五紀不正，雖富必失。”白奚先生指出，道家老、莊一派主張平等，並不特別強調倫理名分，稷下道家則頗以等級名分乃天經地義，必須遵守，如馬王堆帛書《經法》、《稱》認為遵守名分謂之順，違背名分謂之逆，對逆順之道極為重視，並作了大量的闡述，如“五逆”、“六逆”、“六順”、“六危”等。《經法‧大分》云：“凡觀國，有六逆：其子父，其臣主，雖強大不王。……主兩則失其明，男女爭威，國有亂兵，此謂亡國。”《稱》：“臣有兩位者，其國必危。”“子有兩位者，家必亂。”[109]由此可推論《彭祖》“五紀”之說乃援儒入道，作者與稷下道家有關。
5.反對尚賢。簡文說“毋倚賢”， 疑稷下道家揚棄人治而尚法治之說。《莊子‧天下》稱稷下學者田駢、慎到“笑天下之尚賢”。尚法而不尚賢，乃黃老之學的發展，所以《荀子‧解蔽》稱“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110]
6.重視“心”之認識功能，並涉及如何排除外在干擾，恢復心的本然狀態，如簡文“執心不芒”與“遠慮用素，心白身懌”呼應[111]，皆欲人守心不昧，拋棄智巧而純任本心。“白”可引伸為“空素之意”。[112]《說文》：“素，白致繒也。”即本色未染之生帛，引伸為事物之本然，如《莊子‧刻意》：“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白奚先生指出，把作為認識主體的“心”當作特定的對象來考察，標志著哲學認識的深化。戰國中期前的《論語》、《老子》、《墨子》雖用“心”字，但都不是獨立的哲學概念，要到戰國中後期，莊、管、孟、荀等書均把“心”引入認識論，“心”才成為重要的哲學概念。在認識論關注的重點上，春秋末期到戰國早期，學者關心的是知識的來源及求知的途徑等問題，戰國中期後，則著重探討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妨礙正確認識的因素是什麼，二是“心”處於什麼狀態才能獲得正確認識。關於後者，戰國中期之後的大部分學者都認為是主觀的偏見和成見造成自我中心，導致認識上的偏差。[113]宋銒提出“別宥”、“白心”之說，深化了這方面的討論。[114]《莊子‧天下》云：“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苛〉[115]於人，不忮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116]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別宥即去囿，謂人心有所拘囿，當辨而去之也。[117]《呂氏春秋‧去宥》、《去尤》兩篇為宋鈃學派遺說[118]，《去宥》云：“凡人必別宥然後知，別宥則能全其天矣。”凡此皆欲去除人心囿限，達到“白心”[119]之目的，而與簡文“遠慮用素，心白身懌”意旨相通。周鳳五先生指出簡文“心白”一語與宋子一派有關，可謂隻眼獨具。戰國晚期的荀子、韓非子雖然極力反對宋鈃“情欲寡淺”及“見侮不辱”之說，但皆吸收並發展宋子“別宥”之理論，荀子所謂“蔽”，韓非所謂“前識”皆為人心之囿。莊子學派雖欲破“成心”，其“唯道集虛”、“虛室生白”之說顯受宋子影響[120]，但卻更強調“在宥”，在者，存也。蓋以“去宥”之“去”猶有分別之心，至若“在宥”則不去不別，純任自然。《莊子‧在宥》謂：“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聰明，吐（黜）[121]爾聰明，倫與物忘[122]；大同乎涬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其“解心釋神”之境界又較“心白身懌”超脫。《逍遙遊》論宋子云：“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能）[123]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124]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是莊子欲超越宋鈃“別宥”、“白心”之說，而達於無待之逍遙。
7.認為少欲乃人之本性，反對過度的行為與要求。此牽涉到簡文“泰盈之愆，難以遣欲”的理解問題。“遣”當依《說文》訓為“縱”，即放走、打發走之意。簡文是說泰奢、盈滿這些過度行為與要求，會使人誤以己之欲為多，而難以打發這些多餘的貪欲，成為人心之囿限。這種理解若成立，則二語隱含人之情欲寡而不欲多的假設，正合於文獻中所述宋鈃學說。宋子欲破除人心之囿限主要指兩方面，其一即人自以為本性多欲。《莊子‧天下》謂宋鈃“以情欲寡淺為內”，又引其言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荀子‧正論》：“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為欲多，是過也。’故率其群徒，辨其談說，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欲之寡也。”先秦諸子多主張在合理範圍內節制欲望，惟宋鈃認為人的本性欲寡而不欲多。從這種觀點出發，只要恢復人的自然本性，就沒有貪欲，自然也就不需節欲。[125]荀子批評他“有見於少，無見於多”（見《天論》）“蔽於欲而不知得”（見《解蔽》），皆針對此而言。《孟子‧盡心下》：“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孟子雖未必同意宋鈃情欲寡淺之假設，但其“養心莫善於寡欲” 一語在修養論上頗與宋子相通。[126]
8.反對爭鬬攻戰，即篇末所云“毋尚鬬”。前文論宋鈃所欲破人心之囿，在內即自以為本性欲多，在外則為榮辱。榮辱之囿既破，則可寢兵無鬬。《莊子‧逍遙遊》謂宋子“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天下》謂其“ 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禁攻寢兵為外”。《荀子‧正論》亦引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鬬。人皆以見侮為辱，故鬬也；知見侮之為不辱，則不鬬矣。”《韓非子‧顯學》云：“宋榮子之議，設不鬬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為寬而禮之。”《孟子‧告子下》並載宋子欲游說秦、楚罷兵，以行動實踐其反鬬寢兵之主張。
