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古代文学与21世纪中国文化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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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古代文学与21世纪中国文化笔谈

如今，全球化的浪潮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向我们袭来，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的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面对西方文化的全面进入，中国文化应当积极思考未来文化发展策略，建构有当代特色的民族文化体系至为急迫。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此乃我们建构新文化体系的基础与材料。在此过程中，须以时代精神为导向，对传统文化加以扬弃、改造，使之成为当代文化的有机构成。古代文学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与组成部分，我们对它加以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弘扬传统文化，建设当代文化。
古代文学研究与现实生活相去甚远，易疏远时代。不少人的确有这种倾向。只知有古，不知有今，完全置自我于现实生活之外的研究，实际上在逃避自己对现实的责任与使命。研究古代文学的旨归，不是要回到古代，而是要落脚当代，要为今日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可资利用的资源。知古而不明今，何以达到上述目的。还有些人认为，倡导古代文学研究为当代服务，会弱化它的独立性，妨碍它的良性发展，此说值得商榷。学术研究需要有独立的品格与地位，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独立并不意味着孤立，与时代绝缘，不食人间烟火。绝对独立从来没有存在过，也不可能存在。一门学科对社会百无一用，那它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不可否认的是，一门学科的发展、繁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需要。自觉地参与到当代文化建设中来，不但不会阻碍古代文学研究，而且，只会促进它的发展。
社会需要古代文学研究，古代文学研究应该多些人文关怀，以解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文化问题。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展，可人们的道德精神境界非但没有相应提高，反而有下滑之势，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古代文学研究应该为解决这一问题发挥独特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属伦理政治性文化，崇德尚义观念甚强。研究者可以挖掘出富含这些传统美德的篇章，并以时代精神加以阐释，为今所用。提倡进行人文关怀是对当前研究中出现的极端个人化的反拨。一些人把研究当成完全私人化的事情，或为了一己喜好做一些毫无价值的零碎研究，或为了利禄功名进行一些肤浅不实的研究，一言以蔽之，很少去思考研究的学术价值、社会价值之所在。多些人文关怀，少些个人主义，我们的研究才会有更大的价值，我们的学科才能健康发展。
古代文学研究应当自觉采用新理论、新方法，提高水平，从而更好地参与到当代文化建设中来。一门学科要发展，沿袭千年不变的套路是注定不行的。随着社会生活变迁，教育制度更改，今日研究者的文言功底与古人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再仅以传统方法治学，便难以达到古人的高度，遑论超越。运用新观念方法并不是趋新求异，而是时代的必然要求。我们一直强调学术要紧跟时代步伐，要有鲜明的时代意识，具体而言，就是要有与时代相应的理论方法。运用新理论新方法研究古代文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受到重视，原型批评、心理分析、结构主义等纷纷登场，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不足是显而易见的。一些人过于看重方法自身而对文本关注不够，严重者甚至出现不分对象，随意生搬硬套理论现象，有削足适履之弊，招来一片批评。不足恰恰表明古代文学研究没有形成一套适合自身学科特点的观念方法，这种状况不改变，必将制约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古代文学研究者理论素养相对薄弱，我们应知难而进，主动补上这一课。运用新的理论方法能开阔研究思路，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促进学科的发展繁荣。如这些年用人格理论研究古代文学，取得了显著成就，为建构今日国民人格起到了积极作用。今天中西文化交往激增，新方法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又为我们的运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我们要敢于尝试新理论新方法，而不是固步自封。
进入21世纪，古代文学研究应该多些人文关怀，自觉运用新的观念方法，提高学术水平，以便更好地弘扬传统文化，参与当代文化建设。
中国古代文学与21世纪中国文化笔谈：古典文学研究：多元文化格局中的重要一翼
林大志　河北大学人文学院　保定　071002
