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20世纪中国史学的学科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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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20世纪中国史学的学科化进程

20世纪中国史学在批判旧史学的基础上，踏上了建设新史学的途程。回首近百年的历程，我们发现历史学大致经过了重新界定历史（历史是什么）、如何认识历史（历史理论）、史学自身的理论建设（史学理论）以及历史学社会功能（史学价值论）的探讨等不同的阶段。这四个阶段近百年史学走过的历程，同时也是历史学学科化建设的进程。总结这一进程，不仅对于完善历史学的学科化建设有重要意义，对20世纪中国史学也可以获得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一 学科化的起点：历史是什么
肇端于20世纪初期的新史学，是19世纪末期以来批判旧史学的必然结果。近代史学的先驱龚自珍、魏源等人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对传统史学进行过批判。龚自珍自身的经历就典型地说明了这种变化。他毅然放弃有深厚家学渊源的古文经学而转向今文经学，表示“从今烧尽虫鱼学，甘做东京卖饼家”（注：《杂诗》，《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41页。）。批评古文经为琐碎虫鱼脰飣学，表露了对今文经的向往，而今文经学正是新史学思想的来源之一。
梁启超批判旧史学为“君史”，二十四史是“二十四姓帝王之家谱”，是一部“相斫书”（注：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对传统史学的批判虽不免过激，但在某种意义上，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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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了旧史学的要害。梁氏认为旧史学有“四弊二病”：“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物”、“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从而生出“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两大病端，遂造成难读、难别择、无感触三恶果（注：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认为要想挽救民族危亡，使中国人强立于世界之林，就必须起而革除旧史。在他看来，旧史“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殆无一焉”。因此而高呼“史界革命”（注：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梁氏1901年、1902年所著《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两文集中体现了他批判旧史学、建设新史学的思想。到20年代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人更以疑古辨伪为旗帜，对几千年来的古史进行了大胆的怀疑，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支流。他们认为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是不可信的。顾颉刚说：“中国的古史全是一篇糊涂账。二千余年来的随口编造，其中不知有多少罅漏，可以看得出它是假造的。”（注：顾颉刚：《启事三则》，《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187页。）胡适对顾颉刚的古史观给予支持，认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是“治古史的重要工具”，并进一步从理论和方法论的层面上加以总结、阐发，还对来自信古派的非难，进行了驳斥（注：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70-77页。）。打破了“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古史体系，对旧史学的批判达到了高峰。
新史学是什么？这是批判了旧史学，对旧史进行怀疑之后的人们所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梁启超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对新史进行了初步界说，他说：“欲知史学之界说，不可不先明历史之范围。”历史是什么？在他看来，“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又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历史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以入历史之范围也”（注：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进一步肯定历史不是帝王将相的历史，不是“君史”，而是“人群”的历史，是“民史”，强调了历史中的进化和人群。
章太炎1902年致书梁启超，认为中国通史之作“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标明历史是社会进化的历史（注：《新民丛报》13号。）。夏曾佑于1904年开始撰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名为《中国古代史》），第一章开宗明义即以“世界之初”为题，探求“人类之生”，研究人类社会进化演进的轨迹。正文中还特别注意到对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描绘。强调写本书“以供社会之需”、“以发明今日社会之原”，特辟了有关社会变迁的章节（注：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页。可参见陈其泰：《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321页。）。
1924年李大钊所著《史学要论》则更明确地回答了历史是什么的问题，带有总结性。他说：“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他不是些陈编，不是些故纸，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东西，不是印成呆板的东西。”从前人们为历史下定义，都是为历史的纪录下定义，不是为历史下定义，这种定义只能告诉我们以什么构成历史的纪录、历史的典籍；不能告诉我们以什么是历史。我们必须去寻找真的活的历史。因此，李大钊总结说：“简明一句话，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因为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是进步的，发展的，常常变动的；所以换一句话，亦可以说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这样说来，把人类的生活整个的纵着去看，便是历史；横着去看，便是社会。历史与社会，同其内容，同其实质，只是观察的方面不同罢了。”（注：《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9页。）明确指出：历史就是社会的历史，就是人类社会的运动变革的历史。这是自梁启超以来，对历史所下的较为完整的定义。

