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敦煌漢簡《風雨詩》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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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敦煌漢簡《風雨詩》考論

（廣州中山大學古文獻所）
〔摘要〕：本文重新釋讀並注解了斯坦因1913—1915年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敦煌漢簡《風雨詩》，在此基礎上討論了其形式、作者、題名、抄寫者、創作年代、抄寫時間及其風俗地理諸問題。認為《風雨詩》是八言八句的騷體詩，其中所缺“兮”字為抄者所省。作者應是漢隴西、天水或安定郡的郡守，按後來制題的慣例，詩當題作《隴西太守××歌》、《天水太守××歌》或《安定太守××歌》，其抄寫者為T.ⅩⅫ.d中的烽率。《風雨詩》應作於東漢時期，抄寫則當在漢光武帝建武廿三年至漢明帝永平十年這廿年的時間內。《風雨詩》寫的是一場大風雨給隴西、天水、安定三郡地區人民帶來的洪水災難，考其風俗地理，更可了解當地自然狀況和水患背景，而知此次水患人民受災之深。
〔關鍵詞〕：《風雨詩》 形式 作者、題名及抄寫者 創作年代和抄寫時間 風俗地理
敦煌漢簡《風雨詩》，為斯坦因1913—1915年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其編號是T.ⅩⅫ.D.021，沙畹、馬伯樂的編號是M.29，張鳳的編號是《風雨詩》51頁：19。1931年，張鳳釋讀了該詩，後來吳礽驤等所編《敦煌漢簡釋文》也有釋讀，其中大部分同於張鳳，只個別地方小異。2004年，李零在張鳳釋文的基礎上重新作了釋讀，取得了一些新的收獲。[1]近來筆者在研究過程中發現，這首詩釋讀上的某些問題其實還可以進一步弄清楚，是以不揣淺陋，又作了釋讀，且為之注解。另外，漢詩難見出土，而漢簡《風雨詩》為目前所僅見，彌足珍貴。通過它所攜帶的一些歴史信息來了解漢代詩歌發展史上的某些問題，是很有意義的。這方面過去我們顯然重視得不夠，為此，本文就想做一個初步的嘗試。
一、《風雨詩》考釋
為釋讀之便，先將簡之釋文抄錄並標點如右，然後逐文進行釋讀和注解。
日不顯目兮黑雲多，月不見視兮風非沙。從恣蒙水誠江河，州流灌注兮轉揚波。辟柱槙到忘相加，天門俫小路彭池。無因以上如之何，興章教海兮誠難過。[2]
1、顯目，意為“看見”。《詩·抑》：“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箋：“顯，明也。”見視，也“看見”之意。《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貳師奏狀，詔征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為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
2、非沙，張鳳讀作“飛沙”，[3]甚是。按，漢《梁相孔耽神祠碑》：“天授之性，飛其學也。”非作飛，是非與飛可通借。
3、從恣，張鳳有兩種讀法，一讀“縱恣”，一讀“從茲”。李零讀“縱恣”。愚以為應照原字讀作“從恣”，形容風雨的肆虐。“從恣”同“縱恣”，《史記·楚世家》：“平王謂觀從恣爾所欲，欲為蔔尹，王許之。”《漢書·趙尹韓張兩王列傳》：“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師古曰：“從，讀曰縱。”
4、蒙水，張鳳讀作“濛水”，不可從，應照原字讀為“蒙水”，《說文》有“濛”字，然不用為水名，意為“微雨”。漢“蒙水”不作“濛水”，以“濛”作“蒙”為後來所改。《易·蒙》曰：“象曰：山下出泉蒙。”其名蒙水，當取此義。蒙水出崦嵫山，王逸《楚辭章句》：“崦嵫，日所入山也，下有蒙水，水中有虞淵。崦嵫山在天水郡，《水經注》卷十七：“北有蒙水注焉，水出縣西北邽山，翼帶眾流，積以成溪，東流南屈徑上邽縣故城西側，城南出上邽。故邽，戎國也，秦武公十年伐邽縣之舊。天水郡治五城，相接北城，中有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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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白龍出是湖，風雨隨之，故漢武帝元鼎三年改為天水郡。其鄉居悉以板蓋屋，詩所謂西戎板屋也。蒙水又南注藉水。《山海經》曰:邽山，蒙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洋，謂是水也。”按，崦嵫山漢稱邽山，即今天水市區西北的鳳凰山，自古被尊為秦州鎮山，蒙水即發源於鳳凰山的羅玉河，洋水則是穿市區而過的藉河。
