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許子佗”與“許公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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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許子佗”與“許公佗”

（河南大學出土文獻研究中心）
摘要：本文認爲，南陽出土的春秋晚期的許子佗盞盂的器主許子佗，與清華簡《繫年》的許公佗應係同人，應即文獻記載的許男斯。許子佗盞盂出於南陽，可能與當時許國遷徙至容城有關，也印證了《繫年》和文獻的有關記載，爲探討其時許、晉、楚之間的關係，提供了重要的新證據；同時也可表明，清華簡《繫年》不大可能存在作僞的可能。
關鍵詞：許子佗 許公佗 許男斯 容城 清華簡《繫年》
2003年3月，河南省南陽市八一路中原機械工業學校工地M6出土一件許子佗盞盂（簡報稱“許子敦”）[1]，其器及蓋的內壁近口沿處均陰刻銘文2列6字（器蓋同銘）：
鄦（許）子（佗）之盞盂。
其中器主之名字原篆作，簡報缺釋，經目驗原器，其寫法與楚文字中下揭諸字近同：
包山67 包山79 包山207 包山218 包山226 上博五《季康子問孔子》 繫年100 繫年101[2]
應是“”字，可讀作“佗”。這裏將主要討論的，是器主許子佗的身份及相關問題。
該器整體呈圓球形，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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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完全相同，唯蓋口有三個卡扣，蓋、身均呈半球狀，蓋、器的近口處各有一對環鈕，器蓋的頂部和器身下部各有3個環鈕，蓋口沿上有3個邊卡。蓋與身近口沿處各飾蟠虺紋帶一周。其時代，簡報定爲春秋晚期，大致可信。其形制與河南淅川和尚嶺M2出土的中姬盞（HXHM2:28）[3]近似，二器時代亦應相仿。中姬盞的時代，一般認爲是在春秋晚期[4]。許子佗盞盂的時代，結合其銘文字體來看，應以定在春秋晚期前段爲宜。
新近公佈的清華簡《繫年》第十八章云：
競（景）坪（平）王即殜（世），卲（昭）王即立（位）。（許）人（亂），（許）公（佗）出奔晉=（晉，晉）人羅（罹），城汝昜（陽），居【100】（許）公（佗）於頌（容）城【101】[5]。
簡文的“景平王”即楚平王[6]，其子昭王在位時間爲公元前515年至公元前489年，亦即春秋晚期前段。因此，從時間上來看，許子佗盞盂的器主許子佗，與清華簡《繫年》的許公佗應係同人。
銅器銘文中許國君主先後有稱“許男”（許男鼎[7]）、“許公”（許公寧戈[8]、許公買簠[9]）、“許子”（許子鎛[10]、許子佗盞盂、許子妝瑚蓋[11]）者，文獻則稱“許男”（如上引《春秋》定公四年）。盞盂銘稱許君佗爲“許子”，“子”應是爵稱，而清華簡《繫年》稱其爲“許公”，我們知道，東周時期，一般諸侯可通稱“公”，如《論語·顏淵》：“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因此，《繫年》稱許君佗爲“許公”，與盞盂銘稱其爲“許子”，二者並不矛盾。同樣，前述銅器銘文中是許君稱“許公”，亦當作如是解。
對上引《繫年》簡文，清華簡整理者注釋說：
《春秋》定公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衞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六月……許遷于容城。”容城，今河南魯山東南[12]。
魯定公四年即公元前506年，查相關文獻記載可知，這一時期許國在位的君主是許男斯（公元前522年至公元前504年在位），因此，盞盂銘的“許子佗”，清華簡《繫年》的“許公佗”，應即文獻記載的許男斯。從文字學的角度來看，從它得聲的“”字與“斯”似有相通的可能[13]。當然，也不排除“”和“斯”是一名一字的可能。
林麗霞、王鳳劍據《左傳》昭公十八年“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等記載，認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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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陽爲許從葉遷析必經之地，許子佗盞盂出於南陽可能和許國遷徙有關[14]。這樣的推測雖未必準確，但也不無啟發意義。今據清華簡《繫年》的有關記載，或可窺見一些更詳細的史實。
上引《繫年》云“居許公佗於容城”，“容城”，清華簡整理者認爲在今河南魯山東南。“容城”亦見於新鄭鄭韓故城出土的陶文，其地望可能即如清華簡整理者所言，在今河南魯山一帶[15]。許子佗盞盂所自出的南陽八一路中原機械工業學校工地M6，同出器物有鼎3、簠2、浴缶2、盤、匜各1等[16]，其中有同屬春秋晚期前段的養子曰鼎[17]，我们曾推測，該鼎或係養子曰助楚人之喪的賵器[18]，許子佗盞盂的情況，亦當與之相類。魯山與南陽地隔不遠，許子佗盞盂出於南陽，可能即與當時許國遷徙至容城有關，也爲探討其時楚與許的關係，提供了重要的新證據。正如簡報所言，該器是一件深受楚文化影響的許國銅器，這也爲進一步深入認識當時許、楚的關係，提供了更豐富的資料。
