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喇汗王朝-萨曼王朝与中国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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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萨曼王朝与中国的交往

萨曼王朝（Samanids）（公元875-999年）是中亚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一个封建割据王朝，其时代相当于中国唐僖宗初年至宋真宗初年之间。这个王朝名义上尊奉大食帝国阿拔斯王朝（即黑衣大食）的哈里发，实际上独立自主，其王号称“异密”（Amir）。王族出自波斯萨珊王朝的一个贵族之家，一说以为　哒人的后裔。萨曼王朝的主要领土在今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南部、土库曼共和国东南部、伊朗东北部、阿富汗西北部一带，建都布哈拉。该王朝的文治武功曾煊赫一时，成为伊斯兰世界的文化中心。在其鼎盛时期，势力所及，包括今阿富汗全境、伊朗东半部和苏联中亚诸共和国的大部分地方，其东北边境与中国回鹘族所建立的王朝接壤[①]。
在中国古代汉文文献中没有只字提到这个王朝，似乎双方从无交往。但是，在阿拉伯古文献中却有两处提到萨曼王朝与中国皇室通使和联姻之事，这是值得我们注意和感到兴趣的问题。本文拟对此加以介绍，并分别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其一。公元十一世纪的一位阿拉伯作家喀迪·艾布勒·胡赛因·艾赫迈德·伊本·艾兹·祖拜伊尔（Qadi Abu L－Husain Ahm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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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z－Zubair）[②]曾撰《珍宝录》（Kitab adh－dhakha’－ir wa t－tuhaf）一书。书中第四章详细叙述了一位中国皇帝派遣使者到达萨曼王朝首都谒见异密纳速尔·伊本·艾赫迈德（Nagr b．Abmad）（耶纳速尔二世，301／914-331／943）[③]的经过，兹将其内容节述如下；
萨曼王朝境内尼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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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城（在今伊朗马什哈德西面不远）有一个持唯物主义观点的人，被控为宣扬异端、反对伊斯兰教而遭囚禁。此人逃亡到中国，受中国皇帝宠信，擢为大臣。他向皇帝进言，劝其出兵征服西方伊斯兰教诸国。中国皇帝遂于回历327年（公元939年）派遣一个由四名最有学识的学士组成的使团，出使萨曼王朝。他们携带书信一封呈交纳速尔二世，要求萨曼王朝称臣和缴纳二十七年的贡品；且谓，如萨曼王朝拒绝这项要求，即将出动大军西征，这支大军规模之浩荡，可使其前锋到达河中地区时，后队还在中国境内。
使团首先到萨曼王朝边境城市费尔干纳，城主迅速报告纳速尔二世。纳速尔二世下令一方面以礼隆重款待中国使团；另一方面调集大军和民兵由费尔干纳沿途一直陈列到布哈拉，步骑满野，兵甲如云，然后将中国使团迎至都城。纳速尔二世布置了极其豪华而又富于威慑气氛的场面接见了使者们，使他们感到十分恐惧。接见后，以同样恫哧的语气写了回信，答复中国皇帝，拒绝其要求；但对使团人员则照顾周到，安全护送他们回国。作者最后说：“由于这一切现象，使得中国皇帝成了一位穆士林。”[④]
