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徐寶貴：甲骨文“犁”字及相關問題研究

甲骨文-徐寶貴：甲骨文“犁”字及相關問題研究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甲骨文-徐寶貴：甲骨文“犁”字及相關問題研究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徐寶貴：甲骨文“犁”字及相關問題研究

甲骨文“犁”字及相关问题研究
（首发）
徐宝贵
韶关学院文学院
【摘 要】甲骨文作等形的字是竖写的耕犁之“犁”的象形字。此字在甲骨刻辞中几乎都用作“犁（黎）方”、“下犁（黎）”方国名及地名。在殷商时期有两个犁（黎）国，所居地理位置偏下者为下犁（黎）。下犁（黎）是武丁时期被商王联合望乘征伐的对象。下犁（黎）方国只见于第一期卜辞，证明下犁（黎）在武丁时期已经被消灭。犁（黎）方距离商王朝较近，武丁时期已服属于商王朝，犁（黎）方见于各期卜辞。但在第三、第五期卜辞却出现了用犁（黎）方首领来祭祀先祖的情况。说明廪辛、康丁以后商王朝和周边的关系不太稳定，出现对跟商王朝关系好者也要动武的现象。商王朝的这种做法无疑恶化了与周边方国的关系。《史记·殷本纪》：“西伯既卒，周武王之东伐，至盟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可能是商王朝跟周边方国关系恶化的必然结果。此时期犁（黎）方没有“叛殷会周”的主要原因是他距离商王朝太近了。迫于商王朝的淫威，他不但不能叛商，为了安全反而他还要帮助商王朝做事，这无疑会得罪于周，所以，“西伯戡黎”。此字是“犁”的象形字，在商墓也出土了青铜犁，证明殷商时期已有耕犁这种农具和犁耕技术。
【关键词】甲骨文；犁字；犁（黎）方；下犁（黎）；古农具耕犁；古犁耕技术
“犁”字在甲骨刻辞中作为方国名出现频率较高，此字的考释，涉及到中国古代黎国与古代农业犁耕的问题，所以，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 “犁”字考释
此字过去曾被释为“台”[1]、“勺”[2]、“旨”[3]、“椒”[4]、“由”[5]、“厃”[6]、“余”[7]、“弁”[8]、“玁”[9]、“古”[10]。现在，我也来谈谈自己对该字的看法。我认为此字是农具耕犁之“犁”的象形字，此字主要形体如下：
（《甲骨文編》667頁）
这些字都是竖写的，甲骨文中象形字几乎都是竖写的，如：
象：、；兕：、；虎：、；豹：、；豕：、；犬：、
甲骨刻辞文字是竖排的，竖排文字，对于象形字的字形来说如果横写会影响行款的整齐。所以，古文字的象形字受行款的影响几乎都把本来应该横写的变成竖写的。为了恢复其原来的形态与便于跟实物相比较，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横的：

此字在金文中只见于商代金文，其形体如下：
（卣，《金文編》1273頁附錄616號，《殷周金文集成》5285，王心怡《商周图形文字编》767页1782号）
（《考古学报》2008年第3期，第363－377页）
《考古学报》发布的商代晚期铭文此字作等形者为正常的写法，跟甲骨文相同，其余作等形者是避免重出者形体上的重复而进行的变形处理。（犁）卣铭文只有两个字，此字形没有受到行款的影响，是横写的。从形体上看，甲骨文不如殷代金文（犁）卣铭文象形程度高。为了便于跟后面所附耕犁之图相比较，我们可以把它变个方向：