由以上的討論，可以確定《彭祖》一篇為宋鈃一派遺著。《漢書‧藝文志》小說家“《宋子》十八篇”，班固自注云：“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此書久佚，馬國翰有輯本，但僅錄《莊子‧天下》評述宋銒、尹文學說一段，並附《孟子‧告子》宋牼遇孟子章及《荀子‧非十二子》、《韓非‧顯學》對宋子之批評，皆為第二手之評論或引述資料。[127]宋子名列稷下先生，受稷下道家影響頗深，是以荀子謂“其言黃老意”。從《莊子‧天下》所述宋鈃學說及楚竹書《彭祖》看，涉及養生者極少，蓋宋子一派有取於老學者獨多，錢穆先生已透過文獻所述宋子之說與《老子》互相印證[128]，此不贅言。
許多學者因宋銒主張節儉及非鬬，又因《荀子‧非十二子》將宋銒與墨翟合論，於是將之視為墨家支裔。此說最早見於《陶淵明集‧集聖賢群輔錄》，篇中以宋鉶與尹文為一派，相里勤與五侯子為一派，苦獲、已齒及鄧陵子為一派，是為“三墨”。 [129]清人俞正燮則以宋國君（指宋襄公）、臣皆倡兼愛、非攻，遂謂“兼愛、非攻，蓋宋人之蔽。……墨子實宋大夫，其後宋牼亦墨徒。欲止秦、楚之兵，言戰不利，有是君則有是臣。”[130]梁啟超承其緒，又綜合《韓非子‧顯學》“墨離為三”之說，將宋銒與尹文視為墨學第四派。[131]近世學人如錢基博、顧頡剛、蒙文通、高亨、錢穆、馮友蘭等皆主此說[132]，白奚先生更進一步詳論宋銒對墨家學說的繼承與發展。[133]按，孫詒讓《墨學傳授攷》曾辨宋、尹二人非墨家，其說云：
攷《莊子》本以宋銒、尹文別為一家，不云亦為墨氏之學。以所舉二人學術大略攷之，其崇儉、非鬬雖與墨氏相近，而師承迥異，乃強以充三墨之數（按，指《群輔錄》），而《韓非》所云相夫氏之墨者反置不取，不知果何據也？宋銒書《漢書‧藝文志》在小說家，云黃老意。尹文書在名家，今具存，其《大道上篇》云：“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又云：“是道治者，謂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則二人不治墨氏之術，有明證矣。”[134]
顧實先生並謂：“墨子之根本主義在儉，以用不足而倡節用之說也。宋銒之根本主義在恕，以心有囿而倡別囿之說也。《莊子》別其源流而分述之，殊勝於荀子之一切漫罵也。”[135]宋銒之學尚寬容[136]，具有融通各家之特色[137]，其言行雖受墨家影響，但從其整體思想觀之，將宋子歸為道家學者較符合實際。
又有部分學者以宋銒近墨，《荀子‧非十二子》中論墨、宋二家又有“大儉約而僈差等”之語，《莊子‧天下》又云宋、尹“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遂認為宋銒具有反對等級名分的平等思想。[138]此說若成立，則楚竹書《彭祖》“五紀畢周”一語正與宋銒思想違異，不得不辨。按，《非十二子》云：“不知一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墨翟、宋銒也。”古人行文有輕重之別，此段雖墨、宋合論，但重點在墨（此猶《天下》宋、尹合論，重點在宋[139]），於宋銒之批評似僅在“上功用”及“大儉約”二點。宋銒欲以不利說秦、楚休兵，而孟子非之（見《孟子‧告子下》），頗有墨家精神。實則宋子倡“禁攻寢兵”與墨子之“非攻”，表面雖同，但論旨有異。墨子反對戰爭的理由在於其不利、不義，仍主“義兵”（此與儒家無異），非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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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可盡去；宋銒則更言“見侮不辱”、人情本不欲多，以絕爭心之萌。[140]至於宋子之儉約，乃“情欲寡淺”的自然結果，其說實為老子“見素抱樸，少私寡欲”、“少則得，多則惑”、“儉故能廣”諸說之進一步發展[141]，與墨子“節用”、“節葬”內涵亦不同。對於《天下》所謂“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前人或引《釋文》“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表己心均平也。”為說，以為有“提倡人類生活平等之意”[142]。但顧實先生云：
《西山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水經‧渭水》注：“華山遠而望之，又若華狀。”故《釋文》云：“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表己心均平也。”然蓋以示其岸然道貌，不物於物。《大宗師篇》曰：“古之真人，其狀峨而不崩。”是其義也。故能接萬物，以別宥為始。”[143]
疑後說方得其真解。宋銒是否有“僈差等”之主張，可以從現存之尹子書中得到側面的了解。今本《尹文子》[144]中頗有維護倫理名分之主張，如云：“法有四呈……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君不可與臣業，臣不可侵君事，上下不相侵與，謂之名正，名正而法順也。”“ 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凡此均與竹書《彭祖》“五紀”之說意旨相通，又可知二者皆有取於儒家正名之說。《莊子‧天下》以尹文與宋銒合論，其言雖有輕重之分，但所言不虛。[145]
此外，楚竹書《彭祖》出現典型的儒家思想，如“五紀畢周”之重視名分倫理，又如“一命二俯”一段暗引正考父銘（見《左傳》昭公七年及《史記‧孔子世家》），也頗讓人懷疑此篇為儒家學者所作。前文已就“五紀”一項引馬王堆帛書《經法》、《稱》疏解，可以止疑；至於後者，可舉《莊子‧達生》為說。該篇亦引此銘，但從正、反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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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文作“正考父一命而傴，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墻而走，孰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儛，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簡文與之相較，語句整飭，且在“一命”、“二命” 等句下加以論斷之語。可見道家之寓言不獨依託儒家孔、顏，亦取其言而改造之。[146]戰國時期，因受政治大一統氛圍之影響，各家學說漸尚融合，儒、道兩大學派既對立又互相影響，著作難免印上他派之思想印記，且在部分論題上，二家並無異致。觀稷下道家《內業》側於《漢志‧諸子略》儒家類中，於此可思過半矣。[147]