5、誠，張鳳讀作“成”，甚是，此系同音相借。按，《毛詩·我行其野》：“成不以富，亦祗以異。”而《論語·顏淵》則引作“誠不以富，亦祗以異。”是知成與誠古通。
6、州流，李零讀作“周流”，[4]甚是，此亦同音相借。《左傳》：“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按，華周《漢書·古今人表》作華州，《說苑》則作華舟，是周、州、舟古通。劉向《九歎》：“波淫淫而周流兮，鴻溶溢而滔蕩。”《漢書·揚雄傳》：“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郊祀歌》：“周流常羊思所並。”師古曰：“周流猶周行也。”
7、揚波，揚蕩其波。《九歌·河伯》：“與女遊兮九河，沖風至兮水揚波。”劉向《九歎》曰：“挑揄揚波，蕩迅疾兮。”王逸注：“言水尚得順其經脈，揚蕩其波，使之迅疾，自傷不得順其天性，揚其志意，常屈伏也。”
8、辟柱，張鳳讀作“壁柱”，可從。《說文》：“欂，壁柱。”張儉《劾侯覽奏》：“中常侍侯覽起第十六區，皆高樓。四周連閣，洞門綺井，蓮花壁柱，彩畫魚肉，臺苑擬諸宮闕。”
9、槙到，張鳳讀作“顛倒”，可從。忘，張鳳讀作“亡”，李零以為非是，應讀“妄”。愚以為二說皆非，當讀如“更”字，“更”字古代常寫作“㪅”，“㪅”與“妄”形相近。《水經注》卷五：“《琴操》以為孔子臨狄水而歌矣。曰：狄水衍兮風揚波，船楫顛倒更相加。”此即是其證。
10、天門，其地有兩天門，一在天水郡冀縣，一在武都郡故道縣。關於天水郡冀縣天門山，《元和郡縣志》卷三十九云：“伏羌縣本冀戎地，秦伐冀戎而置縣焉，漢冀縣屬天水郡，後漢隗囂自稱西伯都於此，後魏以冀為當亭，周為黃瓜，隋大業二年改黃瓜為黃城縣，武德三年初立伏州，仍置伏羌縣，八年，罷伏州以縣屬秦州。”《禹貢錐指》卷十一：“渭按今鞏昌府伏羌縣南有冀縣故城，即漢縣也。西傾、鳥鼠、太華並見前。西傾在鳥鼠之西南。鳥鼠，渭水所出。朱圉、太華皆在渭水之南。”《甘肅通志》卷五：“伏羌縣半博水在縣西南，源出半博山谷中，北流入渭。又天門水出天門山，東流入渭。”又云：“伏羌縣鼉山在縣東二十里，山形如鼉，渭水經其下。天門山在縣南里許，縣之主山，三峰聳峙，有兩穴如門，中有湫池。”關於武都郡故道縣天門山，《元和郡縣志》卷二十五云：“兩當縣本漢故道縣地，屬武都郡。漢髙帝引兵從故道出，襲雍，謂此也。永嘉之後，地沒氐羌縣，名絕矣。後魏變文為固，於此置固道郡，領兩當、廣鄉二縣，因縣界兩當水為名，或云縣西界有兩山相當，因取為名。隋開皇罷郡縣，屬鳳州，皇朝因之。”《甘肅通志》卷五：“兩當縣天門山在縣南六十里，懸崖有大石門一合一辟。”就渭水水道觀之，此天門當指天水郡冀縣天門山。
11、俫，張鳳直接釋“俫”為“狹”，不可從。“俫”當釋作“俠”，“俠”同“狹”。《別雅》卷五：“寬俠，寬狹也。長夾，長狹也。《任伯嗣碑》：徙俠就寬。《隸續》云：以俠為狹。《後漢書·東夷傳》：東沃沮其地，東西夾南北長。注：音狹。是又以夾為狹也。按《說文》狹隘字本作陝，犬部，無狹。《玉篇》狹同狎，又云：今為闊狹。蓋後人因陝字形與陝混，故別取狎字，重文以代陝，而因聲借用，則又並及俠夾也。”按，此說是。
12、路，李零疑其讀為“露”，不可從，應照原字直讀為“路”，《釋名·釋道》：“路，露也。人所踐蹈而露見也。”《荀子·議兵篇》：“路，亶者也。”注：“路，暴露也，亶讀為袒，露袒謂上下不相覆蓋。”這句是說大風雨使彭池水位暴漲，向堤外四溢。
13、彭池，在彭池原，《甘肅通志》云：“彭原廢縣在縣西南八十里，本漢彭陽縣地，後魏破赫連定，於此置彭陽縣。隋改曰彭原，因彭池原為名。唐於此置彭州元省。”《太平寰宇記》卷三十四：“彭原縣西北一百里舊二鄉今五卿本漢彭陽縣地，後漢又為富平縣地，後魏破赫連定後於此復為富平縣，廢帝改為彭陽縣，屬西北地。隋開皇三年罷郡，以縣屬寧州。十八年改為彭原縣，因彭池原為名，在郡西。”《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七云：“橫嶺州東百里，即子午山之別阜。嶺北即真寧縣。《漢志》注所云橋山在陽周南也。又安定岩，在州西五十里。岩壑如黛，石可鐫硯。彭池原，在州北。《唐書》：寧州有彭池。《金志》彭原縣有彭池原。原蓋因地而名。”《甘肅通志》卷二十二：“彭陽故城在縣東八十里，漢縣，以在彭水之陽也，屬安定郡。後魏屬原州，後置雲州。唐置豐義縣。”按此，則彭池原是以彭池而得名，蓋彭池消失後化而為原，人以其名名其所在區域。