过去一百年里，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不少令人振奋的成果。进入新的世纪，古典文学研究应当怎样在已有的基础上向前发展，是我们应当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简言之，文化是人类精神活动及其产品的全部。《周易》（贲卦·彖传）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或许是“文化”这一范畴的滥觞。刘向说：“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1]将“文”与“化”连用，但并非独立意义上的词汇，是“藉文德行教化”之义。至西晋束皙《补亡诗》“文化内辑，武功外悠”一句，始成完整词汇。文化的内涵并非静止不动的，一个特定社会的文化格局常常伴随其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当我们审视当代中国文化格局的基本特征的时候，不妨将“多元文化格局”作为其简单的概括。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西方文化思潮是影响这一多元文化格局形成的三方面主要思想，是他们导引着中国文化的基本走向。首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唯物论已经在最大多数人的头脑中形成了固定的思维模式，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处世原则和行为方式，其影响至为深远巨大。学术界接受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并以之作为研究过程中的重要借鉴、甚至成为研究工作的方法论的情况也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同时，传统文化的地位尽管不能与古代社会同日而语，但依然得以保持其相当的影响。各民族的文化是适应本民族的社会生活而形成的，它的构成要素和基本内核因了人们代代相传的缘故而得以留存，由此而形成的文化传统亦并未中断，这也是当代社会多元文化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当代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特别是最近20多年，它对我们的影响甚至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均在不同程度上发生改变。
思想的多元化必然导致文化类型的多样化，这是现阶段这一多元文化格局的外在表现。一方面，网络文化、现代企业文化等信息时代所特有的各类全新文化样式频繁出现；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类型依然保持了其固有的地位，并继续发挥着它们的影响。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则是互为依存、互相促进的。新的世纪里，古典文学同戏曲、曲艺、书法、绘画等诸种传统艺术形式一样，应当成为这一多元文化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典文学研究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门类，其目的之一即在于使古典文学中所蕴涵的、得以传承文化的那些有价值的内容为我所用，为当代社会的文化建设所用。
古典文学是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我们翻开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典籍的时候，古代先民的生命状态、生活情感无不在一篇篇文学作品中真切而鲜活地展现出来。这与文学自身的特征密不可分。文学的存在与表现的独特方式使之在人类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如果说哲学更多地依靠逻辑概念与推理来阐释人类思想的话，文学则常常通过具体作品中人物的喜怒哀乐将其形象化地表现出来。审视一个民族的文化，仅仅关注其思想的抽象概括是不够的，其真实的生存样式和生命状态常常自在地蕴含于它们日常的生活经验及风俗习惯之中，这便是文学的独特性之所在。然而，鲜活、形象化只是其表现方式上的特点，这种形式上的特点与其内在价值的可接受性不是一个概念，并不是说具有了这一特点，古典文学所蕴涵的精华就可以自在地显现，就可以不需要经过中介便能为大众广泛接受，古典文学研究就是这一中介。通过审视和解读文学文献，使得那一个时代人类生活的本来面目清晰而生动地浮现出来。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研究过程中体现出一种导向作用，在阐释与解构、选择与去取、褒扬与訾斥的同时见出主体的目的性和倾向性，从而使有价值的那一部分被挖掘和提炼出来。例如民族精神的传承问题，《周易》（大传）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张岱年先生认为这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集中表述。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民族独特的民族精神，换言之，就是在民族文化中起主导作用而能促进历史发展的进步思想。毫无疑问，我们的社会需要弘扬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关注人类自身的生活环境和生存危机，并力图遏制和化解这种危机。呼唤回归，继承和弘扬古代先民留存的文化精髓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这一危机的消解。可以说，这部分文化遗存不但不会阻碍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而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这一进程。抽取了传统文化这一基石的现代化必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已经成为多数人的共识。如上所述，这一精神较为普遍地在文学遗产中通过形象及情感等艺术化的形式体现出来，将其概括、抽取和揭示是研究者的任务，古典文学研究的价值及意义也正在于此。这便是传承文化，这同时亦是建设文化。
