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唐诗学史之“通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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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唐诗学史之“通观”

唐诗自产生之日起，它的接受就已经开始了，至今已经过了一千多年的漫长历程。这种接受还将不断持续下去，唐诗的魅力也正是在此过程中，光景常新，与日俱增。然而，千余年来的接受中都有哪些共同关注的话题和焦点，各个阶段形成了哪些特色，提供了哪些有价值的东西，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接受的方式如何、背景如何、意义如何，对后世有何启示和借鉴作用，凡此等等，很有必要回过头来做一番通盘的观照和审视。陈伯海先生主持撰写的《唐诗学史稿》作为第一部唐诗学通史，首次对唐诗学千余年来的丰厚积累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清理和盘点。
陈先生是学界最早提出和倡扬建立“唐诗学”的学者之一，他的“唐诗学书系”6种，意在从不同侧面构筑起唐诗学研究的较高平台。《史稿》是书系6种中的最后一种，可谓是“结穴”之作。基于“唐诗确有其‘学’，同时意味着‘唐诗学’必有其‘史’”（页2）的认识，陈先生在着手唐诗学研究之初，就在认真思考如何建构“唐诗学史”的问题。在书系之第1种《唐诗学引论》中，先生即已辟出专章，对此进行了初步探索。后来相继推出的《唐诗书录》、《唐诗论评类编》、《唐诗汇评》、《历代唐诗论评选》等4种厚重的唐诗研究资料集，也未尝不可看作同时是在为《史稿》的最后撰出做基础的工作。
《史稿》新义迭出，精彩纷呈，但其最大特点也即最引人注目之处，是作者所显示出的“通观”意识。这首先体现在对整个唐诗接受活动及其内在理念在历史流变中的演化轨迹所作的宏观把握和准确定位。作者先将唐诗学划分为古典唐诗学和现代唐诗学两大板块，再从古典唐诗学中分别出唐诗学的萌生期（唐五代）、成长期（宋辽金元）、盛兴期（明代）和总结期（清及民初）4个阶段。唐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接受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而相互之间又有着一以贯之的内在关联。“萌生期”的唐诗接受，也即创作过程中的当下接受，经历了“从不自立到自立”、“自立后的初步展开”、“唐诗总体意识的萌生”三个段落，接受的当代性特点十分醒目。“成长期”的唐诗学，一方面是宋人通过创制和确立“宋调”以凸显“唐音”，另一方面则表现为金元人面对两种不同诗歌范型所作出的选择，具体地说就是反拨宋调、标举唐音。进入“盛兴期”，以“复古”和“主情”的社会思潮为背景，在格调论诗学的主导之下，唐诗学的发展盛况空前，其主流浩瀚漫汗，别支亦流转旁逸。到清及民初，带着清代学术文化的鲜明烙印，经过反思、集成、蜕变的三部曲，是为古典唐诗学的“总结与终结”。通过上述划分和勾勒，清晰地提挈和描述了古典唐诗学的发展脉络和基本特点。
现代唐诗学虽不是本书的着力点所在，但作者仍在“余论”中以“走向更新之路”为题，对唐诗学最近百余年来发生、发展以至转折、更新的历史进程作了鸟瞰式的扫描。在回顾20世纪以来唐诗学新变的同时，作者还对唐诗学的“未来之路”提出了颇有启示性的预测和建言。不止是清理过去，关注现在，还将人们的目光引向未来，这是作者的“通观”意识在“纵”的一面的表现。
作者的“通观”意识在“横”的方面主要表现为，通过对各个时期有关唐诗的选（选本）、编（编集）、注（注释）、考（考证）、点（圈点）、评（批评）、论（论说）、作（习作）等多种接受形态的广泛考察和发掘，以充分展示接受主体和接受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书中指出：“选、编、注、考、点、评、论、作中皆有有关唐诗的学问，均应成为唐诗学史的反映对象；也只有将这多种形态的唐诗研究活动尽情收罗于眼底，方有可能写出具有全景视野式的比较完整而客观的唐诗学史来。”（页10）从唐诗接受的实际情形出发，不囿于一般文艺理论批评史较多地关注于“论”与“评”的史料视野，在远为宽泛的范围采择、抽绎史料，因而对唐诗接受这一文化现象所包孕的内涵有相当深入的开掘。如言“选”，从唐人选唐诗到后世的各种唐诗选本，不止是编选的宗旨，其缘起、经过、体例、流播等各方面均有考察和论析。言“编”，既具体考察个别别集、总集的编校、辑佚，又“知人论世”，结合“宋人好归类，明人爱分体，清人喜编年”的时代风气、审美趣尚相辅而行。