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王遺言建中國

历史,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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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29 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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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文王遺言建中國

（中科院國家天文臺）
清華楚簡《寶訓》與《尚書·顧命》在形式上十分類似。首先，《寶訓》開篇言文王“不瘳”、“自靧”（洗面）；《顧命》首敘成王“不懌”、“洮頮水”（盥手洗面），皆因病不能沐浴齋戒，以洗面代之。其次，文王“念日之多鬲，恐墜寶訓”因而訓示太子姬發；成王“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因而顧命作訓。再次，文王言“昔前夗傳寶,必受之以詷”；成王曰“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所不同者，前者直接授訓太子發，後者授予顧命大臣，故後者題曰“顧命”。
依文意“詷”似可解釋為“訓”或“遺訓”。然詷、侗、同三字可通，《顧命》描述成王崩後三天有“受同”儀式：“上宗奉同瑁”，“（康王）乃受同瑁”，“太保受同”，“授宗人同”等。《傳》曰“同，爵名。”孔疏“《禮》于奠爵無名‘同’者，但下文祭酢皆用‘同’奉酒，知‘同’是酒爵之名也。”甲骨、金文“同”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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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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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冃從口，其形符“冃”頗似青銅酒器中的一種亞腰筒形觚，中間二橫畫表示觚的脰部。“瑁”以加冠，“同”以奉酒，兩者可能因形制相近而合稱“同瑁”。
“授同”是“傳寶”的儀式，“同”是藏禮于器或藏道於器的載體，故文王曰“傳寶必受之以詷（同）”。文王“寶訓”應是成王所言“文武大訓”的一部分，失而復得，彌足珍貴。本簡釋文作“寶訓”，李學勤先生題名“保訓”，按文獻當稱“大訓”。此類“大訓”宗旨要在“執中”，征諸文獻，可將二帝三王之“大訓”列如下：
（1）堯以授舜：《論語·堯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2）舜以授禹：《論語》載堯以授舜之言“舜亦以命禹。”《尚書·大禹謨》載舜帝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3）禹傳《洪範》：箕子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其居於“九疇”之正中的“五皇極”有言：“無偏無党，王道蕩蕩；無党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陸游謂此《洪範》“八句蓋古帝王相傳以為大訓，非箕子語也。”（《老學庵筆記》卷五）
（4）湯王之誥：《尚書·湯誥》、《墨子·兼愛》、《論語·堯曰》：“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5）周文武大訓：文王大訓今始見於清華簡《寶訓》，武王大訓見《書

·

泰誓》、《論語·堯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以上只有《堯曰》授舜之言強調立國于“四海”之中，看不出與“王道”或“中道”有什麼聯繫。《大禹謨》及《洪範》被疑為偽書，已將天地中極與王道、人心相聯繫。湯武之訓，以“朕躬”為民極，湯武本人要代表“萬方”“百姓”向天帝承擔責任。這種以最高統治者承擔責任，免罪下屬以求平衡的做法，是典型的帝王之術、中庸之道。建中立極的說法還見於《仲虺之誥》“建中於民”，《君奭》“作汝民極”，《周禮》“以為民極”等等。這些觀念何時產生值得研究，應是從“天極”“地中”的本義衍化而來。即便“王道”的觀念已很流行，天地中極仍然是“王道設教”的載體，如同“傳寶受同”一樣，借助物質載體傳授思想觀念。孟子主張行“王道”當“蒞中國，而撫四夷”（《孟子·梁惠王》）。荀子謂“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荀子·大略篇》）。萬變不離其宗，行王道者必居中央，是為“王道”源於天地“中極”而打下的思想烙印。