同时，毋庸讳言，这种传承文化的工作并非人人所为，人人可为。从历史上看，几乎所有的国家，传承文化的责任都在知识分子肩上，例如中世纪欧洲教堂里的神父（后来是大学）、古印度婆罗门种姓中的一些人、东方佛教国家寺庙里的僧侣、中国古代的士，等等。这种状况至今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包括古典文学研究者在内的知识阶层仍然是当代社会传承文化、建设文化的主要力量。因此，《论语》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当然，这里并不是要把这部分人与大众区别开来。
另一方面，从学术的角度看，学术研究本身即是社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学术活动可以丰富和深化文化的内涵，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整个社会的文化品位。以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并一直延续到90年代的文化热为例，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将中西文化论争、古今文化论争与文化的现代化连在一起，并最终涉及文化重构这一核心问题。总体上看，这场论争加深了我们对文化的理解，有助于当代社会文化格局的多元化发展。
那么，处在多元文化格局中的古典文学研究应当怎样开展，特别是研究主体应当抱一种什么样的观念和心态来从事学术研究，是需要我们首先加以解决的问题。
一方面，研究主体心理上应当为自己找寻一个在这个社会上的合适的定位，并在研究过程中始终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当前有两种倾向或许可算这一心态的反例。一是急于证明古典文学研究具有解决当前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的直接和重大的作用，似乎我们的研究能够拯救我们这个社会，能够充当医治一切社会弊病的灵丹妙药。这种倾向实质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对自身价值与地位的迷茫和困惑，反映了主体心态在个人存在方面的危机感。这种心态容易对学术研究带来负面影响，而使之偏离其正常的轨道。因此，我们或许不宜急于找寻古典文学研究“经世致用”的“证据”，勉强地、生硬地与现代社会接轨，以证明主体自身存在的价值。另一种情况则正相反，表现为主体对主流文化的“自觉地”疏离，即“研究者自己边缘化”[2]的倾向。当前，“古典文学边缘化”是学人们谈论较多的一个问题，它反映了在这个科技高速发展的社会中我们这一学科地位的变动，这是客观现实，同时，也反映了古典文学界对自身地位的认真思考和清醒认识。因此，我们自身应做出努力，而不能自己主动去边缘化，不关注社会人生，不作价值判断。这不是我们应取的态度。归结到一起，这两种倾向都可称得上是非平和心态的反映。总之，学术自有其价值，古典文学研究亦必然有其价值，我们可以不必在此问题上耽搁过多时间，既不把它的位置抬得过高，也不必自视太低，关键是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在研究古代的过程中切实着眼于对现实的人的文化关怀，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一学科保持其生命力，才能继续成为未来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
另一方面，在重视宏观研究的同时，不应忽视或轻视微观研究的工作。如上所述，我们反对那种以前清“朴学”传统而自任的“学隐派”，埋头于琐碎的考据和无关宏旨的补遗，与当代文化有意无意地隔膜和疏离开来，这不是我们应取的态度，同时，也不能与有价值的微观研究划等号。应当看到，当前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仍然需要以具体问题的廓清为前提条件，否则，这些问题当时即使貌似解决了，过后细一推究依然漏洞百出。因此，还是应该扎扎实实地把那些有价值的微观研究做好做细，诸如文学范畴的梳理，文学现象的阐释，等等，都是有必要进行深入剖析的，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学术积累工作。久而久之，它们对于中国文化的推动作用必将融聚为共同的合力而显现出来。
与此同时，还应重视文学观念及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这在某种程度上显得尤为突出。例如，魏晋六朝留存的资料较为有限，今后要想在此领域较前人有所突破可以说比较困难，因此，必须在观念上多动脑筋。材料还是那些，从新的角度提出新的问题，发现开拓新的领域。在这个充满变革的时代，一部分人的文学观念依然相当陈旧，从来不做自己所画的圈子之外的工作，对自己认为在范围之外的观念和方法嗤之以鼻。总体来说，这方面的工作还有相当大的拓展余地。一些全新的视角和理念有时会给研究工作以极大的启发，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文学现象背后的丰富内涵，有助于我们将文化遗产中潜藏着的精华更为充分地发掘出来。同时，也会对古典文学研究与当代文化的紧密结合产生积极的影响。
应当看到，与经济建设所处的历史阶段一样，当代社会的文化建设依然处于初级阶段，文化体系的建构也将是一个历史的、长期的过程。正因如此，古代文学研究才更有机会通过自身的努力在未来社会的多元文化格局中占据重要一翼。这既是文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古典文学研究者的责任和使命。
【参考文献】
[1]刘向.说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詹福瑞.“古代文学与当代精神文明建设”研讨会纪要[J].文学遗产，2000(6):133-134.
