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左传》之性质及其与《国语》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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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左传》之性质及其与《国语》之关系

自汉哀帝建平元年宗室刘歆请建立《春秋左氏传》及王莽发得《周礼》后，乃若静水投物，其波浪经久不息。刘氏请建立者，除此书外，尚有《毛诗》、《逸礼》及《古文尚书》等。《毛诗》问题已因郑樵、朱熹以及牟庭、崔述、康有为等之攻击而知其伪。《逸礼》已佚，无可详考。《古文尚书》原本亦佚，今所存者为伪中之伪，经阎若璩、惠栋等之考证，已成定论；虽有毛奇龄、吴光耀、洪良品及王小航(照)等之辩护，其案终不能平反。《周礼》问题则最近得郭沫若(有《周宫质疑》一文，见《金文丛考》)，钱宾四(有《周官著作时代考》一文，见《燕京学报》第十一期)诸家之考订，亦知此书为晚周时物；虽未能如今文家之豫期，谓为歆、莽所伪，然其非周公之作，则无疑矣。独《左传》问题，乃愈久而愈棼，今文家攻之愈急，古文家守之亦愈坚，一似永无解决之希望者，宁非奇耶?盖《左传》之问题，实较他书为复杂，若《周礼》、《毛诗》、《古文尚书》等问题仅限于该书之本身，而欲订《左传》之真伪，则至少须涉及《春秋》及《国语》二书。欲问《左氏》究否传《经》，则其与《春秋》之关系、不能不详加考察；欲问其是否自《国语》分出，则其与《国语》之异同、又不能不详加考察。所牵涉者广，所藉者多，故歧义既夥，欲图解决乃愈难。
当刘歆建议立《左氏春秋》之时，即引起执政大臣及群儡不满，事具《汉书•刘歆传》，今引其原文，以见始末。
“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焉……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宫。哀帝令歆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曰：……诸儒皆怨恨。是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歆移书，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及儒者师丹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上日：，歆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歆由是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惧诛，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
是知刘歆为学术而牺牲，千载而后，平情而论，当服其勇敢。乃因其政治生活，遭逢莽篡，而王莽标榜周公，于是绎今文家乃谓《周礼》伪群经以佐证，而《左传》为其首要，于是刘歆之罪不容诛矣！康有为之《新学伪经考》有云：
“歆以其非博之学，欲夺孔子之经，而自立新说以惑天下。知孔子制作之学首在《春秋》，《春秋》之传在《公》、《谷》，《公》、《谷》之法与六经通。于是思所以夺《公》、《谷》者，求之古书，得《国语》，与《春秋》同时，可以改易窜附，午是毅然削去平王以前事，依《春秋》以编年，比附经文，分《国语》以释经，而为《左氏传》。遭逢莽篡，更润色其文以媚莽。因藉莽力，贵显天下，通其学者以尊其书”(卷三《汉书艺文志辨伪》)。
于是臣君二人，一篡汉室，一纂孔学；刘歆之罪尤甚于莽，因新室
不久即亡，而歆经大行，影响及于千余年之后。康氏之言否，则待《周礼》及《左传》二书之考订。余前已言之，《周礼》定为晚周之书，盖无疑义。《左传》问题则亟待解决者也。
哀帝时刘歆欲建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虽遭贬斥，但其后不久，平帝时诸书终立于学官。《汉书?儒林传》云；。
“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其后诸书虽屡立屡废；而古文经学之党徒渐多，《左氏》学乃日渐得势，贾逵主选严、颜高才二十人，教以《左氏》，至于汉末，关羽、吕蒙之属，亦莫不竟读《左氏春秋》。下迄六朝，《春秋》学为《左传》所统一，《隋书?经籍志》始叹《公》、《谷》之垂绝。唐世竞尚辞章，《左氏传》益盛行，刘知几《史通?申左》乃盛倡《左氏》有三长，二传之义有五短之说。然当其盛时，并非无反对意见，其著者如啖助、赵匡于《左传》皆有所讽刺，啖助之言曰：
