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与偏见-《红楼梦》和《傲慢与偏见》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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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02 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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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在中国妇孺皆知，出现于十八世纪初期，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曹雪芹和高鹗所撰，全书120回，73万字。《傲慢与偏见》则是英国十八世纪末叶现实主义女作家奥斯丁的代表作，全书共61章，29万字。
一
两部小说写的都是上层人物、封建贵族或新兴资产阶级的生活，然而不是金戈铁马的战争场面，也不是什么重大政治活动或者历史事件，而是儿女之情，天天见的日常家庭生活。《傲慢与偏见》通过四对青年的爱情婚姻描写(即吉英和彬格莱、伊丽莎白和达西、丽迪雅和韦翰、夏绿蒂和柯林斯)，以幽默讽刺的笔法，展开了当时英国社会的生动画面，细致地描写了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解体，新兴资产阶级思想的产生与发展。作者对四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一一对比批评，明确地表明了自己对婚姻的见解。虽然经过一些周折，但是最终成为眷属。《红楼梦》则更多地写了十几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而他们的结局都是悲剧的。不论是主子间的婚姻——宝黛钗之间、贾琏与王熙凤、尤二姐之间、史湘莲与尤三姐、薛蟠与夏金桂、贾蓉与秦可卿等，还是主子与奴婢之间的婚姻——薛蟠与香菱、贾环与彩云、贾芸与小红、贾蔷与龄官、秦钟与智能等，或是奴婢中司棋与潘又安之间的婚姻，都是不幸的结局，其中有几对儿更是令人酸楚。
但值得注意的是两位作者并非仅仅写婚姻爱情。《红楼梦》是在写儿女之情的同时，把笔触伸向广阔的社会，对宫廷官场的黑暗，封建贵族的腐朽，对科举制度、婚姻制度、奴婢制度、等级制度以及与它们相应的孔孟之道、伦理道德等等，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傲慢与偏见》也一样，她是在“二寸象牙”⑴体积的作品中，通过形象的手法，说明爱情婚姻与之有关的诸多问题，在以金钱万能、财产为本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然就牵涉到了经济问题，而奥斯丁正是犀利地批判了没有爱情的婚姻、以金钱为本的婚姻。有人批评她“在英国对法国作战期间笔下没有触及拿破仑战争。”⑵也有人建议她放弃这个题材，写别的什么。她都婉言谢绝：“我不写传奇，我必须保持自己的风格，继续走自己的路。”⑶是的，一滴水可以反映太阳的光辉，小天地可以反映出大问题。例如，小说的第二十九章描写的关于罗新斯庄园的一次宴请和饭后的一桌牌，就说明了许多问题。德·包尔夫人仅凭自己的家产，便在柯林斯牧师夫妇面前那样骄横，柯林斯牧师竟对她那么卑佞，他为德·包尔夫人凑一桌牌而被邀请，便感到不胜荣幸，“他赢了要谢她一次，如果赢得太多，还得向她道歉。”其实这并非一般的阿谀奉承，要知道，柯林斯牧师的职务是德·包尔夫人提拔的，他把夫人视为“施主”，当然不好意思赢她的钱了。