中国古代文学与21世纪中国文化笔谈：在多向对话与交流中开展古代文学研究
黄金明　河北大学人文学院　河北　保定071002
古代文学研究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研究领域，因为，其研究对象与当代、与当代人们的生活有相当的距离。而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生活的日新月异，随着各种文化间交流、影响的加剧，无疑又加大了这种距离。如何做到古为今用，古代文学研究又如何参与21世纪的文化建设，更加困扰着古代文学的研究者，也激发了一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积极地探讨。
20世纪90年代，一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曾就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转换进行了思考。在研讨中，虽然对转换的内涵、对如何转换有许多分歧，一些人对这一探讨也还存在不同的看法。但这些思考至少表明一些古代文学研究者对古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只顾研究而远离当代社会生活倾向的不满，表达了他们积极参与到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去的期望。
自然，一些人来研究，而由另一些人来进行转换，或今人来研究，后人来进行转换，这些想法是很可笑的。实际上，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转换，或更确切地说法，古代文学研究如何参与21世纪的中国文化建设，更主要是研究的态度、研究的目的任务、研究的视域的问题。中国古代文学犹如没有边际的巨大森林，如果没有明确的研究目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很容易迷失在其中。古代文学研究者应该植根于当代，应该关注当代社会的发展，应该积极参与到当代各种建设之中。只有对当代社会有深刻的观察、认真的思考、积极的探索，才有可能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有意义的创造性的开掘，而这种研究也自然融入到了21世纪的文化建设中，成为21世纪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现实的需要是研究的动力，也赋予研究以活力、灵魂。远离当代人们的需要、远离现实生活的研究，必然渐渐失去生机，并被人们摈弃。很明显，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不仅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许多便利，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新的世纪也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首先，21世纪，各个国家、不同民族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交往更为频繁。正如詹福瑞先生所说，在这个世纪，“无论你愿意不愿意，我们所面对的必将是外国文化迅猛的冲击和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对话、交流，甚至是某种程度的融合。”[1]面对外国文化的迅猛冲击，一方面本民族文化受到挑战、受到挤压，同时，本民族文化也处于与外国文化的对话交流中，并获得广阔发展的机遇。在这样一种格局中，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必须具有危机感、责任感：面向世界，弘扬本民族文化，促进本民族的文化建设，并以此来进行对中国古代文学有意义的开掘工作。
同时，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必须努力了解国外文化，关注人类共同存在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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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并认真思考、积极探索。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高度发展的时代，科技的发展一方面为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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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也同时让我们丧失了一个诗意化的世界。在工业化的社会，人也被机器化。上个世纪，海德格尔在对诗人荷尔德林的研究中，提出了人该诗意地栖居的理想，并对西方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海德格尔在探索中，把目光转向古老的东方。实际上，中国古代文学正是人生与诗融合的典范，人生艺术化、艺术人生化。中国古代文学人生与艺术融合的特征，在工业化社会的人该如何安顿被物质世界不断挤压的心灵的探求，具有独特的价值，对其研究、开掘，也具有普遍的意义。
科技的进步，大大缩小了时间、空间的距离，地球显得越来越小。生活在地球上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们有了更多的了解，人们也有了更多共同的话题。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应该积极投入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对话中，在广阔的视域中，认识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在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中，表达对人类、对社会发展的思考。
其次，21世纪，一方面随着各国之间交往、影响的加大，不同民族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程度上融合、趋同的特征，另一方面各国、各民族间的各种差异依然存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应该更加关注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必须自觉的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中重要的一员。
社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的发展，而科技的进步又与人的创造密切相关。近些年来，我们在呼唤着创新的精神，这里实质上反映出人们的创造力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培养人的创造力成为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关注的话题。对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古代文学研究者是否就可以置身于外呢？多少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坚守着一个信念：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因而在研究中，对文学现实性进行全面深入地探寻，古代文学的教学也贯穿着这样一种精神。问题是，文学固然不能离开现实，但其本质却是对现实世界的拓展。文学最为本质的特征是想像、虚构，中国古代文论也非常重视文学创作中的想像的研究。创造是文学的生命，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有着丰富的想像，表现了巨大的创造精神，但我们的研究却常常把想像限制在现实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人们的想像力。文学本在于拓展人心灵的空间，尤其是在心灵空间不断受到物质世界挤压、侵占的现代社会，文学在这方面的功能尤为重要。没有广阔的心灵空间，人又怎能展开想像的翅膀？没有想像力，人又怎能有创造力？
现实也是一面镜子，它可以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许多思考和启迪。古代文学研究的城墙已不可能存在，古代文学研究者不应该固守在其中。应该走出来，了解社会的发展，了解人们生活观念的变化及人们新的需求，应该积极参与21世纪的中国文化建设。我们反对古代文学研究中极端功利主义的做法。我们不能为了现实的某种需要去肢解研究对象，在研究中必须尊重研究对象。但研究本身不是目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应该具有现实的品格，应该洋溢着现实的精神。
此外，21世纪，学科的界线也将不断地被冲破，不同学科间的对话、交流被加强。古代文学研究者应该拓展自己的知识领域。文学研究的对象本具有特殊性，它牵涉到与人有关的方方面面，古代文学研究者应该努力使自己具有多种学科的素养，努力去赢得与其他学科的对话、交流的权利。这一方面可使研究更具有开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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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与其他学科的对话、交流中，加强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的合作、融通，也扩大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影响以及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转换”的探讨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之思考，再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21世纪中国文化之关联的阐述，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如何做到古为今用，如何参与21世纪的文化建设的思考在不断深入，这些思考，很显然，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应该也能够在21世纪中国文化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詹福瑞.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21世纪中国文化[N].光明日报，2001-4-4.