14、無因以上，《論衡·異虛篇》：“故佑聖之瑞，無因而至。”無因，猶無端也。以，而。上，加也。《孟子·滕文公》：“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是在世子。”注：“上之所欲，下以為俗。上，加也，偃，伏也。以風加草，莫不偃伏也。”這句是說風雨突如其來，無因而至，使人措手不及。
15、教海，張鳳謂“疑叫喚聲借”，非是。李零以為應讀作“教誨”，李說是。按，詩云“興章教誨”，義同於《墨子·非命》之“發憲布令以教誨。”“興章”即“發憲布令”，意謂向受災百姓發布朝廷的賑災措施，以教諭、安撫百姓。
二、《風雨詩》的形式問題
《風雨詩》共八句，句八言，每句用韻，內容極完整，看來首尾並無殘缺。然就句式來講，卻明顯存在着缺字的情形。這本是一首騷體詩，照理來說每句都應該有一個“兮”字，但詩首二句、第四句、第八句有“兮”字，其餘句子則無之，這是什麼原因呢？是作者的原件就是如此呢還是後來被抄者省去了呢？我以為是後者。
考察《漢書》載錄作品的情形我們可以發現，其中有一些作品是刪去了句中的“兮”字的，比如《郊祀歌》十九章中的《天馬》二曲，《史記》所載是這樣的型態。
太一貢兮天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龍與友。（《天馬》其一）
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渉流沙兮四夷服。（《天馬》其二）[5]
而《漢書》所載，則為：
太一況，天馬下。沾赤汗，沬流赭。志俶儻，精權竒。籋浮雲，晻上馳。體容與，迣萬里，今安匹，龍為友。（《天馬》其一）
天馬徠，從西極，渉流沙，九夷服。天馬徠，出泉水，虎脊兩，化若鬼。天馬徠，歴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天馬徠，執徐時，將揺舉，誰與期。天馬徠，開逺門，竦予身，逝昆侖。天馬徠，龍之媒，遊閶闔，觀玉臺。（《天馬》其二）[6]
兩相對比，可以看出，《漢書》所載《天馬》二曲與《史記》所載《天馬》二曲相對應的句子確是刪去了 “兮”字。另外，據王先謙的考察，《郊祀歌》十九章中還有不少篇章也是刪去兮字的，這些篇章的句子如果加進一個“兮”字，即可還原成《楚辭》那種帶有“兮”字的句型。[7]《郊祀歌》而外，賈誼的《鵩鳥賦》也曾有這樣的經歴，《鵩鳥賦》在《史記》載錄時句中是均有“兮”字的，而《漢書》載錄時則盡去之。這些情況說明，在漢代抄錄作家作品時省去原作句子中的“兮”字已經不是一種偶然的現象了。
此篇《風雨詩》以及《漢書》所載《天馬》二首和《鵩鳥賦》這樣隨便省去句子中的“兮”字，給人的感覺是抄錄者對騷體詩中是否有“兮”字似乎是已不太看重，仿佛去掉這個字是為了減少麻煩一樣。但是，令我們困惑的問題是，楚歌中的“兮”字雖然是虛字，沒有字義上的含義，然“兮”字乃楚歌音樂性的標志，在音樂上有其獨特的意義，如此，抄錄者又怎麼可以隨便省去呢？我覺得很可能是這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當作為配樂歌詞存在時，楚歌中的“兮”字作為重要的音樂要素肯定是不能省去的，但是，當它離開音樂作為閱讀文本時，“兮”字顯然已失去了它的音樂意義，而人們在閱讀欣賞時又更多的是關注詩歌字面的意義而不是其音樂的意義，象“兮”字這樣只能表示音樂意義而不能表示事物意義的詞實際上已成了一個可有可無的符號，抄寫時去之又未嘗不可呢？“兮”字在閱讀文本中的這種可有可無的地位，我們從漢代一些鏡銘中對它的使用也可以體會得出來。比如《尚方博局四神紋鏡》（新莽）銘文：
上方作鏡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饑食棗，浮由（遊）天下敖四海佳兮。[8]
《尚方鑒銘一》：
尚方作鏡母（毋）大傷，左龍右虎掌四旁，朱鳳玄武和陰陽，子孫備具居中央，長保二親樂富昌兮，宜侯王兮。
《尚方鑒銘四》：
尚方作鏡四夷服，多賀國家人民息，胡虜殄滅天下復，風雨時節五谷熟，長保二親子孫力，傳吉後世樂母（毋）極兮。[9]