《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保極”者，保斗之極也，即蓋之鈕。桓譚《新論》“蓋有保斗矣，蓋雖轉而保斗不移”。《論衡·說日》“天之居若倚蓋矣，故極在人之北，是其效也。極其天下之中，……極星在上之北，若蓋之葆矣”。武王曰“定天保，依天室”（《周本紀》），以“天保”指代中都洛邑。《洪範》所言“皇極”、“民極”與“保極”已融為一體，成為“王道”的代名詞。可能在文明形成初期，天地中極就已物化成為中壇或者宗廟一類建築，《寶訓》所謂“前夗傳寶”中的“前夗”可能就是這類建築。當這類建築成為“王道”說教的工具時，其為神道設教的意義，已十分明顯。
《寶訓》以講歷史故事的方式說明“居中”的重要性，這與文王為易卦“觀象系辭”的風格很相似，後者將高深莫測的卦象與歷史故事、古歌謠、自然和社會現象等聯繫起來，“系辭焉而明吉凶”（《易·系辭》），正所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不過文王所說的“中”不是載之空言的“中道”，而是“天下之中”。文王陰謀剪商數十年，念茲在茲的是進取中原，建立中國。《書·武成》載武王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泰誓》“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武成》作“大統未集”）。此與清華簡《寶訓》顯示文王已“受命”稱王的事實互相印證，儒家編造的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的故事被證偽。《尚書》載“西伯戡黎”，或以為“黎（耆）”在今山西黎城，或以為在壺關黎嶺，總之此舉意在佔據太行八陘之一的滏口陘，是為山西出入冀南豫北之孔道，此陘失，則安陽以北無險可守，紂王遷都朝歌疑與此有關。文王“大勳未集”而歿，遺言子發，引古喻今，大談其“中”，顯然是希望太子發能“蒞中國而撫四夷”，完成“大統”。
紂王退至太行山下淇水以南、大河以西的朝歌，礪山帶河，據險以守，致使文王陰謀落空，齎志而沒。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紂王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書·西伯戡黎》）其有恃無恐，殆緣於朝歌“肘山腋水”的地理形勝。紂王遂移師東夷。朝歌雖在西、北、東三面臨山環水，然南臨百泉，無險可守。武王迅速改變進攻路線，首次伐紂率八百諸侯觀兵于盟津（《周本紀》）；第二次“師度孟津”（《書·泰誓》），“朝食于戚，暮宿於百泉，旦壓於牧之野”（《荀子·儒效》）。如此長途奔襲，如入無人之境，使朝歌防禦形同虛設；加之紂師主力在東夷，臨時組建的數十萬刑徒隊伍“前徒倒戈”於牧野，武王遂滅商。《周本紀》載武王“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伯夷、叔齊為此叩馬進諫“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伯夷列傳》）《武成》載武王自稱“予小子其承厥志，厎商之罪。”這些記載表明文王曾經遺命武王伐紂，現在公佈的清華簡《寶訓》看不出文王直接要求武王伐紂的命令，但借古諷今，要求武王“居中”的意願十分明顯，那麼伐紂滅商是其前提。文王遺言暗藏殺機，表示出進取中原的強烈願望。
周文王被商朝封為“西伯”（《周本紀》），周人自稱“西土之人”（《書·牧誓》），“西土君子”、“西土有眾”（《泰誓》），武王稱其父“肇國在西土”（《酒誥》），“顯於西土”（《泰誓》）等，終文王一世，他的影響都局限於“西土”。周族可能是在“西土”最早建國的民族，建國必“立極”，然而他們建立的“極”並不被承認為“中極”，而被稱為“西極”。《爾雅·釋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鉛，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海外東經》郭璞注《山海經圖贊·豎亥》“東盡太遠,西窮邠國。”《說文》“汃，西極之水也…《爾雅》曰‘西至汃國，謂四極。’”《司馬相如列傳正義》引“《爾雅》云‘西至於豳國為極’，在長安西。”《列子·湯問》“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太平御覽》卷二引）。《周本紀索隱》“豳即邠也，古今字異耳。”《說文》“豳，周太王國，在右扶風美陽。本作邠…亦作豳。”鄭玄《詩譜》“豳者，後稷曾孫公劉自邰出徙戎狄之地，今屬扶風栒邑。”地在今陝西省旬邑縣、彬縣一帶。
《詩·公劉》載公劉在豳“乃陟南岡，乃覯於京”；“既景（影）乃岡，相其陰陽。”朱熹《詩集傳》“景，考日景以正四方也。”又於《豳風》下云“公劉…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于豳之穀焉。”是謂公劉用測影之法來選址立極，所立之極或稱“京”。《周本紀》載公劉徙豳“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所謂“保歸”，就是歸於“保極”。邠國稱“西極”，大約自此始。《周本紀》載武王滅商之後“登豳之阜，以望商邑，…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為不寐？’王曰‘…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這是站在“西極”望“中極”，因未能實現文王在“中極”建都的遺願而夜不成寐。
