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冯沅君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为纪念冯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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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冯沅君先生的古典文学研究——为纪念冯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而作

冯沅君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史家和戏曲史家。她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中，作出了卓著的贡献，受到学术界和教育界的重视和赞扬。她的论著较多，计有《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简编》、《中国古典文学简史》、《南戏拾遗》（以上均与陆侃如先生合著）、《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与游国恩先生等人合编）、《中国历代诗歌选》（与林庚先生主编）、《古剧说汇》等，曾单独出版过的《古优解》和其它散见于报刊杂志的古典文学论文，则大多被收进袁世硕同志编辑整理的《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中。先生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研究范围很广，而尤精于词曲。对于先生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学研究，我作为她的学生，才疏学浅，实不敢窥其堂奥，只是在学习了先生的著作之后，结合先生平日对我的教诲，谈几点个人的粗浅体会。
一
我做先生的研究生时，先生经常教导说：做学问“功夫要死，心眼要活”。所谓“功夫要死”，就是要肯下苦功，博览穷搜，精严审慎，不能有半点马虎。对知识的掌握要做到博、深、透、熟。所谓“心眼要活”，就是要肯动脑筋，善于思考，有所创见，不能因袭成说。对知识的运用要做到活、新、真、准。这可说是先生的“治学三昧”。
先生治学严谨，实事求是，从不发无据之论。她做学问，第一步就是详细地占有材料。为了研究某一个问题，她博览群书，搜罗爬梳，把一切有用的材料都一一记录下来，然后抉幽显微，辨伪存真，排比推论，做出自己的判断，提出个人的见解。先生作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如遗留下来的《东山杂录》、《己卯从录》、《涪滨余录》、《辽海杂录》、《媛庐读词》、《媛庐读曲》等等装订成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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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多达几百万字。她的《古剧说汇》、《古优解》等有影响的著作，多是据此写成的。
先生写《古优解》和《古优解补正》，引用古今中外的文献资料多达一百多种，其中有先秦古籍、历代史书、甲骨文及有关论著、稗史杂著，还有西方的有关论著和文学作品，特别是加奈尔的《法国御优的史的研究》一书，先生曾多次引用其中的材料。根据对这些材料的精深研究，先生写成了《古优解》、《古优解补正》和《汉赋与古优》，对优的起源、社会地位、职能、特点及其影响等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对中国戏剧的起源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所据材料是如此浩繁，但《古优解》等三篇著作，连同注文也不过十万字左右，真可谓是“博观而约取”了。
古剧研究，是先生治学的一个重点。她的力作《古剧说汇》，是我国古剧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它收录了先生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五年间所著有关戏曲的论文十余篇。在书中，先生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仅《古剧四考》及《跋》就引用了三百多种，并从《金瓶梅词话》及《水浒传》等文学作品中辑录了许多有关戏曲发展的资料，详尽地考证了我国宋、金、元戏曲发展的情况。
材料是研究的基础，是立论的根据。所以先生异常重视资料的积累和整理。早年治词，她写有《周草窗年谱》、《周草窗朋辈考》、《周草窗词学之渊源》、《张玉田年谱》、《玉田家世及其词学》、《张镃略传》等，引用大量资料，对周密、张炎的生平、家世、交游和词学渊源作了深入的研究。后转向治古剧，她和陆侃如先生合编了《南戏拾遗》，辑录南戏新目七十二种，增补佚曲四十三种，为中国戏曲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为了研究明代散曲，先生辑佚补阙，从许多选本中辑成了《沈伯英（璟）散曲》一卷，约存小令十余首、套数三十余首；《史叔考槃散曲》一卷，约存小令、套数十数首；《王伯良（骥德）散曲》一卷，约存小令五十余首、套数三十余首；《龙子犹（冯梦龙）散曲》一卷，约存小令十首左右、套数二十余首。从这些极为琐细的资料搜集工作，足以看出先生严谨扎实的治学精神。