二 学科化的深入：如何认识人类社会的历史
人类几千年的社会历史到底经过了几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的特征是什么？我们现实生活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一系列问题，随着现实革命运动的开展而合乎逻辑地依次展开了，集中体现这一变化过程的便是关于社会性质、社会史的大论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准确地了解国情，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有人以中国“国情特殊论”，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规律能适应中国国情，否认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共产党内也受共产国际内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争论的影响。尤其是陈独秀等人受托洛斯基影响，认为1927年后中国社会已成为资本主义占优势的社会，否认反封建的革命任务。1929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利用先秦文献，结合甲骨文、金文的研究，写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作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承认历史是人类社会史这一前人共识的基础上，运用唯物史观，创榛辟莽，率先对人类社会史进行了深入细致地研究。以确凿的证据论证了奴隶社会的存在，给中国古代的人类社会画出了一个轮廓，并且明确指出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性。
郭沫若说：“只要是一个人体，他的发展，无论是红黄黑白，大抵相同。由人所组成的社会也正是一样。……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不应该有什么不同。”“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纪载，正还是一片白纸。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在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续篇。”（注：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版，《自序》。）这部著作的问世，又引起了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吕振羽写出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中国社会史纲》、《中国原始社会史》等一系列论述古代社会的著作。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国古代社会史》，周谷城的《中国社会之结构》、《中国社会之现状》也适时出版。另外，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熊得山《中国社会史研究》，易君左《中国社会史》，萨孟武《中国社会政治史》等著作也相继面世。赞成者、反对者纷纷发表意见。这里，我们无意对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作具体的评价，只是从宏观上分析历史学所关心的问题及其走向。首先，参加论战各方都是在承认历史是人类社会运动发展史的共识下展开论辩的。其次，论辩的各方都试图运用各自的理解和需要，来阐述和描绘中国社会发展史。第三，论战各方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公式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但是，有一条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如何认识人类社会史的问题，成了此期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而且，经过论战，唯心派、唯物派两方都从中得到了提高，此后，都把研究的重点深入到社会经济结构之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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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食货》半月刊的创刊即是这种转向的明证。从历史学学科化进程的角度观察，历史研究从社会政治领域转向社会经济结构层面，正是学科化进程进一步展开和深化的标志。
1938年出版的翦伯赞著《历史哲学教程》，是对此次大论战的较为全面的理论总结。同时，也是中国历史学学科化建设上的重要文献。该书系统论述了历史理论中的一系列问题。翦伯赞首先指出“历史哲学的任务，便是在从一切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变中去认识人类社会之各个历史阶段的发生发展与转化的规律性。”（注：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2页。）并就以下问题进行了着重论述：
（一）历史科学的任务和阶级性。翦伯赞说：“历史不是谎造的故事、小说和神话，所以它不是少数人‘有趣的音乐’，而是人类在其生活的长期斗争中所展开的社会经济形态之发生、发展与更替的相续的诸过程。社会一切文明的过程，都是劳动者血与火的纪录。”（注：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1页。）在他看来，历史科学的任务也就是以说明人类生活斗争的实践及其发展为任务的现实的及实证的革命科学。而且，历史科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要求人们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武器，对历史进行阶级分析，“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去消灭站在劳动大众对面的那个阴影”（注：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3页。）。批判了为历史而研究历史的主张，把历史与社会经济形态联系起来，把人类社会的历史从政治领域引向了经济领域，并较早地论述了历史科学的阶级性。