“予观《左氏传》，自周、晋、齐、宋等国之事最详，晋则每出一师，具列将佐；宋则每因兴废，备举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国各异。左氏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总而合之，编次年月以为传记，又广采当时文籍，故兼与子产、晏子及诸国卿佐家传，并卜书、梦书及泰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杂在其中，故叙事虽多，释意殊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春秋集传纂例?三传得失议》)。
此外，于书法凡例等条，亦颇多讥为妄涎者。其后赵匡则曰：
“啖氏依旧说以左氏为丘明，受经于仲尼；今观左氏解经，浅于公、谷，诬谬实繁、若丘明才实逼人，岂宜若此?（《春秋集传纂例?赵氏损益义》)
赵氏与书法，凡例并多辨正，如云：“左氏乱记事迹，不达经意，遂妄云：‘礼也。’今考其合经者留之，余悉不取”（《春秋集传纂例啖赵取舍三传义例》）。此后学者，于《左传》之书法、凡便乃益多攻击，最著名如宋刘敞之《春秋权衡》，清姚际恒之《春秋无例详考》以及刘逢禄之《左氏春秋考证》，康有为之《新学伪经考》，崔适之《史记探源》等书，并不滿于《左氏》。但为《左》辩护者，自亦有人，如晚近之刘师培、章炳麟诸古文学家。
东汉王充亦表扬《左传》者，其言曰：
“公羊高、谷梁寘、胡毋氏皆传《春秋》，各门异户独《左氏传》为近得实。何以验之？《礼记》造于孔子之堂，太史公汉之通人也，《左氏》之言与二书合。公羊高、谷梁寘、胡毋氏不相合诸家又去孔子远，远不如近，闻不如见”（《论衡?案书篇》）。
此乃古文家之言，但其下文，则双导今文学家学说之路，如云：
“《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然则《左氏》、《国语》，世儒之实书也。”
谓“《左氏》传《经》，辞语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此非康有为等所主张《左传》为割裂《国语》而成之说之先趋乎？不意表扬之者适作成其罪状也。
近今左氏学复盛，单篇论文见于报章杂志者不下十数，专书行世者，则有瑞典人高本汉之《左传真伪考》（陆侃如译，商务印书馆出版），及国人卫聚贤之《古史研究》（第一集）；类能抛弃经师见解，从事《左传》本身之考证。但于解决《左传》问题，距离尚远，此所以今日须重提此案之原因也。
上篇论《左传》之性质
一论书法及解经语
今文家既谓《左氏传》不传《春秋》，于是谓书法、凡例、“君子曰”及缘《经》立说之语，皆为后人所窜加。盖《左》非传《经》，则此等言辞当无所附丽也。如刘逢禄之《左氏春秋考证》有云：
“余年十二，读《左氏春秋》，疑其书法是非，多失大义。”此谓书法不可信。又于隐公元年“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传文证曰：
“此类释经皆增饰之游词，不可枚举。‘未王命’云者，欲乱‘，以《春秋》当新王，’之义也。。
此谓解《经》语不可信。刘氏仅疑其伪，而未详言造伪之人及所以造伪之由，康有为乃补足之曰：
“《左传》多伤教害义之说，不可条举。言其大者，无人能为之回护。如文七年，宋人杀其大夫’，《传》云：‘不称名，非其罪也。既立此例，于是宣九年，‘陈杀其大夫泄冶’，杜注云：“泄冶直谏于淫乱之朝以取死，故不为《春秋》所贵而书名。昭二十七年，‘楚杀其大夫卻宛’，杜注云:：‘无极，楚之谗人，宛所明知而信近之，以取败亡，故书各罪宛。’种种邪说出矣……襄二十七年‘秋，七月，豹及诸侯之大夫盟于宋’，《传》云：‘季武子使谓叔孙以公命，曰：“视邾、滕。”既而齐人请邾，宋人请滕，皆不与盟。叔孙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国也，何故视之？宋、卫吾匹也。”乃盟。故不书其族，言违命也。’是孔子贵媚权臣而抑公室也。凡此皆歆借《经》说以佐新莽之篡而抑孺子婴、翟义之伦者，与隐元年‘不书即位，摄也’同一奖奸翼篡之说”(《新学伪经考》卷三《汉书艺文志辨伪》)。
是迴书法等伪由刘歆，其最大之目的为奖奸翼篡。然事实非如是之简单，《太史公书》固亦多引《左传》书法及解《经》语，司马迁应不能见刘歆所伪之书，于是康氏谓此乃“歆入之于《左传》，并窜之于《史记》耳”。空想无当与事实，其证为何？则曰：
“按《世家》叙宣公事，以为立弟成义，子复享之；叙襄公事，讥其得祸致怨，皆用《左氏》义。汉人之学，皆有家法，何以同一世家赞，讥宣公之乱宋，褒襄公之礼让，独《公羊》义一文；矛盾何至于是？其为歆所窜入，最为易见。以此推之《秦本纪》、《鲁世家》之，‘君子’，亦为窜入无疑矣”(《史记经说足证伪经考》)。
是谓汉人之学皆重家法，既引《公羊》，便不能引《左传》，于是知《史记》所引《左传》义法乃出刘歆伪窜。今案；康氏此等言辞，貌似而实非。、盖经学家法之来，由于儒者之争立博士。汉宣、元以后，凡能自圆其说者皆有立博士之可能，于是经学乃多歧议，彼此各不退让；盖苟一退让，则失其根据而学说同他人，博士官亦将取消，此汉经生所以固守家法也。而武帝之时，初有“五经博士”，经止一家，当无固守家法之事实，太史公非博士官，尤无守家法之必要；《史记》又多引《谷梁》义，岂亦歆所窜加耶？则康氏之断狱，所凭乃“莫须有”。况《左传》之书法二凡例及解经语“君于曰”等之见引于西汉或稍前之书籍，除《史记》外，尚有《礼记》、《韩非子》、《战国策》、《尚书大传》，《说苑》，《新序》等书，岂亦刘
