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方建軍：太室塤、韶塤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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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03 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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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方建軍：太室塤、韶塤新探

太室埙、韶埙新探
方建军
天津音乐学院
“太室埙”和“韶埙”，是两种有铭文的陶埙，常被中国古代音乐史著述所称引，为这方面读者所习知。
1916年，罗振玉先生在《金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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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屑》中最早著录了这两种陶埙的铭文拓本，其中有同铭太室埙六件，韶埙三件，以及不同铭的韶埙一件 [1]。之后，一些古器物图录及古陶文汇编等书籍均有转录。1980年，于省吾先生撰文，称其友人另赠太室埙和韶埙铭拓各一，并谓此二埙传出山东青州 [2]。1981年，杨荫浏先生在《中国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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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音乐史稿》中引用这两种陶埙，并断其时代为西周 [3]。1994年和1996年，李纯一先生的《先秦音乐史》和《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二书均有论述，所引二埙乃故宫博物院藏品，李先生断其时代为春秋或东周 [4]。自1996年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陆续出版，从其中的《北京卷》、《上海卷》和《山东卷》可知，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都藏有太室埙和韶埙各一件，山东省博物馆藏有太室埙六件，均系个人捐赠，山东省博物馆所藏传出山东临淄。《北京卷》断其为周代制品 [5]，其余二卷都断其为战国时物[6] 。由此可见这两种陶埙的影响。
2008年夏，蒙山东省博物馆王之厚等先生的帮助，我有机会赴该馆对六件太室埙详加观察，并试行吹奏测音。今结合故宫和上博所藏太室埙和韶埙，将一些新的认识和想法写出，以就教于大家。
山东所藏太室埙，为泥质灰陶，外观呈灰黄色，捏制。形似长卵，上端较尖，下端为小平底。吹孔有前后对开的V形凹口，共有五个指孔，前三后二，前面三孔按品字形排列，后面二孔为上下纵列。这六件太室埙，较大的一件已残破，其余五件大小略有不同，通高在9—10厘米之间。埙的下腹部钤印阴刻铭文七字，字体和行款皆同，用今字写下：
令司乐作太室埙。
故宫和上博所藏太室埙，形制和铭文与山东所藏全同，惟尺寸略大一些。
据我的考察测音，这些太室埙甚为可疑，不能作为实用的乐器。
太室埙最为可疑之处，是它那前后对开有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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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凹口的吹孔，这种吹孔不见于迄今考古发现的先秦埙。考古发现的先秦埙，都是圆形或椭圆形吹孔，而太室埙的吹孔，由于前后均有凹口，故极难吹出声音。据我反复试吹，山东所藏六件太室埙，一件残损不能吹奏，一件勉强可以吹出筒音（全闭指孔），剩下的无一能够吹响。
我们知道，埙的吹孔做成圆形或椭圆形，为的是便于通过气流激发边棱而发音。洞箫类竖吹管乐器，只是在吹孔端朝向指孔的一面，挖成一个U形或 V形凹口，形成口风，以便吹奏发音，但它与太室埙两面均有V形凹口的吹孔殊不相侔。太室埙这种吹孔，由于两面开有凹口，所以无法集中气流来激发边棱发音。《上海卷》的编者也曾对太室埙测音，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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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较难吹响” [7]。仅此一项，即可判定太室埙为非实用乐器。
宋代聂崇义《三礼图集注》卷五绘制的“古埙”及“今埙”（即宋代埙）线图，吹孔为两面呈V形的凹口 [8] 。宋代陈旸《乐书》卷一一五所绘埙图，如“ 大埙”（按陈氏注明为“古埙”）和“小埙”，吹孔也是如此 [9]。但考古发现的先秦埙，以及传世的明清两代埙，均无这样的吹孔。这种无法吹出声音的V形埙孔，出现于聂、陈二书的附图，应为当时绘图不确所致。实际上，这两部书所绘古乐器图，有不少都与考古发现的乐器实物不合，在此不能详论。
太室埙的指孔设计有些非同寻常。它的前面三孔，并非商周埙常见的倒品字形排列，而是品字形排列，后面二孔也非商周埙平行一字排开，而是上下纵列。河南新郑郑国祭祀遗址出土的春秋中期陶埙 [10]，有三或四个指孔，但均非品字形排列。新郑热电厂和土地局东周遗址出土的战国时期陶埙 [11]，只有两个指孔，但为平行横排。山东章丘女郎山墓葬出土的战国时期陶埙[12] ，有四个指孔，前面二孔上下斜开，犹如倒品字的上口和一个下口，后面二孔也为平行横排。太室埙的指孔位置设计，虽然于演奏并无大碍，但毕竟不像商周埙那样指法自然。