清華簡《繫年》云“許人亂，許公佗出奔晉，晉人羅，城汝陽，居許公佗於容城。晉與吴會爲一，以伐楚，門方城。遂盟諸侯於召陵，伐中山”，即許公佗奔晉後，晉人将其遷至方城之外的容城以抗楚[19]。許子佗盞盂出於南陽，印證了簡文和文獻的有關記載，對進一步深入理解當時晉、楚關係也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熟悉先秦史的人都知道，東周時期，許國受鄭、楚等列強的侵迫，被迫四處遷徙，公元前576年，許靈公被迫遷至葉（今河南葉縣西南），已爲近年發掘的河南葉縣舊縣春秋墓出土銅器銘文[20]所證實；公元前524年，許悼公買曾遷至析（今河南西峽縣），成爲楚國的附庸；公元前506年，許男斯遷至容城，前後輾轉遷徙達6次之多[21]。
許雖頻繁地遷徙，但仍不能逃脫不了被吞併的厄運。《左傳》定公六年：“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春秋》經文對此有更詳細的記述：“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春秋》經傳等所記，即許男斯在位時，在楚郢都被吳攻克期間，許爲鄭所滅的史實。此後，在楚國的幫助下，許國後裔重新立國，又持續了100餘年，直至戰國初期，許國爲楚所滅[22]，纔最終退出歷史舞臺。
許子佗盞盂的出土，不但印證了清華簡《繫年》和文獻的有關記載，同時也可對關於清華簡真僞問題的爭論提供一些積極的證據。
大家知道，清華簡因非科學考古出土品，其部分內容甫一公佈，即有學者對其可靠性提出質疑。
上文提到，有關許公佗的史跡雖見於《春秋》經傳等文獻記載，但文獻稱其爲“許男斯”，而“許公佗”的稱謂則首見於清華簡《繫年》。
許子佗盞盂銘因係刻劃而成，字跡纖細，部分文字腐蝕嚴重，故簡報對器主之名缺釋。該器自出土至今，尚未有更清晰的銘文圖像或拓片公佈。據筆者寡聞，除我們曾據其殘劃推測該字應是“佗”[23]，後經目驗原器，證實其確是“”即“佗”[24]外，至今尚未有學者對器主之名“”字作出釋文。
據介紹，清華簡係2008年7月纔入藏清華[25]，其發現時間則更在此前[26]。清華簡《繫年》中出現與許子佗盞盂銘“許子佗”驚人相似的“許公佗”的記載，且“”字寫法與盞盂銘及以往所見楚簡中“”字寫法皆同，當非偶然巧合（有關文字寫法可參見前文所揭字例）。從上文對許子佗盞盂有關情況的分析來看，不大可能存在《繫年》參考許子佗盞盂銘而作僞的可能。再者，簡文所記有關歷史事件的發生時間、地點、歷史背景亦皆與許子佗盞盂的出土情況相吻合，亦有傳世文獻可相印證，其具體過程也與文獻記載可對應，凡此種種，應決非皆係偶然巧合，而祗能說明《繫年》的有關記載是準確可靠的。
總之，我們認爲，從南陽出土的許子佗盞盂及銘文等有關情況，並結合傳世文獻來看，至少清華簡《繫年》一篇不大可能存在作僞的可能，而是一篇可靠的先秦文獻。
（編者按：[1]林麗霞、王鳳劍：《南陽市近年出土的四件春秋有銘銅器》，《中原文物》2006年第5期，第8-9、90頁。器物圖像和銘文拓片分別見封三-2、第9頁圖2。
[2]相關字形可參見李守奎：《楚文字編》，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2003年12月，第790頁；又《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五）文字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年12月，第614頁；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12月，第262頁。
[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淅川縣博物館：《淅川和尚嶺與徐家嶺楚墓》，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10月，彩版一五-1、第38頁圖三五。
[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淅川縣博物館：《淅川和尚嶺與徐家嶺楚墓》，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18-119頁；高至喜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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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文物圖典》，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第44頁；鄒芙都：《楚系銘文綜合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7年11月，第105頁。
[5]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12月，圖版，第89-90頁，釋文與注釋，第180、182頁。