（二）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翦伯赞指出“人类历史的发展，都是经过同一的相续的诸发展阶段，具有其一般法则。然而由于空间的地理等条件的歧异，也能给予以各自不同的特殊性。所以历史科学的研究，固然要以一般的发展为前提，但只是理解一般地法则性或世界史的一般发展途径是不够的，因为世界史发展的一般法则，并不能把特殊性摒除；反之，必须从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和其特殊性的统一的探究中，才能复现各民族与各时代历史之具体的内容。”（注：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25页。）所以，历史研究不仅在探求一般法则，而且探求特殊形势，即是说不仅在从多样性的具体历史中抽出其一般性，而且还要从其一般性中去认识其特殊性。同时必须辩证地顾及到各个时代和各个地域之历史的特殊法则。虽然这种特殊性，又经常地从属于一般法则，但特殊性却又正是个别民族历史的具体内容的构造之重要契机。所以凡是毫不顾及特殊诸关系而拖出来的一般性的法则，结果一定会被我们观念论者牵引到抽象的结论上去。
（三）历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他认为一切的文化民族，在其历史的初端，都经过氏族社会的阶段，“阶级社会是对历史的第一个否定，因为它否定了无阶级社会；然而社会主义社会又要否定阶级社会，这便是历史之否定之否定。但是这种作为否定之否定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原始的氏族社会之复归，而是更高级的无阶级的共有的社会经济形态之建立”（注：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42页。）。从理论上论述了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
（四）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论述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史的基本理论，对人类社会经历过的五种社会形态进行了分析。尤其说明了中国上古史中原始无阶级社会的存在及其现实意义。
（五）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他说：“总之，人类历史的推动力，决不是个人的意欲，而是站在这种意欲背后的作为人类生活资料之物质的生产与交换。所以史的唯物论是从以下的命题出发，即生产及次于生产的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历史上所表现的一切阶段上，作为其变动之根本的动力的，不是永恒的理性，而是生产力的发展。”（注：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91页。）批判了神学、玄学和实验主义的观点，批判了观念论者的理性观念，批判了历史动力的人类“意欲”说，批判了“道德论”和“暴力论”。较早地从历史理论的角度提出历史发展动力的问题。
（六）历史创造者问题。翦伯赞在1939年再版《历史哲学教程》中，以“群众、领袖与历史”作为再版代序，肯定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力量。认为“历史是被群众、被革命的劳动阶级及被压迫民族的广大人民所创造”（注：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版，再版代序第17页。）。
作为社会史论战的理论总结，翦伯赞就如何认识历史的一般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既指出了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和合法则性，批判了中国“国情特殊论”，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理论适合中国；又指出要重视中国的历史事实，从具体的历史实际出发以克服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错误。但是尽管如此，此期的史学著作出于现实斗争的需要，都过分强调了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和统一性，忽视了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和多样性。所以，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理论讨论，多由此而引发。
翦伯赞早在30年代，即对历史学科中历史理论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加上五、六十年代他的《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和《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两文中所论及的十二个问题，几乎涵盖了整个历史学科的基本范畴。直到80年代，这些问题依然是人们讨论的热点，而翦氏的结论依然是讨论的指导原则。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翦伯赞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学科化建设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要稳固这一新生的以工人阶级为主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另方面又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这给史学工作者提供了新的任务，也对观察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一）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总体认识。随着新政权的建立，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历史观从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当时，对唯物史观的理解略有不同，有代表性的意见是刘大年1953年在《中国历史科学现状》中的阐释，“承认有阶级的社会底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注：《光明日报》1953年7月22日。）。这是1939年1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译本中的基本观点，1941年延安新华书店出版的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即沿用了这一观点，在延安和广大解放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文革”中，这一观点被极化为“历史是阶级斗争的教科书”（注：戚本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历史研究》1965年第6期。）。以后，针对这种极“左”观点，有人认为这只是马克思、恩格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即从用阶级斗争手段改造当时社会的政治角度对文明史内容所作的表述，而当他们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待历史的内容时，提法就全面得多。这带动了对人类社会历史内容的全面把握。认为“由带着不同目的、按照不同方向活动的活生生的人们的实践活动所创造出来的全部成果，就构成了人类历史的内容。”（注：蒋大椿：《历史的内容及其前进的动力》，《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人类社会历史从政治领域到经济领域，又扩大到人类实践活动的各个领域，历史的内容进一步拓宽，历史视野较前大为开阔。
