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東牌樓漢簡《桂陽大守行丞事南平丞印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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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8-30 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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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說東牌樓漢簡《桂陽大守行丞事南平丞印緘》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一
《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有《桂陽大守行丞事南平丞印緘》一枚，內容爲：
1 桂陽大守行丞事南平丞印
2 臨湘丞掾驛馬行[1]
對照圖版，該木牘除釋文所言左上部殘斷外，整個左部殘損，且下部亦殘斷；第二行“臨湘”二字已殘，可錄作“臨湘”。定名上，整理者采何雙全先生說命名爲“緘”。而據其內容，這裏取傳統習慣命名爲“‘桂陽大守行丞事南平丞印’封檢”或更爲確切。[2]有學者指出“許多封檢之封泥槽，當被削平或截斷”，另外發現的封泥槽殘片“有可能是從完整的封檢上被砍削下來的”。[3]該意見值得重視，因此封檢下部正殘斷。不過，發掘報告提到的三種封檢，完整長度在9.2-23.9釐米之間。而這枚封檢殘長26.0釐米，殘寬8.3釐米，[4]已超過上述長度上限，故其應屬無封泥槽封檢。第一行小字“桂陽大守行丞事南平丞印”當爲收件小吏所寫。中間大字“臨湘丞掾驛馬行”則爲發文者所署。“臨湘丞掾”是收件人，“驛馬行”爲傳遞方式。東牌樓漢簡中其他封檢，如《中平三年左部勸農郵亭掾夏詳言事》正面書“夏詳言事”，實際是對文書主要內容的交代。[5]仔細對照，其正面“郵亭掾”、“詳”、“安定亭”諸字與背面正文所重復出現者，在書寫風格、字體大小均接近，當出自一人之手。故其正背均爲發文者所書，與“桂陽大守行丞事南平丞印”封檢應當區分。
二
第一行“桂陽大守行丞事南平丞印”，寫法特殊。“行丞事”之“丞”，注釋指出“此‘丞’接前指桂陽郡丞”，並引《續漢書·天文志中》“明年五月，吳郡太守行丞事羊珍與越兵弟葉、吏民吳銅等二百餘人起兵反，殺吏民，燒官亭民舍，攻太守府”爲佐證。翻檢原書，引文後尚有“太守王衡拒守，吏兵格殺珍等”語，明確指出了吳郡太守是王衡。則“吳郡太守行丞事羊珍”非爲太守，只是以某職“行丞事”，不過這裏本職已省。《後漢書》卷六《順帝紀》又有“五月，吳郡丞羊珍反，攻郡府，太守王衡破斬之”。“吳郡丞羊珍”應即前引“吳郡太守行丞事羊珍”。這更顯示“某郡太守行丞事”非指太守代行郡丞事。
關於“行某官事”，有學者認爲兩漢“也間有以高級官吏攝行低級官吏之事者，如《漢書·黃霸傳》：‘黃霸爲廷尉，行丞相長史事’”，[6]與上述討論有關。首先需指出：此引文有誤。《漢書》卷八九《循吏傳·黃霸》作：“聞（黃）霸持法平，召以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守丞相長史，……。”又，《史記》卷二〇《建元以來侯者年表》：“黃霸，家在陽夏，以役使徙雲陽。以廉吏爲河內守丞，遷爲廷尉監，行丞相長史事。”可知黃霸曾爲廷尉監、正，而非廷尉。前兩者秩均爲千石，與丞相長史同。故黃霸事例仍應視作“同級官吏而互相攝行者”。漢代“行某官事”作“以高級官吏攝行低級官吏之事”者，似見於《後漢書》卷一七《岑彭傳》：“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此爲東漢創立初之特殊情形，岑彭以武將守益州牧，新有攻取，則暫“行太守事”，注引《東觀記》曰：“彭若出界，即以太守號付後將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吏。”所付也是武將。嚴耕望先生即言“光武中興之初，仍因舊制置州牧以利軍事之控制”。[7]此屬其所歸納之“武官行文官事者”。由上，兩漢時“行某官事”實際很少指稱“高級官吏攝行低級官吏之事者”。[8]
“行丞事”前加有“桂陽大守”，也值得注意。這種例子除前舉“吳郡太守行丞事羊珍”外，還有一些。陝西綏德縣楊孟元墓前室南壁畫象石有陰刻隸書：“西海太守行長史事離石守長楊君孟元舍永元八年三月廿一日作”。[9]東漢繆宇墓誌文首云“故彭城相行長史事呂長繆宇字叔異”。[10]又，四川昭覺縣初平二年石碑碑側文字有“尚書十二月十六日丁酉越巂太守行丞事”。[11]上述“行丞事”、“行長史事”前冠以“某某太守”等，很可能因郡一級機構中，太守府之外，都尉府亦有丞。居延漢簡中就有很多“行丞事”是行都尉丞事。[12]如只冠以“某郡”則所屬不明。由此而言，這裏太守實等同于太守府的含義。