[6]黃錫全、劉森淼：《“救秦戎”鐘銘文新釋》，《江漢考古》1992年第1期，第73-77、72頁；李零：《楚景平王與古多字謚——重讀“秦王卑命”鐘銘文》，《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6第6期，第23-27頁；又《“三閭大夫”考——兼論楚國公族的興衰》，載《文史》第54輯，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6月，第11-24頁；巫雪如：《包山楚簡姓氏研究》，台北：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周鳳五），1996年5月，第177-178頁；許全勝：《包山楚簡姓氏譜》，北京大學考古系碩士學位論文（考古學與博物館學，指導教師：葛英會），1997年5月，第31頁。
[7]集成5.2549。
[8]同出6件（M4:77、92、97、100、109、110），參見平頂山市文物管理局、葉縣文化局：《河南葉縣舊縣四號春秋墓發掘簡報》，《文物》2007年第9期，第4-37頁；河南博物院：《群雄逐鹿——兩周中原列國大型文物瑰寶展》，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4月，308。
[9]集成9.4617；武漢市文物商店：《武漢市收集的幾件重要的東周青銅器》，《江漢考古》1983年第2期，第36-37頁；吳曉松、洪剛：《公買簠》，《中原文物》2004年第1期，第54-56頁。
[10]集成1.153、154。
[11]集成9.4616。
[12]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12月，第182頁。
[13]參見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齊魯書社1989年7月，第467頁，“虒字聲系”。
[14]林麗霞、王鳳劍：《南陽市近年出土的四件春秋有銘銅器》，《中原文物》2006年第5期，第9頁。
[15]何浩：《楚滅國研究》，武漢：武漢出版社1989年11月，第280頁；徐少華：《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11月，第204頁。
[16]林麗霞：《南陽市近年出土兩周銅器銘文及其相關問題》，楚文化研究會第11次年會論文，安徽淮南，2009年9月14-16日。
[17]林麗霞、王鳳劍：《南陽市近年出土的四件春秋有銘銅器》，《中原文物》2006年第5期，第8-9、90頁，封三-1。
[18]拙文：《養國銅器與銘文綜合研究》，待刊。
[19]何浩：《楚滅國研究》，武漢：武漢出版社1989年11月，第280頁；徐少華：《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11月，第204頁；李守奎：《清華简〈繫年〉與吴人入郢新探》，《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年11月29日，第7版。
[20]平頂山市文物管理局、葉縣文化局：《河南葉縣舊縣四號春秋墓發掘簡報》，《文物》2007年第9期，第4-37頁。
[21]徐少華：《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11月，第203-205頁。
[22]何浩：《楚滅國研究》，武漢：武漢出版社1989年11月，第281-283頁；徐少華：《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4年11月，第205頁；張丹：《南襄盆地出土兩周時期銘文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中國古代史，指導教師：羅運環），2012年5月，第140-141頁。
[23]拙作：《楚系銅器銘文研究》（修訂稿），合肥：安徽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漢語言文字學，指導教師：黃德寬），2009年6月，第139頁。
[24]拙作：《楚系銅器銘文新研》，長春：吉林大學博士後出站報告（歷史文獻學，合作導師：林澐），2012年8月，第193頁。
[25]李學勤：《初識清華簡》，《光明日報》2008年12月1日，第12版；後輯入氏著《通向文明之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4月，第240-245頁；李學勤、劉國忠：《清華簡：先秦歷史懸疑有待揭開》，《社會科學報》2009年6月11日，第6版。
[26]據李學勤介紹，2006年年底，有學者曾見到這批簡的一點材料，參見李學勤：《“國學熱”中談清華簡》，2009年10月24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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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大學“珞珈講壇”演講，輯入氏著《三代文明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11月，第166頁。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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