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却反映了深刻的思想内涵，有趣而尖锐地反映了当时教会对地产的依附，写尽了两种不同身份的人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又如第十二章在谈笑风生中挟带着“一个士兵挨了鞭子”的简单故事，虽然显得有些不协调，然而这种不协调的声音，提醒读者关于军队的存在。正象译者在《傲慢与偏见》的《前言》中所评论的那样：“看到这些，我们怎能不钦佩奥斯丁的‘两寸象牙’的巨大容量，怎能不承认《傲慢与偏见》没有写历史事件，可通篇字字句句不露痕迹地透露了历史社会的气息”⑷，可见，作品并不一定要写重大历史事件或者大的战争。“单是题材好，是没有用的，还是要技术；更不好的是内容并不怎样有力，却只有一个可怕的外表，先将普通的读者吓退。”⑸“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那就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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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的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作者本身便是一个战斗者。”⑹《红楼梦》便是这样，由于作者是一位反封建的战斗者，尽管没有写农民斗争和农民战争，却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揭露了封建社会末期的腐朽和黑暗。小说不是历史教科书，作家有写和不写的自由，不要走进“题材决定论”的死胡同，只要作家写得好，有一定的艺术价值与社会价值，写什么样的题材都可以。
《红楼梦》和《傲慢与偏见》都是写实性的小说，而不是传奇性的小说，这是两种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小说。在西方，写实性的小说继承书信、日记、传记、历史等真实记载，重在写实。传奇性的小说继承史诗和中世纪的传奇故事，写的是令人惊奇的事，重在想象夸张。《傲慢与偏见》的故事平淡无奇，情节都是些家常琐事，如邻友往来、茶叙、宴会、舞会，或驾车游览名胜，或到伦敦小住，或探亲访友等等，都是乡镇上有闲阶级的日常生活。奥斯丁认为乡镇上的人和大城市的人一样可供观察研究，都是有趣的题材。人物没有令人崇拜的英雄或模范，都是日常所见的人，那些有闲阶级的先生、夫人、少爷、小姐之流。看得出，奥斯丁显然是故意选择平凡的题材，创造写实的小说。不同于司格特善于写传奇性的小说。《红楼梦》亦然，也不同于中国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更不同于司格特的传奇小说，显然也是故意选择平凡的题材，创造写实的小说。
二
在人物形象方面，尽管两部小说一以大观园为中心，写出了以贾宝玉为主体的脂粉群；一以尼日斐花园为中心，描绘了由班纳特家族众女子组成的脂粉群。但是无论量与质，《傲慢与偏见》都比不上《红楼梦》。单说女性形象，前者只成功地塑造了伊丽莎白、吉英、丽迪雅、曼丽、班纳特太太、彬格莱小姐、夏绿蒂等几个，而后者却成功地塑造了一大群，竟达350多人，且不说上了岁数的长辈妇女贾母、刘姥姥、王夫人、邢夫人等，就是年轻貌美的女子便数不胜数，约略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纯洁高尚的，象黛玉、湘云、元春、迎春、探春、惜春、李纨、宝琴、香菱、妙玉、晴雯、鸳鸯、尤三姐等，从这类人物身上可以程度不同地感受到人性中许多美好的东西；一类是复杂的双重性的，她们身上既有可贵的一面，又存在某些缺陷，象王熙凤、秦可卿、宝钗、袭人、尤氏、尤二姐等；还有一类是作者憎恶而鞭挞的人物，象赵姨娘、夏金桂、宝蟾等。