這些鏡銘並非樂歌，只是韻語，但是，尾句中卻不倫不類地加進了一個“兮”字，是出於文意或者句式的需要嗎？顯然不是，讀過的人都會有這樣的感覺，沒有了這個“兮”字，文句要流暢得多，加了這個“兮”字，反倒是破壞了原來韻語的味道。既然是這樣，這些鏡銘又為什麼偏要加進這麼一個看起來十分多餘的“兮”字呢？金石學家認為，這主要是有的鏡面太大，當初設計的鏡銘不能占滿其空間，加這樣的“兮”字是為了“補足布字不足的空缺”，[10]使得鏡的面目顯其完整。可見在漢人的眼里，“兮”字在一般閱讀文本中是遠沒有它在楚歌中有地位的，這些鏡銘之所以用它，主要就是看中了它這種不表示任何事物意義的詞性特點，加在句子中雖說有畫蛇添足之嫌，但它並不會破壞句子的意思，為了保持銅鏡的美觀，用它來充當文字裝飾的補救角色是再合適不過了。了解了“兮”字在閱讀文本中的地位，我們也就可以理解漢簡《風雨詩》什麼會隨意省去句中的“兮”字了，十分清楚，抄寫者對讀者所要展示的《風雨詩》決不是一個包含諸多音樂元素的樂歌演出腳本，而是一個供人們案頭閱讀的文本，從這一目的出發，其中的一些音樂元素就成了可有可無的東西，其中的一些“兮”字被刪，就正是這個原因。實際上，在演出腳本轉換為閱讀文本的過程中，像騷體詩這樣被省去“兮”的並不是唯一的現象，顧頡剛先生就曾發現，樂詩曾經是可以簡化為徒詩的，比如曹操的《苦寒行》，《宋書·樂志》所載有六解，三十六句，句五字或三字，凡百六十八字。而《文選》所載此篇則不分解，只有二十句，句五字，凡百二十字，把作為和聲的迭字迭句盡去之。[11]二書所載為什麼會有這樣大的差異呢？道理很簡單，《宋書·樂志》要體現的是《苦寒行》樂詩的性質，所以必須保留其音樂要素。《文選》所要體現的則是它的徒詩性質，注重的只是其字面含義，那些音樂上的要素諸如重唱和和聲之類這時反倒成了閱讀過程中的障礙，與其留之倒不如去之。顧先生的這一發現，無疑是對漢簡《風雨詩》何以會省去“兮”的一個最為有力的說明。
三、《風雨詩》的題名、作者、抄寫者及創作年代和抄寫時間
《風雨詩》原簡中作者之名無有題署，不過，詩末一句“興章教海兮誠難過”倒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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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了作者的身份和作詩的意圖。按上考，“興章教海”意即“發憲布令以教誨”，謂向受災百姓發布朝廷的賑災措施，以教諭、安撫百姓。這就意味着詩的作者應是隴西、天水或安定郡的郡守，因為受災範圍這麼廣，能夠做“興章教海”之事的恐拍只能是當地的最高行政長官了。而“誠難過”一語則說明，在這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災難過後，這位長官奉旨巡視災情，安撫百姓，看到治下滿目瘡痍、哀鴻遍野的情景，心里無比沉重，於是寫下了這首《風雨詩》，來表達自己哀愍百姓的痛苦心情。
《風雨詩》的題名，也並非簡上原有，乃是當時的發現及整理者斯坦因、沙畹、馬伯樂及張鳳等人所擬，我們現在也基本上接受了這個題名。但是，必須指出的是，這個題名帶有後來制題作詩的味道，根本不符合漢代歌詩創作的情況。
從《史記》和《漢書》載錄的歌詩情況來看，漢代歌詩有無題和有題兩種。無題的歌詩一般是即興創作的，有時是作者自歌，有時是作者寫了歌詞後命他人歌之。比如漢高祖的《大風歌》、戚夫人的《戚夫人歌》、劉友的《趙幽王歌》、民間的《淮南王歌》、李延年的《李延年歌》、漢武帝的《李夫人歌》以及烏孫公主的《烏孫公主歌》，這些歌詩當初是沒有詩題的，其詩題是後來才加上的。有題的如《氣出唱》、《精列》、《江南》、《度關山》、《東光》、《薤露》、《蒿里》、《對酒》、《雞鳴》、《烏生》、《東門》、《陌上桑》、《平陵東》、《白頭吟》等，這些題名，基本上是取詩中字詞以名之，和《詩經》命題的方式差不多。不過，這些題名實質上只是曲名而不是詩題，因為後來作者可以用這個曲名另填新詞，而其內容基本上與題名無關，比如漢曲《秋胡行》，原作是寫魯大夫秋胡事，但曹操寫的《秋胡行》則是說神仙事。所以從根本上來講，漢代的歌詩是沒有詩題的。[12]