文王在《寶訓》中並未明言應在何處居中，只是通過歷史故事暗示要“歸中於河”，即要在大河地區建中都，具體地點在河南、河東還是河北，未有明示，這就給武王留下很大的選擇空間。武王不欲在殷都所在的鄴東大河一帶建都，而打算復“有夏之居”，他有一套自己的理論：“定天保，依天室。…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岳鄙，顧詹有河，粵詹雒伊，毋遠天室”（《逸周書·度邑》、《周本紀》）。《天亡簋》銘“王祀於天室”，表明武王確實到過“天室”。《書·畢命》作“遷於洛邑，密邇王室”。揆其文意，此“王室”應是“天室”之誤。武王之所以要靠近“天室”建都，是為了“其有憲命，求茲無遠；天有求繹，相我不難。”這裏武王提出一個新概念——“天室”，它大約相當於“北極”與“南極”中間的“天之中極”，具體位置位於“天下之中”與其“天頂”之間，是天帝上下往來的通道，靠近此地與天帝溝通十分方便。提出這個新概念，是武王為踐行文王遺言採取的新舉措。
《周本紀》載武王發表“定天保，依天室”的一番言論後，隨即“營周居於雒邑而後去。”又載“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意。”《何尊》銘“唯（成）王初遷宅于成周……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餘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這是銅器銘文中最早出現的“中國”二字。實物與文獻都證明武王親自相中洛邑而決定在此建“中國”。
“天室”在今嵩山。說文“嵩，中嶽嵩高山也。”《詩·崧高》“嵩高維嶽，峻極於天”。所謂“極於天”隱含“天之中極”意涵。《書·舜典》孔穎達疏引王蕃《渾天說》曰“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從現代天文學知識來看，此“天之中極”實即北緯三十六度地區的天頂。因大地為球形，即使緯度（等於北極高度）確定，“天頂”在東西方向是不確定的，但上古盛行蓋天說，以為大地是平坦的，故認為普天之下最高的“天頂”只有一個。武王大約是基於這樣的知識提出“定天保，依天室”的政治主張的。
對應於“天之中極”的“極下”地區，就是“土中”或“地中”。《逸周書·作雒》“作大邑成周於土中”，《書·召誥》“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周公）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於上下，其自時中乂。’”所謂“自時中乂”就是躬自踐行“土中”致治之法，密近“天室”以“紹上帝”。于“土中”建國（都），稱為“中國”。狹義的“中國”指中都，廣義的“中國”指中原地區。《詩》《書》中追憶成周以前與“中國”有關者，多指中原諸國。如《書·梓材》“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詩·蕩》“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皆作于武王“宅茲中國”以後，追敍先王事蹟，指廣義的“中國”。《詩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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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勞》“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惠此京師，以綏四國。”此“中國”與“京師”同位對舉，屬同義反復，是為狹義的“中國”。
武王欲“定天保”之事並未實際完成，推測在“武王大訓”中可能也有“宅茲中國”之類的遺言。此事因武王去世、周公攝政、管蔡之亂等而被擱置，周公歸政成王后被再度提起。《周本紀》載“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意。”《書序》“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可見成王屬意召公，並未請周公預其事。建中國是文武遺訓，武王當年因未定“天保”而夜不成寐，周公親歷其景。已歸政的周公大力支持成王，積極參與其事，並取得營建中都的主動權（《魯世家》載周公營建成周後才歸政成王，與《周本紀》異）。周公在武王“天室”論的基礎上，提出更加現實的依據：“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周本紀》）。《作雒》“周公敬念於後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周公在此明確指出為延續周朝統治，必須居天下之中。
