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七‧鄭子家喪》“以邦之變”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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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上博七‧鄭子家喪》“以邦之變”考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上博七‧鄭子家喪》甲本簡1有簡文作：

此句乙本作：

其中及字，整理者隸作“”，並解釋說：
讀為“以邦之怲”。“邦”指鄭國。“怲”，《說文·心部》：“怲，憂也。从心，丙聲。”《詩·小雅·頍弁》：“憂心怲怲。”《廣韻》：“怲，憂也。”《玉篇》：“怲，憂也。懼也。”
復旦讀書會則把字隸作“”，謂“”即“怲”字，但認為“以邦之怲”之“邦”指楚國，“怲”讀為“病”。[1]陳偉先生亦主張“怲”讀為“病”，但指出此字與一般楚簡“病”字寫法不同。其說云：
邦，整理者以爲指鄭國，不確。應指楚國。
怲，整理者引《說文》云：“憂也。”今按，或當讀爲“病”。此前所見楚簡中的“病”皆從“方”作，這可能是“病”字的另外一種寫法。[2]
凡國楝先生則從整理者釋“”為“怲”之說，又指出“”字見於《上博二‧從政》篇。他說：
簡文“”字，整理者讀為“怲”，並引《說文》解釋作“憂”。今按，該字亦見于上博二《從政》甲8號簡，上博五《季康子問於孔子》第9簡相應的字作，陳劍先生主張將其讀作“猛”。不過此處恐不能讀為“猛”，整理者釋讀有理，可從之。[3]
筆者認為，“邦”當如復旦讀書會及陳偉先生所言，指楚國。惟“”字是否應讀為“怲”或“病”，則尚有討論空間。下文專就此字作進一步探討。
先就字形論之。上文所列出列出甲乙本的“”字，形體如下：
甲本簡1　　乙本簡2
同篇簡3亦有“”字，甲乙本分別作：
甲本簡3 乙本簡3
簡3之相關簡文作“售（雖）邦之”。“”，整理者亦釋“怲”，復旦讀書會隸作“”，釋作“怲”，讀為“病”。陳偉先生亦讀此字為“病”，與上例同。惟張新俊先生對此提出異議，他認為〈鄭子家喪〉所見四“”字（為方便表述，下稱為A字）皆不從“丙”，實從“”，其說曰：
A（引者按：指〈鄭子家喪〉中四“”字）上部所从與“丙”形體比較接近，是學界把此字隸定作“”或者“”的依據。其實，只要跟楚文字中的“丙”字比較一下，不難發現，《鄭子家喪》簡中的A字所从與“丙”是有區別的。我們以《楚文字編》所收“丙”字为例：
包186
望M1‧9
帛丙91 《楚文字編》第838頁
楚文字中的“丙”中間所从的部分是“”形，A字上部所从的偏旁則是“矢”。而目前我們所能見到的楚文字“丙”，是從來沒有把中間所从的部分寫成“矢”的。所以，從這一點說，把A隸定成“”或者“”顯然是不合理的。既然A字上部所从非“丙”，那麼它也就無從讀作“怲”或者“病”了。
如果單純從文字的形體來考慮，A字上部所从與“侯”最為接近：
王孫誥鐘
包243
包233
帛丙99 《楚文字編》325頁
我們可以拿A與同篇中的“侯”字相比較：
甲本簡2
乙本簡2
基於以上的考慮，我傾向於把A字隸定作“”，可以看成从心、从口、矦聲的字。“”字中間所从“口”形，屬於“增繁無義偏旁”，這種現象在楚文字中比較常見，何琳儀先生在研究戰國文字形體演變時已經舉出不少例證，可以參看。本篇簡文中的“後”字，甲本簡1作，乙本簡2作，是其比。但是“”字不見於後世字書，從文字通假的角度來考慮，我懷疑它可以讀作“訩”。上古音“訩”屬曉母東部，“矦”屬匣母侯部，二者在韻部上是陰陽對轉關係；在聲母方面，曉、匣同為喉音，關係密切，故可相通。“訩”可以訓“禍亂”。如《詩‧小雅‧節南山》“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朱熹《詩集傳》“言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亂。”
如果此說可以成立，簡1的“以邦之A以急”，也就是“以邦之訩以急”。前一個“以”用為介詞，表示原因，后一個“以”用為連詞，可訓為“而”。“急”訓為“緊急、危急”。如《左傳·宣公十五年》：“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簡1“鄭子家殺其君，不穀日欲以告大夫，以邦之訩以急”是說鄭子家殺了鄭國國君這件事情，楚莊王在數年前就想把它告訴楚大夫，因為楚國當時正遭受禍亂而形勢危急，（所以就沒有把這件事情公布出來。）《鄭子家喪》的整理者認為此處的“邦”指鄭國，是不正確的，所言應為楚國。這從簡3的“雖邦之訩，將必爲師”也可以看出來。大概在楚莊王看來，楚國此時也正遭受到某種禍亂。[4]
張先生注意到楚系“丙”字與“”之的區別，對A字作了細緻分析，並將A改隸作“”，讀為“訩”。其後李天虹先生〈上博七〈鄭子家喪〉補釋〉亦從張氏之隸定，但未採其讀作“訩”之說，而懷疑B是《上博二‧從政甲》簡8“”的訛字。李氏云：