雖然說漢代的歌詩沒有詩題，但到了後來，當作品的章曲消失不再是樂詩而是作為徒詩存在時，為了記誦的需要，人們還是不得不給他加上一個詩題。不過，給這類作品加上詩題與後來的制題作詩也還是有很大的不同。一般說來有這樣幾種方式，一是它特別注重體現作者或被寫人物的身份，多用人的名字來命名。比如戚夫人的《戚夫人歌》、劉友的《趙幽王歌》、李延年的《李延年歌》及烏孫公主的《烏孫公主歌》等，就是用作者的名字來做詩題的，這似乎是通過詩題要告訴人們這首歌就是某某人作的。而民間的《淮南王歌》、漢武帝的《李夫人歌》、民間的《衛皇后歌》、《皇甫嵩歌》及《岑君歌》等，則是用被寫人物的名字來做詩題的，這又似乎是通過詩題在告訴人們這首詩寫的是什麼人。二是根據作者創作時的情景和遭遇來題名，比如戚夫人的《戚夫人歌》，又題作《舂歌》或《永巷歌》，《漢書·外戚列傳》載：“高祖崩，惠帝立，呂后為皇太后，乃令永巷囚戚夫人，髠鉗，衣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13]很明顯，其題作《舂歌》或《永巷歌》，強調的是作者創作歌詩時的背景和遭遇，與歌詩內容無直接關系。三是用歌詩中的詞語來題名，此如漢高祖的《大風歌》、《黃鵠歌》，漢武帝的《瓠子歌》，就是取是首句中的詞語來命名。這種命名方式乃是襲用《詩經》和漢樂府，本質上來講是以曲名為詩題，與詩的內容也無多大關系。
了解了這一情況之後，我們也就可以肯定，漢簡《風雨詩》當初創作時是沒有詩題的，今天如果要給它加上一個詩題，我們還是應該按照上面所說的三種命名方式來進行。首先是，這首歌詩是一地方長官自作的歌詩，我們可以用他的官名或名字做詩題。其次是，因為是歌詩形式，詩題中就不該題作“詩”，而應題作“歌”。考慮到作者是隴西、天水或安定郡的最高長官，故這首詩可題做《隴西太守××歌》、《天水太守××歌》或者《安定太守××歌》。
《風雨詩》的發掘地址，據斯坦因《亞洲腹地考古圖記》，是坐落在哈喇湖（筆者按，即哈喇淖爾）南岸的一處小烽燧，斯坦因將其命名為T.ⅩⅫ.d。小烽燧西南不遠處的一堆垃圾中，發現了十幾枚漢文木簡，《風雨詩》即抄寫在其中的一枚木簡上。據李正宇先生的研究，T.ⅩⅫ.d為漢代中部都尉防區，屬平望候官轄地。[14]在《亞洲腹地考古圖記》中，斯坦因曾詳細地描述過這個烽燧，他說：“T.ⅩⅫ.d坐落在一個風蝕土嶺上，土嶺很陡峭，比西邊水灣中的沼澤高出約80英尺，從東—北—東到西—南—西方向延伸了300碼，這個烽燧有16英尺見方，殘烽燧高約9英尺。”[15]以這樣的面積和高度，這個烽燧在敦煌長城沿線諸多烽燧中應該算得上是一個較大的烽燧，不知斯坦因為何稱其為小烽燧。漢代烽燧機構一般稱“暑”，少者三至六人，多者十人。這個烽燧為大烽燧，駐人就應在十人左右。考《通典》，“一烽六人：五人為烽子，遞如更刻，觀視動靜，一人烽率，知文書、符牒、轉牒。”[16]可知當時每一個烽燧中有一個專管文書的烽率，為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包括《風雨詩》在內的這十幾枚漢文木簡，應就是這個烽燧的烽率所掌管的文書。這十幾枚漢文木簡的內容，有公文、賬簿、信函、字典、故事文、歌詩之類。其中，T.ⅩⅫ.d.013.之“□程忠信吳仲皇許終□”[17]可考是史遊的《急就篇》；T.ⅩⅫ.d.3.之“□□毋下□□□ 出前見少年□ □山東臨江海西 □有一小宅□ □□□單奇□”，[18]應是一篇記故事的文字；T.ⅩⅫ.d.021.之文字，就是此篇《風雨詩》。公文、賬簿、信函是公有的東西，但字典、文章、歌詩之類就應該是屬於烽率自己的東西了，這就可以說明，此篇《風雨詩》正是這個烽燧的烽率抄錄的作品。至於《風雨詩》的來源，應該是當時的某種人物傳記，而最有可能是那些記錄郡國名宦事跡的郡國之書，如耆舊、節士、名德及先賢傳之類。漢代寫人物傳記似乎有個傳統，這就是在描寫人物形象時常輔以詩歌的手段，比如《史記》、《漢書》紀人物，就多用人物自作的詩歌來表現其心跡和行狀，而後來的郡國之書如《長沙耆舊傳》、《殷氏世傳》、《襄陽耆舊傳》等也基本上保持了這個傳統，茲如《長沙耆舊傳》有《洛陽令歌》歌祝良，《殷氏世傳》有《滎陽令歌》歌殷襃。郡國之書的興起，乃在東漢時期，《隋書·經籍志》云：“後漢光武，始詔南陽，撰作風俗，故沛、三輔有耆舊節士之序，魯、廬江有名德先賢之贊。郡國之書，由是而作。”[19]《風雨詩》的事跡既不見諸《史》、《漢》及《後漢書》，則自當出於東漢的郡國之書。如此，則其創作於東漢可知。至於其抄寫時間，也應在此時，這可以由這批木簡的發掘情況得到證明，據斯坦因《亞洲腹地考古圖記》，這批木簡在發現時是歸於一處，且都是東漢的文書，並無其它朝代的東西在內，從其著見的年代來看，最早的是漢光武帝建武廿三年（公元47年）十一月丁卯，最晚為漢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九月十二日，其間相隔差不多廿年的時間，《風雨詩》就應在這廿年間抄成。