（二）社会形态的理论。五、六十年代有关社会形态的理论，五种社会形态说占绝对统治地位，稍有异议，便立即被打成右派遭到批判。“文革”后，对社会形态、生产方式的讨论逐渐活跃起来。对社会形态的含义、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标志、社会形态发展的不同模式、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古代史分期等问题，均展开了讨论。二、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为了适应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反对中国“国情特殊论”，突出地强调了人类社会的共同本质和普遍规律，强调了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强调了五种生产方式由低级向高级的依次发展。解放后，这种基本看法，仍一度占支配地位。“文革”后，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和历史学研究的深入，人们认识到历史和现实都不是按照一个统一的模式单线地向前发展的。历史发展的多样性理论受到普遍重视。这是二、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的继续、深入和发展。
（三）资本主义萌芽与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由于对古史分期有不同意见，但是，即使按照魏晋封建说，中国封建社会也长达1,500年，相对于西欧封建社会来说，仍然很长。为什么封建社会这么长？为什么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这么晚？这是近代以来面对强烈显明的中西文化对比，以及西方强盛、中国衰落的现实而必然出现的问题。这个讨论以空前的规模，出现了几次全国性高潮。讨论的突出特点是对中国所有、西方所无的小农经济、农民战争进行了猛烈抨击，明显地带有世界历史的西方中心论倾向。
（四）关于历史创造者、历史人物评价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讨论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主体问题。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是长期以来的共识，人们很少怀疑过。“文革”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人们开始重新思索历史客观进程中人（即主体）的作用问题、人在历史面前、规律面前是否束手无策？作用如何？这一讨论随弘扬人的主体性的讨论而高涨。讨论中对如何正确估价剥削阶级的历史作用以及个人的历史作用等问题，较前均有发展，这是和平建设时期的历史在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反映。
（五）历史发展动力问题。革命战争年代，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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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动力，和平建设时期，历史发展的动力又是什么？这是历史工作者不能回避而又必须正面回答的问题。经过讨论，人们普遍认为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过分强调阶级斗争，而必须把生产斗争、生产力的发展放在第一位来加以考察。使人们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又进一步深化了。除此之外，人们还对历史上的科学发明、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历史上的战争、少数民族发展史、中西交通史以及历史上的改革、改良与革命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注：参阅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4版，《绪言》。）
纵观此期历史理论的讨论，从社会历史的总体认识到各阶段历史具体形态的考察，再到历史的构成、历史发展的动力以及普通百姓特别是脑力劳动者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对历史理论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都进行了广泛深入地讨论。

三 学科化的关键：史学理论、方法的建设
80年代初期、在批判对待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公式化的错误认识基础上，陈启能、瞿林东率先明确提出了区分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主张。此前，人们错误地认为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指导，历史科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都有先进的理论武器，没有考虑也没有想到各学科自身的建设和发展。其实，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只是从整体上作为各社会科学的总的指导原则和理论，但却不能代替各具体学科自身的理论。就历史学而言，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相互包容，又相互渗透。陈启能认为历史理论是关于客观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论，而史学理论则是对史学活动各方面的理论总结和概括，应包括五个方面：(1)历史学的对象、范畴、内容、概念、结构、方法等；(2)历史学家的各方面；(3)历史认识论、主客体关系等；(4)历史方法论；(5)历史学与其它学科的关系及新分支的建立等。（注：《光明日报》1986年12月3日。）瞿林东对此表示赞同，并认为陈文侧重于理论的说明和外国史学，而他侧重于历史的说明和中国史学。在论述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的关系上，瞿文认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史学活动也是一种历史活动，它也应当被包含在历史理论所概括的一切历史现象之内；从史学的观点来看，史学家乃至一切从事社会实践的人对历史的研究、评论，也都在史学理论所应当总结和概括的范围之内。唯其如此，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似不应脱离对于客观历史的研究而只致力于史学的研究；同样，似亦不应只停留在对于客观历史的研究，而不涉足于史学的研究，对自己的工作作自觉的反省。”（注：瞿林东：《中国史学散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51页。）提醒史学工作者既应注重对于客观历史的研究，又要重视史学理论的建设，增强史学工作者的自觉意识。