其二。公元十世纪的一位著名的阿拉伯诗人兼旅行家艾布·杜莱夫·米斯阿尔·伊本·穆哈勒布勒（Abu Dulaf Mis‘ar b．Muhalhil）在其行纪中又记载了一件萨曼王朝与中国国王联姻之事。原著早已佚失，仅见引于稍后出的阿拉伯人著作中，十九世纪始为欧洲一些学者辑录转译。由于所叙述的行程和某些地理情况颇多荒唐乖谬之处，故以前被认为系辑录佚文者的编次错误所致。但至1922年，托干（A. Z. V．Togan）在伊朗马什哈德发现了原著的一个抄本，经学者们分析，此抄本确系保存了原著的本来面目，故凡书中错谬或难以核实之处，均应由艾布·杜莱夫本人负责，而非辑录者之过[⑤]。我国学者张星烺曾据亨利玉尔的法文节译本将有关中国部分转译成汉文，题为《依宾麦哈黑尔之〈游记〉》，载入《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⑥]。冯承钧亦曾撰《大食人米撒儿行纪中之西域部落》一文，摘述其部分内容，并略加考释[⑦]。
艾布·杜莱夫即上萨曼王朝异密纳达尔二世同时代人。据他的记载，有一位中国国王名喀林·伊本·沙克尔（Qalin b．Shakhir），派使者到布哈拉请求与萨曼王朝和亲。纳速尔二世不愿将女儿嫁给异教徒，但同意由他的王子娶中国公主。艾布·杜莱夫本人当时正在布哈拉，他奉异密之命，陪同中国使者回到中国的都城，其地名Sandabil。此事发生在331／943年之前不久[⑧]。在上述马什哈德钞本上有一条附记，略谓：纳速尔在中国公主来到布哈拉之前去世（时在331／943年），中国公主来到后即与嗣君努赫一世（Nnb）结婚[⑨]。
艾布·杜莱夫的行纪叙述了他经历中国西北各部落以后，来到中国的边关，其地处于沙碛之中。入关后，再经过一美丽之山谷，约行数目，即抵达都城。作者对这个都城的壮丽及其居民的生活描写得很详细。
德国学者马尔夸特（J．Marquart）对此行纪作了考释。他将Sandabil比定为甘州之山丹，认为这位中国国王即甘州回鹘可汗。亨利玉尔则认为sandabil一名似阿拉伯讹传之印度城名，如kandabil、Sandabur之类，中国并无这种地名。又谓，马可波罗《游记》中将成都府转写为Sindifu,与此城名相近，未能定其是否。冯承钧云：“据我的推想，从长城西行八日便到都城，不特谈不上汴洛，而且说不上甘涼，恐怕指的是沙州《新五代史·吐蕃传》，梁开平中有节度使张奉自号金山白衣天子，又沙州留后曹义金卒于晋天福五年，行纪中所谓的中国国王，恐怕指的是这些人。”[⑩]
英国著名阿拉伯语学者博斯沃思（C．E．Bosworth）教授，在其所撰《传说中国皇帝遣赴异密纳速尔·伊本·艾赫迈德王庭的使团》一文中着重探讨了前文所述第一件文献，即《珍宝录》，该文重点在于研究萨曼王朝的军队组织和装备问题，对萨曼王朝与中国的关系仅仅作了一点简单的分析和推论。博斯沃思认为；《珍宝录》中提到中国遣使的年代是公元939年，而艾布·杜莱夫陪送中国使者返回中国的年代恰在公元943年以前不久，这两个年代相距很近，可能反映的是同一件事。换言之，《珍宝录》中所提到的中国使团可能就是被称为喀林·伊本·沙克尔的中国国王派遣来萨曼王朝求通婚的使团。《珍宝录》撰成晚于此时一百多年，故所述不免有讹传之处，但其事则确有之。博斯沃思又认为，根据历史背景来看，这时正当中国五代时期，中原王朝决无可能派遣使者要求萨曼王朝称臣纳贡。而据该书作者最后所说，中国皇帝从此成为穆士林，似指萨曼王朝在中国西北的突厥语系民族中传播伊斯兰教而言。因此，这位中国皇帝或许是建立喀喇汗王朝的葛逻禄部君主。[11]
雍按：上述两件阿拉伯台文献中所提到的中国与萨曼王朝之间的交往史事，在中国史籍中毫无踪影可寻。《珍宝录》所载中国道使之年相当于后晋天福四年，其时中原王朝的皇帝为石敬塘。石敬塘在此前一年正卑躬屈节向契丹称臣纳贡，自保不暇，势不可能造使者远赴布哈拉会威胁萨曼王朝。诚如博斯沃思教授所说，这位中国皇帝决不会是中原王朝的君主。至于艾布·杜莱夫行纪中所叙述的事情，也不会是石敬塘所为。因此，研究这些记载的中外学者都认为，事件中所涉及的中国皇帝或国王应系当时中国西北地区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某一王朝的君主。但究竟是哪一个王朝？这位君主是谁？各家仅作一点推测，均未进行深入的探讨。这两种记载所述的是同一件事，抑或各不相干？这也是需要认真考订的。
当时在中国西北地区，与萨曼王朝直接毗连而且关系密切的政权是喀喇汗王朝。喀喇汗王朝为公元840年回鹘西迁以后在七河流域出现的一个政权。这个王朝的建立者属于哪一个民族？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或以为回鹘，或以为葛逻禄，或以为样磨，也还有一些其他说法。喀喇汁王朝有两个政治中心，一在巴拉沙衮，一在喀什噶尔。当公元939年时，占据巴拉沙衮的奥古尔恰克汗正与其侄萨图克进行为时已久的内战。据伊斯兰史料记载，萨图克接受了一位萨曼王朝王子的影响成为该王朝最先皈依伊斯兰教的君主，取教名为艾布杜·克里木。他在萨曼王朝的支持下，从奥古尔恰克手下夺取了喀什噶尔，称博格拉汗。其后至公元942—943年，复在穆士林志愿军的支援下，占领了巴拉沙衮。萨图克死于344／955-956年[12]。