四、《風雨詩》風俗地理考
通過以上的考釋，可知《風雨詩》寫的是一場由大風雨引起的大水災，它起於蒙水、由天門峽谷直下、沖毀彭原池，殃及隴西、天水、安定三郡。這次水災來勢凶猛，使房屋“辟柱槙到”，給三郡地區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了極大的損失。此次水災，史無明文記載，但我們通過此地山川地理的考察還是可以了解到其風雨水患的一些情況。
蒙水所在的區域，為秦上邽故縣，漢屬隴西郡，關於其域中水道，《水經注》是這樣描繪的：
渭水又東南出橋亭西，又南得藉水口。水出西山，百澗聲流，總成一川，東歴當亭川，即當亭縣治也，左則當亭水，又則曾席水注之，又東與大弁川水合，……。藉水又東南流與竹岑水合。水出南山竹岑，二源同瀉，東北入藉水。藉水又東北徑上邽縣，左佩四水：東會占溪水，次東有大魯谷水，次東得小魯谷水，次東有楊反谷水，咸自北山流注藉水。藉水右帶四水，竹嶺東得亂石溪水，次東得木門谷水，次東得羅城溪水，次東得山谷水，皆導源南山，北流入藉水。藉水又東黃瓜水注之。其水發源黃瓜西谷，東流徑黃瓜縣北……。黃瓜水又東北歴赤谷，咸歸於藉。藉水又東得毛泉谷水，又東徑上邽城南，得核泉水，並出南山，北流注於藉，藉水即洋水也。北有濛水注焉，水出縣西北邽山，翼帶眾流，積以成溪，東流南屈徑上邽縣故城西側，城南出。上邽故邽戎國也，秦武公十年伐邽縣之，歸天水郡治。五城相接，北城有湖水，有白龍出，是湖風雨隨之，故漢武帝元鼎三年又改為天水郡。其鄉居悉以板蓋屋，詩所謂西戎板屋也。濛水又南注藉水。山海經曰：邽山，濛水出焉，而南流注於洋，謂是水也。藉水又東得陽谷水，又得宕谷水，並自南山北流於藉。藉山又東合段谷溪水，水出西南馬門溪，東北流合藉水，藉水又東入於渭。[20]
從這個描述我們可以看到，上邽境內有兩條最大的河流，一為藉水，一為渭水。藉水又為當亭水、竹岑水、占溪水、大魯谷水、小魯谷水、楊反谷水、竹嶺、木門谷水、羅城溪水、山谷水、黃瓜水、毛泉谷水、陽谷水、宕谷水、段谷溪水以及濛水等眾流所注，最後又東注入渭水。在藉水眾多的支流中，濛水是最富傳說色彩的河流，《山海經·西山經》曰：“又西二百六十里曰邽山，其上有獸焉，其狀如牛蝟毛，名曰窮奇，音如獋狗，是食人。蒙水出焉，南流注於洋水，其中多黃貝，蠃魚魚身而鳥翼，音如鴛鴦，見則其邑大水。”[21]蠃魚見則其邑大水的說法雖不可信，但它卻道出了一個實情，這就是濛水是上邽眾河流中舉足輕重的河流，它的上漲將會使其它河流水位隨之上漲，造成上邽境內的水災。而引起蒙水水位上漲的原因，則是此地的大風雨，上引《水經注》云：“舊天水郡治五城，相接北城，中有湖水，有白龍出是湖，風雨隨之。”此固不可信，然卻透露了此湖是其邑大風雨的策源地，蒙水水位上漲，與其風雨之興不無關系。關於此地百姓的生活習俗，上引《水經注》云：“其鄉居悉以板蓋屋，《詩》所謂西戎板屋也。”蓋秦人發跡天水，受西戎習俗影響及適應地理環境的需要，廣泛使用板屋。《毛詩正義》說：“秦之西陲，民亦板屋。”[22]《漢書·地理志》說：“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屋室。”[23]可見在漢代仍是如此。板屋的結構樣式，《南齊書·氐羌傳》是這樣說的：“氐於上平地立宮室果園倉庫，無貴賤皆為板屋土牆。”[24]說明板屋全是土木結構。處於這樣的地理環境，又是這樣的居住習慣，無怪乎當風雨來臨、河水泛濫時房屋會“辟柱槙到忘相加”了。
天門山所處的冀縣，為渭水流經處，至此又有多水注入。《水經注·渭水》云：
渭水至黑水峽南北十一水注之。北則溫谷水，導平襄縣南山溫溪，東北流徑平襄縣故城南，其水東南流歴三堆南，又東流南屈歴黃槐川，梗津渠冬則輟流。春夏水盛則通川注渭。次則牛谷水，南入渭水。南有長塹谷水，次東有安蒲溪水，次東有衣谷水，並南出朱圉山。山在梧中聚，有石鼓不擊自鳴……，其水北徑冀縣城北。秦武公十年伐冀戎縣之……，渭水又東合冀水，水出冀谷。次東有濁谷水，次東有當理溪水，次東有托里溪水，次東有渠谷水，次東有黃土川水，俱出南山，北徑冀城東，而北流注於渭。渭水又東出岑峽，入新陽川。[25]
