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徽商兴衰的文化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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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徽商兴衰的文化解读

经济发展史表明，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文化因素。区别只是在于：产业层次越高，文化因素就越浓，文化对产业发展的作用就更大。商业作为第三次产业，是文化因素最易汇集、文化含量较高的产业，徽商的兴衰就对此作了历史的实证。可以认为，文化是徽商的“神”，而各种各样的商业活动只不过是徽商的“形”。在文化更为繁荣昌盛的今天，从文化层面解读徽商的兴衰，对于正确认识徽商精神，从历史借鉴中有选择地弘扬徽商精神，以进一步发展我们的现代经济，会有积极的启迪意义。
一、 徽商的兴盛与徽文化的作用
在明清时期中国兴起的“十大商邦”中，徽商以“左儒右贾”的特色而区别于其他商帮，充分体现了徽商厚重的文化因素。中国的用词习惯是“左”重于“右”，我以为，用“左儒右贾”而不是“亦贾亦儒”来概括徽商的特色，可能更为确切、更为深刻，其确切与深刻之处在于：文化对徽商的兴盛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对徽商的兴起而产生深刻影响的文化，是具有地域特色的“徽文化”。徽商作为一个商业集团，始于明代的成化、弘治年间（1457-1505年），而徽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它的起点至少可以追溯到东晋时期，比徽商的产生早近千年。徽州是典型的移民地区，古徽州的人口大多是在历史变故中迁来的中原地区移民，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口是士族富户。如据史料记载，西晋“永嘉之乱”（307-313年）时，因避战乱而由中原迁入徽州的士族有程、鲍、俞、黄等十五氏；唐末黄巢起义(875-884)时，迁入徽州的士族有陆、陈、叶、孙等四十八氏；两宋之际、元末明初，更有大量的北方移民至徽州定居。这些移民带来了中原地区丰富的文化，徽州地区的每个家族、每个村落，从一开始就有丰厚的文化底蕴。经过千年的文化积淀，在徽州地区特定的自然、地理、人口、资源、经济、社会诸多条件下，才孕育和造就出赫赫的徽商，徽文化对徽商的“神”和“形”都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徽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三大体系：一是观念文化，二是制度文化，三是地域文化。观念文化是意识形态层面的文化，它的核心是儒家思想，徽州号称“东南邹鲁”，又是“程朱理学”的故乡，封建理学的观念文化在徽州地区牢固地处于思想统治地位；制度文化是社会管理和政治层面的文化，在封建社会的基层，它的核心是以家族宗族乡族为形式的宗法制度文化，徽州地区形成并保留着最完整、最有效的家族宗族乡族结构体系，世世代代维系和控制着徽州人的思想和行为；地域文化是劳动人民历史地创造的乡土文化，但徽州的地域文化却是层次很高的乡土文化，扬名于世的就有徽剧、徽菜、徽派建筑、徽州朴学、徽州版画、徽州篆刻、徽州文书、新安理学、新安画派、新安医学等，洋洋大观，光彩夺目。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地域文化在古徽州地区根基很深，又密切联系，从不同层面推动徽商的繁荣发展。
观念文化从思想理念的层面推动着徽商的繁荣发展。古徽州地区的一个特殊条件是人多地少，这里号称“八山一水一分田”，在晋末、唐末和北宋末期三次大规模的移民潮中，徽州地区人口猛增，导致耕地不足、粮食短缺，在人口的重压下只得外出经商图生，是产生徽商的最初动因。徽州地区儒风甚茂，受封建理学的深刻影响，徽州人仍然崇尚业儒进仕、扬名显宗，所以，徽州地区书院甚多，明清时期考取进士、状元的徽州人屡为安徽之冠。读书做官固然很好，但成功者毕竟只有少数人，而经商是一条相对容易的道路，因而大多数徽州人便“弛儒而张贾”，经商便渐成风气，形成“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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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六七从商”的局面。不过，他们在经商过程中，总以多种方式与封建衙门保持密切的联系，徽州盐商更是依靠封建朝廷授予的特权而大发暴利，出现了一批“红顶商人”；他们在经商获利后，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又“宁弛贾而张儒”，利用雄厚的资财，重振儒业。在儒、贾两个方面，徽人“一弛一张，迭为相用”，不是力图从贾成富，就是追求业儒为官，官与商互助，成为徽商的一大特点。而在封建社会条件下，这正是商业集团取得成功的社会政治条件。在从商过程中，徽商更以儒商为荣，他们笃信“生财大有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黟县三志》卷十五《舒君遵刚传》），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仁心为质，和合为用，程朱理学的价值观、义利观渐成徽商的经营理念。徽商的大量史料表明，儒家思想和程朱理学从观念文化层面对徽商繁荣发展的影响，是深刻而巨大的。