如果我们假定《珍宝录》中的中国皇帝是喀喇汗王朝的君主，则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奥古尔恰克，一是萨图克。奥古尔恰克与萨曼王朝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双方发生过多次战争。纳速尔二世的祖父伊斯马义勒（Isma‘il）曾于280／893年大败奥古尔恰克，攻克其怛逻斯城，俘获其妻。因此，奥古尔恰克似不可能遣使团去向萨曼王朝进行虚声恫嚇。萨图克是依靠萨曼王朝支持的人，更不会要求纳速尔称臣纳贡。所以，要假定《珍宝录》中的中国皇帝为喀喇汗王朝的君主是有一定困难的。
除了喀喇汗王朝以外，与萨曼王朝边境邻近的中国政权还有于阗大宝王国。公元939年相当于闯王李圣天同庆二十八年。按《珍宝录》称，这位中国皇帝要求纳速尔二世向他缴纳二十七年的贡品。“二十七”对这个数字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如果这里提的是二十年或三十年之类的整数，那很可能只是随意拟定的年数，但这里提出“二十七”年，必然具有特定的意义。现据李圣天的纪年来看，倒是恰好与“二十七”年之数有联系。因为，这位皇帝造使团赴布哈拉之年正是李圣天同庆二十八年，故向萨曼王朝索取二十七年的贡品就可以获得合理的解答了。就李至天的立场而言，当然认为从他即位之日起，萨曼王朝即应向他称臣纳贡，现已延至二十八年而尚未纳贡，所以要求补纳自即位以来二十七年之积欠。年数如此巧合，似非偶然。
此外还有一个有力的旁证。据从阿拉伯古代文献中有关摩尼教徒的史料得知：当纳速尔二世在位时，有从伊拉克逃亡出来的摩尼教徒五百余人聚集在撒马尔罕。纳速尔二世想把这些异教徒处死。这时，中国（秦cin）的君主派遣使者警告纳速尔二世说；“我国中穆士林立人数，三倍于汝国中信奉我教（按，即指摩尼教）之人数”，如纳速尔二世杀害萨曼王朝境内的一个摩尼教徒，则他就决定杀死全部穆士林，摧毁清真寺，并派人到各国去监杀所有的穆士林。于是纳速尔二世未敢杀害境内的摩尼教徒而只下令要他们缴纳人头税。勒·柯克（LeCoq）认为，这里所谓的中国君主乃是指九姓回鹘可汗而言[13]。但殷晴同志却认为：“这里所称的秦王，可能就是于阗王李氏，不仅时间上可作这样推断，并有不少史籍说明当时都用秦国这个称呼来指于阗，直到如今和田当地居民仍称古于阗城址为秦·马泰城。”[14]
倘若结合《珍宝录》的记载来看，这两件事例很有关系，或许就是同一件事的不同传说。故殷晴同志之说不为无据。
李圣天之被萨曼王朝视为中国皇帝，还有其他一些证据。在当时中国西北地区的割据王朝中，只有李圣天才正式拥有“皇帝”的称号。敦煌第六十一窟东壁北侧第七身供养人题名：“大朝大于阗国天册皇帝弟三女天公主李氏为新授太傅曹廷禄姬供养”，此“天册皇帝”即李圣天。同窟东壁南侧第三身供养人题名：“姊大朝大于阗国大政大明天册全封至孝皇帝天皇后一心供养”，可见不仅圣天本人称为皇帝，其妻亦因之而称“天皇后”。第九十八窟东壁南侧第一身供养人题名：“大朝大宝于阗国大圣大明天子……”，这也是指李圣天，天子义同皇帝。从这些题记不仅可以证明李圣天俨然以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自居，而且这个尊号也取得其姻戚沙州归义军曹氏家族的承认[15]。又敦煌藏经洞所出P．2638号文书《后唐清泰三年（936）六月沙州儭司教授福集状》第42行有“寄上于阗皇后用”一语，尤可证明至晚在公元936年，李圣天已经自称为皇帝了[16]。
有许多史实证明李圣天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君主。他即位伊始，就大改典章制度。在他以前的两代于阗王都称为“汗”，而他却自称皇帝（于阗文作rrumda，与ha:na有别）⑤[17]；以前无年号，他始建年号。《宋史·卷四百九十·于阗国传》云：“晋大福中，其王李圣大自称唐立宗属，遣使米贡。”《新五代史·卷七十四·于阗传》云：“圣天衣冠如中国，其殿皆东向，日金册殿，有楼日七风楼。”凡此均可以看出，李圣天极力想把自己妆扮成代表中国文化的最高统治者，因而改姓为李，冒充唐朝的宗室。