本篇竹書從字體上看，應是楚國的文本[148]，宋銒一派學說在戰國中晚期盛行於楚，還有兩項旁證：一是《孟子‧告子下》載：“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搆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可知宋子曾入楚游說，然其說必定傳布於楚。《韓非子‧顯學》稱宋榮子“世主以為寬而禮之”，則為時主所重可知。二是《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荀子在齊時必定接觸過宋銒等人的學說，晚年居楚著書，更對宋子“見侮不辱”、“情欲寡淺”等說多所譏評。《荀子‧正論》云：“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率其群徒，辨其談說，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欲之寡。”“二三子之善於子宋子者，殆不若止之，將恐得傷其體也。”亦間接說明宋銒學說在楚地之流行。
五、論《彭祖》與《漢志》小說家之關聯
楚竹書《彭祖》之體製特色有二，一是假借上古聖君賢臣之對話鋪陳思想義理，此種手法即《莊子》所謂“寓言”、“藉外論之”，多見於道家、小說家之著作。先秦道家著作中，以《莊子》最擅長假託人物以寄理。此外，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卷前佚書《經》[149]中有多章假託黃帝君臣之對話論說君道[150]，而抄於帛書《老子》甲本卷後之《伊尹‧九主》則依託湯與伊尹暢談君王治國之正道及失誤。《漢書‧藝文志》所錄小說十五家之書雖皆不存，但從班固自注中，可知依託古人之作不少，如《伊尹說》、《鬻子說》、《師曠》、《務成子》、《天乙》、《黃帝說》等。《宋子》在《漢志》中入小說家[151]，前文以竹書《彭祖》為宋銒一派遺著，其依託人物之手法正與上述諸書同。
班固於《漢志》自注往往以言語淺薄、非古語或依託稱小說家書，顧實批評曰：“必文章爾雅，通一經之士不能曉，而後為古耶？則漢武、新莽優為之，此吾所以愈不能釋然於班氏之言也。”[152]愚以為班固所云“非古語”乃疑諸書非上古聖賢自著，或後人假借其名以作書，或依託人物問答鋪陳義理。值得注意的是，所論諸書之非古，重點在“依託”，此點頗可作為《漢志》小說家的特徵之一。[153]《漢志‧諸子略》九家所分標準俱為學說內容，小說家未有明顯學派特徵，若必謂有之，則為依託問答、匯聚雜說[154]，此既從形式著眼，則往往與其他諸家界限不清。[155]
從《漢志‧諸子略》之分類來看，道家有《伊尹》五十一篇、《鬻子》二十二篇及以黃帝題名者四種（《黃帝四經》四篇、《黃帝銘》六篇、《黃帝君臣》十篇、《雜黃帝》五十八篇）；與此對應，小說家有《伊尹說》二十七篇、《鬻子說》十九篇、《黃帝說》四十篇，篇數皆不能吻合，必非一書。[156]疑歸入道家之諸書可視為該派之經，小說家諸書則為對《伊尹》、《鬻子》、《黃帝》諸書等某些篇章的說解發揮，以其依託假借而失實、薈萃叢談而流於瑣碎，因此入於小說家。
《漢志》“小說”一類之成立當與諸子及漢代經師傳、說著作興盛之學術背景有關。先秦諸子著作中，《墨子》有《經》、《說》，《韓非子》則有《內儲說》、《外儲說》、《說林》。以《韓非子》為例，其“經”的部分首先概括指出所要說的事理，然後用“其說在某事”的簡單詞句，略舉傳說條目為證；“說”的部分則把經文中所舉的傳說條目逐一詳敘。值得注意的是，學者指為宋子學派著作的《呂覽‧去尤》、《去宥》兩篇猶留有此種經說分立的遺跡。顧頡剛先生云：“《呂氏春秋‧有始覽》有《去尤篇》，末云：‘解在乎齊人之欲得金也，及秦墨者之相妬也，皆有所乎尤也。’此兩事皆見《先識覽‧去宥篇》，一若《去宥》為《去尤》之傳者。”[157]
在戰國楚竹書中，也有不少屬於儒家之傳、說者，周鳳五師就曾指出，郭店竹書《忠信之道》、上博竹書《從政》、《昔者君老》與《論語》所記子張相關諸章關係密切，可以假設這些竹書是儒家後學傳習《論語》的記錄或《論語》原始材料的記載。[158]郭店的《語叢一》、《語叢二》及《語叢三》為短小語錄，其內容論性情、德行，與竹書《性自命出》、《五行》諸篇相表裡（《語叢三》亦有引述《論語‧述而》者[159]）。李零先生認為，其形式類似古代注解，蓋雜錄先儒之說，以備諸篇之“說”。[160]上博之《子羔》一篇，愚亦疑其為儒家學者研習《詩‧大雅‧生民》之傳。[161]
道家部分，上述《黃帝銘》、《黃帝君臣》、《雜黃帝》三書，從其名稱看，當屬於黃老學派的傳、說，其依附之對象可能即《漢志》之《黃帝四經》，以西漢前期學風尚黃老，其內容又不若小說家《黃帝說》淺薄，故未入小說家。馬王堆帛書《經》篇之《觀》、《五正》、《果童》、《正亂》、《姓爭》、《成法》、《順道》諸章假借黃帝與其臣力黑、閹冉、果童之問對為說，疑此篇當非近世學者所盛稱之《黃帝四經》佚篇[162]，而為《黃帝君臣》或《黃帝說》之屬。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七章中有五章與力黑有關，而力黑即“力牧”[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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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志》道家類有《力牧》二十二篇，班固自注：“六國時作，託之力牧。力牧，黃帝相。”亦與《黃帝君臣》同類，頗疑帛書《經》有關力牧諸章或有取於《力牧》一書者[164]。