史学理论有自身特定的研究对象、认识途径和研究方法。本世纪前半期，涉及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著作总起来看可分为五大类：第一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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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通论类，以杨鸿烈、李则刚为代表。第二类是史学概要类，以李大钊、卢绍稷为代表。第三类是历史研究法类，以梁启超、何炳松为代表。第四类以中国通史或专门史著作中所体现出的史学理论、方法为主，以夏曾佑、范文澜为代表。第五类是译作类，以郎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鲁滨逊的《新史学》为代表。总约不下五六十种。这些著作对史学理论均有所触及，尽管此时还没有明确的史学理论意识。比如，1927年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就对研究历史的目的、如何认识历史以及史家所应具备的素养展开论述，特别是《史学史的作法》一节的开辟，说明梁氏已对史学的独立发展过程有了较为明确的意识。（注：《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到30年代的一些《史学通论》著作中，就有明确区分史学与历史之论了。杨鸿烈认为“中外一般的学者们都很随便的把‘历史’与‘史学’两个名词混为一谈”。其实，“‘历史’是‘历史’，‘史学’是‘史学’，两者截然为二事。”（注：杨鸿烈：《史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1页。）杨氏认为史学这一门学问，对史学这门学科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就史学方法而言，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和李思纯翻译的郎格诺瓦、瑟诺博司合著的《史学原论》是当时两部影响颇大的书。这两书基本是围绕着史料特别是文献资料的搜集、鉴别展开论述的，虽然后者有下篇《综合工作》，有对事实汇聚分组的类例思想，有对构造之理想推度的推理思想，但总起来看，仍属于文献考订之范围。（注：［法］郎格诺瓦、瑟诺博司原著，李思纯译：《史学原论》，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版。）王国维以地下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开辟了古史研究的新天地。（注：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文集》第四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2页。）傅斯年、陈寅恪吸收了德国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和解释学的某些思想。（注：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傅斯年全集》第四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陈垣则重视运用如目录学、年代学、避讳学、校勘学等辅助学科以助史。（注：参阅《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胡适提出了有西方科学史学底蕴的实验方法，他将其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注：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胡适文存》三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93页。）。而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人则把唯物史观运用于历史研究，更使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获得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些都为历史学的学科化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不幸30年代的这种探索被侵略战争和各种运动打断，因此，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自觉建设，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
80年代以来，史学理论所讨论的主要问题有：
（一）关于历史研究中的主、客体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对历史研究的影响，历史认识的模式，历史研究的对象，历史有无客观性，历史研究的主体、中介、客体之间的关系等多方面。反映了史学家们对主体性一面的极大热情，即使关于客体或历史对象、真实的研究，也突出了其中的主体因素。这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过去历史研究中存在的对历史客观真实性的盲目乐观的不满；另方面，也是80年代高扬人的主体性思潮，在历史学领域中的反映。比如，就研究对象而言，历史的本体是人类社会以往的运动变化过程。史学的本体虽以客观历史为对象，但其所直接面对的则是史料，有人因此曾提出史学的二重客体论（注：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6页。），在这一前提下，人们对历史事实、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认识，视野就开阔得多了。
（二）史和论的关系。这是史学理论中的一对重要范畴。翦伯赞在60年代曾著文批判了“以论带史”的主张，他说：“研究历史要从实际出发，从具体的史实出发，不能而且不允许从理论出发，从概念出发。一般的理论或概念只是研究历史的指导原则，不是出发点。理论和概念是研究具体史实得出来的结论。如果从理论和概念出发，那岂不是先有结论，然后按照结论去武断历史？岂不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从抽象到抽象？这种研究方法，不是辩证法而是形而上学的方法。”（注：翦伯赞：《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9-80页。）“以论带史”最后就变成了“以论代史”，正确的提法在翦伯赞看来应该是观点与史料的统一。80年代的讨论主要围绕“史论结合”和“论从史出”两种治史主张展开的，其实都是主张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从具体史实出发，实事求是，引出结论。（注：葛懋春主编：《历史科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史论关系的讨论，促进了人们对史学认识过程的总体考察，这也是历史学学科化建设中的重要步骤。