制度文化从家族和社会层面推动着徽商的繁荣发展。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着“双重统治格局”的制度体系，即封建朝廷的上层统治和基层组织的社会统治，亦即“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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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统治，两者的统治通过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封建文化在深层次上的联系而牢固地连接起来，史学界称之为“家国同构”。中国封建社会基层组织统治体系的基础，是家族宗族乡族严密而有序的组织，这在古徽州地区表现得最为充分。从中原迁来的每一户土族都希望能在徽州繁衍发展、举族兴旺，乃以家谱、宗祠、祭祀等多种形式维系着家族的精神与文化联系，各姓氏、各门户都有很强的凝聚力和进取性。往往是，一人从商，族人跟进，一人有难，全族相助。宗族中的每一户人家，都以家族为重，以从商的业绩光耀门户，为族人争光；而族人又以经商富户为楷模，鞭策子孙，努力奋进。徽州的商人以家族宗族乡族为纽带，表现出很强的团队精神，所以，他们能走出徽州，在各大城镇和商埠从商，不仅站稳脚跟，而且能蓬勃发展，形成气候。他们联合宗族势力在许多城市建立富丽堂皇的会馆，就是历史的见证，可以说，这种以家族宗族乡族为基础的制度文化对徽商繁荣发展的巨大作用，是中国的其他商帮难以相比的。
地域文化或乡土文化从个人素质层面推动着徽商的繁荣发展。徽商是一个文化修养水平较高的社会阶层，他们非常注重从书本中去学习经商技能，又不断地在实践中总结提高，非常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可以说，这也是繁荣昌盛的徽州地域文化所培育的。徽州商人在幼年时期大多在由宗族兴办的学堂或书院受过启蒙教育，成人后已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而走向商海；许多商人本身就是理学信徒、诗画戏曲爱好者或文物方面的收藏家，更有一些商人本身就是理学鸿儒、诗人、画家、金石篆刻家、书法家、戏曲家。他们经商致富后，更加热衷于乡土文化建设，在家乡投资办学、刻书、藏书、建戏班、办文会，给后世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繁荣昌盛的徽州地域文化抚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徽商，而徽商的发展又为徽州地域文化的繁荣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在浓郁的地域文化熏陶下，徽州商人的个人文化素质比较高，对徽商繁荣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二、徽商的衰落与徽文化的局限
从明中叶到清朝嘉庆年间，徽商雄飞中国商界300余年，清道光以后则逐渐趋于衰落。徽商的衰落有多种复杂的原因，但与徽文化的局限性也有密切的关系。
徽文化是历史的产物，它固然有历史的贡献，也必然有历史的局限。深入研究徽文化的三大构成体系可以看出，徽文化的历史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首先，从观念文化而言，程朱理学是徽文化的核心，当中国社会逐步进入近代社会时，程朱理学作为封建社会的思想理论，仍顽固地维护走向衰落的封建制度，严重地禁锢人们的思想观念，已成为社会进步的思想桎梏。其次，从制度文化而言，家族宗族土族体系是封建社会基层制度的组织体系，在基层社会维护封建宗法制度，当中国社会逐步进入近代社会时，家族宗族乡族的落后性也就日渐显现，成为社会进步的制度锁链。第三，从地域文化而言，尽管同观念文化与制度文化的性质不同，其功能与作用也不因社会制度的变化而丧失，但在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条件下，其功能与作用必然会受到很大限制，有的只有历史价值而完全没有应用价值。徽文化孕育着徽商，从深层次推进徽商的繁荣发展；同样，徽文化的这些局限性也束缚着徽商，在社会进步和制度变革的历史潮流中，成为导致徽商衰落的重要因素。