此外，《韓非子‧說林》叢聚短小傳說，以為游說者之資。[165]郭店竹書《語叢四》以古代成語為談資，專講游說之道，李零先生及林素清師將之命名為“說之道”，其內容與陰謀游說、縱橫長短有關，可視為縱橫家之“說”。 [166]說體之功能本為“上說下教”，除作為學說傳授之用外，亦具游說之性質。此點《文心雕龍‧論說》所云最詳實：“說者，悅也。兌為口舌，故言咨悅懌；過悅必偽， 故舜驚讒說。說之善者，伊尹以論味隆殷；太公以辨釣興周；及燭武行而紓鄭，端木出而存魯，亦其美也。暨戰國爭雄，辨士雲踊；從橫參謀，長短角勢；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一人之辨，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 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隱賑而封。”[167]
下至漢代，經學昌盛，《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所記西漢傳、說、故、訓多至七十餘種，計一千三百餘篇[168]，學者或說“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169]漢初流行黃老之學，《漢志》載西漢《老子》之傳、說亦有四部，計五十一篇。除了《漢志‧六藝略》及《諸子略》所載經師及道家之傳、說外，還有一類文獻值得注意，即儒家類中由劉向所采之《新序》、《說苑》之屬及《淮南子‧說山》、《說林》二篇。後者性質近於《韓非子‧說林》，但其內容少故事而多雜說，不少地方似是輯錄當時的格言諺語，與《說苑‧談叢》、馬王堆帛書《稱》最為接近（詳下文）。至於劉向所序《新序》、《說苑》等書，本與小說家《百家》一書來源、性質相近，《百家》諸篇乃因“淺薄不中義理”而入小說家。[170]屈守元先生說：
《說苑》的取材，十分廣博，上自周秦經子，下及漢人雜著，“以類相從，一一條別篇目”（見《序錄》），很像後代的類書。……翻開《說苑》的《君道篇》第一章便載師曠的話，說：“人君之道……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這段古代名言，便可能出於《漢志》著錄在小說家類中的“《師曠》六篇”……名之為《說苑》使我們很自然地聯想到《韓非子》的《儲說》和《說林》，劉向所序六十七篇中就還有《世說》。這些以“說”為名的典籍、篇章，它的特點往往近於講故事。《說苑》除《談叢》以外，大多數的章節都具有一定的故事性。通過故事講明道理，一般還多采用相與往復的對話體。不僅有首有尾，而且短短的一段文字，往往波瀾起伏，出現高潮。這可以說是頗具中國特色的古代“說話”形式。[171]
小說家《師曠》之佚篇，除屈先生所舉外，魯迅亦曾指出：“《逸周書‧太子晉篇》記師曠見太子，聆聲而知其不壽，太子亦自知‘後三年當賓於帝所’，其說頗似小說家。”[172]此外，《韓非子‧外儲說右上》所載齊景公問政於師曠章，疑亦取自小說家《師曠》。《後漢書‧蘇竟傳》云：“論者若不本於天，參之於聖，猥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說士作書，亂夫大道，焉可信哉？”李賢《注》以《師曠雜事》即兵陰陽之《師曠》，並說為“雜占之書”。頗疑《師曠雜事》當為小說家之《師曠》，其為“說士作書”，並以“雜事”題名，其性質蓋近於《伊尹說》、《黃帝說》，乃雜記師曠之言行。至於《漢志》兵陰陽家之《師曠》，如其所言，當屬“雜占之書”。
綜上所論，《韓非子‧說林》、《儲說》諸篇、《淮南子‧說林》及劉向所編《新序》、《說苑》，實小說之淵藪，其性質如魯迅先生所云：“或託古人，或記古事，託人者似子而淺薄，記事者近史而幽繆。”[173]《說林》、《儲說》之類以其編入《韓非子》、《淮南子》中而未被摒棄；《新序》、《說苑》則因可藉以感悟時主，有益教化而入儒家。劉向、歆及班固等學者面對前代浩瀚之文獻必有所甄別、評價，並進一步論列學術源流。《漢志》小說家之成立當放在戰國諸子及西漢經師傳、說著作大盛的學術史背景下才能大明。
《漢志》所錄小說家著作有部分與黃老道家關係密切。[174]班固於《宋子》著錄下引荀子之說，謂“其言黃老意”，從竹書《彭祖》來看，可知其說有據。《宋子》以思想論雖屬道家，但可能因為書中此類依託之篇章，被劉向、班固等漢代學者認為迂誕失真，是以歸入小說家。
六、略說諸子依託人物對話受語類文獻之影響
推本溯源，戰國諸子依託人物對話之寓言實受東周盛行之語類文獻影響。《國語‧楚語上》首章載楚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申叔時告士亹教太子之道云：“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語作為貴族教育之用，乃以國朝盛衰之故事為鑑，多以君疾、災象及國難始，並以此開展對話及敘事，其體裁之特色是雜敘雜議，以人物對話寓“治國之善語”。在篇章最後，多會綴以“驗辭”，即篇中人物因從善如流或剛愎自用所獲得之報應。語之撰作目的本非記錄史實，其中雖有史事，但亦雜有虛擬成分，不可一概而論。現今所存之《國語》及近世所出馬王堆帛書《春秋事語》即此類文獻之彙編。[175]
春秋末年，公室勢力漸弱，政及於大夫，加以學術普及於民間，語類文獻亦出現由國語而家語之發展。在目前已發表的戰國楚竹書中，列國之語有上博四之《昭王毀室》、《昭王與龔之隼（從月）》《柬大王泊旱》、上博五之《姑成家父》、上博六的《競公瘧》、《莊王既成》、《申公臣靈王》、《平王問鄭壽》、《平王與王子木》等。[176]李零先生指出，上博所藏竹書中，此類“春秋戰國故事”還有很多，這是古代史書中最大也最活躍的一種。[177]戰國前期，儒家學者蒐集孔子及其弟子之言行紀錄，編纂為《論語》，頗有比諸列國之語的意味。蓋以所記乃先聖或先師之嘉言善行，足以砥礪後學，遂以“語”命名。[178]張以仁先生指出，記語之體裁，在當時頗為風尚，如《論語》、《孔子家語》都是，而“家語”和“國語”成為一種引人深思的對照。[179]在上博所藏楚竹書中，有部分篇章性質介於列國、大夫之語及儒家之語間，如上博二的《魯邦大旱》、上博五《季康子問於孔子》及上博六《孔子見季桓子》等三篇皆是。