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石犁、商周青銅犁、汉代铁犁实物图片如图1－图11，这些都是犁头图片，犁头东北称为“铧”或“犁铧”，它跟文中所举殷商甲骨文、金文该字的三角形部分即犁头完全相同。有犁头、犁底和柄（这一部分也叫作犁身）的完整者才叫犁。犁底和柄是木质的，年代久远，早已腐烂，后人所见都是金属犁头，即铧。后面所附图片牛拉的才是犁。甲骨文金文是有犁头犁身的完整犁的象形字，完整的犁只能叫作犁，不能叫作铧，更不能叫作犁铧，它跟图12－图15耕牛所拉的犁形体十分相似（象形字来自于客观存在的实物，研究这类字只能将字形跟实物进行比较，别无他法）。
通过字形跟实物相比较，可以看出，甲骨文殷金文跟后面所附图片中的耕犁形状是相同的，所以，本文认为此字可能是耕犁之“犁”的象形字。王静如先生说：“ 中国耕犁的的发展，在殷、周、秦及西汉都是在古犁阶段。到了东魏以前，或在东汉之末吧，才有正式犁出现。”[11]殷商文字“犁”字和汉代画象石可以证明王先生之說是可信的。殷商甲骨文、金文“犁”字与汉代画象石犁所呈现的正是古犁阶段的形制，它跟魏晋以后和现代的耕犁如图16－图17在形制和部件上都出现了很大变化，这个变化是由于对耕犁的不断改进造成的。甲骨文“车”字形体跟殷墟发掘的实物在形制上是相吻合的，都是单辕，这种形制一直延续到秦代，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一号铜车马、二号铜车马就是证明。西汉中期以后已基本上变成双辕的了[12]，应该说这是对车的改进。耕犁的情况与之相同。
现在，犁的形制也有其地域性的差异，不同民族的也是有差异的。如果拿现在的犁跟甲骨文相比，差距太大了，无论如何也没法把它跟甲骨文“犁”字联系起来。多亏汉代画象石及古画保存下来的古犁形制，才使我们认识了殷商甲骨文、金文“犁”。可见有的汉代画象石及古画对研究古文字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甲骨文的“犁”是独体象形字，在迄今为止的西周至春秋这段时间里出土的古文字中沒有见到“犁”的象形字。在战国后期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簡《秦律十八種》168号简中有个，跟《说文》篆文结构相同。《说文》：“，耕也。从牛，黎声”《段注》：“俗省作犁。”徐灏《说文解字注笺》：“耕谓之，因名其器曰。”但秦简用为“比黎”之“黎”（整理小组说：一名“芘莉”、“芘篱”、“黎芘”。即篱笆）。“犁”，汉流沙简、张表碑、魯峻碑阴作“犂”，《玉篇》：“犂，耕具也。”“犂”当是秦簡、《说文》“”字的简化。
甲骨文中有很多象形字，有的字人们一直在使用，如“虎”“象”、“牛”、“鹿”等，从未间断，其替嬗演变脉络清晰。但是有一些字则不同，如“凤”、“豹”、“鸡”等独体象形字，到了西周以后基本消失，代之而起的都是形聲字，但除了西周早期金文中齍铭文以其象形字“凤”为形旁外都以义近的别的象形字为形旁。“犁”字由殷商甲骨文金文这样的独体象形字演变到秦簡（），汉简、汉碑“犂”和后来的“犁”，就是由独体象形字演变成为由形符、声符组合而成的形声字，它跟“凤”、“豹”、“鸡”等字的发展演变过程是完全相同的。但是，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们没有找到西周、春秋两个时期的演变环节。这只能寄托于未来的这方面的出土发现来弥补这个缺憾。我们可以说，“犁”字形体有其发展演变的序列，只是这个演变序列不够完整罢了。
由于种种原因，有一些殷商文字，不见于西周、春秋、战国文字，如：“鬥”、“晕”、“斝”、“辇”、“霾 ”、“蝠”、“蝉”等字，没有形成其演变序列，但是该字确确实实就是那个字（请参看高明先生2008年8月增订的《古文字类编》）。我们不能因为这些殷商文字不见于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字，没有形成演变序列就怀疑它。
我们可以说，古代特别是殷商西周（也可以包括春秋）的真正的历史文献和文字资料已经出现严重缺失，这是不容置疑的。我们现在见到的殷商西周文字，都是记载特殊内容的文字。甲骨文主要记载占卜内容的，青铜器铭文主要记载祭祀、颂扬先祖、赏赐册命、征伐纪功、训诰、契约等内容。象《商頌》、《商书》、《周书》等类更有价值的内容当时一定记载在竹简上的。甲骨文有“典”、“册”二字，《尚书·周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都是最好的证明。可惜的是，由于年代过于久远，没能象年代比较晚的部分秦簡、楚簡、汉简出土面世，早已腐烂，我们无法见到了。这充分说明，殷商西周或者可以说更早的真正的更有研究价值的历史文献和记载它们的文字资料已经出现严重缺失。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乙本卷前古佚书、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失传的《孙膑兵法》、张家山汉墓出土的佚书《盖庐》等等，如果没有出土，它们不跟殷商西周或更早的以竹简书写的典籍一样了吗？将成为永远解不开的迷。如果殷商时期记载特殊内容的文字不是书刻在龟甲兽骨上、玉石上，铸在青铜器上而没有保存下来或没有出土的话，后人不也会怀疑殷商时期能有文字，不也会怀疑殷商时期能有这么高度的文化吗？这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如果商周或更早的以竹简书写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典籍能够保存到现在，它一定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太多的我们现在解决不了的疑难问题包括文字，“犁”字的考释我们也会解决得更加圆满周到一些。可以说，商周或更早的以竹简书写的典籍不可再现，将成为永远的遗憾。
“犁”字在殷商甲骨刻辞中没有见到用其本义的例子，几乎都用作方国名和地名（在迄今为止的战国、秦、汉古文字中出现的“犁”字，也没有见到用“犁”字本义的例子）。大家知道，甲骨刻辞中的“鸡”[13]、“豹”等字就没有用其本义的例子，它们在卜辞中用作地名、人名，甲骨文“犁”字的用字情况与其相似。
过去，郭沫若曾释“勿”、“物”为“犁”。他在《甲骨文字研究》中说：
今案、实（犂）之初文，耕也，此字从刀，其点乃象起土之形。其从牛作若者亦即 字从牛之意，字稍后起。”[14]
在《奴隶制时代》中说：
殷人已经发明了牛耕。卜辞中有很多‘犁’字，作或。即象犁头，一些小点象犁头启土，辔在牛上自然就是后来的犁字。[15]
事实上郭沫若所说的甲骨文、、、都不是“犁”字，对此，裘錫圭先生已进行过澄清：
“”是一个从“刀”的字。它所从的，与甲骨文中常见的‘刀’字和‘刀’旁毫无区别。有些信从郭说的学者们说它象耒形或犁形，是没有根据的。刀不是起土工具，“ ”字刀刃旁的小点不可能“象起土之形”，而应该与（分）字‘刀’形两侧的笔画相类，是代表刀所切割的东西的。所以从字形上看，‘’字的本义应该是分割、切断。在古书中，从‘刀’‘勿’声的‘刎’字正好具有这种意义。……《墨子·非攻下》：‘……别物上下……。’‘别物上下’显然就是分别上下的意思。这个‘物’字所代表的，应该是由‘刎’孳生的一个词（编按：这个‘物’字也可能就应该读为‘刎’。……）古书中还常用‘物’字表示‘物色’的意思。”[16]
可见过去把、释成“（犂）”是不正确的。过去虽然把、释成“（犂）”是不正确的，但是，认为殷商时期已有农具犁和犁耕技术这无疑是正确的。详第三节《古农具与犁耕研究》。
二 古犁（黎）国研究
1 犁（黎）方与下犁（黎）所居地理位置及其与殷都的距离