，從張新俊先生隷定，簡文作（甲簡1）、（乙簡3）。此字整理者隸定為“”，讀為“怲”，訓為“憂”。復旦讀書會及陳偉先生疑“怲”當讀為“病”。陳先生又指出此前所見楚簡中的“病”皆從“方”作，“怲”可能是“病”字的另外一種寫法。單純從形體看，此字確實如張先生所言，上部寫法與“丙”字有別而與“矦”一致，當隷定為“”。張先生讀“”為“訩”，從文意看也講得通。但結合古書用字習慣看，這裡如果用“病”字則更爲合適。上博《從政甲》簡8“猛則亡親”之“猛”，簡文作，可以隷定為“”，構形和所謂“”一致，形體也比較接近。這使我們懷疑“”或許是（“（病）”）的訛字。[5]
李先生指出，根據古書習慣，A字讀為“病”於文義最協，然“”字不從丙聲，與“病”音不通，故她懷疑A為“”之訛字，仍讀為“病”。
郭永秉先生〈《競公瘧》篇“病”字小考〉也認為A應讀為“病”。不過，與李說不同，他不同意張新俊先生對字形的分析，主張A仍當隸作“”。他說：
他（引者案：指張新俊）懷疑此字在簡文應讀為“訩”。我們認爲此說並不正確。首先，“”字從未見於古文字資料，不好解釋它究竟是什麽字；但是“”字卻是屢見於楚簡的，且都是作上“丙”中“口”下“心”的結構。至於張先生所講“丙”字無有訛从“矢”形的，其實這個問題也容易解釋。古文字中“大”形（“丙”中間所从是“”形，戰國文字的“大”也有寫作這種形體的）和“矢”形容易相混，是很常見的現象。郭店楚簡《老子》甲組33號用作“猛”的“”字作，李守奎先生指出“所从為訛形”，甚是。可見“”字訛从“矢”絲毫也不足怪。第二，讀“”為“訩”並無來自古文獻和出土文字資料的文字學證據，且二字中古等呼皆不同，似亦難信；第三，“邦之訩”顯然不如“邦之病”來得文從字順。
總之，我們認爲，此字釋為“”讀為“病”是完全可以肯定下來的。[6]
值得一提的是，郭文在討論A字時曾提及《上博六‧競公瘧》簡10的字，並以A字作為字釋“病”之證。郭氏云：
明白了這一點（引者案：指〈鄭子家喪〉B字應釋為“”，讀為“病”），再回到〈競公瘧〉的字，問題就很簡單了。此字顯然應分析為从“爿（疒）”“”聲，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病”字。釋此字為“病”，與《左傳》、《晏子春秋》就完全密合了。因此陳劍先生講這段簡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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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有文獻流傳變易的關係，不僅僅是意近的問題”，再次得到了證實。[7]
案：〈競公瘧〉之，相關簡文作“貧（苦）約（）”。整理者釋為“疾”，並謂此句意近《晏子春秋‧内篇諫上‧景公信用讒佞賞罰失中晏子諫》篇中的“民愁苦約病”。[8]其後，陳劍先生指出簡文“”字應為衍文[9]，如是，則簡文當作“貧（苦）約（）”，正好與《晏子春秋》“愁苦約病”句相對應。如此一來，〈競公瘧〉之即相應《晏子春秋》的“病”字。以此證之，郭氏釋為“病”，似非無據。另一方面，從字形上看，〈競公瘧〉字與〈鄭子家喪〉A字皆從“”，二者十分相近，若郭先生對字的改讀可從，似乎可以為A隸作“”讀為“病”提供證據。
由此可見，主張把A隸作“”（或“”），讀為“病”者甚多，但此釋讀的前提是A必須從“丙”聲。惟細審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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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結構，其字所從之“”與“丙”字確有距離，這也是張新俊先生將A改隸作“”，讀為“訩”的原因。雖然郭永秉先生指出古文字“大”和“矢”形容易相混，但即使我們把A字所從字“矢”視為“大”的訛混，仍未能解釋二者在字形上的差異（“丙”字上半皆從“”形，A字則從“厂”或從“广”）。關於這一點，高佑仁先生已經指出。他在〈《鄭子家喪》、《競公瘧》諸“病”字的構形考察〉說：
我們知道楚簡一般“丙”字作（包‧31）、（包‧168）、（包‧42）、（帛丙1‧3）、（包‧165），張新俊先生認為楚簡“丙”字中間都从“”形，但上述諸字中間則从“矢”形，所以應非“病”字。郭永秉先生則指出古文字的“”與“矢”形容易相混的角度，進而確認這就是“病”字。我也認為文例讀“病”最妥，但對於學者們的構形分析感到有些疑惑，我的懷疑是，“”中間从“”形，“”中間則从“”形，目前還沒有看過楚簡“丙”字中間有“”訛作“”的確切證據。此外，哪怕將“”中間的“”改易作“”，它與“”還有個很明顯的差異，此即“丙”字一般上半都从“”形，但△（引者案：即A字）字或从“厂”或从“广”，這也是“丙”字所沒有的寫法。兩個變數加在一起，這促使我思考該字有無其他分析方式的可能。[10]
高先生把A字與〈競公瘧〉的字結合分析，認為二者皆是《說文》中訓為“臥驚病”的“寎”字。他說：