諸子記語之體可大別為兩類，一是記錄先師先賢之言行，其間雖不免有增飾之成分，但仍以真實為尚；一是託言神話傳說甚或子虛烏有之人物，設為問對，鋪陳學說。前者繼承語類文獻記錄先賢善言的特質，以《墨子》、《論語》及《孟子》為代表；後者則突破現實的藩籬，依託之範圍不限於人世，以《莊子》為代表。《莊子》書中雖有記老子之言者，但皆非直接引用，而是依託其與孔子、陽子、、士成綺、南榮趎之對話。[180]此外，《莊子》喜以儒家所盛稱之孔子、顏淵造為寓言[181]，此乃“藉外論之”之最高境界。這些寓言雖非真實，但多能兼顧原本人物之言行風格，其作者大概熟讀儒家《論語》一類文獻，所以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上述二種類型在《莊子》書中尚屬點綴性質，莊子及其後學最擅勝場處還是以神話傳說之人物寄託思想主張，此前人所論甚詳，可不贅言。
取《莊子》與竹書《彭祖》合觀，後者之彭祖與耇老對話，尚未如《莊子‧秋水》、《知北遊》等篇賦為長篇大論，而保有《老子》書要言不煩的特色，語不甚長，義亦不甚深。由此可推論，《彭祖》之對話體裁作為寓託思想的著作形式較《莊子》諸篇原始，其時代當在其前。宋銒與莊周皆為宋人[182]，行年又相近[183]，然則莊子之思想乃至著書體裁，皆有受宋子影響之處。但以莊生天資特異，將其思想融貫而超越之，並將寓言體裁極盡變化，遂成瑰瑋之篇章。宋子書早亡，此或一因。
[106]陳斯鵬：《上海博物館藏竹簡〈彭祖〉新釋》，《華學》第七輯，頁156；趙炳清：《上博三〈彭祖〉篇的性質探析》，簡帛研究網，2005年11月20日；魏啟鵬：《楚簡〈彭祖〉箋釋》，《新出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上博簡卷）》，頁292。
[107]周鳳五先生：《上海博物館楚竹書〈彭祖〉重探》，《南山論學集——錢存訓先生九五生日紀念》，頁11、13。
[108]周鳳五先生前揭文，頁11。
[109]參考白奚：《稷下學研究——中國古代的思想自由與百家爭鳴》，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9月，頁122至123。
[110]參考蒙文通：《略論黃老學》，《先秦諸子與理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5月，頁198。
[111]按，此點周鳳五師前揭文已指出。
[112]見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北京，中華書局影印臨嘯閣刻本，1984年6月，頁464。
[113]參考白奚：《稷下學研究——中國古代的思想自由與百家爭鳴》，頁104至107。
[114]劉節先生在《管子中所見之宋鈃一派學說》已指出：“古代人是以‘文’與‘德’說心，同時也從‘文德’說社會文化。於是有‘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的說法。越到後來，知道文德的基本發祥地是‘心’，所以孔子之後，對於心的研究越加普遍與深刻。其代表的人物是孟子與宋鈃。”說見《劉節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年11月，頁194。
[115]苟乃苛之誤，見王叔岷先生《莊子校詮》（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4年4月二版，頁1320至1321）所引章太炎、劉師培說。
[116]《釋文》云：“白或作任。”按，當以作“白”為長。
[117]顧實：《莊子天下篇講疏》，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年12月台二版，頁44至45。
[118]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指出：“此篇（指《去尤》）及《去宥》為料子、宋銒、尹文等流派之言也。”王利器《呂氏春秋注疏》引劉咸炘云：“《去宥篇》言別宥，乃宋銒、尹文說。”郭沫若《宋銒尹文遺著考》謂：“宋銒在《尸子‧廣澤篇》又誤為料子，言‘料子貴別囿’，別囿即別宥。其遺說尚保存于《呂氏春秋‧去尤》、《去宥》二篇。”錢穆《先秦諸子繫年‧宋銒考》亦疑“《呂氏‧去宥》一篇，或取之《宋子》十八篇也。”
[119]按，《釋文》：“白心，崔云：明白其心也。”
[120]參考劉節：《管子中所見之宋鈃一派學說》，《劉節文集》，頁203。
[121]按，郭慶藩《集釋》引王引之曰：“土當作咄，咄與黜同。”
[122]按，錢穆《纂箋》云：“倫與物忘，即與物忘倫，即大同乎涬溟也。”
[123]而讀為能，參考王念孫《讀書雜志》，頁927。
[124]按，《逍遙遊》及《韓非子‧顯學》之宋榮子即宋銒，劉師培《莊子斠補》（《劉申叔遺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頁886）及王先慎《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7月，頁458）皆有說明，可參看。
[125]參考白奚：《稷下學研究——中國古代的思想自由與百家爭鳴》，頁197。
[126]按，劉節《管子中所見之宋鈃一派學說》謂：“宋子的情欲寡淺說，正適與孟子的‘養心莫善於寡欲’一說相合。”
[127]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揚州，廣陵書社影印楚南湘遠堂刻本，冊四，頁2863至2864。
[128]參考錢穆：《宋銒考》，《先秦諸子繫年》，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9年6月台北東大三版，頁375至376。
[129]按，《集聖賢群輔錄》中“八儒”、“三墨”二條當為後人妄加，非陶潛所作。參考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4月，頁597、598）所引宋庠說。
[130]俞正燮：《癸巳類稿‧墨學論》，《俞正燮全集》，合肥，黃山書社，2005年9月，冊一，頁686。
[131]見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0月，頁1128）所引梁啟超說。按，梁啟超《莊子天下篇釋義》（收入《清代學術概論》附錄，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3月，頁114）認為宋子本墨學支派，其說大率同於墨子。