汉代张衡《西京赋》说：“殷人屡迁，前八而后五。居相屺耿，不常厥土。盘庚作诰，帅人以苦。”[17]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说：“到盘庚时最后定都于殷（今河南安阳），是为五迁。从此，‘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故商又可称为殷或殷商。”[18]所以说甲骨文是盘庚迁殷以后的东西。由于这一点非常明确，因此关于犁（黎）方与下犁（黎）所居地理位置及其与殷都的距离也就好说了。
甲骨文“犁”字基本都用作专有名词方国“犁方”、“下犁”或地名“犁”的。据《尚书》、《史记》等古文献记载殷商时期有黎国。既然古文献上记载殷商时期有黎国，那么甲骨文中也应有黎国。顾颉刚、顾廷龙辑《尚书文字合编》[19]与今文《尚书》、《史记》等“西伯戡黎”之“黎”或作“”、“”、“犁”、“耆”、“饥”、“”等形。
卜辞中的“犁方”和“下犁”是两个方国名，很可能是传世文献中的“黎”。“下犁（黎）”者，可能是因为所居地理位置偏下，而称为“下犁（黎）”。正好，殷商时期有两个方国“黎”。“黎”古或作“犁”（“犁”即“犂”的今字，“犂”字见《尚书文字合编》第1220页），这也跟甲骨文字形相吻合，请参看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20]第12页（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商时期中心区域图》也有两个方国黎）和本文图18。从商代地图可以看出殷商时期犁（黎）方与下犁（黎）所居地理位置。位于殷西南者当为犁（黎）方，位于殷右侧偏下即殷东南者当为下犁（黎）。下犁（黎）之名一定根据与犁（黎）方相对地理位置来命名的。岛邦男说：“地亦称为方。根据前章中的推测，地位于亳南、淮阴之间。……如上述望地位于亳南，与地同一地望。卜辞中只有望乘报告下事，可知下靠近望乘邑地，下与亳南的方为同一地。”[21]王宇信说“下危（引者按：过去把“犁”释为“危”，下同，不再说明）在殷东南。”[22]朱歧祥说：“由危方活动的定点，如：望乘、兴方、多、羌等，推断其地应在殷的西南一带。”[23]我们认为王宇信、朱歧祥之說虽然把“犁”释为“危”，但是，二人所说犁（黎）方与下犁（黎）的地理位置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因此是正确的。
商代地图显示，犁（黎）方在殷之西南，距离殷都比较近，下犁（黎）在殷之东南，距离殷都比较远。
2 犁（黎）方、下犁（黎）与商王朝之关系
根据以下卜辞的记载可以了解犁（黎）方、下犁（黎）与商王朝的关系。
1 乙卯卜，殻贞：王比望乘伐下（犁），受又。
2 乙卯卜，殻贞：王勿比望乘伐下（犁），弗其受又。（《合集》32正）
3 癸丑卜，亘贞：王叀望乘比伐下（犁）。（《合集》811正）
4 辛巳卜，贞：今早（从陈剑说释“早”）王比望乘伐下（犁），受又。十一月。（《合集》6413）
5 ……贞：今早王叀下（犁）伐，受……（《合集》6427）
6 ……卜，殻贞：王比望乘伐下（犁），受又。
7 ……贞：王勿比望乘伐下（犁），不受又。（《合集》6498）
8 ……作比望乘伐下（犁），下上弗若，不我其受又。（《合集》6505正）
9 辛丑卜，贞：令多比望乘伐下（犁），受又。二月。（《合集》6525正）
10 丁巳卜，贞：燎于王亥十，卯十牛三豰，告其比望乘正下（犁）。（《合集》6527正）
11 ……王比兴方……下（犁）……
12 贞：……比兴方伐下（犁）。（《合集》6530正）
13 ……贞：人伐下（犁），受又。……月。（《合集》10094正）
14 己未卜，亘贞：今早王作比望乘伐下（犁），下上若，受我又。
15 贞：今早王勿作比望乘伐下（犁），下上弗若，不我其受又。（《英》587）
从以上所举1－15（只举具有代表性者，详见姚孝遂主编《殷墟甲骨刻辞类纂》第1265－1266页）这些卜辞可以了解到，卜辞中的“下犁（黎）”是商王朝征伐的对象。同时也可以了解到商王征伐下犁（黎）的时候多联合望乘，较少联合兴方，征伐下犁（黎）成了望乘的专项任务。伐下犁（黎）之事仅见于第一期卜辞，不见于其他时期的卜辞。
“犁（黎）方”则跟“下犁（黎）”不同，他出现于第一期、第四期卜辞：
16 己酉卜：殻贞：（犁）方其。
17 己酉卜：殻贞：（犁）方亡其。（《合集》8492，一期）
18 壬午卜贞：翼甲申（犁）……牛自……。（《合集》1198，一期）
19 乙酉卜，争贞：（犁）方以牛自。一月。（《合集》10084，一期）
20 癸未贞：甲申□（犁）方以牛自。（《合集》32026，四期）
21 癸亥贞：（犁）方以牛其登于来甲申。（《合集》32896，四期）
22 丁未贞：王令卯（犁）方。（《合集》32897，四期）
23 庚辰贞：令乘望（犁）方。（《合集》32899，四期）
从16－17这两条第一期卜辞可以了解到，商王很关心犁（黎）方的安危，所以他占卜犁（黎）方有无忧患。从18－21这些卜辞可以看到，商王经常用犁（黎）方所献之牛来祭祀先祖。由此可见，犁（黎）方与商王朝的关系非同一般。这充分证明此时期的犁（黎）方已服属于商王朝。
关于22－23诸条卜辞中的“（犁）方”，裘锡圭先生这样解释：
有些受到于省吾已放弃的读‘途’为‘屠’的旧说影响的学者，也许会根据上引卜辞认为当时危方仍与商人为敌。其实卜辞中所见的‘途’的对象，往往是子（参看《类纂》333页）、子央（见《合》6051）等商王朝贵族，‘途’决不会含有屠杀、征伐一类意义。上引卜辞丝毫也不能证明危方跟商人有敌对关系。[24]
我认为裘先生所说是正确的。岛邦男也说：“第一期时卜辞方已隶属殷，它与第一期卜辞中所征伐的非同地。、方都以称，它们当是同一地域，以（下）所称的方相距方甚远。”[25]我认为他的“第一期时卜辞方已隶属殷，它与第一期卜辞中所征伐的非同地。以（下）所称的方相距方甚远”之说是正确的。
从甲骨刻辞看，伐下犁（黎）是第一期卜辞记载的情况，后来不见这些记载。根据这一点可以断定下犁（黎）在这一时期已经被灭掉。在图18商代地图上可以看到的殷东南的黎（下犁），从图19《中国史稿地图集》的西周地图上已经找不到了，已经消失了，也可以作为一个旁证。下犁（黎）在西周地图上虽然已经消失，但是，犁（黎）方之犁（黎）或地名之犁（黎）还依然存在。这跟下犁（黎）只见于第一期卜辞，而犁（黎）方与地名犁（黎）不仅见于第一期卜辞，而且也见于第二、三、四、五期卜辞是相吻合的，由此可见，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是很符合实际的，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以上情况充分证明，下犁（黎）与犁（黎）方不在同一区域。犁（黎）方在殷都西南，距离殷都较近，他要想安全存在，必须跟商王朝亲善。从有关甲骨刻辞可以看出，犁（黎）方在武丁时期已与商王朝亲善，已服属于商王朝。《尚书·商书·西伯戡黎》：“殷始咎周，周人乘黎。”《孔传》：“乘，胜也。”“乘”为船纽蒸部字，“胜”为书纽蒸部字，声音极近，故可通假。《古文四声韵》卷二“胜”字下引《古老子》正作古文“乘”，引崔希裕《纂古》亦作 “乘”。楚墓竹簡“胜”字作“”，从力乘声，可证《孔传》读“乘”为“胜”，可从。西伯戡黎之黎当是犁（黎）方。这些都可以证明犁（黎）方在殷商时期确实已服属于商王朝，并且助纣为虐（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说：“昔商纣为黎之蒐，则黎济恶之国。”[26]，故西伯戡之。
卜辞也有以地名称“犁”的：
24 ……其田亡灾。才（犁）。（《合集》24395，二期）
25 庚辰王卜，才（犁）贞：今日步于亡灾。（《英》2562正，五期）
按：地名“犁（黎）”，当指犁（黎）方这个地方。第24条卜辞大意是：在犁（黎）卜问，商王将要田猎，是否无灾。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说：“昔商纣为黎

