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说苑》之小说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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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说苑》之小说特征研究

《说苑》是《汉书。艺文志》著录“刘向所序六十七篇”的一部分。它是刘向校书时根据皇家所藏和民间流行的书册资料加以选择、整理，通过这种编排、整理、和叙事的渲染、组构，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道德信仰，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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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君尧舜、存君兴国的愿望。因此，《汉书》将其列入子部儒家类，是针对作者修书言政、遵循儒士真义的特点而言。事实上，除了这种原初的儒家精神外，《说苑》和其他刘向所校文籍一样，陈古讽今，集腋成裘，并不专限儒门一家。在这种资料的大汇萃中，“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内容很多。作者为达到储事言政的目的，多用对话体，多以故事生动地表明观点，讲述道理。所以，《说苑》又兼具杂家和小说家的特点，在此仅对其小说特征做一些思考、研究。
首先是“说苑”这个书名。刘向在《说苑序奏》中说：“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书、诬校雠，事类众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出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后令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号曰新苑，皆可观。臣向昧死。”因此，“说苑”一名在皇家藏书中早已存有，经刘向校录，曾命名为“新苑”但后来仍称“说苑”，可能正因为“说”字更能直接体现此书的特点。《韩非子》中的《储说》、《说林》，刘向的《世说》，这些以“说”为名的篇章，往往都有很强的饿故事性。“说”字体现它与右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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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道听途说、民间传说、纵横谈说之间的相通关系，概括了它既有朝士论政的特点，又有小说的特征。
其次是相与往复的对话体的形式。全书分二十卷，有君道、臣术、尊贤、正谏等二十个名目，皆围绕明君言政而说，除卷一“君道”，其余各卷都有作者的序论，简短有力，主题集中，层层深入，带有纵横之气，却无堆砌之弊。在精悍的序论之后，不是铺排扩展的论说讲理，而是相与往复的对话体的小故事。作者欲图通过这些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故事喻示深奥抽象、迂曲复杂的道理，无意中使文章具有浓郁的小说特征。对话体使文章接近生活中的闲聊小侃，从形式和内容上都减轻了读者接受时的文字压力，读来玲珑轻捷，错落有致。带有戏剧性的对白，使人物面目生动丰富，出现了有性格的人物。如卷六记述晋文公的功臣舟之侨，于酒席间作诗抒发未得应有的封赏的怨情，文公立即要加爵赐赏。而舟之侨说“请而得其赏，廉者不受也。言尽而名至，仁者不为也。今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草兴起，莫之能御。今为一人言施一人，犹为一块土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历阶而去。舟之侨的坦荡磊落、骄傲脱俗、睿智深远的形象便突现眼前，不由人不击节赞叹。因为有序言中明确的主题，文章中渗透的作者内在精神，使明白晓畅的对话无苍白低俗之险，内蕴深厚，意趣隽远，显示了带有文人特色的小说特点。
再次是悬念的使用。《说苑》中的故事多取于《晏子春秋》、《韩诗外传》、《孔子家语》、《左传》、《史记》等众多书籍，甚至包括《汉书。艺文志》中有目无文的失传的《伊尹说》、《师旷》等小说。刘向不是简单地堆砌材料，而是在鲜明的主题下精心编纂，重新剪辑，不惜虚构陈辞，以达到说理最佳效果。他善于使用悬念，使叙事的曲折性在短小的篇幅中有最大的扩张。经他改编、组合后的故事更完整、委婉曲折、摇曳动人。作者不直接阐明观点，也不让主人公直接谈论大道理，而是由一人发起疑问，引起一种期盼答案的心理欲望，然后娓娓道来。如“复恩“卷有一则：