中国古代文学与21世纪中国文化笔谈：阐释与汲取：价值的发现与新文化的建设
白贵　河北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2
当人们迎来21世纪黎明之时，中国新世纪的文化建设问题就成了学人的热门话题。关于“文化重构”、“古代文学与21世纪文化建设”的讨论，都反映出经历了经济腾飞之后，人们对相对滞后的文化建设、文明发展的忧虑与关注。
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既有“情景再现”的“轮回”，又有“似曾相识”的“错位”。即以古代文学研究而言，人们见证过“五四”新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整体否定，又亲历了50年代“古为今用”的批判继承；人们目睹了“文革”10年对传统文化的扫荡，又真切地感受到新时期以来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呼唤。
时至今日，大抵已经没有什么人会公开否定古代文学研究可以为“今用”、可以服务于现实了。回顾近20年的古代文学研究历程，可以看出，视野较之80年代以前更为开阔了。尤其是文学史研究中的“历史—文化”意识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对古代作家、作品、流派的阐释，古代文学理论概念、范畴的探究，对文学史的梳理、重估，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尤其古代文献整理，收获更大。然而，在细细检审之后不难发现，这些工作的基本立足点，主要是清理、阐释，虽然为未来的文化建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毕竟不属于建设本身（此处的“建设”是狭义而非广义的）。对于古代文学研究如何与未来文化建设结合起来，古代文学研究的现实意义，其“今用”的价值，许多人恐怕还是存在着认识上的模糊。不管是“为文学而研究”也好，“为清理而研究”也好，就学术本身而言原是无可厚非的事。然而，对于已经跨入21世纪的华夏民族来说，对于日益紧迫的文化建设大业而言，更为紧要的恐怕是发见、吸纳、融汇、弘扬、继承蕴含在众多历久弥新、传播不衰的文学中引导着华夏民族奋然前行的那种崇高精神、道德情怀、历史使命感。如果说那些浅唱低吟、使人适意的文学是个体心灵憩息的优雅宁静的港湾，那么，那些心系社稷、忧国忧民、以血书史，高唱大风的浸润着理想人格的作品，就仿佛是奔泻千里的黄河之水，在它洪流的乳汁中，恰恰富含着当代文学、当代文化乃至当代人文精神中所缺失的某些钙质。
建设新世纪的先进文化，须从道德建设入手。人们的道德境界提高了，先进文化才会有凭依，精神文明建设才能落到实处。在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中，人格伦理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从“诗”“骚”精神，到“汉魏风骨”，到李杜的卓然独立，到苏辛的慷慨诗风，都贯穿着一种充溢天地间的浩然正气。我们如若把历代曾遭贬谪的诗人做一统计，一定会惊讶地发现，这将是一支十分庞大的队伍。身为士子而有仕宦经历的优秀诗人们，大多有着被贬谪的人生遭际，而其被贬谪的不幸经历，又孕育出无数动人佳作。笔者曾对周勋初主编的《唐诗大辞典》中收录的3392位诗人做了一个统计，其中379位诗人曾遭贬谪或被罢黜官职，占所选诗人比例11.1%，然而，这个群体还包括了相当多的普通诗人、诗僧等各类人。即以11.1%的比例看，也是相当惊人的。倘若我们编撰一部《中国古代“仕宦诗人”贬谪史》，一定会得到许多意料不到的启迪。譬如说，古代由士而仕的文人们，宁可被降职减薪或削官为民，甚至甘受牢狱之苦，也不愿放弃自己守道的追求。一代代士子似乎不懂得“前车之鉴”、“趋利避害”，反过来，甚至大都以遭贬被谪为荣，写诗撰文大书特书。反映出一种普遍的高贵价值取向。很少有人为此患得患失。至于投机钻营的小人，患得患失的庸人，在历史上虽然亦不乏其人，然而终究没有形成传统中的主流。这与今天我们的不少干部惟乌纱是求，谨小慎微、唯唯诺诺，能上不能下，在精神操守上的贫血气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中，许多东西是超乎于文学之外的。历史的、哲学的、伦理的、审美的、文化的东西，总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例如为文之道就总是和为人之道相提并论。袁枚曾说：“人必先有芬芳悱恻之怀，而后有沉郁顿挫之作。人但知杜少陵每饭不忘君，而不知其于友朋、弟妹、夫妻、儿女间，何在而不一往情深耶？观其冒不韪以救房公，感一宿而颂孙宰，要郑虔于泉路，抬李白于匡山：此种风义，可以兴、可以观矣。后人无杜之性情，学杜之风格，抑末也！”[1]袁枚对杜甫的典型分析，可以说揭示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一种重要现象——别说为文为诗，即使是学文、学诗，也须先从学做人、陶养性情开始。