[132]錢基博：《讀莊子天下篇疏記》（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6年5月二版），頁55至56；顧頡剛：《宋銒書入小學家》，《史林雜識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2月），頁292；蒙文通：《略論黃老學》，《先秦諸子與理學》，頁204；高亨：《莊子天下篇箋證》，《高亨著作集林》（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12月），第九卷，頁402；錢穆：《先秦諸子繫年》，頁375；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二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10二版），頁95至101。
[133]白奚：《稷下學研究——中國古代的思想自由與百家爭鳴》，頁196至202。
[134]載孫詒讓：《墨子後語上》，《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4月），下冊，頁718。
[135]顧實：《莊子天下篇講疏》，頁53。
[136]《韓非子‧顯學》將宋榮之寬、恕與漆雕之廉、暴對舉。《莊子‧天下》述宋子“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成《疏》：“命，名也。發語吐辭，每令心容萬物，即名此容受而為心行。”王叔岷先生《校詮》云：“《荀子‧解蔽篇》有‘心容’一詞，楊《注》：‘容，受也，言心能容受萬物。’與此文成《疏》釋‘心之容’之意合。‘心之容’、‘心之行’兩之字並與所同義。語心所包容者，名之曰心所推行者。意即心所包容者如此，心所推行者亦如此。”顧頡剛《宋銒書入小說家》且云：“宋、孟同時，同受楊、墨影響，而一則並蓄，一則兩攻，對映生趣如此。”
[137]劉節先生認為“宋銒的思想，是間於墨學與孟學之間的……宋銒一派確是兼有孔、墨學之長，也可以說真正調和孔、墨兩家學說的，唯有宋銒一人。”胡家聰先生也指出，宋、尹承襲老子學說，當屬道家黃老之學，但又融合墨家，其學說乃“道論、墨學合而不分，融為一體。”見《劉節文集》，頁194；《稷下爭鳴與黃老新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9月），頁244至245。
[138]見白奚：《稷下學研究——中國古代的思想自由與百家爭鳴》，頁196。
[139]馬國翰在輯本《宋子》前序云：“案《莊子》雖與尹文並稱，今尹文子書尚存，無《莊子》所述之言，且以孟、荀書證知，皆述銒語。”梁啟超《莊子天下篇釋義》謂：“以上論宋銒、尹文竟（按，指《天下》所論），惟所論者似是宋銒多而尹文少。據現存之尹文子，其學風不盡與此同也。”白奚前揭書（頁195）也指出：“從現存材料看，宋、尹二人的學術思想雖然存在著某些聯繫，但卻很微弱，而二者的區別卻是十分突出的……《天下》敘述評論的只是宋銒的思想，屬於墨學之支裔亞流（按，此說前文已辨），其中見侮不辱、禁攻救鬥的思想影響了尹文，但尹文關心的主要不是這些，他的學術思想遠遠超出了這個範圍，是一個突出名法的黃老學者。”又參白奚前揭書頁212至213之析論。
[140]參考呂思勉：《非攻寢兵平議》，《呂思勉論學叢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2月），頁26至27。。按，呂氏認為，墨子後學由非攻變為偃兵，一若兵竟可以不用者，乃墨學末流之流失，非墨子之說本然。按，《管子‧白心》疑為宋子後學作品，其論兵仍主“義兵”，與儒、墨二家無異。
[141]參考錢穆：《先秦諸子繫年》，頁375。
[142]蔣錫昌：《天下校釋》，《莊子哲學》，台北，鳴宇出版社，1980年5月，頁227。
[143]顧實：《莊子天下篇講疏》，頁44。
[144]按，前人多以今本《尹文子》乃魏晉人所偽（可參考張心澂：《偽書通考》，上海書店，1998年1月，頁786至789），惟未提出確證。孫詒讓在辨宋、尹二子非墨家時曾引《尹文子》為證（前文已詳引），其《札迻》卷六對《尹文子》作了校正，蓋以此書不偽。劉節立論較持平，他說：“現在所傳輯本《慎子》，比之《尹文子》較為近古。雖然大部分同出於《群書治要》，恐怕《慎子》同《尹文子》在漢晉間的本子不一，所以唐人引用《尹文子》有許多條與《群書治要》所引不同。魏晉間人改纂古書，自矜淹博，如《孔子家語》、《尚書》偽古文、《列子》、《尹文》，都是一類性質。不過其中所保存古史料的成分有多寡，而改纂的手段有高下不同罷了。”周山、胡家聰、李學勤及劉建國等學者則指出，今本雖經後人之條次撰定，但並非偽書。見劉節：《管子中所見之宋銒一派學說》，《劉節文集》，頁196；周山：《尹文子非偽書辯》，《學術月刊》1983年第1期；胡家聰：《尹文子與稷下黃老派》，《文史哲》1984年第2期；李學勤：《〈管子‧心術〉等篇的再考察》，《古文獻叢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11月），頁190至191；劉建國：《〈尹文子〉偽書辨正》，《先秦偽書辨正》，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頁302至311。
[145]按，今本《尹文子》亦有別宥、見侮不辱及禁攻寢兵之主張，如云：“接萬物使分別，海內使不雜。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鬪，此仁君之德，可以為主矣。”《呂氏春秋‧先識覽》中《去宥》、《正名》二篇疑皆宋、尹後學所作，其中《正名》載尹文以“見侮而不鬬”說齊王。凡此皆宋銒、尹文學說相通處。
[146]按，《莊子》一書尤擅此道。如《莊子‧知北遊》：“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郭象注云：“此孔子所以云‘予欲無言’。”即 《論語‧陽貨》：所載孔子語“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又如《論語‧微子》：“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在〈人間世〉描述相同情節，楚狂接輿之語卻變成“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既否定往世，也不寄望來世。參考拙著：《從神話素材的在創造論〈莊子〉的文學表現》，《中國文學研究》第14期（2000年5月），頁253至254。