我認為要解決〈競公瘧〉、〈鄭子家喪〉等字的構形，要先從《說文》中的一個字說起：
《說文》：“寎（），臥驚病也。从㝱省，丙聲。”
馬敘倫《說文解字六書疏證》云：“王筠曰：‘寎、病一字’，倫按：《廣雅》‘寎，病也’”，可知“寎”从“丙”聲，與“病”的音、義關係非常密切。若將《說文》的“寎”字比對《競公瘧》的“”字，會發現“”字其實應當釋作从“爿”、从“厂”、“”聲，《鄭子家喪》的“”字則是从“厂”、从“心”、“”聲，至於“”字上半則“厂”改作“广”。古文字中“宀”、“厂”、“广”在偏旁中都是可以替換的，例如“”字可从“宀”作“”（師虎簋／集成4316），也可从“广”作“”（不栺方鼎／2735），亦可从“厂”作“”（農卣／集成5424），所以劉釗先生《古文字構形學》第十六章“古文字構形演變條例”中已指出“古文字中厂、宀二字在用做表意偏旁時有時可以通用”、“古文字中厂、广二字在用做表意偏旁時可以通用”，則“寎”通作“”這應當是沒有問題的。
筆者這樣的解法只有一個關卡須要打通，就是中間所謂的“矢”形，施謝捷先生曾在郭永秉先生文章下的跟帖中指出“從‘丙’作如此寫法，可與‘內’比較。二者具有同樣的變化。”，這是個很重要的啟發。我認為、、、、等字中間的“”形，就是一般“丙”字（）的訛變，我們知道古文字“”形與“”形常是相通的，舉例來說：




內


孔子詩論.12
上博緇衣.20
宋


包.85
上博緇衣.23



包.36
包.157



包.183
包.157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就應即《說文》的“寎”，嚴式隸定應作“”，只不過“宀”改“厂”而已，其餘〈鄭子家喪〉的寫法則是省“爿”添“心”旁，應隸作“”或“”。
除此之外，我在觀察“”字時，也曾思考過此字有無可能是从“疒”、“”聲，我們知道所謂的“疒”可以分析作“爿”、“人”兩個結構，例如“”字作“”（鼎／集成2569），如此一來有沒有可能“”字形體中的“爿”與“厂”就應合在一起釋成“疒”呢？我考察後的結論是否定的，理由有三：一、楚簡中从“疒”之字十分普遍，或作“”（天卜）“痒”字所从），或作“”（包.126“”字所从），或直接省作“”(包.158“”字所从)，我僅見一例比較接近△字的例證，包山“疾”字作“”（簡221），“矢”旁左側有條直筆，不過其與上半橫筆無連接，與△還是稍有差異，而且這也不是普遍的寫法。二、更重要的是，萬一我們將“”釋作从“疒”、“”聲，則、、、諸字上半的“厂”、“广”，將只能視為从“疒”省，古文字中“疒”可以省作“爿”，但省成“厂”、“广”者，筆者未見。三、〈競公瘧〉簡中从“疒”諸字很多，但都通通省作“爿”，以簡10“”上一字的“（）”字為例，字形作“”，字从“爿”，可知“”字，其“厂”旁與“爿”旁應非同一結構，不能合而釋成“疒”。[11]
高說頗能解釋“”與“丙”（）之間的訛變關係，足證〈競公瘧〉之“”與A字所從“”形皆可隸作“丙”。統合其說，筆者認為“”字或如其所言，應改釋為“寎”。馬敍倫謂“寎”與“病”同，如此釋“”為“寎”，也與郭永秉先生釋為“病”之說密合。
不過，必須指出，筆者雖認同高先生釋“”為“寎”字之說，但對他將A字同釋為“寎”的做法則未敢苟同。考“”從爿，當與疾病有關，高先生指出厂、宀相通，則釋“”為“寎”，自無問題；但反觀A字則不然，A字上部雖從厂（或广），但左旁不從爿，下部復加心旁，與“寎”字字形差異頗大。高先生也注意到這點，因而指出A字乃“省爿添心”的“寎”字。我們認為此說略嫌牽強。其實，細審高說，不難發現其所以釋A為“寎”，乃因A字從丙，與一般楚簡“病”字從方的寫法不同。而學者已指出A字讀為“病”於文義最協，考慮到這一點，高先生於是把A字改釋為與“病”同字的“寎”，以解釋其與一般“病”字寫法的差異。
不過， A字與“”（寎）的結構有異，似無必要將二字拉上關係。筆者認為，A仍為“”字，不過其上加“厂”（或广）旁為飾而已[12]。就文義言之，A從“丙”聲，讀為“病”固然可通，但這裏筆者提出另一看法。古書中“便”與“變”可以通用，《馬王堆漢墓帛書‧五行》：“和也者小（體）變變然不於心也”。“變變”，整理者釋為“便便”[13]，是其證。又帛書〈六十四卦‧革卦〉：“大人虎便＂，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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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作“大人虎變＂，此“便＂字讀為“變＂[14]。“便”从“更”聲，“更”从“丙”聲。[15]是聲素“丙”與“”可以通用[16]。A字與“便”同从“丙”聲，疑亦可讀為“變”。“丙”古音幫紐陽部[17]；“變”幫紐元部[18]，二字幫紐雙聲，陽、元通轉[19]，可以通假。準此，簡文應讀為“以邦之變”及“雖邦之變”。[20]
