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北大秦簡《禹九策》的占法臆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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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北大秦簡《禹九策》的占法臆測

（棗莊廣播電視臺）

   
2016年11月6日至8日，以“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爲主題的北京論壇（2016）分論壇一舉行，李零先生在題爲“北大秦簡《禹九策》”的發言中介紹了北京大學藏秦簡《禹九策》的內容，稱《禹九策》屬數術類文獻，肯定了《禹九策》重要的學術研究價值。[1]李先生的介紹文章《禹九策》後收入《北京論壇（2016）：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分論壇論文及摘要集》。[2]
李零先生在文中對該篇的簡文進行了比較詳盡的注釋，但也有些問題仍然沒能最終弄明白，比如其中的“禹之三，黃帝之五”，李先生認爲：“所指不詳，一種可能是泛指陽數，三賅三壹，五賅五九七。另一種可能是具體數字：三居正東，當震位，《說卦》有‘帝出乎震’，‘萬物出乎震’之說，震是萬物之始：五居中宮，爲黃帝太乙九宮占的中心。”
李零先生是把“禹九策”的占法與九宮結合起來進行討論的，認爲：“簡文借助禹行九州、黃帝九宮占的圖式，與式法中的太乙九宮占可能有一定關係，用九數占卜，也雜糅進易象、易數的成分。全篇用韵語寫成，簡單實用，類似後世的簽詩，卜問疾病、出行爲主，大概只是一種民間流行的占卜。”又說：“作者以九宮之數爲占，自名其術爲‘禹九策’或‘黃帝之攴’。這兩個名稱，從簡文內容看，當指同一套數術。”
筆者感覺，“禹九策”和“黃帝之攴”只是根據禹之數3和黃帝之數5設定占辭數的一種占卜方式，可能和九宮、八卦之類的無關。這種占卜方式如李先生所言，是一種民間流行的占卜方式，就象《荊决》、《博局占》之類的占卜術一樣，這些方式有個共同特點就是便于操作，一學就會，人人可爲，形式不會太複雜，故感覺李先生把它和九州、九宮、易象、易數聯繫起來，有點過于複雜化了，也未必能用來正確說明這種占卜術，但說“類似後世的簽詩”則極是。
從其“禹九策”的命名上看，它確有可能是來源于《書·洪範》裏說的“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大概是讀“疇”爲“籌”，“籌”、“策”同類，才有了“禹九策”這個名目。漢代人認爲“洪範九疇”就是洛書，再後，又從“洪範九疇”裏演化出九宮數，宋人又據之繪製成“河圖”，但秦代還沒有這類的東西。
子居（吳立昊）在李先生文的基礎上寫了《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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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禹九策〉試析》一文，[3]進一步引申李先生的“簽詩”說，認爲“《禹九策》當爲一種投煢占或簽占。所用之籌即名‘禹九策’，又名‘黃帝之攴’”、“秦漢時古煢（瓊）爲十四面或十八面，秦陵即曾出土十四面瓊2，《禹九策》分別有一至九、善、惡終、陳頡、空枯、吊栗共十四種占辭，正可對應秦陵這種十四面瓊。因此若將十四面煢的各面標上一至九、善、惡終、陳頡、空枯、吊栗，投煢即可得占，再按投得結果查對記有《禹九策》這樣占書的籌策，就可以知道占問內容的吉凶。”又討論了後世的“簽占”，認爲“《禹九策》或即當前可見最早的簽占之書，簽占的出現時間更可提前到漢代”（子居認爲“《禹九策》爲漢簡”，不知何據）；同時又認爲，“由《禹九策》文中屢屢出現的‘一占曰’更可見，今所見《禹九策》很可能最少是由六個不同的版本和一份古注拼合而成。筆者于試析內容之後將附上對這幾個版本及古注的嘗試復原。”其復原就是將各數字下的各條占辭拆開重新組合成六個獨立的“版本”。
首先，說《禹九策》是“投煢占或簽占”當是對的，但《禹九策》是否是由幾個版本拼凑而成，這個則需要討論。而要弄清楚這個問題，得先嘗試弄明白它的占卜方式。
這裏先把《禹九策》的《序說》釋文寬式文本抄在下面：
 
“禹九策，黃帝之攴（枚），以卜天下之幾。禹之三，黃帝之五，周于天下，莫吉；如若爲某人某事，尚吉。吉得三壹、五九七、陳頡；不吉，得二四、六八、空㱠、吊栗。”【簡1-2】
 