按《水經》此載，從黑水峽至岑峽南北十一水注入渭河，其中北有二水，南有九水。天門不見載，然上引《甘肅通志》卷五云：“伏羌縣（即冀縣）半博水在縣西南，源出半博山谷中，北流入渭。又天門水出天門山，東流入渭。”又云：“伏羌縣鼉山在縣東二十里，山形如鼉，渭水經其下。天門山在縣南里許，縣之主山，三峰聳峙，有兩穴如門，中有湫池。”《甘肅通志》卷十又云：“天門隘，在縣南天門山下。”[26]《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九亦云：“又天門山，在縣南三里。山有兩穴如門，亦謂之天門山口。”[27]是知除南北入渭河的十一水之外，尚有源於天門山東入渭河的天門水。從《甘肅通志》所描述的情形來看，天門山發大水的原因應該是大風雨引起內中湫池水位暴漲所致。由於山勢險峻，門口狹小，大水必成咆哮怒吼之勢，其形成的破壞力可想而知。另外，天門山在縣南三里，其發大水，直接面臨威脅的就是冀縣縣城，所以冀縣縣城在此次水災中遭受的損失應該是相當大的。
彭池即彭池原，漢屬安定郡彭陽縣，漢彭陽故城，舊址在在今甘肅鎮原縣西北茹河北岸井陳家村，境內亦水道縱橫，按《水經注》、《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及《甘肅通志》的描述，其水道主要有陽晉水、原州川水、髙平川水、石門峽水、自延水、次水等，另有夾城而過的蒲河與茹河共九水。《元豐九域志》卷三云：
中臨涇四鄉有陽晉水、朝那水。[28]
《甘肅通志》卷五：
陽晉水在縣南平涼縣界流入，《寰宇記》陽晉水在臨涇縣南十五里入涇，即涇州橫河之上源也。[29]
《太平寰宇記》卷三十三云：
原州川水自番界入州界五十五里入寧州彭陽縣界。[30]
《水經注》卷二云：
河水又東，北徑於黑城北，又東北高平川水注之，即苦水也，水出高平大隴山苦水谷。[31]
《甘肅通志》卷五：
石門峽水在縣西大隴山，北有水徑流，謂之峽水。[32]
《水經注》卷二：
石門之水又東，北注高平川，川水又北，自延水注之，水西出自延溪，東流歴峽，謂之自延口，在縣西北百里。[33]
《甘肅通志》卷五：
次水在縣東北六十里，與苦水、東水亂流參差，合而為一，下流入高平川。[34]
《元豐九域志》卷三云：
中彭陽州東六十里三鄉蕭一鎮有大胡河、蒲川河。[35]
除水道外，彭陽境內又多湫池，頗具神秘色彩。湫池大多因山坡滑塌、堵塞溝道而形成，一般分布於黃土高原支毛溝底，歴史上彭陽出現湫池較多，後由於地形變動，池水破谷而出，許多湫池已不復存在，比如蓮花池、太陽湫、任湫，清雍正年間尚存，至今則全部消失。詩中所說的“彭池”，應該就是大雨後因山坡滑塌、堵塞溝道而形成的一個大湫池。按《元和郡縣志》，隋開皇十八年改富平縣為彭原縣，因彭池原為名。又《元豐九域志》卷三云：“彭原州西南八十里六鄉董志蕭赤城寧羌〔中缺〕四鎮有彭池原、睦陽川。”[36]董志原即彭原，彭池位於原上。既稱彭池原，就說明彭池在隋時就早已化而為原，而詩云“路彭池”，很可能是說彭池在這場大風雨之後的突然消失，“路”就是說彭池在大風雨中水量陡增，漫過水堤，時間一長，在水的沖擊下水堤自然不支而垮塌，從此匿跡。彭池曾是彭陽的象征，它在一場大風雨之後的突然消失，不僅見證了大自然對河山的無情改易，也見證了彭陽百姓在這次水患中的痛苦和災難。
（編者按：[1]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頁348。
[2]吳礽驤、李永良、馬建華釋校：《敦煌漢簡釋文》，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頁244。
[3]張鳳：《漢晉西陲木簡匯編》，上海：有正書局，1931年，頁51。
[4]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頁348，下引俱出該頁，不復舉。
[5]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頁1178。
[6]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頁1060。
[7]王先謙：《漢書補注》，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
[8]朱劍心：《金石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頁215。
[9]梅鼎祚編：《東漢文紀》卷三十二，見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景印。
[10]孔祥星、劉一曼：《中國古代銅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頁69。
[11]顧頡剛：《史林雜識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頁279-280。