今天，在“以德治国”的方略中，笔者以为核心是“德”的内蕴之义。如果仅仅从当代性来理解“德”，其必然是平面的、单薄的。没有积淀在人类思想文化中的精神遗产作为根柢，“德”的内容不可避免地失之于苍白、肤浅、缺乏魅力，甚至会流于“老生常谈”。所以，“以德治国”之“德”的内涵与外延，实在是有待研究的重大课题。此中不容怀疑的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精髓，应是“以德治国”中“德”的应有之义。所以，古代文学研究除了默默耕耘的学者们已经做的清理工作而外，接下来的工作，是应新世纪文化建设之需而对古代文学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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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价值的开掘和人文精神的阐释、思考。只有真正把古代文学的价值开掘出来了，人文精神之精粹阐发出来了，而且被及时加以认真汲取了，“德”才可能被赋予更为深厚的内涵，未来文化建设才有径可循。
建设21世纪新的中国文化的前提之一，是充分认识古代文学的内在文化价值。这就要求我们眼光不能只滞留在文学本身，必须具有超越意识。文学毕竟是文化有机体中的一部分。译介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日本科学家汤川秀树著作的中译者曾记录了一段有关这位大师的发人深思的话，译者写道：“他曾在雅典所作的一次演讲中说道：科学家们往往象柏拉图那样把知识的获得过程看作是对古希腊的回忆，而他则是对古中国的回忆。确实，在他的抽象的理论物理学研究中融合着古代东方的直觉智慧。”[2]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的沃土中，20世纪孕育出了两位日本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汤川秀树和朝永振一郎），而它的核心地带中国本土却尴尬地交了白卷（杨振宁、李政道、李远哲、崔琦均非本土培养出的科学家，其在中国求学时期大体属于20世纪上半叶），这一文化现象本身的确发人深思。答案最终大概只能留给未来的文化史学者们作出了。
美国学者亨廷顿曾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预言21世纪西方文明将面临与伊斯兰文明以及中国文明的冲突。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种文明的碰撞无疑较以往更为明显。亨氏所言之情形是否成为可能还很难说。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亨氏所指的中国的文明，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的、汇聚了人类独特文明成果的一个庞大而深厚的体系。亨氏与之并论的另外两个文明体系也有着鲜明的历史文化特征。由此不难得出一个结论：一种文明如果缺乏深厚的历史传统，它就很难具备与世界文明对话的地位和资格。无论是碰撞、冲突，还是对话、互补、交融，最有可能为世界文明作出贡献的，往往不是一个民族狭隘的自言自语，而是深刻地反映出人类本质、凝聚着人类智慧、闪耀着美好人性光芒的，表现出共同价值取向而又独具魅力与特色的文化。我们不敢简单苟同亨氏的“文明冲突论”，但未来世界秩序将走向以文明为基础，这却是可能的。因此，我们的文化建设，就不单单是提高国人文化素质的工程，它还具有在未来世界格局中如何处位的战略意义。
笔者附记：就在这篇短文撰就的数月后，“9.11事件”爆发了。国际政治格局出现了剧烈的动荡和变化，在其背后的文明体系与价值观的摩擦、碰撞日渐浮出水面，诸如“文化霸权”、“文化侵略”之类的问题开始受到关注。不同文明体系都开始审视在不断加速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文化传播的不平衡性及其相应的文化政策、文化战略的利弊得失。江泽民同志在近日召开的全国文代会上指出“总体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仅在经济发展上面临严峻挑战，在文化发展上也面临严峻挑战。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民族精神，积极吸取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是关系广大发展中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3]新世纪人类所经历的第一次重大历史事件，不仅把经济背后的文明问题突出地凸现在了世人面前，更向国人昭示了文化建设的紧迫性。
【参考文献】
[1]袁枚.随园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2]周林东.汤川秀树：从“权卫兵”到科学大师[N].中华读书报.2001-3-4(23).
[3]江泽民.在中国文联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01-12-19(1)
（文章来源：《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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