[147]按，馬國翰據王應麟說，定《管子‧內業》即《漢志》儒家類之《內業》十五篇；梁啟超則以今本《管子‧內業》為十五篇中之一篇。張舜徽先生云：“（《內業》）與《管子》書中《心術》上下及《白心篇》，實相表裏，皆為君道而發。……其間精義要旨，足與道德五千言相發明。……孔子之言主術，亦無遠於道德之論。則《漢志》儒家有《內業》，不足怪也。”見《漢書藝文志通釋》，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頁262至263。
[148]此點周鳳五師《上海博物館楚竹書〈彭祖〉重探》一文已指出。 [149]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卷前有四篇佚書，其中第二篇整理者依篇末題名命為“十大經”，後又改稱“十六經”。李學勤先生在《馬王堆帛書〈經法‧大分〉及其他》一文（載《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指出，此篇末“十大”二字當為該篇末章標題，而其篇名當為“經”。茲從之。
[150]見《觀》、《五正》、《果童》、《正亂》、《姓爭》、《成法》、《順道》諸章。
[151]按，關於《宋子》之入《漢志》小說家，本文側重楚竹書《彭祖》所涉“依託人物對話”一面。從《呂覽‧去尤》、《去宥》二篇，又可推知宋子學派善以短小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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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之寓言說理，顧頡剛先生《宋銒書入小學家》一文謂：“以其突梯滑稽，類于市井之談，遂使劉向、歆校書時視為不雅馴而抑之。”
[152]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台北，廣文書局，1995年10月再版，頁169。
[153]葉崗先生指出，劉向、班固等人認為史書唯有“直言”、“據行事”、“仍人道”、“論本事”，才能不“失其真”。對於史書的這種看法直接影響到他們對小說家“違實”之特點，遂導致《漢志》排除小說於諸子“可觀者”之列。說見《中國小說發生期現象的理論總結——〈漢書‧藝文志〉中的小說標準與小說家》，《報刊複印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2006年第1期，頁44。
[154]按，如《周考》、《青史子》、《百家》之類。
[155]按，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二九云：“小說，子書流也，然談說理道或近於經，又有類注疏者；記述事迹或通於史，又有類志傳者。……至於子類雜家，尤相出入。鄭氏謂古今書家所不能分有九，而不知最易混淆者小說也，必備見簡編，窮究底裏，庶幾得之，而冗碎迂誕，讀者往往涉獵，優伶遇之，故不能精。”
[156]顧實在《漢書藝文志講疏》辨道家《伊尹》與小說家《伊尹說》非二書，其說云：“道家名《伊尹》，此名《伊尹說》，必非一書。禮家之《明堂陰陽》與《明堂陰陽說》為二書，可比證。然亦可明道家、小說家一本矣。”張舜徽《通釋》則認為：“伊尹有書五十一篇，見前道家。與此不同者，一則發攄道論，一則薈萃叢談也。”
[157]顧頡剛：《宋銒書入小學家》，《史林雜識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2月，頁293。
[158]周鳳五先生：《讀上博楚竹書〈從政〉甲篇劄記》，《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上海書店，2004年7月），頁188至189。
[159]參考李學勤先生《〈語叢〉與〈論語〉》一文，載《中國古代文明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4月，頁223至225。
[160]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增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3月，頁156至157。按，筆者在周鳳五先生開設於台灣大學之“郭店竹書研究”課上（1999年），亦曾親聆周師提示：《語叢》三篇有針對性，並非全無依傍，其性質為解釋郭店《五行》、《六德》、《性自命出》等屬於子思學派經典的傳注，形式則為各自獨立的短句（語錄體），內容以類相從，不似《論語》錯落。
[161]見拙著：《戰國楚竹書〈子羔〉篇復原芻議》，《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頁66至67。
[162]葉山先生（Robin D.G Yates）在《對漢代馬王堆黃老帛書的幾點看法》一文（載《馬王堆漢墓研究文集》）就學者將馬王堆帛書《經》視為《黃帝四經》一篇提出質疑，他說：“在關於黃帝的九章中，有些是託黃帝之言，有些是論他的謀士做為聖人指教一個無知而困惑的統治者。在這九章中，有些文字提示到還有別的文章未被納入帛書之中，而那些文章著重探討著者的和《經法》中所信奉的不同的哲學觀念和價值（按，舉《果童》一章具平等觀念，與他章強調等級名分不同）。……此外，前面已提到這部書中有六章根本未言及黃帝。據此，我認為假定這些各不相同、互無聯繫的文章源於一本著作（《黃帝四經》）是一個誤解。”關於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四篇佚書之性質，又參下文。
[163]按，馬王堆帛書整理者云：“力黑，即黃帝臣力牧。敦煌所出漢簡作‘力墨’，古書中亦有作‘力墨’、‘力黑’者。”見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馬王堆漢墓帛書〔壹〕》，頁63，注11。
[164]裘錫圭先生在《馬王堆〈老子〉甲乙本卷前後佚書與“道法家”——兼論〈心術上〉〈白心〉為慎到田駢學派作品》一文已指出：“乙本佚書中的《十六經》也依託黃帝及其臣力牧等人，也許就包含在《雜黃帝》、《力牧》所收各篇之中。”葉山先生前揭文指出：“高衡和童健一九七五年提過這樣的意見：他們認為十六經中與黃帝有關的九章實為《黃帝君臣》一書。”但如同葉先生指出的《漢志》之《黃帝君臣》有十篇，而《經》中與黃帝相涉者僅九章，不能相合，其說推論過度。