[12]參見吳承學《中國古代文體形態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頁111—112。
[13]班固：《漢書·外戚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頁3937。
[14]李正宇：《敦煌郡的邊塞長城及烽警系統》，《敦煌研究》1995年第2期。　
[15]斯坦因：《亞洲腹地考古圖記》，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頁495。
[16]杜佑：《通典》卷一百五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版。
[17]吳礽驤、李永良、馬建華釋校：《敦煌漢簡釋文》，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頁244。
[18]吳礽驤、李永良、馬建華釋校：《敦煌漢簡釋文》，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頁244。
[19]魏征等：《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版，頁982。
[20]酈道元撰，陳橋驛校證：《水經注》，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版。
[21]郭璞注、畢沅校：《山海經·西山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22]孔穎達：《毛詩正義》，見《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版。
[23]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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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漢書·地理志》，中華書局1962年版。
[24]蕭子顯：《南齊書·氐羌傳》，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版，頁1027。
[25]酈道元撰，陳橋驛校證：《水經注》，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版。
[26]許容等：《甘肅通志》巻十
[27]顧祖禹：《讀史方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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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要》，北京：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55年版。
[28]王存等撰、王文楚等點校：《元豐九域志》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
[29]許容等：《甘肅通志》巻五
[30]樂史等撰、王文楚等點校：《太平寰宇記》卷三十三，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版。
[31]酈道元撰、陳橋驛校證：《水經注》卷二，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版。
[32]許容等：《甘肅通志》巻五
[33]酈道元撰、陳橋驛校證：《水經注》卷二，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版。
[34]許容等：《甘肅通志》巻五
[35]王存等：《元豐九域志》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
[36]王存等：《元豐九域志》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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