太室埙的铭文也有疑点。先秦“太”字均写为“大”，但细审太室埙之 “大”字，下有一折横，十分乖异。太室埙的“室”字，“至”的上半为一个角朝上的三角形；但《金文编》第四版所收室字，“至”的上半却都是一个角朝下的三角形 [13]。“室”字，《上海卷》释为“宰”。查《金文编》，“宰”字下半出头，与“室”字下半不出头显异，故此字不能释为“宰”。不过，从另一方面看，《上海卷》之所以释此字为“ 宰”，恐怕也反映出对释其为“室”的疑问。太室埙之“埙”字反书，从土，从员。埙字《说文》所无，甲骨文、金文未见。查《金文编》从员从贝诸字，与太室埙之员旁或贝旁均不相同。
上面已说过，太室埙为捏制，这与考古发现的商周埙多为轮制者不同。捏制的埙，其形制一定不如轮制埙规整，表面也不如轮制埙光平。作为专用于太室的祭祀乐器，其制作不应如此粗陋。综合几方面因素，使我产生一个大胆的想法，即：太室埙不仅无法吹奏，而且疑为伪作。
韶埙的情况则与太室埙有所不同。
上博所藏韶埙，为泥质灰陶，外观呈灰黄色，表面较光平，但有刮削痕迹。制作较为规范，外形似蛋，上尖下大，腹部较鼓，吹孔为椭圆形。埙体有五个指孔，前三后二，前面三孔按倒品字形排列，后面二孔与太室埙相同，为上下纵列。通高9.7厘米。埙的下腹部钤印铭文四字，以今字写出：
令作韶埙。
这件埙的外形与前述山东章丘女郎山战国墓葬所出埙较为相似，但指孔数及排列方式有异。韶埙的前面三个指孔，排列方式与商周埙相同，但两个食指孔位偏上。
上博韶埙的吹孔为椭圆形，没有两面对开的V形凹口，无疑可以吹奏。《上海卷》的编者对其进行了测音，据已公布的数据，可以构成徵—宫—商—角—清角—徵音阶结构 [14]。
韶埙的韶字，由于省吾先生释出。所谓韶埙，即用于演奏韶乐之埙。埙字右旁下的“贝”字，与太室埙构形不同，而见于《金文编》贝字及从贝之字。综合起来考虑，上博所藏韶埙应为出土品。如果考虑到韶埙传出山东青州（古齐地），以及孔子（春秋时人）曾在齐国听到过《韶》乐的情事 [15]，似可将上博韶埙的时代估计为东周时期。然而，由于这件埙为非发掘品，并且目前尚无足够的两周陶埙可资对比，所以上博韶埙的确切时代仍难断定。
故宫所藏韶埙略有残裂，泥质灰陶，捏制，外观呈灰黄色。外形似秤锤，上锐下丰，平底，吹孔象太室埙那样，有前后对开的V形凹口。埙体开设五个指孔，前三后二，前面三孔呈倒品字形排列，后面二孔为上下纵列。通高9厘米。埙的下腹部钤印铭文四字，与上博韶埙铭文相同。
但是，与上博韶埙相比，故宫韶埙表面不平整，底部较大，前面三个指孔的分布偏向埙体下部。它那前后对开的V形吹孔，很难吹奏发音。从此而看，故宫韶埙应非实用乐器，甚至也应疑伪。

注释：
[1] 罗振玉：《金泥石屑》，卷下，景石印本，1916年。
[2] 于省吾：《论语新证》，《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 4期。
[3] 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第 41页。
[4] 李纯一：《先秦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第 124页；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404—405页；李纯一先生《先秦音乐史》（修订版）对此二埙续有称引（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第 141—142页）。
[5] 袁荃猷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北京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 15页。
[6] 马承源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上海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 124—125页；周昌富、温增源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 18页。
[7] 马承源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上海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 124页。
[8] 聂崇义：《三礼图集注》，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
[9] 陈旸：《乐书》，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原文电子版，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7年。
[10]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郑郑国祭祀遗址》，大象出版社，2006年，彩版三四，图版八八、九八。
[11] 赵世纲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河南卷》，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 24—25页。
[12] 周昌富、温增源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 19页。
[13] 容庚：《金文编》，中华书局，1985年。
[14] 同7，第125页。
[15] 《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
本文原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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