李圣天对外关系的态度也是一贯自高自大而且好战的。据敦煌藏经洞所出P．2958号于阗文义书可知，在李圣天即位前，于阗汗经常遣使于甘州回鹘可汗帐，两家关系良好；但李圣天即位后，十年间断绝来往[18]。《新五代史·于阗传》提到“于阗常与吐蕃相攻劫”，亦指李圣天统治时期而言。李圣天对后普虽然遣使入贡，实际上只是通商而非称臣，所以当普朝派使臣张匡邺到于阗授册封时，“圣天颇责诮之，以邀誓约”。李至天与喀喇汗王朝更是长期处于敌对状态。
至于摩尼教在于阗之盛行，乃人所共知，故李圣天以摩尼教徒的保护者自居，亦自然之理。萨曼王朝的摩尼教徒受到迫害而求援于李圣天极有可能。由此我们联想到《珍宝录》中提到的那个“持唯物主义观点”的人或许就是一个摩尼教徒。摩尼教徒固然并非真正持唯物主义观点，但在伊斯兰教徒的心目中所谓“持唯物主义观点”也不过只是加在异教徒头上的一项罪名而已。
假如上面的推测能够成立，我们对于这一件史事即可作出如下的复原：
在纳速尔二世统治期间，萨曼王朝境内有一批摩尼教徒遭受宗教迫害，其中有一人（或数人）逃至于问，因为当时于阗是摩尼教盛行的地方。逃亡者求救于于阗王李圣天，请求他出兵讨伐萨曼王朝以解救那里的摩尼教徒。李圣天当时以中国的皇帝自居，同时也以摩尼教的保护者自居。他为此派遣一个使团到布哈拉对纳速尔二世进行恫嚇。使团可能向他提出两个要求：其一，停止迫害摩尼教徒；其二，向于阗缴纳二十七年的贡品，因为这一年正是李圣天即位后的第二十八年。纳速尔二世没有为他的威胁所动，拒绝了纳贡的要求，并用同样的语气回答了李圣天。尽管如此，萨曼王朝对摩尼教徒的迫害大概因此有所收敛。
《珍宝录》所反映的事实或许就是如此。唯一剩下的问题就是该书说，这位中国皇帝由此成了穆士林。实际上，李圣天此后并没有成为穆士林，于阗国是在若干年后被喀喇汗王朝征服才皈依伊斯兰教的。这一点虽与《珍宝录》之说不符，但并不构成对上述推测的否定理由。因为，几乎所有宗教家在叙述任何历史事件的最后，总是以自己的宗教取得胜利来结束，这种结局已成定规，并不具有多少真实性；再则，当这位作者撰写《珍宝录》之时，于阗确已皈依了伊斯兰教，作者把这一后果提前归因于他所叙述的事件，更是宗教家惯于以感情代替事实的常例。
总的说来，《珍宝录》所述萨曼王朝与中国的一段交往故事应当是可靠的历史，其中的中国皇帝就是于阗大宝国的皇帝李圣天。
至于艾布·杜莱夫，虽然他的时代比《珍宝录》的作者早一个世纪，而且他自称亲身到过中国，但他所写的行纪却充满了颠倒错乱和荒诞不经之谈，实在难以取信。当然，我们不是完全否定他所提到的萨曼王朝与中国某位君主通婚之事，这件事也可能是存在的。不过，我们有理由怀疑，杜莱夫本人是否真正陪送过一位和亲的中国使者来到他所谓的中国都城San－dsbil。
他在叙述行经中国西北地区时，提到了许多部落名称，其大致可考者有乌古斯、九姓回鹘、黠戛斯、葛逻禄等，对这些部落的位置和风俗习惯的描写还基本可靠。但是，这时候，在这些部落活动的主要地区已经兴起了一个重要的政权，即上文提到的喀喇汗王朝。杜莱夫如果真正亲身行经这些部落，他不应当对喀喇汗王朝只字不提；再有，他还提到于阗（在行纪中作Khatiyan，应即和阗之对音，此外别无他处可以比定），据他说这个词家当时没有国王。
而我们知道，此时正是于阗王李圣火在位年间。他对于阗的描写与真实情况完全不符[19]。
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内地的描写几乎无一可以核实之处。他所提到的中国西北的边关，似可使人联想到玉门关。仅是，自从唐朝安史之乱以后，河西走廊全部陷入吐蕃之手，玉门关镇（唐代五门关已不在敦煌而东徒于今安西县东双塔堡附近）从此废弃。在杜莱夫所叙述的年代中，敦煌为归义军节度使曹氏所据，张掖地区为甘州回鹘所据，其间并不存在任何中国的边关。至于他所

杨堂主故事汇中国历史

谓的中因都城，更不如何所指。马尔夺特将Sandabil比定为山丹，而以为即指甘州回鹘，此亦只是根据村：莱夫所叙述的行程约略推测，再加以对产比附，但却完全不顾历史事实。杜莱夫所描写的Sandabil之宏大壮丽、城内之建筑与繁华、城内多印度人、国王乘象等等，无论如何，与甘州当时的现象不符[20]。冯承钧以为可能指沙州，亦属臆测。张星烺谓：“此或指盛唐时长安，而非五代时之长安也。”[21]其言似若有理，但果真如此，则杜莱夫所记乃得自传闻，且系历史，而非本人当时亲历所见。Sandabil一名则与长安对应不上，诚如亨利玉耳所云，有似阿拉伯人讹传之印度城名。
根据上述种种迹象来看，似可得出下面几点推论：
1．杜莱夫并未到过中国，他所谓陪送中国使者的话全属谎言，毫不足信。
2．杜莱夫关于中国西北各部落的叙述得自传闻，其情况应属喀喇汗王朝兴起以前，甚至是公元840年回鹘西迁以前的局面。
3．他关于中国边关以及都城的描写亦系得自传闻。都城可能指长安，情况属唐代，里程乃属误传或出自臆测，Sandabil一名系作者杜撰。