《說文‧言部》云：“變，更也。”[21]引申指非常的變故。如《大戴禮記‧哀公問五義》：“應變而不窮也。”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云：“變者，謂非常之事。”[22]《白虎通義‧災變》云：“變者，非常也。”[23]《漢書‧劉向傳》“乃使其外親上變事”，顏師古注云：“非常之事，故謂之變也”[24]，皆其例。非常之事，可指政治上或軍事上的重大突發事件，如政變、兵變。[25]如《漢書‧高后紀》：“待呂氏變，而共誅之。”顏師古注：“變，謂發動。”[26]或指“變亂”，如《漢書‧尹翁歸傳》“奴客持刀兵入市鬬變”，顏師古注：“變，亂也。”[27]簡文“以邦之變”、“雖邦之變”，當謂國家發生非常之事，或取“政變”、“變亂”等義。
“邦之變”即“國之變”，猶“國變”之謂也。“國變”一語，見於先秦兩漢文獻，如《管子‧小匡》：“今夫商，群萃而州處，觀凶飢，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以知其市之賈。”[28]《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昔者，桀起靈臺，紂起鹿臺，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五榖不熟，天與其災，民虛國變，遂取滅亡。”[29]二例可與簡文互參。
最後，讓我們審視與B字相關之簡文：
（1）奠（鄭）子（家）殺丌（其）君，不（穀）日欲（以）告夫=（大夫），

《上博七‧鄭子家喪》“以邦之變”考

（以）邦之變，（以）（及）於含（今），而（後）楚邦囟（思）爲者（諸）侯正。[30]
（2）唯（雖）邦之變，（將）必為帀（師）。[31]
句（1）謂楚莊王早欲將鄭子家弒君之事告知大夫，但因當時楚國發生非常之事，故莊王未有將該事相告，而滯後至今。句（2）中“邦之變”與句（1）取義相同，其意謂楚國雖然發生變故，但仍須出兵討鄭。
關於簡文所言“邦之變”，張新俊先生認為是指宣公四年（前605年）楚國發生的內亂。他說：
根據《左傳》的記載，鄭子家弒其君鄭靈公之事發生在公元前605年，這一年楚國的政局正處在動蕩之中。《左傳·宣公四年》中記載了該年也就是楚莊王九年楚國所發生的內亂：
及令尹子文卒，鬭般為令尹，子越為司马。蒍賈為工正，譖言子揚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己為司馬。子越又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於轑陽而殺之，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質焉，弗受。師于漳澨。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皋浒。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著于丁寧。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
楚莊王所言的“以邦之訩以急”，應該就是指公元前605年楚國發生的這次內亂。
鄭子家喪發生在公元前599年。在此之前，先是眾舒叛亂了楚國，楚於公元前601年出兵伐舒蓼，滅之。公元前600年，楚國伐鄭，晉國派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公元前599年，楚伐鄭，晉派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水北。楚國在平定眾舒之亂後，在連年對鄭的戰爭中，沒有撈到絲毫的便宜，《左傳·宣公十一年》說“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正是這一段時間內楚、鄭交兵的反映。簡3楚莊王說“雖邦之訩”，大概就是基於這些歷史背景。公元前599年，“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 可見此年鄭子家喪是一個導火索，鄭國再次發生內訌，這正是楚出兵伐鄭的大好機會。楚莊王於是打著“今鄭子家殺其君，將保其寵光以沒入地。如上帝鬼神以爲怒，吾將何以答”這樣的藉口，出兵伐鄭，也算是師出有名，所以緊接著楚莊王說“雖邦之訩，將必出師”。[32]
李天虹先生亦說：
所謂“邦之病”，大概是說楚國有內憂外患。張新俊先生認為這裏的“邦之病”，指宣公四年（前605年）楚國發生的內亂，有一定道理。據《左傳》，宣公四年到宣公十年，晉、楚爭霸處膠著狀態，期間楚國未佔到優勢，宣公八年，楚又有群舒之叛，這些可能都與所謂“邦之病”有關。[33]
張、李二先生之說甚確。比較釋“訩”與釋“病”之說，“變”有“變亂”義，也可指內亂。因此，釋A為“變”，與史書所載楚國亂事正相脗合。總言之，A字可讀為“變”，簡文讀作“以邦之變”、“雖邦之變”。筆者此讀法於音義皆通，在字形上則可解決諸家釋A為“病”的矛盾。