中国历史故事视频简介

之蒐。”[27]从卜辞和文献记载看，到黎地田猎，不止商纣王，纣王之前的商王也到这个地方田猎。这可证卜辞中的地名犁（黎）就是犁（黎）方这个地方。24、25两条卜辞的“在犁（黎）”，说明不同时期里的商王都到过“犁（黎）”。商王认为在犁（黎）这个地方是安全的，所以才到这个地方，这都可以证明商王朝跟犁（黎）方的亲善关系。
下犁（黎）跟犁（黎）方相比，距离殷都较远，因此，下犁（黎）跟商王朝的关系不象犁（黎）方跟商王朝那样亲善，也就不愿服属于商王朝。距离殷都较远的土方、方、盂方等方国都是这种情况。所以，武丁时期不断联合望乘对下犁（黎）进行攻伐，下犁（黎）抵挡不住商王与望乘连续不断地攻伐，致使其在武丁时期被灭掉。下犁（黎）方国虽然被商王灭掉，但是，商王对下犁（黎）人不会赶尽杀绝，会对生存下来的下犁（黎）人进行处置，为其所用。
3 商王朝对服属的犁（黎）方及下犁（黎）人的处置
有关处置“下犁人”、“犁人”的甲骨刻辞：
26 贞：今早……下（犁）人……乎尽伐……受又。（《合集》7311，一期）
27 贞：（犁）人率奠于……（《合集》7881，一期）
28 ……（犁）白于之及□望……（《合集》28091，三期）
29 王于史人于，于之及伐望，王受又又。
30 取御事，于之及伐望，王受又又。隻用。
31 贾其呼取御……（《合集》28089正，三期）
32 ……用（犁）方甶于匕庚，王宾。（《合集》28092，三期）
33 其奠（犁）方，其祝……至于太乙，于之若。（《屯》3001，三期）
34 （犁）方奠于蟺，其祝于……（《合集》27999，三期）
35 ……奠（犁）方……（《屯》3289，三期）
36 ……小臣墙比伐，禽（犁）……二十人四、馘一千五百七十、讯一百、……丙、车二丙、橹一百八十三、圅五十、矢… …又白麟于大乙、用白印……讯于且乙、用于且丁。（《合集》36481正，五期）
从有关甲骨刻辞中可以了解到商王朝对下犁（黎）人、犁（黎）方、犁（黎）人等服属者的处置情况，裘錫圭先生《说殷墟卜辞的“奠”——试论商人处置服属者的一种方法》对其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卜辞中的“奠”，裘先生在该文中解释为对服属者的处置，我认为这是非常符合实际情况的。
第26条卜辞大意是说：征集下犁（黎）人为商王作战，是否能够得到神祖的保佑。裘錫圭先生说：
下危是既是商王征伐的对象，下危人为什么还能为商王作战呢？从下引的宾组卜辞可以明白其原因：贞：危人率奠于……（《合集》7881）。此辞卜问是否将危人奠于某地。这里所说的危人无疑是由于战败或其他原因而服属于商，并被迁移到商王所控制的地区定居的危方之人。（12）（引者按：即本文所列第26条卜辞）的“下危人”应该就是指这种人，为商王作战当是他们的一种义务。[28]
其说极是。这里的下犁（黎）人就是被商王朝消灭的下犁（黎）方国生存下来的人，也可以说是被商王朝俘获的下犁（黎）人，他们被商王朝所奠之后，也要为商王朝作战。
犁（黎）方被奠以后也要为商王朝役使。可是在第三、第五期卜辞却出现了用犁方首领来祭祀先祖的情况，如第 32、36条。第36条卜辞“禽犁（黎）”之“犁（黎）”，即“犁（黎）伯”。在前面“犁（黎）方、下犁（黎）与商王朝之关系”一节中我们已经讲了犁（黎）方与商王朝的关系是比较亲善的，那为什么在第三期卜辞用犁（黎）方甶祭祀妣庚，在纣王的时候又把擒住，用他来祭祀祖丁呢？望乘在武丁时期一直跟着武丁征伐下犁（黎），最后把下犁（黎）平定了，可以说望乘为商王朝攻伐下犁（黎）立下汗马功劳，在当时也算有功之臣。可是在第三期卜辞却出现了商王朝对望征伐的记录，如本文所举的第28－30诸条，犁（黎）方的情况跟望的情况有点相同。可以说第三期以后的卜辞记载了廪辛、康丁以后的商王朝和周边关系不太稳定，出现对跟商王朝关系好者有时也要动武的情况。商王朝的这种做法无疑恶化了与周边方国的关系。《史记·殷本纪》所记“西伯既卒，周武王之东伐，至盟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可能是商王朝跟周边方国关系恶化的必然结果。此时期犁（黎）方没有“叛殷会周”，其主要原因是他距离商王朝太近了。迫于商王朝的淫威，他不但不能叛殷，为了安全反而他还要帮助商王朝做事，这无疑会得罪于周，所以，才有“西伯戡黎”的情况出现。
4 关于西周楷侯壶之楷侯是否黎侯及其用字问题的讨论
北京大学博雅论坛发表了题为《山西黎城县被证实为古黎国》的文章：
新华网太原1月27日电（记者刘云伶）经过有关专家一年多的研究论证，山西黎城塔坡古墓群出土的十余件珍贵文物日前均被鉴定为商周文物，墓地为古代黎国墓地，这也证实了黎城县在西周时期为古黎国的说法。……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负责人表示，黎城塔坡古墓群的发掘证实了黎城在西周时期为古黎国的说法，出土文物上的铭文对研究长治商周时期的历史以及古黎国具有重要意义。
网友们对此展开了热烈讨论，随后高智、张崇宁也撰写了题为《西伯戡黎——西周黎侯铜器的出土与黎国墓地的确认》的文章，发表在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34期。文章说：
这个墓地中有三座带斜坡墓道的大型墓葬（只发掘了两座），根据以往发现的资料推断，这种规格的墓葬应属于诸侯级别，那么问题就是，既然有这样规格的墓葬，也有“”侯铭文的出现，那么这里属于西周时期的哪一个诸侯国，就成为困扰大家的主要问题。根据当地的县志，这里即为《尚书》中说的“西伯戡黎”的古黎国，当地一些闾里夫子们也极力主张他们的家乡就是古黎国。