至於行桂陽郡太守府丞事的主語，很可能就是南平縣丞。據居延漢簡，某官行某事，通常是採用自己的官印或私印。[13]具體到這枚封檢，當是南平丞以本職官印行郡丞事，這與 “南平丞印”爲封泥錄文的認識也相符合。不過，一般認爲“行”是“長官有缺，例由佐官中地位最高者代行其事，謂之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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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爲‘行’”；[14]或“官闕則卑者攝爲之”，[15]“遇有官缺，一時無適當人選補缺時採取的一種臨時措施”。[16]而縣丞級別較低，似無法行郡丞事。然而，《續漢書·祭祀志下》提到“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這種情況下，不但長官在任，並未出現“官缺”；[17]而且代者根據實際需要而定，不一定是“佐官中地位最高”或秩次接近者。居延漢簡中，行太守丞事者有倉長、庫令、庫丞。此外還有庫嗇夫：“初元五年四月壬子居延庫嗇夫賀以小官印行丞事敢言

說東牌樓漢簡《桂陽大守行丞事南平丞印緘》

”（312·16）。庫嗇夫已屬少吏，而庫丞則秩級更低。石刻資料中，東漢邛都安斯鄉石表有“行丞事常如掾”，[18]撰寫者以行丞事“應是正職”。[19]恐誤。此應是以常如掾身份行丞事。又，《石門頌》“（都督掾）伯玉即日徙署行丞事守安陽長”，[20]與前舉“西海太守行長史事離石守長”類似，爲縣令長“行丞事”。及《張納碑陰》“行丞事從掾位江州然存”，[21]則是以散吏“行丞事”。由上，行丞事官吏的情況較爲複雜：其秩級有與長官接近者；也有相差較大，秩級較低者。除長官出缺，近次官吏權且代行外，也有長官在任，因某種需要而由縣一級官吏代爲處理某事的。南平縣丞因某種需要以本職官印行郡太守府丞事，是可能的。
至於南平丞“行丞事”是在郡治郴縣還是南平，較難判斷。一般理解，“行丞事”時自然當在郡治，不少材料也支持這種認識。前舉居延漢簡各“行丞事”官吏所參與的政事下達是從太守府發出的。邛都安斯鄉石表“行丞事常如掾”、《張納碑陰》“行丞事從掾位江州然存”排列上均在主簿前，居於顯要位置，也當在郡治治事。《石門頌》提到“王府君（漢中太守王升）……特遣行丞事西成韓朗字顯公”，也顯示“行丞事”者原在郡治。不過，前舉《續漢書·祭祀志下》因“園廟去太守治所遠”，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則與上有別。“伯玉即日徙署行丞事守安陽長”、“西海大守行長史事離石守長”、“故彭城相行長史事呂長”與《祭祀志下》情況接近，“行丞事”者身份又都是縣令長。他們因某種需要而行郡丞事，很可能也不在郡治。“桂陽大守行丞事南平丞印”與後類情況接近。所以，我們傾向東牌樓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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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整理者意見，“本件……來自長沙臨湘以外的桂陽南平”。
《後漢書》卷八九《南匈奴列傳》記順帝永和五年（140）“乃徙西河治離石”。有學者據上舉“西海太守行長史事離石守長”及永元四年田魴墓刻銘，認爲“西河郡治所由平定遷徙離石的時間應早於順帝永和年半個世紀，至少在和帝永元初或更早一些時間”。[22]所使用“永元四年田魴墓刻銘”論證之誤，裘錫圭先生已指出。[23]而關於前者，裘先生并提到：“永元八年‘西河大守行長史事離石守長’楊孟元墓中刻石，能否證明當時西河郡治已遷至離石，是一個需要研究的問題。”[24]今據我們對前一材料的相關討論，它同樣不能證明當時郡治已移。西河郡徙治所于離石的時間，仍應定於永和五年。

三
第二行“臨湘丞掾驛馬行”。臨湘，東漢後期長沙郡治，今長沙市南。此簡又出土於今長沙市東牌樓建築工地第七號古井中，與“臨湘”乃發件人所題署之目的地正可對應。走馬樓吳簡有“臨湘丞印月日驛馬來侍吏白解”（壹·4335），學者已指出“在水驛暢通的湖湘地區，‘驛馬’的作用是值得注意的”。[25]封檢中提到的南平瀕臨鐘水；臨湘瀕臨湘水，而鐘水正匯入湘水。不過，《水經·鐘水注》提到“鐘水出桂陽南平縣都山，北過其縣東”，則南平實在鐘水上游，水運條件並不理想。故從南平往臨湘使用了陸路方式的“驛馬行”。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津關令》記：“十六、相國上長沙丞相書言，長沙地卑濕，不宜馬，置缺不備一駟，未有傳馬，請得買馬十，給置傳，以爲恒。·相國、禦史以聞，請許給買馬。·制曰：可。”（五一六、五一七）這在表明長沙卑濕不適宜馬匹飼養外，還顯示西漢初年當地備馬供給傳驛已爲定制。這裏涉及臨湘的兩枚簡，文書傳遞均採取“驛馬行”恐非偶然。當時長沙、桂陽等郡文書往來中，相當一部分應當採取了這類交通方式。