二
如果说积累资料是做学问的第一步，那么，树立正确的观点，运用正确的方法来分析、研究所得的资料，对搞学术研究来说，那就更重要了。在老一辈古典文学研究者中，冯先生是较早运用新方法来研究文学史的人之一。早在二十年代末，她就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一九二七年后翻译出版的左翼文艺理论书籍，试图运用唯物论和阶级论的观点来研究文学现象，注意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方面来研究作家作品。
为了研究古优，先生从社会、历史、心理、生活习尚等方面考察了古优的起源，认为“古优的身分是奴隶”。又从古优的形体、智力、服装、社会地位、生活等等方面具体地考察了古优的特征，论述了古优的社会职能，进一步发展了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考》中认为古优是中国戏剧渊源的论点，阐明了许多前人未弄清楚的有关古优的记载，论述了后世优伶和古剧发展的内在联系和历史原因。
对于作家作品的研究，先生总是密切联系作家所处的时代、阶级地位和生平经历，作出合乎实际的结论。她在四十年代所著《唐传奇作者身分的估计》一文，通过对六十种传奇与杂俎作者出身的统计和分析，考察了唐传奇与唐科举所造成的新社会阶层的关系，又通过对这个新社会阶层的生活情趣和思想状况的深入探讨，揭示了唐传奇兴盛的社会的和阶级的原因，并深刻论述了传奇的特点与这个新阶层的内在联系。先生对于自己经过缜密思考而得出的结论，毫不武断，而是抱着十分谦逊的态度进行商榷。先生说：“在尚未获得有力反证的现在，我们不妨假定：唐传奇的发达颇得力于唐科举；换句话说，唐传奇的作者多是唐科举制度所造就的人才。”又说：“论唐传奇起源的人不少说它出于六朝‘志怪’，这未免过重前代的影响，忽视作者所托身的社会阶层的一般生活态度——寻求刺激，充满浪漫气味的生活态度。”这完全是一个真正的学者所具有的探讨学术的求实态度。
对于具体作品的研究，先生关于李玉《一捧雪》的评论，又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她的《怎样看待〈一捧雪〉》一文，从当时的阶级关系、戏曲本身的发展和作者特殊的生活遭遇三个方面论述了明末清初所谓“义仆戏”流行的原因和情况，对李玉的《一捧雪》传奇给予了恰如其分的评价，丝毫不简单化。如先生说：“作者通过莫诚行动所显示的确是为报主恩，奴应为主牺牲，包括生命。这是宣扬了封建奴隶道德。因此，‘出塞’与‘伐戮’在暴露权贵的罪恶上是有力的，在剧情的发展上是有关键性的，但从思想性上看是落后的，是作品的糟粕。”这种对作品所包含的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分析无疑是公允的，实事求是的，它表明先生已经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评价古典作家和作品了。
三
冯沅君先生很早就注意用比较的方法从事文学研究。她不仅注意中外文学的比较研究，而且重视古今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同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
她关于古优的研究，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为了搞清中国古优的起源、性质、特点等等问题，她对西方学者关于Fou的研究做了深入的了解，对优和Fou进行了比较研究。Fou，法文的意思是指西方中世纪宫廷中的小丑一类人物，相当于英文的fool。冯先生曾留学法国，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对西方文学，特别是法国文学有着精湛的研究。因此，她对古优和Fou的比较研究是完全自觉的，也是很自然的。她在《古优解补正》中说：“我们深信研究中国古优应该参证西人关于Fou的著作。因为中优西Fou确属一实二名，同时西方学者对于古Fou的认识，实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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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治戏剧史者对于古优的认识精深得多，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得到不少启发。所以在这篇文稿（指《古优解》一文）中，我们时常将二者比较论述，或以西方Fou之所存，补证中土优之所亡。”通过对中国古优和西方Fou的比较研究，先生认为：“优与Fou本来都是奴隶。这种人与其他奴隶不同处是他们是种奢侈奴隶，以娱人为职务。”这个结论是确实可信的。