陈剑先生对此也在北京大学博雅论坛上谈了自己的看法：
“楷”字怎么跟“黎”通呢？李零老师的意见是，文献里面黎国的国名经常写作“耆”或“饥”，楚简里也是这种写法，“耆”或“饥”的声音跟“楷”是很近的，写作“黎”可能是比较晚的事情。商末的黎国已经被周人给灭了，西周时期的黎国应该是分封到黎地的宗室，跟商代的黎国不是一系。李零先生之说可从。“饥”字古书还有写作“”的，皆从“几”得声，而金文“楷”字的基本声符和甲骨金文作多种写法的用为“皆”之字的声符正都是“几”，其相通实在是再自然正常不过了。
谓“楷”读为“黎”，从音理上是完全讲得通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以下疑点很难讲通。
（1）殷商甲骨刻辞中没有“楷”字。如果西周金文“黎侯”之“黎”确实作“楷”，那么在甲骨刻辞中也应写作“楷”，也应当有“楷”字，因为殷商时期有黎国，而且西周去殷商未远。传世文献中的黎国之“黎”有写作“”、“”、“犁”、“耆”、“饥”、“ ”等形的，从来没有写作“楷”的。甲骨刻辞中的羌、周、鬼方等，传世文献也作羌、周、鬼方。如《易·既济》“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可证。甲骨刻辞方国犁（黎），传世文献也作犁（黎），这跟甲骨刻辞中的羌、周、鬼方传世文献也作羌、周、鬼方的用字习惯是相同的，不存在矛盾的地方。而“楷侯 ”之“楷”在甲骨刻辞、传世文献中就找不到强有力的证明来证明它就是“黎”。
“西伯戡黎”之记载，最早见于《尚书》。《尚书》有今文、古文之分。《史记·儒林传》说：“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伏生讲授时使用的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的传本，所以叫今文《尚书》。又因为这个隶书写定本是伏生传授的，也称“伏生本”。另一个传本是《古文尚书》[29]。《汉书·艺文志》记载：“《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多得十六篇。安国献之。”《汉书·儒林传》记载：“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引者按：当是给《古文尚书》所作的释文，也可以说是隶古定），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因为这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國古文书写的，所以叫做古文《尚书》，又因为这个本子是在孔子墙壁中发现的，所以，也叫做孔壁本，或壁中本。我认为孔安国所在年代虽然比伏生稍晚，但是他们所见到的今、古文《尚书》都是秦以前的东西，只是传本不同，字体不同而已。我们现在看到的《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就是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黎”字就出现在此传本中。所以，我们认为《古文尚书》中的“西伯戡黎”之“黎”的字形一点也不比《史记·殷本纪》中的“饥”、《尚书大传》与《周本纪》中的“耆”、《集解》中的“”、《宋世家》中的“”等字形体晚。相反，用六國古文书写的《尚书》传本要比用隶书书写的《尚书》传本时代要早，字形更可靠。出土的《老子》有不同的传本，郭店楚墓出土了战国中期的竹书《老子》甲、乙、丙三种传本，马王堆汉墓出土了西汉初期的帛书《老子》甲、乙两种传本。前者是用六国古文书写的，后者是用隶书书写的。这些传本按今、古文《尚书》标准来区分，郭店楚墓竹书《老子》就是古文《老子》，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就是今文《老子》。虽然它们都是《老子》，但是，传本的年代是有早晚区别的，当然用六国古文书写的传本要早于用隶书书写的传本。这跟今、古文《尚书》的情况是完全相同的。况且《史记 ·周本纪》“败耆国”，《正义》引邹诞生已说“本或作‘黎’”。所以，我们认为甲骨文中的“犁”跟传世文献中的“黎”在字形、读音等方面的关系最密切，最直接。而“楷 ”字读为“黎”虽然在音理上能讲得通，但显得很迂曲，况且在甲骨刻辞等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中也找不到可以证明它的有力证据，其可靠性很难与“犁”字相比。
（2）楷侯铜器出土两件，一件是楷侯簋盖，为西周早期青铜器。一件是楷侯壶，为西周中晚期青铜器。楷侯簋盖（《殷周金文集成》4139）传出土保定，保定隶属河北省。楷侯壶出土于山西省黎城。两件楷侯铜器不在同一处出土，河北出土的楷侯簋盖铭文的年代早于黎城出土的楷侯壶铭文的年代。这是不是可以说，楷侯最早在河北，黎城的楷侯是从别的地方迁封到黎城的。正如陈剑先生所引李零先生所说“商末的黎国已经被周人给灭了，西周时期的黎国应该是分封到黎地的宗室，跟商代的黎国不是一系。”此说非常有道理。若如此，楷侯还应称楷侯，不应称黎侯。这如同曾侯乙编钟等器物出土于湖北随县，我们不能因此把曾侯说

