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敏-記高敏先生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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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記高敏先生二三事

（華南師範大學教授）

2014年1月8日，鄭州大學高敏先生因病與世長辭了。我第一次見到高敏先生，還是在1999年8月昆明召開的秦漢史年會上。記得是秦漢史研究會的前輩彭年教授帶我前去晋謁的，當時印象深刻的是老先生面色的紅潤健康，以及一口濃厚的湖南益陽鄉音，用中國人傳統的家鄉觀念來說，是我的一位鄉先賢。雖然此前已讀過先生的《秦漢史論集》以及《雲夢秦簡初探》，但畢竟學力淺薄，也提不出具體的學術問題來請教。
我第二次見到高敏先生，是在2000年歲末的一個晚上，在鄭州大學南門外的高先生寓所翹楚齋。這次是專程爲了撰寫博士論文《秦律考辨》來向高先生訪學請益的。寓所客廳不大，懸挂著一幅紅色的對聯，大概是先生七十大壽時學生奉上的壽聯。高先生當時正在吃晚飯，老先生胃口真好，正餐外還要吃一包方便面做點心。高先生吃完晚飯回到客廳，坐在沙發上，燃起一支烟。我將自己研究秦律簡牘的構想一一向先生作了彙報，大概所研究的問題大都是訂補前賢研究不足及讀秦簡過程中發現的一些具體問題，高先生笑著說，“你的題目不如叫《秦律雜考》。”記得當時我還就秦簡中隸臣妾口糧這一問題請教先生。高先生結合自己六十年代下放勞動時的口糧作了回答。我向先生問起，“五十年代他在武漢大學讀書期間，曾有三年不下珞迦山的傳聞，是否屬實？”先生笑著說，“這個不假。”老先生還批評日本學者研究簡牘只注意簡册綴合，而忽略與文獻互證以解决歷史重大問題。老先生還談起1984年在中山大學召開的陳寅恪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一些見聞。
當時長沙吳簡剛好公布，高先生正在夜以繼日的趕寫札記，幷贈送了兩本刊載札記的鄭大學報給我，文中有的注釋還有先生的紅色圓珠筆校語。我還好奇地到先生的書房中看了看先生的藏書，先生不是藏書家，一面墻的書架，但都是些實用書。我還對先生講，第二天上午想到鄭大歷史研究所看看書，先生也爽快地答應了。後來，先生還通過彭年教授轉送過一本他的七十壽辰紀念論文集給我。
我第三次見到高敏先生，是2001年6月間我的博士論文《秦律考辨》答辯會上，高敏先生被業師張榮芳先生從鄭大請到中山大學擔任我論文的答辯委員會主席。
答辯期間我到高敏先生下榻的中大招待所晋謁，高敏先生那一天興致很高，談興很濃。談起青年時代在湖南大學求學期間，曾是楊樹達先生古文字學的課代表，頗得楊先生賞識。後來院系調整，湖大文科一部分幷入武漢大學，一部分幷入湖南師院。當時楊先生本來是要到武大去的，但楊先生自己不願去，說“珞珈山太高，自己爬不上去，長沙的猪肉好吃等……”婉言拒絕前往武大。當時高先生與張澤咸先生都在湖大讀書，還是勤工儉學時挑泥的夥伴。在武大讀書期間，唐先生讓研究生自己讀書，一周叫到家中談讀書心得一次，唐先生很嚴格，同去問學的同學有人緊張不已，出的汗竟然濕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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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棉襖。唐先生解放前在武大升教授時的著作《唐書兵志箋證》是當時教育部委托陳寅恪先生評審的，唐先生爲此很有知遇之感。高先生還談起我就讀碩士學位時的導師黃永年教授說，“你的老師有些驕傲。”我回答說，“有學問的人都如此。”高先生聞後爽朗地大笑不已。
那天答辯，因只有我一個學生，從9點到12點半，汗流浹背，回答答辯委員會委員提出的問題。答辯結束後，高先生在廣州舉行了一些學術活動，活動結束後我們送高先生坐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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臥回鄭州，當大家在軟臥候車室等車時，高先生顯得有些焦慮不安，直到我們將他老人家送上火車，準備告辭時，高先生却挽留我們留下陪他聊一會天。原來某次高先生外出開會，在候車室與送行者聊天，竟然誤了火車。
2002年，我的博士論文經修改後，改名爲《秦律新探》準備出版，出版社想把林甘泉、姜伯勤、高敏先生的評語摘要一段印在封底以作宣傳，我去信徵求高敏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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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同意，老人家2002年6月4日親筆回信表示同意：
曹旅寧同志：
您好！
來信收到，對信中所提出的要求，我簡單回答如下：
第一，關于給中國社會科出版社寫推薦信一事。我的博士生龐天佑，2001年畢業，他的論文在中國社會科出版社出版。出版前，中國社會科出版社幷沒有要求我寫什麽推薦信，不知道爲什麽您的要求有推薦信？再說，寫推薦信寫些什麽？怎麽推薦法？能否說明一下寫的大致內容？
第二，出版社想從我的論文評語摘幾句話放在封底，問我是否同意。我的回答是：同意，出版社想怎麽作就可以怎麽作，我都無意見。
第三，《張家山漢墓竹簡》 已出來，我已寫了幾篇文章，《文物》雜志將發《從<二年律令>看西漢的賜爵制度》一文；《中國經濟史研究》將發《從<二年律令>看西漢前期的土地制度》；《鄭大學報》將發《從<二年律令>看西漢前期的反芻、蒿稅制度的變化發展》。這些情况請您留意！
盼速回信，以便我能如期寫推薦信。
餘不一一，順致
敬禮！ 高敏 200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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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
其實，中國社會科出版社幷不要求寫推薦信，而只是希望從高先生的論文評語中摘幾句話放在封底。2002年中國社會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秦律新探》。至于高先生在信中還告知他研究張家山漢簡的進展。後來，我于2005年在中華書局出版了《張家山漢律研究》一書。
而我最後一次見到高敏先生，是2006年8月在內蒙古呼和浩特召開的秦漢史研究年會上。香港中文大學的黎明釗先生因高先生前往臺灣開會途經香港時開車迎來送往，接待過高先生，高先生請黎先生前往下榻的客房談話致謝。由于高先生一口湖南益陽話，黎先生一口香港國語，交談不暢，黎先生只好找到我居中翻譯，把高先生的鄉音翻譯成普通話，把黎先生的香港國語翻譯成湖南話，兩人皆大歡喜，談話大約一小時，內容除了客套話外，高先生說，如果不是文革耽誤，他要多出五本著作。這一年，高先生已是八十老人，從事學問的願望仍然是這樣强烈，讓我們這些後學感佩不已。
此後，高先生以年高體衰，就很少參加秦漢史年會了。但是老先生仍然筆耕不輟，我曾買到2008年5月廣西師範大學出版了他的《長沙走馬樓簡牘研究》，十五萬言，共包括十六篇札記。後來，曾在某次會議上遇到高敏先生的公子高凱先生，知道高敏先生因糖尿病眼睛不好，但身體還好。沒想到在今年年初傳來高先生溘然長逝的消息，終年八十八歲。我望著書架上放著的《雲夢秦簡初探》以及《長沙走馬樓簡牘研究》，腦海中不禁又浮現出高先生的音容笑貌，手指總是夾著香烟，一口濃厚湖南鄉音，對後學的殷切期望……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15年1月8日10：50。）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32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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