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胶柱鼓瑟与郢书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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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早年的学术兴趣乃在哲学，不但对西方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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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华、尼采等人的著述颇有涉猎，而且对中国古代哲学也下过一番功夫。然而，正当他开始有所建树时，他却放弃哲学而转治文学。个中原因，一方面是有感于“哲学上之说，大多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另一方面，则是意识到哲学之发展已臻极致，“居今日而欲自立一新系统，自创于新哲学，非愚则狂也”。依王国维之见，今日所谓哲学家，其实大多不过是哲学史家。所以他说：“以余之力，加之以学问，以研究哲学史，或可操成功之券。然为哲学家，则不能；为哲学史，则又不喜，此亦疲于哲学之一原因也。”
当今的美学、文艺学自然不能说已经研究到头，但面对古今中外如此众多的学说流派，研究者们是否也有类似于王国维的感受呢？王国维可以放弃研究哲学，而对于那些仍愿在美学、文艺学领域耕耘的人，又该如何选择？回到本文的题目，古代文论的研究无疑是史的研究，那么，这些研究者又是否安于做一个文论史家呢？
大凡治理论史者，总不免要有所选择，要么偏于论，要么偏于史。偏于论者我注六经，易犯主观臆测之病；偏于史者六经注我，多招泥古不化之讥。诚然，能扬二者之长而避其短，是为上策，但事实上，由于研究对象特性和研究者本身素质的制约，具体操作时很难真正做到恰到好处的结合。于是，种种争议便由此而生，如是恢复历史本真还是进行现代阐释，是尊重对象主体还是突出研究主体等等。如果说，研究者本身的素质还可以通过主观努力而得以调整乃至提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两种方法的综合，但研究对象自身的特性却很难人为地加以改变，因此，真正不偏不倚，合乎中庸的理想研究，恐怕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不要过于指责上述两种偏向，而无妨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就是说，无论是偏于史，六经注我，还是偏于论，我注六经，都可以任其发展。说得更准确些，可以有所侧重。依我之见，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本来就有两种方法，两条路子，即史家的方法与论家的方法，这是由该学科的性质所决定的。中国古代文论，或者叫做中国文学批评史，本质上应该是一种史的研究，研究者的对象是既定的历史存在，这是无可争议的。不论研究者的目的何在，他首要的任务就是对历史作出自己的解释，提出自己的见解，这也是不成问题的。一旦研究者完全撇开历史，那就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当然，即便如此，也不失为一种理论研究，但那只是将古代文论的若干观点、论述作为某种理论建构的材料，而非真正将批评史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事实上，方法的分歧根源于目的的不同，尽管面对同一研究对象，但研究者目的为何，这将从根本上决定他选择何种研究方法。相应地，同属对历史的解释，也就会有很大的偏差，从而表现为两种不同性质的解释。
一种是还原性解释。
所谓还原性解释，是指研究者的目的在于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尽可能贴近历史。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古代文论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客观上已经形成了模糊性、多解性的特征；另一方面，现代人先入为主的理论模式，又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研究者的视角和价值取向，在这种双重的误导下，历史的本来面目消失了，历史已不是既定的存在，而成为可以随意解释、任人拼凑的万花筒或七巧板，尤其当这种随意解释被用于某种学术以外的需要时，恢复历史本真必要性就空前地突出出来。因此，还原性解释作为古代文论研究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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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法之一，对于坚持该学科研究的科学性、严肃性，便具有了不可低估的意义。大概而言，还原性解释所要做的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语境中去进行解读，尽可能界定某一范畴、术语在一定理论家笔下的准确含义，乃至某一部文论著作基本观点、倾向等，以期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作为具体的研究手段，从版本考辨、字词校勘和训诂，到理论概括和阐释，都是不可少的。二是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古代文论作整体的把握，勾勒其总体特征，寻求其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而对中国古代文论体系的逻辑结构，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并加以描述。在这一过程中，有必要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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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西方文论作为参照系，但切忌比附，切忌削中就西，还原性解释关注的不是中西之同，而是中西之异。换句话说，还原性解释的学术追求，应该是正本清源，应该是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历史性、民族性）。在这方面，自古代文论（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门学科成立以来，不少老一辈学者在这方面已做出了可观的成绩，如郭绍虞先生对古代文论著作的整理校注即为一例。不过，相对说来，以往的研究尚不尽如人意，尤其是问题的第二层面，还有待于当今研究者的进一步努力。必须承认，此种方法，尤须研究者学识的繁富，思理的缜密，同时还得有甘于寂寞的学术热忱。而在当前的研究者群中，具备如此素质的人并不多见。
另一种是创造性解释。
创造性解释的特征，在于给传统的观点、命题、范畴以新的解释，而且这种解释并未完全超出材料允许的范围，因为它的目的不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而是为新的理论建构寻找支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对古代文论的研究，不能只限于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尽管那的确是该学科研究的重要方面，然而，古代文论研究到底不是考古学，它的对象不是一堆无生命的化石，研究历史的最终目的，应该说还是为了今人。对于古代文论，我们关注的不只是它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何种效用，由于理论自身的延续性，古今文学规律的共通性，我们不能不对那些在今天仍有活力的思想、见解予以特殊的注意。因此，还原性解释是必要的，却不是唯一的。如果我们只有还原性解释，以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为唯一目的，那我们的研究将因失去理论动力而陷于停滞。创造性解释的意义在于：它超越某一位古人对具体文学现象的见解而去探究他所以如此说的用心，领会其大意而不拘泥于个别词句；它更关注某一命题、概念在今天的有效性，而不是该命题、概念曾经被赋予何种含义。一般说来，侧重还原性解释的多为理论史家，而侧重创造性解释的多为理论家。而作为理论家，则不妨引申发挥，在现代观念与世界意识的指导下去寻求其潜在意蕴，作出自己的解释。他不必为前人的界说所缚，而完全可以别出心裁，超越前人。与理论史家不同，理论家的兴趣更在于研究对象的共通性（当代性、世界性）。所谓寻求跨越东西方文学的共同规律，所谓走向一般文学理论，都可作如是解。相应地，才气、胆识、思辨应该是此类研究者必备的素质，他应该有更好的理论修养，相当的哲学头脑，以及不同于常人的悟性。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避免厚诬古人，就自己的理解等同于古人的原意。
有必要说明，虽然我认为两种方法各有所长，主张有所偏重，但不等于赞成各司其职，互不搭界。相反，长于史者不能无论，长于论者也不能无史，互补而不是互离，偏重而不是偏废，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可行的方法。从前孟子论读诗，主张“以意逆志”，但究竟如何“以意逆志”，则人见人殊，或以为以古人之意逆古人之志，或以为以今人之意逆古人之志，而实际上，绝对的以古人之志逆古人之意实不可能，以今人之志逆古人之意亦非等古人于今人，所以，上述两种方法，只能说是相对而言。
中国古人治学，有汉学、宋学之说，汉学偏重章句，宋学偏重义理。两种方法优劣长短，这里不作分辨评判，值得注意的是：两个学派都有自己的成果传世，且有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另外，从学术发展史来看，两种学风往往是此消彼长，各领风骚。这是否说明，史家和论家各自的方法很难完全融合呢？倘是如此，那我们正可任其发展，由人抉择，又何必强为牵合，断鹤续凫呢？只要不是过于偏颇，则胶柱鼓瑟，不妨别解为对历史的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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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而郢书燕说，也可以看作是有意义的误读。质诸方家，不知以为然否？
（文章来源：《文艺争鸣》1996年第4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115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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