受观念文化的影响，徽州商人在社会进步的条件下，仍然背负封建理学的思想包袱，当中国进入近代社会时，许多人仍将故里理学的义利观继续视为商业成功之道，固守传统的经营理念，依附封建社会的经济体系，没有将商业资本转变为产业资本，走“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的老路，仍将大量的商业利润流向进贡官府、购置土地、奢侈消费乃至建祠堂、修坟墓、叙族谱等方面，在封建社会的末期仍然充当坚定的封建制度卫士，当封建制度的大厦摇摇欲堕时，他们也就祸及自身，最后只得破产衰败。比如，作为徽商支柱的盐业垄断权在道光年间被朝廷剥夺，就注定了徽商作为封建商帮的衰落。沿海地区的一些大商人就注意到把商业利润转向产业资本，投资、兴办近代企业，走资本主义道路，与安徽毗邻的浙东宁波商帮、苏南洞庭商帮就能在社会转型时期适时调整资本投向，成为中国第一代民族资本家。可以说，受观念文化局限性的束缚，徽商在历史转变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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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失了发展机遇，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受制度文化的影响，徽州商人极力维护家族宗族乡族对基层社会的统治格局，既限制了他们的发展力量，又分割了他们的商业利润，在社会进步的条件下也就必然会走向衰落。徽商以家族宗族乡族为纽带，商人之间“相亲相助”，对于化解风险、开拓市场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徽州商人却长期固守家族宗族乡族的狭隘联系，单凭一家一族经营，就限制了自己的发展力量，在市场竞争中难免处于不利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徽商的企业形式还是一种落后的家族组织形式，家族宗族乡族之间的商业关系只处于“联谊”状况，没有跨过资本联结这个“坎”，大量的商业利润不是转向产业资本，而是流向家族宗族乡族的消费性投资方面，并且以此为荣，代代相继，从而严重地消解了资本增值能力。还有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是，受家族文化的深刻影响，为维护家族下一代的门户平等和子孙兴旺，徽州上一代商人艰辛创业所积累的资本，往往是向子孙均分遗产，将家族的整体资金分割为零散资金。如明清之际的徽州休宁商人汪正科，将经商30余年所积资本购置田地、山场后，让子孙拈阄均分（见《汪氏阉书》，现藏安师大图书馆）。遗产均分制分散了徽商的商业资本，与资本主义的积累走势完全相反。可见，以家族宗族乡族为核心的徽州制度文化的影响，必然会加速徽商的衰落与消亡。
受地域文化的影响，徽商的行为理念有很大的封闭性和保守性，越来越落伍于时代进步的潮流，也是导致徽商衰落的重要因素。以徽剧、徽州建筑、徽州版画、徽州文书、新安理学、新安画派、新安理学等为代表的徽州地域文化或乡土文化，是中华优秀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这些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也应该吸收其他先进文化的积极因素，加以改造和提升，才能具有时代的新活力，为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服务。比如徽剧就是因为进京后吸取其他剧种的新因素而改造为京剧，已成为国粹而经久不衰，深受国内外人民群众的喜爱。但是，其他门类的地域文化就没有这样的幸运。徽商是地域文化建设的投资者，他们为故里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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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衷于设义学、办书院、建试馆，“好儒而贾”，但他们所好之“儒”，却是日渐落后之“儒”、排斥先进文化之“儒”，在义学、书院里培育出来的后代，也是满脑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旧习惯的后代，他们难以应对时代发展对徽商的挑战，不能担当扭转徽商衰落的大任。加上其他多种多样的社会经济因素，徽商的衰落也就具有必然性。
三、历史的启迪：沿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构建“新徽商”