对于中国文学内部的比较研究，冯先生在《中国诗史》中很重视这个问题。她对不同时代的作家和同时代的不同作家的艺术风格的异同和文学继承关系，都作了精细的比较研究。如黄庭坚的词，时人虽黄、秦（观）并称，但以成就而论，黄远不及秦。先生指出：“他的词实无什么显著的作风，他是位依违在苏轼、柳永、秦观三人间的作者。大约黄词的豪放处近苏，艳冶俚俗处近柳，婉媚处近秦。”但黄“学苏而未得其清旷，学柳而未得其详赡，学秦而未得其深切。”这可说是切中黄词要害。在散曲方面，先生认为，元代散曲，就风格而论，主要有豪放和清丽两派，豪放以马致远为领袖，相同者有冯子振、张养浩等；清丽则以张可久为领袖，相同者有乔吉、卢挚等。发展到明代，冯惟敏、王九思、康海等人是承继马致远的；王磐、金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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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绍莘等人是承继张可久的；而梁辰鱼、沈璟、王骥德等人则崇尚文雅工丽，特别注意音律，元人苍茫萧爽的优点丧失殆尽了。清代散曲，与马（致远）、冯（惟敏）接近的，有尤侗、刘熙载等人；与张（可久）、王（磐）接近的，有朱彝尊、徐石麟、赵庆熺等人；承梁（辰鱼）、沈璟、余风的，则有蒋士铨、沈谦等人。对于风格相近的散曲作家，先生又进一步作了比较，指出他们的异同。如她拿明之王磐与元之张可久比较，认为他们风格有同有异。他们的相同处有三：“一，骚雅；二，清俊；三，华美。”而相异处也有三：“一，张尚蕴藉，王尚放逸；二，张多凄惋，王多潇洒；三，王以俳谐名，张则否。”分析可谓精细入微了。
对文学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和揭示某些文学现象的内部联系。在《〈杨白花〉及其作者》一文中，先生以北朝乐府《杨白花》为例，探讨了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南北文学的融合。相传为后魏胡太后所作的这首“失恋的哀歌”，为什么会如此地吴歌化？为什么作为北人的胡太后，其歌却具有如此浓厚的南方风味？先生不仅从政治上考察了后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所产生的影响，从文学、音乐诸方面考察了江南文化北渐的情况，而且从《杨白花》歌辞的风格和修辞技巧方面，揭示了它与南方诗歌的因缘关系。
四
精益求精，不断修改和补充自己的论著，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的论点，永远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这是先生在治学上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她和陆侃如先生合著的《中国诗史》，是一部水平较高的研究论著。这部著作，从一九三一年大江书铺的初版到一九五六年作家出版社的再版，从体例到内容，从文字到观点，都有较大的修改和提高。《中国文学史简编》，解放前一连出了八版，解放后又开始改写。这个改稿曾以《中国文学史稿》的名称，在《文史哲》月刊上连载了十八期（从一九五四年第七期至一九五五年第十二期）。后再加修改，于一九五七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文学史简编（修订本）》，在体例、内容和观点上都有较大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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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为漫长中国文学的一部简史，这部著作简明扼要，概括了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过程，算得上是不可多得的佳作，难怪它被毛泽东同志视为经常的案头读物之一。这方面的范例，还有她的《古优解》和《古优解补正》。先生的《古优解》，是当时不可多得的学术著作。但她并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绩，她说：“这篇文章完成的时候，我的心里就丝毫没有踌躇满志的喜悦，等到它成书出版后，我更感到惭愧，材料不充分，见解不正确，需要修改的地方太多了。”于是她又用了两三年的时间，续写成《古优解补正》，补充材料，修正观点。如关于古优的起源，在《古优解》中，先生认为中国的古优是从“师”、“瞽”、“医”、“史”等人的集团中分化出来的，而“古优的远祖，导师、瞽、医、史的先路者不是别种人，就是巫。”在注文中，她又根据“箕子佯狂为奴”的记载，猜想到“优亦奴之一种”。而在《古优解补正》中，先生根据新发现的材料，肯定地指出：“古优的身分是奴隶。”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一项”修正。从而把古优起源的时候，由原来假定的西周初，提前到商代，这是由甲骨文得到证明的。
先生曾有诗赞李清照曰：“评论创作两峥嵘。”我们借此以赞先生，更是再恰当不过了。先生是“五四”时期著名的女作家，曾受到鲁迅先生的赞扬和奖掖。之后，她专力于古典文学研究，如上所述，更是硕果累累，誉满学林。难怪人们称赞她“在中国古今文学研究家中，堪称‘豪杰’”（《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和封建传统战斗的冯沅君》）。先生生于一九○○年九月四日，逝世于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七日。作为她的学生，谨撰此文纪念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和逝世十一周年，以表达我对先生的仰慕和怀念之情。
（资料来源：《文史哲》1985年第6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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