歆一一窜入之耶？如非武断似康氏者，则当考虑此一切反证而改变其结论。今详述诸书所引《左氏》书法及解经语如下：
《战国策?魏策三》：“昔者，晋人欲亡虞而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马与壁假道于虞，宫之奇谏而不听，卒假晋道。晋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书之，以罪虞公。”
今按：此用《左氏》义也。事见于僖公五年，《公》、《谷》皆同情于虞而讥晋。《公羊传》云：“冬，晋人执虞公。执不言所于地，缊于晋也。其曰公，何也？犹曰其下执之之辞也。”独《左传》云：“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执虞公及大夫井伯，以腾秦穆姬。而修虞祀，且归其职贡于王。故书曰：‘晋人执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礼记?坊记》：“子去：‘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以此坊民，《鲁春秋》犹去夫人之姓曰吴，其卒曰‘孟子卒’。”，
今按；事见于哀公十二年，三传皆有讳取同姓之义。《公羊》云：“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称孟子何？讳娶同姓，盖吴女也。”《谷梁》文字相同。《左传》亦云：“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吴，故不书姓。”未知《坊记》何所本?但有袭《左氏》之可能。。
《史记?周本纪》：“二十年，晋文公召襄王，襄王会之河阳、践土，诸侯毕朝。书讳曰：‘天王狩于河阳。’”
今按：事见僖公二十八年。三传皆有不与致天子，为天王讳之说。《左氏》尤明显，云：“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似为《史记》所本。
又按：此外《史记》引《春秋》书法，三传相同者尚多，因难定所本，故从略，今举其一，以见一斑。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陈厉公元年。“弟他杀太子免。代立，国乱，再赴。”
今按：事见桓公五年。《经》云：“五年春正月，甲戊，己丑，陈侯鲍卒。”《公羊》云。“曷为以二日卒之？憾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谷梁》义同。当知非《史记》所本。《左传》云：“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再赴也。于是陈乱。文公子佗杀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乱作，国人分散，故再赴。”《史记》所取义也。
又：鲁桓公十七年：“日食。不书日，官失之。”今按：《公羊》无说。《谷梁》云：“冬十月，朔，日有食之，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非《史记》所用义。《左传》云：“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书日，官失之也。’当为《史记》所本。
又：鲁庄公七年：“星陨如雨，与雨偕。”
今按：《公羊》云，“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则曷为谓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何以书?记异也。”《谷梁》说尤琐屑，非《史记》所本。《左传》云：“夏，恒星不见，夜明也。星陨如雨，与雨偕也。”此即解经语也，当为司马氏所本。
又：齐桓公七年：“始霸，会诸侯于鄄。”
今按：事见庄公十五年。《公羊》无说。《谷梁》云：“会于鄄，复同会也。”无始霸之说。《左传》云：“复会焉，齐始霸也。”此解经语为《史记》所本。
又：鲁僖公十五年：“五月，日有食之。不书，史官失之。”
今按：《公》、《谷》无说。《左传》云：“不书朔与曰，官失之也。”为《史记》所取。
又：齐孝公六年：“伐宋，以其不同盟。”’
今按，事见僖公二十三年。《公》、《谷》皆释“围缗”之义，不及见伐之因。《左传》云，“齐侯伐宋围缗，以讨其不与盟于齐也。”此条解经语为《史记》所本。
又：秦缪公三十九年：“缪公薨。葬，殉以人，从死者七十人。君子讥之，故不言卒。”
今按：事当文公六年，不见于《经》，故《公》、《谷》无说。《左传》云；“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虽未言《经》不言卒之故，。《史记》亦缘其言而立说
也。
又：鲁文公八年：“王使卫来求金以葬，非礼。”