尽管如此，他所记载中国某位君主与萨曼王朝联姻之事，则可能是真实的。因为杜莱夫本人确曾在布哈拉居住过，他对萨曼王朝纳速尔二世晚年的事情应当是知道得比较清楚的。纳速尔二世之子努赫一世是否娶过一位中国公主，这在萨曼王朝境内亦当系众所周知之事，不容虚构。如果连这件事也出于杜撰，则杜莱夫的著作在伊斯兰文化界就会被视为小说，而不致被认为是真实的行纪了。因此，我认为，这件事本身应当是真的。正因为有此一事，故杜莱夫得以伪称自己曾陪送中国的使者来过中国的都城。但是，他实际上并未到过中国，所以不得不根据传闻加以编造。殊不知这时中国的局势已大大改观，他所得到的传闻乃系一个世纪以前的事情，其不能与现实相符昭昭可见。不过，当时萨曼王朝与中国内地并无交往，其居民对中国的情况自亦不甚了了，所以杜莱夫得售其谎言。
现在，我们再来考察一下，社莱夫所提到的这个与萨曼王朝联姻的中国国王究竟是何许人。根据他的叙述，可以归纳出几个要点。其一，这位国王对萨曼王朝是友好的，或有所求的，所以他才主动提出联姻的要求；其二，这位国王此时还未皈依伊斯兰教；其三，国王的名字叫做喀林·伊本·沙克尔，这是一个阿拉伯化的伊斯兰式的名字；其四，这位国王遣使者来布哈拉的年代应在纳速尔二世去世（331／943年）以前不久。我们可以确认以上四点是大致可信的。
根据这四点来推测，我认为，这位国王很可能是指喀喇汗王朝的萨图克汗。如前所述，在331/943年以前的若干年中，萨图克汗一直在与他的叔父奥古尔恰克进行内战。奥古尔恰克始终是萨曼王朝的敌人，而萨图克则是依仗萨曼王朝为外援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公元942一943年，萨曼王朝派遣军队协助萨图克攻下了巴拉沙衮，使他统一了喀喇汗王国。这个年代与杜莱夫所述中国同主遣使要求联姻的年代如此接近，而萨图克与萨曼王朝的关系如此密切，使我们不得不推想，这位国王最有可能就是萨图克汗，此外再也找不到任何更合乎情理的答案了。
萨图克是喀喇汗王朝最先信奉伊斯兰教的一个汗，这正说明他早先本是一个异教徒。他改奉伊斯兰教的准确年代不详，但史载他是在一位萨曼王子的影响下改教的。由此我们可以设想，当他在公元943年前不久向萨曼王朝要求联姻时，尚未皈依伊斯兰教，所以纳速尔二世虽然允许与他联姻，却称他为异教徒。他之改信伊斯兰教可能是在纳达尔二世对死去以后，即在他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努赫一世以后。然则，影响了萨图克而使他改信伊斯兰教的萨曼王子或许就是他的女婿努赫一世。
此外，从名字上似乎也能发现一点痕迹。社莱夫称这位中国国王为喀林·伊本·沙克尔；而据喀喇汗王朝的史料记载，萨图克改教以后取名艾布杜·克里木。克里木可能即哈林，萨图克可能即沙克尔。在这个名字问题上，大概还是杜莱夫错了。同为所谓“伊本·沙克尔”，乃指沙克尔之子，这是阿拉伯人在自己的名字后面缀以父名的习惯。萨图克改信伊斯兰教以后可能取上一个数名，但并不会立即一切改从阿拉伯人的习惯。所以，他不致于采用“伊本”这样的取名方式。
萨图克汗之被称为中国国王，这一点已经从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辞典》中找到了根据。喀喇汗王朝的统治者自称为“桃花石汗”，“桃花石”即是中国，可见喀喇汗是以中国国王自居的[22]，萨曼王朝的人因而称其为中国国王就不足为怪了。
杜莱夫既未到过中国，也没有见过喀喇汗。他对上述联姻的历史来实虽然略有所知，但对喀喇汗王朝的情况却不清楚，因而就把他从传闻中得知的唐朝的一些情况同喀喇汗的联姻事件揉合在一起了。
关于萨曼王朝与中国的两次交往，已作推断如上。这仅仅是通过分析得出的一种结论，希望得到进一步的旺实。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肯定，在中同西北少数民族接受伊斯兰教的过程中，萨曼王朝是最先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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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N．Frye，The Samani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London，1975， Vol．4，PP．136－161。