（三）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因为史学自古有“资鉴”的功能，所以，人们总是强调史学要为现实服务。在革命战争年代，史学更是革命家宣传革命的政治工具。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范文澜等人提倡“厚今薄古”，对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60年代，由于“左”倾思潮影响，一些人便以反对为学术而学术的历史研究，提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口号，结果导致“文革”时期影射史学横行。80年代初，在声讨影射史学的同时，为了捍卫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尊严，人们又提倡纯学术的历史研究。认为至少应存在完全不带任何其它目的的纯历史学术，也存在直接满足现实政治和社会需要的应用史学。（注：蒋大椿：《基础历史学与应用历史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5年第1期。）近年，要求史学家要有独立人格，历史学要有独立品格的呼声日益高涨。
（四）历史研究方法。除人们原来惯用的阶级分析方法之外，又对历史主义以及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的关系，进行了重新思考。对援引自然科学方法入历史研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在计量史学、比较史学、系统论方法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针对从前只重物理不重心理，只见阶级不见个人的弊端，人们采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写出了不少心态史学方面的著作。这种种现象都说明，新时期以来，史学工作者加强了对史学自身的学科建设，史学工作的自觉意识增强了，历史学正在日益形成一套有学科特色的理论体系。

四 学科化的完善：历史学社会功能的探索
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史学价值）的重视和探索，是中国史学的重要传统之一。从孔子作《春秋》到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从垂训史学到资鉴史学，其根本出发点，都是为了探索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以便于经世致用。难怪封建帝王如唐太宗曾慨叹“大矣哉，史籍之为用也”！史学家如刘知几则更是主张史学为社会“申以劝诫，树之风声”（注：转引自瞿林东：《史学与史学评论》，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可见，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历来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所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问题无疑成为历史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20世纪初的史学家梁启超，也是为了实现其社会政治改革的理想，而从事于史学研究和新史学建设的。30年代，杨鸿烈在其《史学通论》中认为：“人类所以异于禽兽，文明人所以异于野蛮人，都在乎有无记载过去经验的史籍，而历史功用之伟大也就可从这点推想得出。”（注：杨鸿烈：《史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113页。）并将历史学的功能详细概括为以下七点：第一，历史对于存在的事物固能说明其原始的情形，即现时已不存在的事物，只要有根据，也能追述，使我们在可能范围内都得个彻底的了解。第二，历史把各种殊异的社会陈列在我们之前，使我们了解并且承认一般社会的风俗习尚都常有变更，这样就可以将我们畏惧改革的传染病治疗得好。第三，历史自近世扩大范围之后就很能纠正我们自古以来相沿袭的“时间”的错觉和“空间”的狭隘观念。第四，历史对于过去一切进化都加以考察，使我们知道所有人类的变迁都由于劳作工具的改变而来，这样就可避免如应用一切生物学的类同定律或其他唯心主义等类来解说人类的进化。第五，历史能使我们认识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第六，历史是研究各种社会科学的入门，所以凡具有浓厚的历史兴味的人，其智识实已臻成熟，故学者不可不研究历史以养成此种兴味。第七，历史是使我们能超越“小己”的最有效的工具，所以研究历史即可养成深厚的同情心。并且指出，要使历史的功用加大，第一应该极力的求“通俗化”。第二应该极力求“普遍化”。对五洲万国都是一视同仁，记载史事不要有畸重畸轻的毛病，对于东西洋文明是一样的尊重。（注：杨鸿烈：《史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113-137页。）这是此期关于历史学社会功能的较有代表性的总结。
早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即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注：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后来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号召大家学习历史知识。毛泽东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成为后来史学界阐述历史学社会功能的主要依据。尚＠③在1953年说：“不深入地研究今日的中国社会（现代史），就不能深刻地了解现实的具体的革命实践，固然难免要犯错误；不研究昨天（近代史）和前天（古代史）的中国社会，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和产生、发展于中国社会内部矛盾的革命实践，也很难有深刻的认识。”（注：尚鉞：《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历史？》，《历史教学》1953年第5期。）强调了历史学对于革命实践和政治决策的重要。周谷城说历史要为现实服务，要把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讲清楚，强调了历史学对于人的教育作用和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注：周谷城：《史学如何为现实服务》，《文汇报》1958年4月14日。）郭沫若认为，学习历史，“通过历史来教育人民，教育后代，甚至教育人类”（注：郭沫若：《关于厚今薄古问题——答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的一封信》，《光明日报》1958年6月10日。此部分笔者参考了《中国历史学四十年》，肖黎主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5页，特此致谢！）。对历史学的社会功能作了更深远的阐发。