《红楼梦》中的人物有血有肉，呼之欲出，仿佛就在我们身边，都是现实中活生生的人物。而在《傲慢与偏见》中，即使象刻画最为成功的伊丽莎白，也是一种单一概念或某种性格的化身，没有给人以新奇感。著名的英国小说家、散文家、文艺评论家福斯特，他创造性地把人物分为扁平的和圆形的两种，他说：“十七世纪时，扁平人物称为‘性格’人物，而现在有时被称作类型人物或漫画人物。他们最单纯的形式，就是按照一个简单的意念或特性而被创造出来。”“在奥斯丁的全部作品中，我们都可找到这类人物。显得既简单、又平庸，不用再作介绍，仍有其一定深度。——享利·提尔尼、伍德豪斯先生、查劳特·劳卡士就是这样的人物。她尽可以在各式人物身上挂上‘知觉’、‘傲慢’、‘敏感’、‘偏见’等标志，但他们的为人并不受这些标志所局限。”⑺的确如此，《红楼梦》中塑造的圆形人物不少，而《傲慢与偏见》中却塑造的扁平人物太多了。
我们现在比较一下两本小说在塑造人物方面的特色：《傲慢与偏见》的人物塑造主要是通过“表现”的手法，就是说，人物的性格从一出场就基本上定型了，在故事情节展开的过程中，作者主要是通过各个人物对同一事件的不同态度进一步表现各自的性格。例如第十三章中，柯林斯在到班纳特家前写了一封信，班家五位小姐对此持什么态度呢?吉英说他是“一片好意”；伊丽莎白却说他“文笔浮夸”，对他的话感到怀疑；曼丽只是“就文章而论”；咖苔琳和丽迪雅则根本不关心，俩人都觉得那信“没一点儿意思”。其实吉英的温柔淡泊，伊丽莎白的敏锐观察力，曼丽的十足的书呆子气，咖苔琳和丽迪雅的单纯幼稚、只知道关心“红制服”，这些个性读者早已十分熟悉，此时描写就应当更进一层，而对这封信的反应，却非常表相，并没有加深人物的性格刻画。读者并不是从她们的态度中看到她们各自不同的性格，而是从她们的性格中知道她们必须那样做。所以在奥斯丁笔下，塑造人物的过程就变成了枯燥乏味的逻辑推理过程。至于彬格莱小姐更被塑造得简单化，是一个漫画式的人物。此人虚伪狡诈，不学无术，财迷心窍，矫揉造作，对朋友极不忠诚，背后嘀嘀咕咕，是个令人讨厌的女性形象。奥斯丁塑造这一人物形象采用了漫画式的粗线条的手法，缺乏细腻的心理刻划，也不是在情节发展中深化性格。请看在第十一章中的描写：
“彬格莱小姐一面看达西读书，一面自己读书，两件事同时并做，都是半心半意。”“她所以要挑选那一本书读，只不过因为那是达西所读的那本书的第二卷，她满想读得津津有味，不料这会儿倒读得精疲力尽了。”她打了个呵欠说道：‘这样地度过一个晚上，真是多么愉快啊!我说呀，什么娱乐也抵不上读书的乐趣’无论干什么事都是一上手就要厌倦，读书却不会这样!将来有一天我自己有了家，要是没有个很好的书房，那会多么遗憾哟!’”彬格莱小姐真是个“扁平人物”，完全符合福斯特的观点。“描写人物最难的地方是使人物能立得起来。我们都知道利用职业，阶级，民族等特色帮忙形成个特有的人格；可是，这些个东西并不一定能使人物活跃。反之，有的时候反因详细的介绍，而使人物更死板。我们应记住，要描写一个人必须知道此人的一切，但不要作相面式的全写在一处；我们须随时地用动作表现出他来。每一个动作中清楚的有力的表现出他一点来，他便越来越活泼，越实在。我们虽然详知他所代表的职业与地方等特色，可是我们仿佛更注意到他是个活人，并不专为代表一点什么而存在。这样，人物的感诉力才能深厚广大。”⑻
《红楼梦》的人物形象却避免了简单化的塑造，性格不是一下子定型的，而是通过情节的进展，人物的行动逐步展开的。作者用那既细致又洗练的笔墨，不只是能写出这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差别，而且还能写出某一个人自身在不同情势之下的差别。以林黛玉为例说明：当我们读到了第八回，林黛玉探望宝钗摇摇的走了进来，一见了宝玉，“便笑道：‘嗳哟，我来的不巧了!’宝玉等忙起身笑让坐，宝钗因笑道：‘这话怎么说?’黛玉笑道：‘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后来当“宝玉道：‘取了我的斗篷来不曾?’黛玉便道：‘是不是，我来了他就该去了。’宝玉笑道：‘我多早晚儿说要去了?不过拿来预备着。’”