李零先生指出“攴”即“枚”，是指木籌，是也。“枚”也是古代的卜筮工具之一，傳本《歸藏》裏的“枚筮”，秦簡《歸藏》作“攴占”，可證“攴”是“枚”之省，仍當讀爲“枚”。
“幾”字李零先生括讀“禨”，認爲“幾讀禨祥之禨，指吉凶禍福。”按：“幾”當依字讀，《繫辭下》：“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說文》：“幾，微也。”就是指事物的預兆、細微的迹象、苗頭，占卜術就是就是用來預知天下事物的苗頭的。
“禹之三，黃帝之五，周于天下，莫吉”，其中“吉”當訓“善”，《詩·摽有梅》：“迨其吉兮”，毛傳：“吉，善也。”《廣雅·釋詁一》：“吉，善也。”均是其訓。此四句當是說禹之數爲3，黃帝之數爲5，根據3和5創造出來的這種占卜術可用于占卜天下所有的事物，沒有比它更完善的了，是帶有自吹自擂的成份。
禹數三，黃帝數五，很可能是根據陰陽五行說推出來的，《呂氏春秋·應同》：
“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
這是戰國時代影響巨大的鄒衍一派的“終始五德”理論，以黃帝爲土德，以禹爲木德。《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其數八”，鄭玄注：“木生數三，成數八，但言八者，舉其成數。”《月令》又云：“中央土，……其帝黃帝，……其數五”，鄭玄注：“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爲本。”
《禹九策》所言之數均取其生數，禹爲木德，木生數三，禹之數就是三；黃帝土德，土生數五，黃帝之數就是五。《禹九策》占卜術裏面的各種設定都與三、五有關，用于遍占天下事物，沒有比它更好的了，所以說“周于天下，莫吉”。
通觀全篇，它可能是分爲《禹九策》和《黃帝之枚》兩部分。《禹九策》共有九章，即九策；《黃帝之枚》共五枚，即善、惡終、陳頡、空㱠、吊栗，各枚一條占辭。九策加五枚，爲14數。
它以14占爲數，當是受六博游戲的影響。六博本來不用煢（骰子），而是用六箸，箸的一面代表1數，另一面代表0數，投擲一次可能獲得的數字是0-6這七個數字。後來發明了煢，戰國、秦代六博的煢是14面，戰國煢上是把1-6的數字重複了兩遍，另有兩個空白面，[4]表示有兩個0數，實際上就是把0-6這七個數字重複了兩遍，等于投箸兩次，故有14面。秦煢也是14面，上面刻1-12數，另有兩個刻著“驕”、“畏妻”的面，[5]也表示有兩個0數。0-12等于兩次投箸得數的合計，可能得到的數字是0-12共13個數字，但因爲也是從兩次投六箸而來，所以也有兩個0，總共也是14個數。總之，戰國至秦的六博煢上都是14面有14個數字。
禹九策規定的14占，明白就是受此影響，可看看它總體的情况，九策和五枚，既不象戰國煢那樣有數字重複，也不象秦煢那樣有1-12的數字，也就是說，它只是用了六博的14這個數，據此可知，禹九策的占法，只能是在六博的14面煢發明之後才創造出來的一種占法，它把六博中的1-9的數字作爲“禹九策”，把0、0、10、11、12這五個數字分別對應善、惡終、陳頡、空㱠、吊栗五枚，它是無法用六箸來運算的，比如那兩個0數在禹九策裏就無法求得和對應，只能在14面煢上設定，從理論上講，它和六博已經有很大差距了。
禹九策，古人認爲“天地之至數，始于一，終于九焉”（《素問·三部九候論》），“九”代表最多數。每策都有三條以上類似《歸藏》、《荊决》的韵語占辭，第一條都用數字表示，如“壹曰”、“貳曰”、“參（三）曰”，一直到“九曰”；此下的占辭多用“一占曰”開頭，如第一章：
 
壹曰：右目日光，乘吾兩黃。周勠（流）四旁（方），莫我敢當。其祠日及虛明，祟，君子吉。
一占曰：有女去其夫，戴縈纑，乃辱（溽）坭（泥）塗。吾且不足，前後有餘，吉。
一占曰：大奇！飲酒如池，其樂如可（何）。尊俎莪=（峨峨），𣪠𫎜弟兄，=（呵呵）𦬫（笑）詇。人囚繹（釋），疾死。·君子者=（者，諸）父也。【簡3-5】
 