（編者按：[2]陳偉〈《鄭子家喪》初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2008年12月31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919#_ednref1）。又陳氏於此文將此句與下文“以忣”連讀，讀為“以邦之病以急”，與復旦讀書會說同。不過，陳氏後來放棄此說，把“以邦之病以急”與後文“於今以後”連讀，讀為“以邦之病以急於今而後”。說見陳氏〈《鄭子家喪》通釋〉，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2009年1月10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964#_edn1#_edn1）。
[3]凡國楝：〈《上博七‧鄭子家喪》校讀劄記兩則〉，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2008年12月31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920）。
[4]張新俊：〈《鄭子家喪》“”字試解〉，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09年1月3日（http://www.guwenzi.com/SrcShow.asp?Src_ID=604）。
[5]李天虹：〈上博七《鄭子家喪》補釋〉，《江漢考古》，2009年第3期（總112期），頁111。
[6]郭永秉：〈《競公瘧》篇「病」字小考〉，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uwenzi.com/SrcShow.asp?Src_ID=677），2009年1月23日。
[7]郭永秉：〈《競公瘧》篇「病」字小考〉，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guwenzi.com/SrcShow.asp?Src_ID=677），2009年1月23日。
[8]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7月），頁186。
[9]陳劍〈《上博（六）‧孔子見季桓子》重編新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二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8月），頁173。
[10]高佑仁〈《鄭子家喪》、《競公瘧》諸「病」字的構形考察〉，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1200#_ftn7），2010年01月04日。
[11]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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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劉釗《古文字構形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云：“古文字中一些字可加厂旁為繁化”（頁341）。蕭毅《楚簡文字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年3月）亦謂：“古文字中‘厂’常為附加的無義偏旁”（頁39），而“广”不過是“厂”加飾筆而已，故A字所從的“厂”和“广”旁很可能也是無義的飾符。
[13]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編：《馬王堆漢墓帛書（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3月，第1版），頁23。
[14]馬王堆帛書整理者亦讀“便＂為“變＂，見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帛書《六十四卦》釋文〉，《文物》1984年第3期（總334期），頁6。
[15]于省吾〈釋〉曰：“甲骨文字屢見，作或形，《甲骨文編》釋為更。按即古文鞭字。《說文》鞭字作，並謂：‘鞭，驅也。从革聲。古文。’就古音言之，从聲，从聲，从丙聲。丙雙聲。字隸變作更，丙更疊韻。《周禮‧考工記‧輪人》的‘眂其綆’，鄭司農謂‘綆讀為關東言餅之餅’。按綆从更聲，更本作，从丙聲。是丙更古通之證。西周金文馭字多作，其从，乃甲骨文字的省變。《說文》謂‘馭从又馬’，又乃形的譌省。西周金文馭字均作，右从乃古文字，用以驅馬。石鼓文馭字作，右从作，猶存初形。以上略論為鞭之初文，以及它和更字形變音通的由來。”見《甲骨文字釋林》（北京：中華書局，1979，第1版），頁391-392。