中国历史悠久的兔子故事

成是随侯是同一个道理。
我认为释甲骨文为“犁”有以下理由：第一，字形与耕犁之形相似，殷商时期也出土了实物青銅犁。第二，正好殷商时期的方国“黎”传世文献也写作“犁”。第三，殷商时期有两个犁（黎）国（请参看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第12页，本文后附图18），甲骨文中正好有犁（黎）方与下犁（黎）。犁（黎）方与下犁（黎）是相对而言的，所居地理位置偏下者为下犁（黎）。第四，下犁（黎）只见于第一期卜辞，是商王武丁经常联合望乘攻伐的对象。在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期卜辞中不见了下犁（黎），可见在武丁时期已经把下犁（黎）消灭或平定。在殷商地图中有两个方国黎，在西周地图中少了安阳（殷）右下侧的黎（即下犁），也可以作为一个旁证。楷侯铜器之“楷”，如果读为“黎”就满足不了这些条件。
三 古农具与犁耕研究
徐中舒先生《先秦史十讲》说“牛耕开始于春秋、战国之际，是紧接着铁器兴起之后的。”[30]这是过去比较普遍的说法，也是最具代表性的说法。其实殷商时代已有金属铁的发现和使用，1931年在河南浚县辛村出土的一件铁刃青铜钺（图24）和一件铁援青铜戈（图25），1972年在河北藳城台西商代遗址中出土的铁刃青铜钺（图23）就是最好的证明，[31]只是这种金属在当时没有被广泛使用罢了。撇开较早的石器、铜器的使用不管，以春秋、战国时期铁器的使用来讨论牛耕的起源是片面的不可取的。
随着地下实物的不断出土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些研究历史、考古、农业等方面的学者认为殷商时期已有犁耕技术，这是目前学术界的主流看法：
余扶危、叶万松《试论我国犁耕农业的起源》说：
在当今史学、考古学界，一些同志就犁耕农业的起源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认为在龙山文化时期就已处于犁耕农业阶段。我们认为这个观点应该引起同志们的注意。我们也翻阅了部分考古资料，认为我国的犁耕农业应起源于我国中原的龙山文化早期以及与此相当的南方馬家浜文化崧泽期。[32]
《文物》1991年第10期发表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新干县博物馆《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发觉报告》公布了在商墓出土的青銅犁。
李学勤《新干大洋洲商墓的若干问题》说：
青铜农具的发现，对我国科技史的影响是很大的。今天对于古代（至少是南方）曾较多地使用青铜农具，不应再有怀疑。1973年，从山东济南东郊来的物品中曾拣选出一件銅犁铧、两件商代铜戈及锛、削等器。这件犁铧肩宽14．5厘米，我仔细观察过，并与于中航同志等讨论，对其年代疑未敢定。现在与大洋洲的犁铧比较，它很可能也属于商代。这样当时北方也应该有使用铜铧的犁耕了。[33]
丁品等《发现良渚文化时期水稻田遗址，与布局和结构清晰完整的良渚文化聚落紧密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说：
居住区地层中出土不少石犁的残件，其中一件3件套组合大石犁比较完整，器形少见。……在属于广富林文化时期的稻田区农耕第I层发现有沟等遗迹，并在此层上发现了一组 30个清晰的大型偶蹄类动物（牛）脚印和零散的人脚印，这是国内首次在新石器时代农耕层上发现牛脚印。[34]
前人多从出土实物来论证殷商时代的犁耕问题，较少从文字资料来论证此问题，而且把、释成“（犂）”也不正确。我们在此既要利用出土实物，又要利用甲骨刻辞资料和传世文献资料来论证殷商时代的犁耕问题。
上文根据出土实物和汉代画象石、古画犁耕图中的古耕犁的形制，认为甲骨文、金文应是“犁”的象形字。因此，认为甲骨文中的“犁”字和出土的青銅犁头以及传世文献记载都可以证明殷商时期已经有了犁耕技术。
殷商时期，青铜礼器、乐器和交通工具车等这些工艺比较复杂的东西都能制造出来，如司母戊大方鼎、大禾方鼎、商代早期兽面纹鬲、妇好墓出土的三联甗、商代晚期立鹿耳兽面纹甗、三羊尊、四羊方尊、商晚期象尊、商代晚期牛觥等在形制、结构、形式美学与装饰、材料与工艺制作标准等等方面都是很有讲究的，要求是很高的，制作起来也是非常繁难的，相对而言犁的形制、结构与制作太简单了。还有商代的甲骨文是相当成熟的文字，这么艰深复杂的东西都有，象犁这种简单的农具就更不在话下了。
或怀疑殷商时期没有使用牛拉犁。甲骨文“为”字作形，从又从象，是会意字；“獸”字作、等形，从犬从单或从干，也是會意字。证明了殷商时期已经役象助劳，[35]役犬助猎。殷商时期能制造比较复杂的交通工具车，也同样能制造比较简单的耕田用的犁。当时能役象助劳，役马拉车，役犬助猎，也同样能役牛助耕。甲骨文“牢”作、、等形（姚孝遂先生说：“‘牢’为专门圈养以供祭祀之牛。”[36]此说可从），“王畜马才（在）（兹）”（《合集》29415）之“”作形，“家”字作形，证明殷商时期已经用圈饲养牲畜，出土实物也可以证明。[37]出土资料已经证明，早在母系氏族社会就已经用圈来饲养家畜了。[38]饲养出来的牛既然能够供祭祀用，也能够用它来拉犁耕田。更何况《世本》有“胲作服牛”，[39]《山海经·海内经》有“后稷之孙叔均始作牛耕”[40]的记载。在新石器时代农耕层上发现的牛蹄印，可以证明这个记载也是可信的。牛比大象、烈马容易驾驭得多。我是农民，我敢扶牛犁耕田，我不敢驾驭步伐比较快的马车载物，就是最好的证明。
交通工具车的实物在殷墟出土，甲骨文中也有车的象形字。犁也在商墓出土，同理，在甲骨文中有犁的象形字出现，也是理所当然的。制造车的材料除了金属其余都是木质的，犁也是如此。殷墟出土的车，除了金属，其余的木质部分全部腐烂。殷墟出土的犁的情况与之相同。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的殷墟出土的实物只有青铜犁头即铧，却无法看到木质的犁身。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古人是很聪明的，古人有很多出乎我们想象的发明创造，譬如大家熟知的文字、历法、八卦、周易等，我们不能低估古人的智慧。过去，由于受疑古思潮的影响，很多疑古派都喜欢把传世的古代文献说成是后人托古伪造的，后来出土文献的不断发现，证明了疑古派的错误。疑古派所犯的错误，是他们不相信古人聪明，过低估计古人智慧的结果。
古人能创造文字、创造交通工具车、青铜礼器、乐器、武器[41]等，这些大家都不怀疑，为什么就不相信古人能制造工艺比较简单的耕犁呢？复杂的东西能够制造出来，非常简单的东西反倒制造不出来，这不符合常理。美国农业史学家戈登W·休斯指出：“纪元前三千年前，伊拉克和埃及已使用牛拉的犁。用牛耕田。”[42]我国是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国家（大家习惯说的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应该是一个保守的说法），在农业技术方面不会比伊拉克、埃及落后吧。
可以说古人还有一些发明创造，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无法知道，永远被历史淹没。古代会有很多的生活、生産用具的，这些用具都会各有其象形字，由于社会不断发展进步，使得有些生活、生産用具被改进或被淘汰。被改进的生活、生産用具有的可能与原先的相比已变得面目全非，这会使较早为原先实物所造的象形字成为后人无法辨认的文字了。那些为后来被淘汰的生活、生産用具而造的象形字就更成为后人永远不能辨识的死字了，甲骨文中一些我们无法辨认的象形字应该属于这类字。鬶，古代一种有足、柄、嘴的陶器，如图20－22，是我国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的代表器形之一。而新石器时代的陶器鼎、甗、鬲、豆、盉、壶、爵、斝等器物都被商周陶器、青铜器所继承，而鬶这种器物在商周以后不见了，被淘汰了，这是典型的一例。其他没有保存下来的东西一定还有。
耕犁的形制也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进步而不断变化改进，但是，从出土的实物犁铧形态看，现代的犁铧与古代相比并无太大变化，基本是有銎的三角形。从甲骨文“犁”字跟汉代画象石的耕犁相比，可以看出汉代的耕犁跟殷商时期的耕犁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始终保持古耕犁的形制。现代耕犁除了犁铧以外已经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如果没有汉代画象石和古画，我们很难知道古代耕犁的形制（曲木为犁身），及其跟现代耕犁的差异（主要是犁身即木质的部分）。甲骨文和汉代画象石、古画为我们了解古代耕犁的形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资料。可见有一些汉代画象石及古画不仅具有艺术价值，而且具有史料价值。
根据以上论证，我们应该说殷商时期已经有了犁耕技术。我们还可以说，这种犁耕技术并非殷商时期发明的，而是殷商时期的人继承了前人的犁耕技术，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石犁就是最好的证明。这跟殷商时期已经使用非常成熟的文字，但这成熟的文字并不是殷商时期才创造出来的，而是殷商继承了前人的文字是同一情况。
四 对“于