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黛玉的心眼狭小的性格，塑造林黛玉是从这儿才真正开始的。紧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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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在后来随着故事情节的开展，她的天性聪颖、说话尖刻、博学多才、爱耍小性儿、孤高不群、多愁善感的性格，就一步步塑造了出来。而且她的性格绝不是单一的概念化的，正象造成其性格的社会原因、家庭原因、文化原因的复杂性一样，她的性格是多层次多侧面的。第十九回写“黛玉因看见宝玉左边腮上有钮扣大小的一块血渍，便欠身凑近前来，以手抚之细看，又道：‘这又是谁的指甲刮破了?’宝玉侧身，一面躲，一面笑道：‘不是刮的，只怕是才刚替他们淘漉胭脂膏子，蹭上了一点儿。’说着，便找手帕子要揩拭。黛玉便用自己的帕子替他揩拭了。”在这儿我们看到的是黛玉温存体贴的一面。第二十回又写黛玉“俏语谑娇音”，对宝玉说出许多无情的话，什么“你管我呢!”“我死，与你何干!”“偏说死!我这会子就死!你怕死，你长命百岁的，如何?”在这儿我们看到的是黛玉冰冷固执的一面。第二十三回写到《牡丹亭》中“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的词句，竟使她落泪不止。如果说以前看到的是尖刻外露的林黛玉，这一回则是情柔内向的林黛玉。在这儿，我们又充分地看到了她复杂心情的一面。总之，从十九回“静日玉生香”、二十三回“读曲”、二十七回“葬花”、二十九回“情重愈斟情”、到三十二回宝玉“诉肺腑”等著名篇章，都细致地描写了黛玉的复杂性格及心理活动，宝玉黛玉误会终于冰释，两人情感愈益深挚。《红楼梦》中林黛玉绝不是“某种概念的化身”。曹雪芹以他天才的艺术手腕，对那种“三日好了，两日恼了”的复杂微妙的恋爱心理，作了极其生动的描绘。就拿她的嫉妒性格来说吧。在她的心目中，宝钗是她爱情上的劲敌，这并不单在容貌性格方面，主要是因为宝钗的言谈举止稳重大方，符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礼教标准。准确地说，她的情敌绝不仅仅是宝钗一个人，而是整个社会，自然她便显得势单力薄，战胜起来必然手足无措。所以说，她的嫉妒性格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说嫉妒是她的缺点，不如说是她聪明之所在。
在奥斯丁的笔下，伊丽莎白在爱情上的对手，却是个无能的彬格莱小姐，甚至算不上什么对手，而且社会道德的舆论是在伊丽莎白这一方，她可以稳操胜券，击败对方，这就大大减弱了彬格莱小姐形象的艺术感染力。即使作者那样人为地制造一些误解，使情节曲折一些，但也无法挽回人物形象塑造的“扁平”结局。《傲慢与偏见》中的人物形象，大多刻画成了“扁平”人物，正象福斯特所下的定义一般：“扁平的人物的最简洁的形式就是他们环绕着一个单一的概念或品质塑造起来了。”⑼不过尽管《傲慢与偏见》中的人物不多，成功价值又比不上《红楼梦》，但某些女性人物形象，也还塑造得较为生动与有个性。例如，奥斯丁也刻画了象黛玉一样性格孤僻且有叛逆性的伊丽莎白，温柔敦厚如宝钗的吉英，愚蠢狡诈而粗俗如宝蟾的彬莱小姐，荒淫放荡如秦可卿的丽迪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如惜春的曼丽，等等。奥斯丁写女主角的偏见怎样造成，怎样消释，是从人物的浮面逐步深入内心，捉摸他们的品性、修养和心理上的种种状态。西方的评论家常常称赞奥斯丁的人物细致入微，但画面只有二寸宽的象牙那么大，可见她用的是工笔细描手法。她的全部作品写的都是平常人，而个个特殊，没一个重复，显然都是创造而不是临摹真人。
三