其中最後“君子者，諸父也”是原書做出的術語解釋，這樣的解釋其他章裏也有。
後面的占辭也有不加“一占曰”的，如貳中的的“貳人皆行”一條爻辭，就沒有“一占曰”，可全篇只有這一條，可能書寫遺漏了。
“一占曰”是指另一種占辭，它不是象《周易》那樣有卦辭和爻辭之分，只是說每個數字有幾條不同的占辭。
比較奇怪的是，九策中占辭數量不等，數量如下：
壹：3  吉
貳：5  不吉
三：3  吉
四：5  不吉
五：3  吉
六：3  不吉
七之一：4；七之二：1  吉
八：5  不吉
九之一：4；九之二：1  吉
從這個統計可以看出，各策的占辭的數量主要是3和5，只有七、九是4，但是七、九却各有兩章，如七之一有4條，七之二却只有1條，開頭也有“七曰”；九之一、之二也是類似的情况。筆者認爲，可能七之二和九之二雖然開頭有“七曰”和“九曰”，本來也該是同屬?七、九的占辭，只是因爲這兩條太長，所以被單獨辟出來成爲一章，那麽，實際上七、九本來也是各有5條占辭。
從壹到五，都非常有規律，單數3條，雙數5條，即3、5、3、5、3，可從六開始就成了3、5、5、5，無規律可言了。同時，3條占辭的數字有四個，5條占辭的數字是六個，也不對等。
後面的《黃帝之枚》共五枚，分爲五章，各有一條占辭，合計也是5條占辭。
那麽問題就來了，如果《禹九策》真的是“最少是由六個不同的版本和一份古注拼合而成”，九策每策下各有3條或5條占辭，這個好解釋，是不同版本拼合的結果；那麽《黃帝之枚》爲什麽每枚下只有1條占辭？唯一的解釋是《黃帝之枚》部分原和《禹九策》不是一體的，所以子居復原的六個“版本”裏，前五個都沒有《黃帝之枚》，只有第六個有，可這又矛盾了：前五個版本都沒有《黃帝之枚》，則只有九策，那麽怎麽用14面煢來占卜？同時，如果按照復原的“版本”是一數下只有一條占辭，投煢得數即可得占，這和其他筮書的操作形式差不多，根本就不需要抽籤這道工序，那麽怎麽能和後世的簽占扯上關係？可見說《禹九策》是由多個版本拼合而成根本不成立。《禹九策》和《黃帝之枚》是一個占卜的整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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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構成一個占卜體系，不是各自獨立的；其每策下的占辭數量也是根據一定的規則設定的，不是隨意的拼凑。
根據前面的分析可知禹九策各數占辭數量的規律是，要麽3條，要麽5條，大概這是一種硬性規定，即《序說》裏的“禹之三，黃帝之五”，是說3是禹之數，5是黃帝之數，各占辭數量就是根據這個來設定。
《黃帝之枚》的五枚沒有另外的占辭，可能它代表的事情是固定的，就象《堪輿》中的各種神煞，每個神煞所代表的事物吉凶是固定的，所以不會有另外的占辭。而壹-九數就可以代表各種需要占卜的事物，所以從理論上講，每數下可以有無數條占辭。
占辭根據其分組，分爲“吉”和“不吉”，李零先生指出“奇數策爲吉策，偶數策爲凶策，善、陳頡二策是吉策，惡終、空㱠、吊栗三策是凶策。”占辭裏單數都是吉，雙數都是不吉；後面的五種占辭有二吉、三不吉。
其中“吉”的數字中分爲兩組：三、壹爲一組，李零先生認爲屬?“小吉”、“初吉”；五、九、七爲一組，屬?“中吉”、“大吉”、“上吉”；“不吉”的數字也分爲兩組：二、四爲一組，李零先生分別稱爲“初凶”和“小凶”；六、八爲一組，分別稱爲“上凶”和“大凶”。
但從簡文上看，禹九策、黃帝五枚只分吉與不吉。根據分組，《禹九策》可能以三、壹屬?“上吉”，五、九、七屬?“下吉”；二、四爲“上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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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爲“下凶”。其中屬?“吉”的數字排列的順序不是按照數字的順序排列的，那麽只能是根據吉的程度來排列，大概最吉利的數字是三，壹次之，五又次之，以此類推；不吉的仿此。
後面《黃帝之枚》的五占也分爲吉與不吉，李零先生已經指出其中的“善”、“陳頡”屬?吉，“惡終”、“空㱠”、“吊栗”均爲不吉，所以應該是前兩種跟在“吉”的數字之後，後三種跟在“不吉”的數字之後，但是抄手抄漏了善和惡終。
這樣統計下來，全篇的占辭總共是42條，恰好是14占三倍的數量；其中九策的吉策有19條，不吉策有18條；後面五枚吉占2種，不吉占3種，總計吉、不吉的占辭各21條，數量對等。
上面說過，禹九策的占卜形式是受六博游戲的影響，所以，它所擬定的占辭條數一定是14或14的倍數，根據“禹之三、黃帝之五”的規則，它可以是14×3=42，也可以是14×5=70，古人取的是前者，那麽就可說明，其占辭數或3或5，吉策、不吉策各21，合爲42，是一種有策劃的製作，絕非各種版本的偶然拼合。