甲骨文-徐寶貴：甲骨文“犁”字及相關問題研究

日迺

甲骨文-徐寶貴：甲骨文“犁”字及相關問題研究

兄辛歲”之

甲骨文-徐寶貴：甲骨文“犁”字及相關問題研究

与

甲骨文-徐寶貴：甲骨文“犁”字及相關問題研究

的解释
陈剑先生信说：
《合集》27627（無名類）“于日迺兄辛歲”，“”無疑也應該是所謂“下黎”之“黎”字（《類纂》第259頁誤收入“、”字下），這大概是所謂“黎”字在卜辭中唯一的非作專名而有實在意義之用例。
我当时是这样解释的：如果此字是“犁”字的话，根据它所处的语法地位来看，它确实不是方国名、地名。“犁日”，可能是“用犁之日”或“犁田之日”。这条卜辞大意是说：在用耕犁之日，对兄辛施以岁祭，以求丰收之年。《大戴礼记·夏小正》：“农纬厥耒，初岁祭耒。”证明古代有为求丰收之年在使用农具之先举行祭祀仪式的习俗。现在看来，我解释得肯定不正确。
不久陈先生又发来信件说：
前所说《合集》27627“于日乃兄辛岁”，我的感觉是，“日”当指卜辞常见的“日祭”，全辞的焦点在于为“兄辛岁”这一祭祀选择举行的时间，即其是否在“日”之后。由此考虑，“”应该是“临近”、“到、至”或“终卒、完了”、“尽”这一类范畴的意思。相类的可以对比体会的卜辞，您可以翻阅裘先生讲卜辞的“必（比）”（《古文字论集》27～29页）和“卒”的两篇文章，并参考其有关分析。
我认为陈先生的意见是极正确的。裘先生《释》说：“第3、4期卜辞里‘’字常见，好像都是用作表示时间关系的介词的。‘必’‘比’古音极近，‘’似应读为‘比’。……‘比’都是临到、临近的意思。”[43] “犂”有“比及”之义，如《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闻之，夜衣而行，犂明至国。”《索隐》：“犂犹比也。”《史记·晋世家》：“犂二十五年，吾冢上柏大矣。”《索隐》：“犂犹比也。”《史记·南越列传》：“犂旦。”《索隐》：“邹氏云‘犁，一作“比”，比音必至反’。然犂即比义。”《助字辨略》：“犂，比及之辞也。”“犂”、“黎”音同义通，不举例。甲骨卜辞此“犁”字是修饰限制祭名“日”的，其用法跟所举传世文献“犁”、“黎” 和卜辞“（必）日”的“必”相同，也是表示临到、临近的意思。这段卜辞大意是说：在临近日祭的时候对兄辛施以岁祭好不好。卜辞的 “惠比……”与“于犁……”结构相同。陈剑先生函告：“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227页说：‘卜辞近称的纪时之前加虚字“叀”，远称者加虚字“于”。’”故“于犁”也可讲通。“于日乃兄辛岁”乃属孤辞，正如陈先生所言，不确定因素尚有许多，实难论定，然又不能置而不论，只能权作此解。
字见于《合集》8501反、《屯》264。此字当分析为从犁声，为形声字。此字处于残辞之中，其义难以臆测。
此字形体跟古代耕犁相似，故认为此字为“犁”的象形字的可能性比较大而草成此文，这只是谈谈个人的看法，是在同大家探讨，不敢肯定是最终结论。在撰写本文之初，曾草就了一个简单的纲要式的东西，通过邮件先后请教了徐在国、刘钊、董珊、陈剑、沈培等先生。这主要是让各位先生提一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更重要的是让各位先生看看此文有没有继续完成的必要，以免白白浪费时间。邮件发出后，很快收到各位先生的热情回应。
各位先生给予我极大支持，并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使我受到巨大鼓舞和启发。我根据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完成了这篇小文。在写作过程中李家浩先生告知《中国文物报》2010年3月12日第4版公布了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石犁，刘钊先生在百忙中将此资料扫描寄来。郭永秉先生也非常热情地提供重要金文资料。本文在关键地方参考引用了裘錫圭先生《说殷墟卜辞的“奠”——试论商人处置服属者的一种方法》及《释》两篇重要文章，使我解决了一些自己难以解决的问题。裘先生在百忙中为我认真地审阅了全稿，提出很多宝贵意见和建议。各位先生热情坦诚无私的帮助，着实让我感动不已。在此，我向各位先生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附图：

图1 良渚文化組合石犁

图2 良渚文化遗址牛脚印（图1、图2取自《中国文物报》2010年3月12日第4版）

图3 良渚文化石犁（取自《考古中国》）

图4 新石器时代石犁，绍兴义峰出土

图5 商代，上海马桥出土

图6 商代銅犁铧，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

图7 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銅犁拓片（图4－6来自罗西章《古文物称谓图典》第251页，图7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第489页）

图8 西周铜犁正面拓本

图9 西周铜犁反面拓本（图8－9来自陆懋德《中国发现之上古铜犁考》，《燕京学报》1949年12月，第37期，第25－26页）

图10 西汉铁犁铧，《满城汉墓发掘报告》图版196

图11 汉代铁犁铧，《山东文物选集》（图5、6来自徐文生《中国古代生产工具图集·秦汉时代》第23—24页）

图12 犁耕图（山西平陆枣园村王莽时期壁画墓壁画《文物》1977年第8期57页图二）

图13 汉代犁耕图（汉代画象石，江苏徐州出土，《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0期第77页上图）
以上是汉代画象石（吴山《中国历代装饰纹样2》第216页，《中国古代生产工具图集》第3册第10－12页）

图14 此资料来自《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图版2

图15 此图片来自网上《国画精髓》，这是一幅很有史料价值的古画，其价值在于把当时耕犁的形制保存了下来。

图16 魏晋画砖犁耕图（嘉峪关，《文物》1977年第8期第59页）

图17 现代的犁（引自《汉语大字典》8卷本第1813页，东北就使用这样的犁，这是侧面形，显现不出犁铧的三角形）

图18 商代地图（《中国史稿地图集》第12页）

图19 西周地图（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第14页），西周时期下犁从地图消失

图20 大汶口文化白陶鬶（山东临沂出土）

图21 大汶口文化白陶鬶（山东宁阳出土）

图22 龙山文化陶鬶（山东潍坊姚官庄出土）

图23 1972年河北藳城台西商代遗址出土的铁刃青铜钺

图24 1931年河南浚县辛村出土的铁刃青铜钺

图25 1931年河南浚县辛村出土的铁援青铜戈（图30－图32引自《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第33、56页）