《红楼梦》是悲剧，《傲慢与偏见》则是喜剧，这种不同的风格是怎样造成的呢?根本原因取决于作品的主题和题材的处理。前者要表现一个封建大家庭中年轻人美好理想的不可挽回的破灭，并从中折射出整个社会的没落，这是典型的悲剧题材。而后者则在一种善意的揶揄情调之下，让年轻人美好理想的本色逐渐显露出来，披沙见金，在误解之中撞击出情感的火花，最终导致幸福的喜剧结局。
“风格就是本人”⑽，这是法国博物学家、作家布封论风格的一句名言。作家的创作风格，既决定于他选取题材的角度，也决定于他处理和表现题材的方法与风格。曹雪芹沉郁悲愤地悲金悼玉、哀悯世人，因此整个作品的结构框架处于一种幽邃神秘的象征体系之中，那个“游幻境指迷十二钗”的神秘册子便是随作品而逐渐展现，人物仿佛是棋子，无论怎样的移摆、挣扎，最终归于毁灭。这样一种不可捉摸、不可逆转的命运感，正是曹雪芹对社会前途的天才预感。而奥斯丁的世界观人生观则是明朗而乐观的。她肯定了现存的社会秩序，通过班纳特太太的口阐明了“有钱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的真理，这条真理在作品中最终一一兑现。这无异于说：生活就是这样，而且只能这样，无论有多少误会与偏见，生活的逻辑是不可抗拒的。这自然也是一种宿命，不过它是激进而乐观的。
在曹雪芹的眼中，《红楼梦》所表现的那个世界注定要毁灭的，美好善良的人们终成粪土，“只落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而在奥斯丁眼中，《傲慢与偏见》所表现的那个世界终究是美好的，连骗子韦翰、庸俗的牧师柯林斯也不能在他们前额上抹上一丝阴暗。难道说当时的英国社会果真如此美好、如此令人振奋吗?否!奥斯丁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大师没有表现出拿破仑战争中，英国充当旧秩序的维护者的那种根本的腐朽与没落，然而何以她竟会有愈来愈高的美誉呢?显然这得从作家的创作风格中寻找答案。应该说，奥斯丁的时代远不是美好的时代：鸦片战争使英国的海外殖民主义充满了血腥；拿破仑战争中英国充当了旧秩序维护者的不光彩的角色；在国内，工业革命促进了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的诞生，又造成日益尖锐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官场贪污贿赂公行，选举制度十分腐败；上流社会的奢侈、投机、纵饮、豪赌成为一时风尚。然而这一切，却都不属于奥斯丁的关注点，她所着意表现的是贫与富的门第观，青年人与老年人的代沟，少男与少女的爱情价值，机智、高雅与庸俗、鄙陋的区分，以及人性的机智与盲目的等差，这些正是她要揭示的主题所在。因而这里没有鲜明的社会阶级烙印，是一片世外桃园，世界是封闭的，人物是扁平的。这部作品便是作者把人物放在光洁的平面上，透过艺术之镜所观察到的人性的结晶。但是，由于世界读者具有某些相同的人性基础，于是这种结晶，自然能够穿透地域与时代的隔膜，散发出悠久而高雅的艺术光辉。而曹雪芹笔下的宁荣二府却是一架封建机器的完整缩影和封建制度的总体。在这里，贾母是封建家族的宝塔顶，贾政是封建社会的执政者，凤姐是封建家庭的掌权人，宝玉则是格格不入的“混世魔王”，他们统摄一切，自私专横而不可抗拒，示之以仁则皇恩浩荡，示之以权则天理所容，一切的一切，都是封建制度的标本。因此说，写出了宁荣二府，也就写出了大清王朝。
由此可见，两位现实主义作家都着眼于亲见亲闻的现实，所关注的天地人生却大相径庭，从而给作家的艺术表现提供了不同的土壤。曹雪芹写了天地人生的春夏秋冬，最后以万木萧疏、大地茫茫的冬天作结；而奥斯丁则只讲了一个春天的故事，即使有情感的涟漪，生活的波折，也只是误会与冰释而已。