不僅如此，周公還解決了建造“周髀”的技術問題。周髀是測影用的表杆，它是確證“土（地）中”在洛邑的標誌性建築，應即文獻提到的“中壇”或者“中”。“周髀”的建造須使表杆垂直、地圭水準，且樹立足夠高才能保證測量精度，但表杆越高越難以保證垂直。周公訪問殷大夫商高得到“畢氏定理”解決了這一難題。使地表或地圭保持水準比較容易，在地面或圭面刻槽注水即可，然後利用“勾三股四弦五”的數量關係，製造一個直角三角形，從而使表杆與地面保持垂直。周髀高八尺，就是將“股四”擴大一倍的結果。
《詩·公劉》“既景乃岡”表明周人很早就掌握測影技術。《周禮

解读中国历史的第一个故事

·考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懸），置槷以縣，視以景（影）。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周髀算經》“以日始出，立表而識其晷，日入復識其晷。晷之兩端相直者，正東西也；中折之指表者，正南北也。”《淮南子·天文訓》載有“三望”（日、晷、表三點一線）法以“正朝夕（方向）”，與《考工記》及《周髀》原理相同。但上述方法只能用來測定天子午、卯酉方向，不能致“地中”。
判斷“地中”的標準有三，如《淮南子·地形訓》“眾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前一標準如武王言“依天室”，即得“眾帝上下”之所；後一標準只要在平坦廣闊的空曠地帶，都會“呼而無響”；只有中間標準“日中無景（影）”頗費周折。
真正的“日中無影”只有太陽位於天頂正中、陽光垂直照射地面時才會發生，現代天文學常識告訴我們，這種情況只有在南北回歸線之間的熱帶地區才有可能，中原地區根本不可能發生。然而《周髀算經》明確記載“古時天子治周，此數望之從周，故曰周髀。髀者，表也…（夏至）日中無影。”“日中立杆測影…周髀長八尺，夏至之日晷一尺六寸。髀者，股也；正晷者，勾也。”《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乃建王國焉。”鄭玄注引鄭眾曰“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上引文獻表明周公曾設定可以解釋為“日中無影”的前提條件——置土圭：制一石（玉）圭約為周髀的五分之一，埋於表杆正南的土中，稱“土圭”或“地圭”；當夏至日影與土圭相等，土圭之外無日影時，稱為“日中無影”。推廣“土圭”法，可根據不同影長來測定四時節氣、邦國遠近等，如《周禮》之《典瑞》“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度）地。”《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考工記》“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
據《召誥》記載，召公“先周公相宅”，在“來三月”的庚戌至甲寅，“攻位於洛汭”，歷經五日後“位成”。這種“攻位”方法，應即《考工記》、《淮南子》的“正朝夕”法，“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數日可成。因“攻位”在夏至之前兩月完成，召公不可能採用“土圭”法以致“地中”。
《書序》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召誥》載召公“位成”的第二天，“周公朝至於洛”。《洛誥》稱“（周）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公既定宅。”即周公在召公“攻位”之後再一次“相宅”。《康誥》“惟三月…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此“初基”，當是在“攻位”“相宅”的基礎上開工建設。《洛誥》載成王於“新邑”慶功冊封周公後人，是在成王七年“十有二月”。周公自三月開工建城，至十二月落成受賞，歷時九個月，經歷夏至、秋分、冬至等重要節氣，因此只有周公才有可能最早踐行“土圭”法，以“求地中”、“致四時”等。不過已經是邊施工、邊論證了，顯然是政治需要的產物。
“土圭”法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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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南北方向上得以唯一確定。按“渾天說”據南北兩極的出沒度來定中極，經驗告訴人們，某一北極高度必定對應同一南極沒度，那麼任一緯度的天頂都是“天之中極”。《莊子·天下》“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這樣就會產生任意多的“天極”與“地中”，使之失去宗教和政治上的意義。周公發明的“土圭”法，避免了任意“地中”的出現。
武王的“天室”論，與周公的“土圭”法，使得執行文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