這42條占辭中，黃帝之枚的5條是固定的，那麽要凑够另外的37條，必須增加壹-九的占辭數量，而且還必須根據“禹之三、黃帝之五”的規則來設定，把37數約略平均分開，就是19+18，因而就可以看到，作者是把壹-九的九個數字分成兩組，一組是壹-五5個數，對應19；一組是六-九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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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對應18。
壹-五各數的占辭數量分別是3、5、3、5、3這種有規則的排列，爲19數，因爲要把19用3、5兩個數字分成五份，三個3和兩個5是唯一的解，其排列順序是先3後5交叉；到了六-九，就成了3、5、5、5這種看似無序的狀態，却正好是18數，因爲要把18用3、5兩個數字分成四份，一個3和三個5也是唯一的解，其排列順序也是先3後5，可3只有一個，後面只能跟著三個5，可見它看上去無序，其實仍然是根據規則的設定。
又根據黃帝五枚的吉、不吉比例設定了吉或不吉的比例，吉19，不吉18，以達到與黃帝五枚的2吉、3不吉相加數量對等的目的——顯而易見，這也是經過精心計算分配而然。
所以說，禹九策這種占卜方法規定的占辭數量和吉與不吉的分配比例，是全盤策劃設計出來的，都經過計算予以合理設定。
那麽，這種占法是怎麽操作的呢？禹九策壹-九各數字下的占辭條數，或3或5，黃帝之枚五枚各1條占辭，它不是和《周易》、《歸藏》、《荊决》那樣有很嚴密的運算方法和各卦相同的卦爻辭條數，它是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占卜術，所以不能用這些筮法的運算方式來衡量它。
推想的操作方法是：先準備好10個竹筒，相當于後世的籤筒，其中九個標上數字壹-九，裏面分別放入寫著不同占辭的策（或標上數字對應不同的占辭），每筒或三策或五策，相當于後世的詩簽。同一個竹筒裏的策寫的占辭不同，所主的事情也不同。剩下的一個放入善、惡終等五枚（這個筒實際上可以省略）。
投擲工具就是六博用的14面煢，上面寫上壹-九的九策數字和五枚的名稱，正好14面，擲煢獲得數字，就去相應數字的竹筒內抽籤，抽到哪根是隨機的，之後根據簽上的占辭來占卜；如果獲得善、惡終等五枚，則直接抽出相應的簽來占，因爲它們各只有一條占辭。
正因爲它有隨機抽取數字策的形式，所以後來由這種占卜術演化出抽籤占卜，省略了擲煢這道程序，把所有的簽都放進一個籤筒裏去抽或搖，隨機抽取。簽仍然分爲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與禹九策的九策對應；另外還有三皇、貴神、喜神、太歲、青龍、白虎等神煞簽，與後面的黃帝五枚對應，顯然彼此有很密切的嬗變關係；其簽組數主要有28、60、100三種，各種簽的數量不是只有一枚，這個也和禹九策的情况相同，可反證禹九策每個數字下有3條或5條占辭幷不是版本的拼凑，而是根據“禹之三、黃帝之五”的原理和這種占卜規則設定的數量，它是後世抽籤占卜術的鼻祖。
這種占卜術用14面煢，當是從戰國到秦流傳的一種占卜形式，可能到了漢代就已經改爲只抽籤的做法幷流傳至今，因爲目前發現的漢代六博用的煢普遍是18面體，[6]不適合用爲禹九策的占卜工具。
 [1] 《北京論壇（2016）“出土文獻”分論壇綜述》，北大新聞網2016-11-10. http://www.bjf.pku.edu.cn/html/report/16120110-1.htm
[2] 李零：《禹九策》，《北京論壇（2016）：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分論壇論文及摘要集》，北京論壇2016年，97-110頁。下引李先生說均出此文，不另出注。
[3] 子居（吳立昊）：《北大簡〈禹九策〉試析》，中國先秦史網站 2017 年8 月26 日。
[4]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州市博物館：《山東青州西辛戰國墓發掘簡報》，《文物》2014年第9期。
[5] 程學華：《秦始皇陵園發現的“明瓊”》，《文博》1986年第2期。
[6] 莊明軍、陳磊、徐清華：《山東青州戰國齊墓出土骰子及博具考辨》，《齊魯文化研究》第六輯，山東文藝出版社2007年；徐若冰：《說骰》，《文物春秋》2015年第2期。
 
（編者按：本文收稿時間爲2017年9月21日10：41。）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25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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