尽管两部小说的风格各呈异端，但由于他们所描写的都是身边琐事，日常生活中的人与事，运用的又都是现实主义手法，逼真如画，细腻感人，于是他们都取得了同等的艺术水平：发幽探微，化腐朽为神奇。和奥斯丁同时的著名的英国历史小说家司格特，在他读了三遍《傲慢与偏见》之后说：“这位年轻女士擅长描写平凡生活的各种纠葛、感受及人物，她这种才干我以为最是出色，为我前所未见。大喊大叫的笔调我本人也能为之，并不比现在的任何人差。但是那种细腻的笔触，由于描写真实，情趣也真实，把平平常常的凡人小事勾勒得津津有味，我就做不到。”⑾这话套在曹雪芹头上也不无合适。倘把曹雪芹和奥斯丁加以对比，无疑可见出一种深刻的差异。两位作家处理近似的题材，艺术视野及风格却大异其趣，犹如二水分流，终入大海，令人深思。
曹雪芹艺术功力之深刻处在于：作者先取大观园一方天地，虽无政治历史的风云变幻，但却具有封建制度的总解剖框架，而大清帝国则像僵死的“百足之虫”成为全书的背景，从而达到以小见大的艺术效果，此其一；宝玉、黛玉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强烈要求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高张“平等自由博爱”的旗帜，超出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任何男女主人公，此其二；透露出封建末世即将没落消亡的信息，显示出时代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足证曹氏抓住了时代的脉搏，此其三。而奥斯丁则完全相反，并不以此见长。她没有能透过平凡的人物与事件，反映出时代的风云和历史的本质；人物的自我意识和行动是盲目的，精心刻划的正面形象伊丽莎白不仅受了韦翰的欺骗，而且辨不清达西对自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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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达西的感情的性质与位置，……所有这些，奥斯丁与曹雪芹绝不可同日而语。
总之，从两部小说的风格基调来说，《红楼梦》是悲剧性的，《傲慢与偏见》是喜剧性的，但并非完全绝对的。前者不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其中包含了相当浓厚的喜剧色彩，它是以悲为主，悲喜结合，寓悲于喜，以喜衬悲；后者也不是彻头彻尾的喜剧，其中包含了相当深刻的悲剧因素，它是以喜为主，喜悲结合，寓喜于悲，以悲衬喜。记得《桃花扇》中有个老赞礼，曾经说了这样几句话：“演得快意，演得伤心。无端笑哈哈，不觉泪纷纷。”⑿这些见解，固然是针对中国戏曲悲剧的特点而言，但也可以用于《红楼梦》。“伤心”与“快意”的巧妙结合，悲剧中混杂喜剧因素，适当利用喜剧手法，不但不冲淡悲剧的气氛，破坏风格的统一，相反地却取得相反相成的艺术效果。《红楼梦》正是这样的作品。
【参考文献】
⑴简·奥斯丁致侄女爱德华·奥斯丁的一封信(1816年12月16日)中自称。转引自朱虹编《奥斯丁研究》第362页。
⑵王科一译本《傲慢与偏见》《前言》。
⑶1816年致克拉克先生的信。转引自朱虹编《奥斯丁研究》第364页。
⑷同(2)
⑸《鲁迅全集》第10卷第206页，《致陈烟桥》。
⑹《鲁迅全集》第4卷第292页，《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
⑺详见《小说面面观》“第四章人物(下)”。
⑻《老舍论创作》“人物的描写”部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83页。
⑼详见《小说面面观》“第四章人物(下)”。
⑽《论风格》——在法兰西学士院为他举行的入院典礼上的演说(1753)，转引自《译文》1957年9月号。
⑾《瓦尔特·司格特日记：1825—1826》J·G·泰特编。转引自朱虹编选《奥斯丁研究》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