楚魏会于晋阳，将以伐齐。齐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曰“楚、魏谋欲伐齐，愿先生与寡人共忧之。”淳于髡大笑而不应，王复问之，又复大笑而不应，三问而不应，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国为戏乎？”淳于髡对曰“臣不敢以王国为戏也，臣笑臣邻之祠田也，以奁饭与一鲋鱼，其祝曰‘下田垮邪，得谷百车，蟹綶者宜禾。’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赐之千金，革车百乘，立为上卿。
这则故事要说明君主欲要臣下竭尽全力报效，就要不惮行赏的道理。“尊贤”卷中亦有类似故事。作者设计了颇具戏剧性的开头，齐王忧心忡忡，诚心邀请淳于髡共商国事，淳于髡不是受宠若惊、毕恭毕敬，而是三问三不答，且大笑，令王怫然作色，也让读者心下生疑，他为何敢笑？接下来该说清理由了吧，而淳于髡却不紧不慢讲了一个似乎不相关的故事，但故事中其实包含了他大笑的原因。不仅让齐王转怒为敬，也打动了读者的心。叙事的曲折性增强，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叙事能力展示了小说的风采。
最后是虚构的运用。据传苏轼参加进士考试时，在一篇试文中引用一则例子：有一人犯罪，报告给尧，尧说“宥之”，报给皋陶，皋陶则说“杀之”，如是者三。苏轼用此例说明君主和执法官责任不同，地位不同，因此处理事情也应不同，一个以宽厚爱民为本，一个以铁面严格为重。考官欧阳修看到后，颇为赏识，问及苏轼此例出自何处？苏轼答曰“何必事事皆有出处”。这种虚构故事作论据在正统文章家那里是不允许的，所以欧阳修告诫他以后不可如此作。其实这种手法在刘向的《说苑》中比比皆是，以致于刘知几在《史通。杂说篇》斥其“广陈虚事，多构伪辞”，后人校注中也常有批评文中某事、某人与时代皆不符的点校，如“刘向惑于多闻，而不知笔削，遂联载之以为舟之侨事，非也。”之类。（见《说苑》）其中有刘向读书博杂，无暇细校，因而出现的“伪辞”，但大部分却是刘向有意使用了虚构。在《说苑序奏》中他已说明本书原本事类众多，章句相溷，但这些“浅薄，不中义理”的资料经他以类相从，条别篇目，又造新事十万言，便有了“皆可观”的价值。说明刘向对于此书的编辑是精心，且具创造性的。我们上文提到得几个例子同时也是其“虚构”手法得例证，因为在校注中这些故事与历史事实有很多差异和出入。这虽然引来史学家们的极力贬斥，但对于后世小说的影响却是很大，无怪乎许多人把《说苑》作小说来读了。
综上所述，《说苑》含蕴着浓郁的小说因子。但它毕竟是寄生在朝士文章中，存君兴国的谏议目的使它不能以独立的小说姿态出现。由于文章着眼点在于讲理求韵，因而本来是极佳的小说叙事角度往往被“理意”或“韵趣”淡化成一般的美文。如卷五“贵德”有一则记：
汉丞相西平侯于定国的父亲，决狱严明，未尝有所冤，东海孝妇的冤案正是太守不听他的忠言才造成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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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冤狱平反，也有赖于他。《说苑》主要是为突出于公之德而记此文，所以重笔写“于公筑治庐舍，谓匠人曰‘为我封高门，我治狱未尝有所冤，我后世必有封者，令容高盖驷马车。’及子封为西平侯。
于公对于德行的重视和自信既代表作者重德的观念，又突出那种赏玩人物高妙境界的文人才性嗜好。而同样使用这一素材的《搜神记·东海孝妇》则把视角转向“东海孝妇”，为后来关汉卿的杂剧《感天动地窦娥冤》奠定关键的基础。这正表明《说苑》虽有小说特征，却非成熟的小说。比它晚四百年得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虽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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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了寄生文章的状态，但也有同样的特点。
尽管如此，《说苑》中浓郁的小说因子使读者完全可以把它当短篇小说集来读，屈守元先生的《说苑校证序言》中说“《说苑》除《谈业篇》以外，大多数的章节都具有一定的故事性，……短短一段文字，往往波澜起伏，出现高潮。这可以说是颇具中国特色的古代“说话”形式。在杨义先生的《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则把《说苑》列为依附子书的汉魏六朝世说体小说的重要代表。看来，《说苑》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中的确有它重要而独特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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