徽商的兴与文化相通，徽商的衰又与文化相关，徽商从兴到衰的历史表明，徽商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现象所包含的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地域乡土文化，在徽州商人身上融为一体，相互影响，是徽商的“神”。这种文化现象又是以儒家思想和封建理学为核心，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必然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在徽商处于上升时期，文化的精华因素起主导作用，在徽商处于下落时期，文化的糟粕因素在起主导作用。如果认为文化是徽商的“神”、各种商业活动只是徽商的“形”的话，那么，它给我们的历史启迪是：商业不只是利润，更重要的是文化；任何商业集团都应该着力充实文化因素，特别是要不断地吸收先进文化因素。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具有时代风格和安徽特色的“新徽商”，必须以先进文化充实和提升徽商的“神”，沿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构建“新徽商”。
沿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构建“新徽商”，首先应该正确认识徽商文化的精华，剔除徽商文化的糟粕，将不因时代变迁而褪色的“徽商精神”发扬光大。研究徽商的大量文献对“徽商精神”都作过概括，但我以为，真正的“徽商精神”应该是“徽骆驼精神”。明清早期的徽州商人在十分困难的境况下，敢于闯天下，把生意做到大半个中国乃至东南地区，就是在于他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耐磨，他们在商业竞争中“一贾不利两贾，两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见光绪《祁门倪氏族谱》卷下《诰村淑人行状》），从而将商业由小做大、由弱做强。这种如骆驼般的自强不息、负重进取的精神，是一种不因时代变迁而褪色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而那些封建理学的保守性、封闭性和自私性，以及亦贾亦官、以官通贾、以贾求官的行为观念，都应作为糟粕而要唾弃。因此，不能以怀旧的心态评价徽商，也不能不加区别地提出弘扬徽商精神，而要去其糟粕，弘扬精华，发扬光大徽商精神中的精华———徽骆驼精神，才可能重振昂扬向上的徽商雄风，构建新时代的“新徽商”。
其次，在文化多样化的新时代，既要积极吸取先进文化因素，又要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因素，以提升商业文化的品质为主线，培育和增强“新徽商”的核心竞争力。一方面，商业不是制造业，提高商业的核心竞争力，文化因素比技术因素更为重要。商业企业固然要引进先进技术，改进经营方式、提高服务效率，但更重要的是应积极吸取先进文化因素，将提升商业文化品质作为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线，在企业与顾客之间、经理人员与职员之间，营造浓郁的文化氛围和人文关怀。当前，制造业的经营战略已由市场占有率上升优先战略转向生产率上升优先战略，商业企业的经营战略也应该由利润增长优先战略转向文化提升优先战略。实际上，徽商的许多经营之道，就渗透着浓郁的文化品味。在文化繁荣和进步的新时代，积极吸取先进文化因素提升商业的核心竞争力，也就更具有必要性。另一方面，商业作为服务业，是多种文化因素易于汇集的行业，也是落后文化、腐朽文化容易藏污纳垢的行业，在文化多样化的新时代，抵制落后文化、腐朽文化对商业的侵蚀，也就更具有紧迫性。历史上徽商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落后文化、腐朽文化的慢慢侵蚀。因此，接受历史的教训，适应时代的要求，积极吸收先进文化因素，坚决地抵制落后文化、腐朽文化，应成为构建“新徽商”的时代课题。
第三，在先进文化蓬勃发展的新时代，“新徽商”的构建和发展必须增强“文化自觉”。世界发展史表明，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当经济基础发生变革、社会结构处于转型时期，文化往往起着一种先导性的作用，认识这种作用，又注意发挥这种作用，学术界称之为“文化自觉”。对于徽商而言，文化是其“神”，各种经营活动只是其“形”，文化在徽商发展史上显现的这种作用表明，徽州商人是具有“文化自觉”性的商人集团。古徽州地区“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说明徽州商人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化训练，从商时又“贾而好儒”，就是他们“文化自觉”的表现。在新时代构建“新徽商”，应该弘扬这种“文化自觉”，只不过已不是儒家思想和理学精神上的“文化自觉”，而应该是先进文化标准上的“文化自觉”；也不是狭义上的“文化自觉”，而是广义上的“文化自觉”，把提高商界的思想道德素质放在突出地位，倡导“以德治商”、“以信养商”，充实商界的文化底气，增强商界的“社会责任”意识，再造“新徽商”的新风貌。
（资料来源：http://www.hzw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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