长期以来，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史学工作者裹足不前，对经典作家的论述做教条化、公式化、僵化的理解，把经典作家的任何具体论述都奉为金科玉律。把社会历史的发展简单化为几种生产方式的更替，丰富的历史画卷变成了干巴巴的几条筋。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必然性、统一性做静止、僵化的理解，忽略了历史发展的主观能动性、偶然性和多样性。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生命也被束缚和桎梏。随着现实社会的剧烈动荡，特别是苏东剧变，人们不禁对经典作家的一些论述进行了再思考。这自然要影响到史学。史学能否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能否预测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除此之外，历史学还有没有用？有什么用途？对此，新老史学工作者又进行了深入有益地探讨，拓宽了历史学社会功能的视野。
白寿彝在80年代初即撰文强调历史教育，认为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重要作用：第一，通过历史的阐述，讲清楚做人的道理，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为社会育人的重担。第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讲清楚中国革命的成果的得之不易。第三，进行民族团结的教育，说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悠久的传统，增进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第四，讲清楚历史上对自然进行斗争的教育，发挥史学对促进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作用。第五，总结历史经验，探讨历史上治乱兴衰、得失成败之故。第六，进行爱国主义、历史前途的教育。使人们尤其是青年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注：《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2-250页。）着重从历史教育的角度，阐发了历史学的社会功能。近年，白寿彝又提出，史学工作者要通过自己的研究呼唤新时代的到来。（注：《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3期。）这是史学研究的更高境界，也是对史学工作者的更高期望。此外，有的学者从史学功能历史变迁的角度考察，强调史学从神谕性、资政性到教育性，而教育又不仅限于爱国主义教育，应包含德育、智育、美育方面的内容。（注：刘志琴：《史学功能的变迁》，《光明日报》1985年9月18日。）有的学者则从史学功能的不同层次把它区分为知识功能、认识功能、智力功能。（注：张国刚：《“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光明日报》1986年3月19日。）90年代，探讨更进一步深入，有的学者从历史智慧的角度认为，五千年的文明史，实质上也是人类智慧的行程，通过学习历史，可以汲取历史智慧，汲取前人留下来的这份宝贵遗产。（注：瞿林东：《历史·史学·历史智慧》，《山西师大学报》1997年第4期。）政府一再提倡对社会进行历史教育，而史学工作者承担着这种历史教育的主要责任，因为历史是通过史学工作者的辛勤劳作得以保存，并由他们来加以阐发的。因此，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也应尊重史学家的辛勤劳动。

五 几点启示
20世纪中国历史学学科化进程中历史观、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史学的社会功能的几个发展阶段，是相互联系、交叉渗透、相互促进的。很难以时间的断限，将它们截然分开。原因很简单，因为历史观、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史学的社会功能本身就相互联系、相互包容。尽管如此，并不是说它们之间没有先后主次之分。一般地说，历史是什么（即历史观）的问题，居于首要和主导的地位，决定着历史学的其它方面。但是，如何认识历史和历史价值的探讨，会反过来深化对历史是什么的理解。从近百年史学学科化建设的进程上来看，历史学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不同阶段的侧重点不同，线索也是大致清楚的，而且，这个线索的依次展开，正体现了历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此其一。
其二，就史学与社会的关系而言，从根本上说，社会的发展变化，要求并规范着史学的发展变化。社会的每一次重大转折、变化，都要求史学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反应，使史学能够紧扣时代脉搏，时刻能奏出时代的最强音。另一方面，史学发展又具有其内在逻辑性，这要求史学要有自己独立的品格和科学性，史学工作者要有求真的精神和良知，不随现实政治的动荡而摇摆。况且，史学常常肩负着针砭时弊、转移风气、昭示未来走向之重任，对现实社会有能动的反作用。
其三，20世纪中国史学从批判“君史”，建立“民史”，到目前对普通大众社会生活史的重视，说明史学在逐步走向大众百姓、贴近生活，走向历史的深层，这是史学发展的方向之一。
其四，历史学学科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史学不断寻找自我、走向自我的过程。是从史官史学走向史家史学的过程。是史家主体意识不断觉醒的过程。史学失掉的是御用的灵光，而走向的却是平实、客观的科学殿堂。通过史学学科化的过程，史学家可以增加更多的自觉，史学可以增强更多的自律。历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将会日益严谨、日益完善。
其五，就20世纪中国史学学科化的进程来看，历史观虽居于首要和主导的地位，对其它方面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史学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却是史学社会功能的体现，这是历史研究的原动力之一。因此，一味追求史学脱离政治、脱离现实社会，搞为学术而学术的历史研究，似与历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有些脱节。
【资料来源：《史学月刊》1999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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