---

[1]孙诒让：《契文举例》，上海蟫隐卢石印本，1927年。上第34页。
[2]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1卷，第240页。
[3]林义光：《国学丛编》，第1期第2册，北平中国大学，1931年。王襄：《王襄著作选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总第222页。
[4]叶玉森：《殷虚书契前编集釋》，大东书局石印本，1934年10月，4·11。
[5]丁山：《商周史料考证》，中华书局，1988年3月，第92－93页。
[6]于省吾：《双剑誃殷契骈枝、双剑誃殷契骈枝续编、双剑誃殷契骈枝三编》，中华书局，2009年4月，第53页。
[7]平心：《甲骨文金石文杂记》，《华东师大学报》（人文科学）1958年第1期第10页。
[8]赵平安：《释甲骨文中的“”和“”》，《文物》2000年第8期。
[9]李圃：《甲骨文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67页。
[10]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6月，第215页。
[11]王静如：《论中国古代耕犁和田亩的发展》（续完），《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12]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0年7月，第90页。
[13] 《合集》17366反“……之夕（鸣）。”徐中舒：《甲骨文字典》第395页将“鸣”后之，不但摹错，还误释为“鸡”。说：“疑用其本义。”殊误。甲骨文中无用“鸡”本义之例。
[14]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85页。
[15]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人民出版社，1973年5月，第21页。
[16]裘錫圭：《释“勿”“发”》，《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8月，第72－73页。
[17]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辑校：《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第421页。
[18]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35页。
[19]顾颉刚、顾廷龙：《尚书文字合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月。
[20]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地图出版社，1985年1月，第12页。
[21]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8月，第748－749页。
[22]王宇信：《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9月，第499页。
[23]朱歧祥《甲骨文研究——中国古文字与文化论稿》，里仁书局，2000年11月， 第429页。
[24]裘锡圭：《说殷墟卜辞的“奠”——试论商人处置服属者的一种方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4本第3分。（1993年）
[25]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8月，749页。
[26]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北岳文艺出版社，1991年1月，第3卷第31页。
[27]同注26。
[28]裘锡圭：《说殷墟卜辞的“奠”——试论商人处置服属者的一种方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4本第3分。（1993年）
[29]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认为《古文尚书》是汉代刘歆伪造的。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认为汉时孔安国的《古文尚书》是存在的，可信的。而东晋梅赜所上的《古文尚书》是伪书。崔述《古文尚书辨伪》、崔迈《读〈伪古文尚书〉黏签标记》认为现存《古文尚书》是晋、宋间宗王肃者伪造。今人刘建国《先秦伪书辨正》对其进行认真考证，举出先秦、西汉古籍援引《古文尚书》外证137条和内证多条，证明《古文尚书》不是伪书。李学勤说清华简“还有一些，过去知道是《古文尚书》中的篇目，古代典籍也引过其中几句话，这次发现了全文。”更可证《古文尚书》不是伪书。
[30]徐中舒：《先秦史十讲》，中华书局，2009年7月，第164页。
[31]河北省博物馆、文管处台西考古队、河北省藁城县台西大队理论小组：《藳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77年10月，第32－33页、53－55页。郭沫若：《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76年7月，第196－197页。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67页。
[32]余扶危、叶万松：《试论我国犁耕农业的起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
[33]李学勤：《新干大洋洲商墓的若干问题》，《文物》1991年第10期。
[34]丁品等《发现良渚文化时期水稻田遗址，与布局和结构清晰完整的良渚文化聚落紧密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中国文物报》2010年3月12日第4版。
[35] 《呂氏春秋·古乐篇》：“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

中国历史勤奋楷模故事

。”甲骨文字资料与传世文献资料是一致的，可以证明商人役象之事实。
[36]于省吾主编：《甲骨文字诂林》，中华书局，1996年5月，第1517页。
[3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说：“在商代，畜牧业较发达。在早商的遗址中，有很多牛、猪、狗和羊的骨头。最近，在殷墟洹北花园庄中商时期的遗址中，发现了一批动物骨骼。其中属家畜的动物有黄牛、水牛、绵羊、猪、犬和鸡等。”殷商时期已经饲养各种家畜，这已得到出土实物和甲骨文资料的证实。《中国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2

中国历史爱子故事

月，第372页。
[38]白寿彝在《中国通史纲要·仰韶文化所见母系氏族社会》中说：“家畜饲养也作为副业而产生了。从陕西省西安市半坡村遗址发现的圈栏和动物骨骼看来，当时饲养的主要家畜是猪和狗。牛、羊、马、鸡也可能处在驯养阶段。”《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35－36页。
[39]汉宋衷注，清秦嘉谟等辑：《世本八种》，中华书局，2008年8月，孙冯翼辑本第7页，陈其荣增订本第4页，张澍稡集补注本第19页。
[40] 《山海经》所记载的东西是有根据的。如虹，《海外东经》记载：“虹虹在其北，各有两首。”《甲骨文合集》第10406片：“昃，亦有出虹自北饮于河。”“虹”字作，写作两首形。王亥，《大荒东经》记载：“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甲骨卜辞称“高祖王亥” ，“亥”甲骨文作、、、等形，从隹或从鸟形字。又如甲骨文四方及四方风名（如《合集》14294、14295），也见于《山海经》。可见《山海经》的记载跟甲骨卜辞的记载和字形是一致的，证明《山海经》中即使是怪诞的记载，也是记载前人流传下来的东西，不能说成是后人或该书作者的杜撰，更何况“后稷之孙叔均始作牛耕”这样的记载也不怪诞，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石犁与牛蹄印可以证明。
[41]特别是弓箭，在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已有打制石镞和磨制骨镞、石镞出土，证明殷商时期使用的弓箭是从前人继承下来的。出土的没有一件是完整的矢，都是镞，是因为矢杆部分是竹的，容易腐烂，所以，后人只能见到不容易腐烂的镞，却见不到完整的矢。这跟后人只能见到出土的犁铧，却见不到完整的犁是相同的原因。完整的矢、犁见不到出土的实物，但它们完整的形象却见于殷商古文字的象形字。我们可以把这类象形字看作古人留在龟甲兽骨等载体上的活化石，以其研究古代的历史文化，它们确实具有文字生物学的价值。
[42]王星光：《中国传统耕犁的发生、发展及演变》，《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第219－220页。
[43]裘錫圭《释》，《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8月，第27页。
点击下载附件：0647甲骨文“犁”字及相关问题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11137.html

以上是关于甲骨文-徐寶貴：甲骨文“犁”字及相關問題研究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本文标题：甲骨文-徐寶貴：甲骨文“犁”字及相關問題研究；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2899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