[16]“變”以“”為聲，《說文‧言部》云：“變，更也。從攵，聲。”是其證。“便”與“變”通，“便”從丙聲，“變”從聲，是聲素“丙”與“”相通。
[17]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頁280。
[18]同上，頁213。
[19]先秦文獻中元、陽合韻之例頗多，陳新雄《古音研究》（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4月，初版）曾列舉云：“《詩‧大雅‧抑》九章以言（元）韻行（陽），《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以言（元）韻行秉（陽），《五帝德篇》以言（元）韻明量方（陽），《楚辭‧九章‧抽思》以亡（陽）韻完（元）。按元讀[an]，陽讀[aŋ]，二部雖韻尾不同，但元音相同，故仍多旁轉也。”（頁467-468）陳說甚是。又上引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指出“更（）”从丙聲，乃古文“鞭”字。“更”字古韻屬陽部，“鞭”字屬元部，此亦陽、元二部古通之證。
[20]《上博二‧從政甲》“則亡新”之“”字，單師周堯、黎廣基學長〈讀上博楚竹書《從政》甲篇「則亡新」札記〉讀為“迫”，誠是。“迫”字，單師謂有“急迫”之義。又《說文‧穴部》云：“窘，迫也。”毛晃《增修互註禮部韻略》云：“迫，窘也。”由此看來，把簡文讀為“以邦之迫”，“迫”訓“窘”，謂國家困迫，似亦可通。惟古漢語中“迫”字一般作動詞或形容詞用，揆諸文義，把簡文讀作“以邦之迫”似不如讀為“以邦之變”。單師說詳見〈讀上博楚竹書《從政》甲篇“則亡新”札記〉，《中國文字研究》2007年第一輯（總第八輯），頁48-49。
[21]（漢）許慎撰：《說文解字》（長沙：岳麓書社，2005），頁68上。
[22]（清）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1月，第1版），頁11。
[23]（漢）班固撰：《白虎通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50冊‧子部雜家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頁34。
[24]同上註。
[25]《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漢語大字典》（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6-1990，第1版），第2卷，頁1481。
[26]同註20。
[27]（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景印清乾隆武英殿刊本（台北：藝文印書館，出版年份不詳），頁1241下。原文無標點，標點為筆者所加。
[28]黎翔鳳撰；梁蓮華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6月，第1版），頁402。
[29]（漢）趙曄撰；（元）徐天祐音注；苗麓校點；辛正審訂：《吳越春秋》（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頁141。
[30]釋文據馬主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頁173-174。原釋文“變”字作“（怲）”，今改讀。此外，簡文“以邦之變，以及於今，而後楚邦思為諸侯正”一句，諸家斷讀或有出入，本文從整理者、凡國楝及李天虹說，將“以邦之變”與“以及於今”斷開，下接“而後楚邦思為諸侯正”。凡說見氏著凡國楝：〈《上博七‧鄭子家喪》校讀劄記兩則〉，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網站，2008年12月31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920），李說見氏著：〈上博七《鄭子家喪》補釋〉，《江漢考古》，2009年第3期（總112期），頁110-113。
[31]同上註。
[32]張新俊：〈《鄭子家喪》“”字試解〉，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09年1月3日（http://www.guwenzi.com/SrcShow.asp?Src_ID=604）。
[33]李天虹：〈竹書《鄭子家喪》所涉及歷史事件綜析〉，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獻中心編《出土文獻研究（第一輯）》（上海：中西書局，2010年8月），頁187。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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