（附記：文章完成后，先後得到鄔文玲、汪桂海先生，趙寵亮、鐘芳華學友幫助，謹致謝忱）
（文章原刊《文物》2010年第10期，今略有修訂）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14年11月9日22：33。）
[1]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編：《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文物出版社，2006年，圖版第11頁，釋文第71頁。
[2]承汪桂海先生2007年11月22日来信告知：“漢代官文書的封檢上都題署收文者，其形制則主要分兩種類型，一種類型的封檢較厚，有封泥槽，另一種封檢略薄，無封泥槽。無封泥槽的封檢在以線繩封緘時，需要加一枚封泥匣，以容納封泥。”
[3]李均明、劉軍：《簡牘文書學》，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451頁。
[4]該資料書中未提供，此爲實測所得。又，實測封檢長度比所提供的資料略長。這可能同測量與拍照時間不同，簡牘在脫水前後發生伸縮有關。
[5]《光和六年東部勸農郵亭掾周安言事》封檢也屬此類。
[6]安作璋、熊鐵基：《秦漢官制史稿》，齊魯書社，2007年，第862頁。
[7]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漢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84頁。
[8]此後代有變化，北朝已出現一些“以高階官品爲行事者”；至唐，則以高職事卑者爲“行”。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854-855頁；[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二，中華書局，1992年，第28頁；[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四二《職官志一》，中華書局，1975年，第1785頁。
[9]綏德縣博物館：《陝西綏德漢畫像石墓》，《文物》1983年第5期；收入李林、康蘭英、趙力光：《陝北漢代畫像石》，陝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圖351，第111頁。
[10]南京博物院、邳縣文化館：《東漢彭城相繆宇墓》，《文物》1984年第8期；宋治民：《繆宇不是彭城相》，《文物》1985年第1期。
[11]涼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館、昭覺縣文管所：《四川涼山州昭覺縣好穀鄉發現的東漢石表》，《四川文物》2007年第5期。
[12]陳夢家：《漢簡所見居延邊塞與防禦組織》，《漢簡綴述》，中華書局，1980年，第67頁。
[13]汪桂海：《漢印制度雜考》，《歷史研究》1997年第3期。
[14]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漢地方行政制度》，第389頁。
[15][宋]徐天麟：《西漢會要》卷三六“行”條，中華書局，1955年，第370頁。
[16]安作璋、熊鐵基：《秦漢官制史稿》，第862頁。
[17]參看大庭脩著，林劍鳴等譯：《秦漢法制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37頁；汪桂海：《漢簡叢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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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學勤、謝桂華主編：《簡帛研究二〇〇一》，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378頁。
[18]錄文作“行臣事”，對照圖版，“臣”當作“丞”。
[19]吉木布初、關榮華：《四川昭覺縣發現東漢石表和石闕殘石》，《考古》1987年第5期。
[20]高文：《漢碑集釋》，河南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90頁。
[21][宋]洪適：《隸釋隸續》，中華書局，1986年，第63頁上欄。
[22]榆林地區文管會、綏德縣博物館：《陝西綏德縣四十里鋪畫像石墓調查簡報》，《考古與文物》2002年第3期。
[23]裘錫圭：《讀〈陝西綏德縣四十里鋪畫像石墓調查簡報〉小記》，《考古與文物》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