对“注”，作者更有其独到体会，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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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笺、释结为一体，形成了我国固有的解释学传统。”（页6）由此出发，对历史上“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一篇《锦瑟》解人难”等解释学现象进行了深入考察和思考。其它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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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依然是本书重要的史源，而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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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点、习作则同样显示出本书独特的研究视角。上述各种接受形态，虽各有特色，但相互间又联络贯通，共同构成了唐诗接受活动的阅读、批评和创作三个基本环节。
作者还通过观察诸接受形态的消长变化，循此以探寻唐诗学发展的运行方向，如对唐前期大量涌现的格法理论，作者认为这与当时“近体诗的发展成熟是相互为用的”（页90）；对宋人重诗话、元人重诗法的现象，作者分析说：“表示出元人与宋人对待诗歌发展的不同态度。宋人居唐之后，力欲蹊径另辟，别开生面，重心放在对唐诗的超越上；元人面对唐、宋两大诗歌高峰，追求的则是如何越过宋人，承接唐风。”（页347）既有对理论与创作互动关系的关注，也触及了各时代文化精神的不同归趋。
作者的“通观”意识并非是凭空而来，而是建基于对唐诗接受活动具体而细致的考察之上。对各期各派各家唐诗学主张的论列辨析，比较商略，无不是擘肌分理，从微至著。如论作为明代唐诗学主流的格调论唐诗学，其内部存在的个体差异：“大体而言，李梦阳最固守唐人格调，李攀龙、陈子龙属其忠实继承者；何景明更注重唐诗中神情的层面，这一思想在谢榛、胡应麟、许学夷那里得以强化，直至陆时雍完成格调向神韵的转化；徐祯卿则更在意唐诗中的才情因素，其思想在王世贞、屠隆、李维桢那里得到进一步弘扬。”（页398）对前后“七子”及其追随者的唐诗学主张，条分缕析，了如指掌。同样是格调论唐诗学，清人沈德潜与明人又有何不同呢？作者指出：“明七子拟议盛唐格调，意在改变明初台阁体的啴缓高华和宋元诗的格卑调舛，回归刚健浑厚；沈德潜提倡格调，则企图由盛唐格调上窥风雅遗意，发挥诗教功能，强化儒学规范，抵御神韵末流的才力单薄、冷清枯寂。”（页670）同倡格调，而着眼点有别，清晰可见。又如元人杨士弘的唐诗选本《唐音》，其在唐诗接受史上的地位向来较受忽略，作者通过对其编选体例及流播状况的深入考察，确立了其作为“宗唐派唐诗学的早期范本”于元明之际转移风气的特殊地位。诸如此类的分析，皆是从实际中得来，既非因袭，更无关于杜撰，所下结语时见新意而又平允惬当。
《史稿》还从接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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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对文学批评史上有关唐诗的一些热门话题，如“唐宋诗之争”、“唐人七律第一之争”、“李杜之争”等，分别提出讨论，也都是结合时代风会、社会思潮、诗学趋尚来进行。关于“唐宋诗之争”，作者指出：“唐宋诗风的交替是与宋代社会文化的转型紧密相联的。这种‘交替’在前半阶段体现在宋诗的创建和唐诗传统的发扬中；后半阶段体现在‘宋调’的质疑与‘唐音’的凸显中。”（页177）虽是老话头，但从社会文化的转型角度动态地考察“宋调”与“唐音”的生长过程，视角变了，观感也就为之一新。又如论及明人的“唐人七律第一之争”，指出论争“生动地体现了格调派审美接受理论渐趋深化，渐趋精微的轨迹”（页497），这又将“论争”当成了一面镜子，用以反观时代诗学观念的流变。
《史稿》不仅勾画了唐诗传承与接受的历史进程，并以此为切入口，从一个侧面展示出千余年来社会心理和文化思想变迁的轨迹，发掘了“文学接受中的文化效应”，这也是《史稿》要提示并传达给我们的。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2004年9月22日，转载自光明网。）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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