[②] 这位作者不甚知名，生平不详，可能是一个什叶派教徒，曾在布叶王朝（Bayids）统治下的伊拉克住过。当信奉逊色浓的塞勒术王朝征服伊拉克以后，他大概流亡到埃及去了。《珍宝录》写于回历463年（公元1070－1071年），相当于宋神宗熙宁年间。
[③] 斜线前为回历，斜线后为公元，下同。
[④] C.E．Bosworth,An alleged cmbassy from the Emperor of China to the Amir Nasr b.Ahmad,“The Medie val History of Iran,Afahanistan and Central Asia”，London, 1977， XXII， pp．1-13．
[⑤] V．Minorsky，Abu Dulaf，“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New Edition，Leidcn-Loudon，Fasc．2，p．116．
[⑥]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22－223页。
[⑦] 见《西域南海史地考订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84-187页。
[⑧] 见C．E．Bosworth、V．Minorsky，Abu Dulaf、张星烺、冯承钧：前引书。
[⑨] 见C．E．Bosworth:前引书，P．8．
[⑩] 冯承钧：前引书。
[11] 见C．E．Bosworth:前引书，PP．8-9．
[12] 见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印刷中）。
[13] A.V.Le Coq,“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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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rans，by A．Barwell,London,1928,1928，PP．34－35．
[14] 殷晴：《关干大宝于阗国的若干问题》，见《新疆历史论文续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9－250页。
[15] 见贺世哲、孙修身：《瓜沙曹氏与敦煌莫高窟》，载于《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0－227页。
[16] 见张广达、荣新江；《关于唐宋末初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见《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8—199页。
[17] 同上书，第183—184页。
[18] 见张广达、荣新江：前引书，第183页。
[19] 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22－223页；冯承钧：《大食人米撒儿行纪中之西域部落》，第184-187页。
[20] 见Qazwini,“Athar al－Bilad wa Akhbar al－‘Ibad”，贝鲁特1957年版，PP．45-47； Yaqut，“Mu‘jam al－Buldan，贝鲁特1960年版，Vol．3，p444．（以两处资料均由宋岘同志从阿拉伯文译成汉文，提供参考，特此致谢。）
[21] 张星烺：前引书，第231页。
[22] 见张广达：《关于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汇>与见于此书的圆形地图（上）》，见《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2期；魏良　：《喀喇汗王朝史稿》。
（资料来源：《学习与思考》1983年第5期）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116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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