[165]按：王先慎《集解》引《索隱》：“說林者，廣說諸事，其多若林，故曰說林也。”陳奇猷《新校注》云：“此蓋韓非蒐集史料備著書及游說之用。”
[166]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增訂本）》，頁44、51；林素清：《郭店竹簡〈語叢四〉箋釋》，《郭店楚簡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390。按，李先生在前揭文頁52中也提到此類著作與小說家的關係。並參張鐵《語類古書研究》，北京大學中國與文學系碩士論文，2003年5月，頁15至17。
[167]參考范文瀾：《文心雕龍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9月，頁328至329。
[168]參考馮浩菲：《中國訓詁學》，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5年9月，頁34至35。
[169]按，桓譚《新論》記《尚書》今文家學者秦恭，說“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解“曰若稽古”四字至三萬言（見《漢書‧藝文志》顏師古注引）。
[170]袁行霈《〈漢書藝文志〉小說家考辨》，《文史》第七輯，頁184。
[171]屈守元：《說苑校證序言》，收入向宗魯《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7月）。
[172]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小說史論文集》，台北，里仁書局，1992年9月，頁23。
[173]同前註，頁9。
[174]見盧世華、楚永橋：《黃老之學與〈漢志〉小說家》，《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卷26第2期（1999年3月），頁56至60。按，前揭文將《漢志》小說家除《臣壽周紀》、《周考》之外的十三家都說為與黃老道家有關，但依愚見，《百家》、《師曠》及《青史子》當排除在外。《百家》依袁行霈前揭文所考，乃劉向校書時彙集各家書中“淺薄不中義理”的片段而成的，既為雜匯性質，則未可說為黃老一派著作。兵書略兵陰陽家《師曠》與小說家之《師曠》關係不明，若據前文之討論，可知此書記錄師曠言行，未必與黃老有關。《青史子》猶存三則佚文（見魯迅《古小說勾沈》、《中國小說史略》引），一述古代胎教，一說巾車教之道，一講雞祀，有兩條內容還見於《大戴禮記‧保傅》，疑本為儒家經說，但以其瑣碎、無關乎義理而入小說家，更與黃老無涉。
[175]可進一步參考張政烺：《春秋事語解題》，《文物》1977年第1期，頁36至39；張以仁先生：《國語辨名》，《國語左傳論集》，台北，東昇出版公司，1980年9月，頁1至15；張素卿：《〈國語〉的“語”：形式與內容——從評析《祭公諫穆王征犬戎》出發》，《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第一期，1999年6月，頁1至22；張鐵：《語類古書研究》，北京大學碩士論文，2003年5月。俞志慧先生近年發表一系列有關語類文獻之論文，亦可并參。見《古“語”述論》，《“孔學與二十一世紀”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2001年9月，頁223至265；《事類之“語”及其成立之證明》，《淮陽工學院學報》第14卷第4期（2005年8月），頁5至7；《〈國語〉〈周、魯、鄭、楚、晉語〉的結構模式及相關問題研究》，《漢學研究》第23卷第2期（2005年12月），頁35至60；《〈國語〉的文類及八〈語〉遴選的背景》，《文史》2006年第2輯，頁23至44。
[176]參考陳偉先生：《〈昭王毀室〉等三篇竹書的幾個問題》，《出土文獻研究》第七輯，上海古籍出版社，頁30至34；《上博楚竹書〈苦成家父〉研究》，《中國古中世史研究》第16輯，2006年8月。周鳳五先生：〈上博四〈柬大王泊旱〉重探〉，《簡帛》第一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0月，頁119至135：《上博五〈姑成家父〉重編新釋》，《2006年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論文集》，武漢大學，2006年11月，頁281至293。上博六部分，據濮茅左先生《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將出版》（載簡帛研究網，2007年4月7日）一文之介紹可知上述諸篇實為齊、楚二國之語。
[177]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4月，頁267至278。按，李零先生前揭書指出，上海博物館未發表的國語一類竹書還有〈叔百〉、〈子玉治兵〉、〈兩棠之役〉甲乙本、〈楚分蔡器〉、〈司馬子有問於白言〉、〈閻鷇先驅〉甲乙本、〈左司馬言〉、〈靈王既〉、、〈百占辭賞〉、〈王居蘇瀨之室〉、〈葉公子高之子見令尹子春〉、〈謙恭淑德〉、〈陳公治兵〉、〈范戊賤玉〉等篇，以及〈昭王聽賽人之告〉、〈吳命〉、〈寢尹曰〉、〈有所〉等殘簡。
[178]可進一步參考貝塚茂樹：《論語的成立》，《大陸雜誌》第11卷第期（1955年8月），頁16至20；俞志慧：《〈論語〉與古“語”關係疏證》，《孔孟學報》第83期（2005年9月），頁65至84。。
[179]張以仁先生：《國語辨名》，《國語左傳論集》，台北，東昇出版公司，1980年9月，頁15。
[180]按，見《天道》、《天運》、《庚桑楚》及《寓言》等篇。
[181]按，見《人間世》、《大宗師》、《山木》、《田子方》、《讓王》、《盜跖》等篇。
[182]參考王叔岷：《史記斠證》，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1983年10月，冊七，頁2036。
[183]按，據錢穆先生所考，莊周之生卒年為公元前365至290；宋銒為公元前360至290。參考《先秦諸子繫年》，頁269至270、374至377、618。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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