今按：《公》、《谷》皆有求金非礼之义；但未及王未葬使卫求金之说。《左传》云：“毛伯卫来求金，非礼也。不书王命，未葬也。”当为《史记》所本。
又：周顷王六年：“顷王崩口公卿争政，故不赴。”
今按：事当文公十四年。因未见于《经》，故《公》、《谷》无说。
《左传》云：“春，顷王崩。周公阅与王孙苏争政，故不赴。”为《史记》所本。
又：鲁成公十五年：“始与吴通，会钟离。”
今按：《公》、《谷》皆有殊会吴，外之之义，《史记》所未采。《左传》云：“会吴于钟离，始通吴也。”为《史记》所本。
又：郑釐公五年：“子驷使贼夜杀釐公，诈以病卒赴诸侯。
今按：事见襄公七年。《公羊》云；“郑伯髡原如会，未见诸侯。丙戌，卒于操。操者何?郑之邑也。诸侯卒其封内不地，此何以地?隐之也。何隐耳?弑也。孰弑之?其大夫弑之。曷为不言其大夫弑之?为‘中国’讳也。”《谷梁》云：“弒而死，其不言弑，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国’之君也。”皆非《史记》所取义。《左传》云：“及郧，子驷使贼夜弑僖公，而以疟疾赴于诸侯。”当为《史记》所本。
又：鲁昭公二十九年：“公自乾侯如郓。齐侯曰‘主君’，公耻之，复之乾侯。”
今按：《公》、《谷》无称“主君”之说，《左传》云：“齐侯使高张来唁公，称‘主君’。子家子曰：‘齐卑君矣，君衹辱焉。’公如乾侯。”此为《史记》所本。。
又：楚惠王三年：“伐陈，陈与吴故。”
今按；事见哀公九年：《公》、《谷》皆无说。《左传》云。“夏，楚人伐陈，陈即吴故也。”为《史记》所本。
《历书》：“周襄王二十六年闰三月，而《春秋》非之。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邪于中。履端于始，序则不愆；举正于中，民则不惑，归邪于终，事则不悖。”
今按，事当鲁文公元年，不见于《经》，故《公》、《谷》无说，此所云《春秋》，即指《左传》。《左传》文公元年文与此同。
《齐太公世家》；“七年，诸侯会桓公于甄，而桓公于是始霸焉。”
今按：此又见于年表，已见上引，用桓公十五年《左氏》义。
又：“冬十月乙亥，齐桓公卒。??????十二月乙亥，无诡立，乃棺赴。乙辛巳夜，敛殡。”
今按；此乃本于《左传》也。僖公十七年《传》云，“冬十月乙亥，齐桓公卒。易牙入，与寺人貂因内宠以杀群吏，而立公子无亏；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殡。”
又，“六年春，齐伐宋，以其不同盟于齐也。”
今按：此又见于《十二诸侯年表》，已见上引，乃用僖公二十三年《传》义。
《鲁周公世家》；“及惠公卒，为允少，故鲁人共令息摄政，不言即位。
今按：《公羊》云：“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谷梁》云：“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左传》云：“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知《史记》本于《左氏》。
又：“[桓公]十六年，会于曹，伐郑，入厉公。”
今按：此本于《左传》，《公》、《谷》无说，《左传》云：“十六年春，会于曹，谋伐郑也。”又云：“夏伐郑。”
又：“庄公五年冬，伐卫，纳卫惠公。”
今按：《公羊》云：“此伐卫何?纳朔也。曷为不言纳卫侯朔，辟王也。”《谷梁》无说。《左传》云：“冬伐卫，纳惠公也。”与《公羊》义同。但以字句论，则《史记》似本《左氏》。
又：“[庄公]十五年，齐桓公始霸。”
今按：此见于《年表》及《齐太公世家》，乃本于《左传》，且会鄄后之始霸也。，，
又：“[成公]四年，成公如晋，晋景公不敬鲁。
今按；《公》、《谷》无说。《左传》云：“公如晋，晋侯见公，不敬。”
季文子曰：“晋侯必不免。”为《史记》所本。
又：“[成公]十年，成公如晋。晋景公卒，因留成公送葬，鲁讳之。”
今按：《经》云：“秋七月，公如晋。”《公》、《谷》皆无说。《左氏》云：“公如晋，晋人止公，使送葬。于是籴筏未反。冬，葬晋景公。公送葬，诸侯莫在，鲁人辱之，故不书，讳之也。”乃《史记》所本。
又：“[成公]十五年始与吴王寿梦会钟离。”
今按：此又见于年表，已见上引，乃用《左氏》义也。
又：“[昭公]三年，朝晋至河，晋平公谢还之，鲁耻焉。”
今按：《经》云：“冬，公如晋，至河乃复。”《公羊》云，“其言至河乃复何?不敢进也。”《谷梁》云：“耻如晋，故著有疾也。”皆非《史记》所本。《左传》云：“晋少姜卒，公如晋，及河。晋侯使士文伯来辞曰：‘非伉俪也，请君无辱。’公还。”《史记》所取也。
又：“[昭公]二十九年，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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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郓。齐景公使人赐昭公书，自谓‘主君’。昭公耻之，怒而去乾侯。”
今按：此亦见年表，乃本于《左氏》也。
《陈杞世家》：“[陈桓公]三十八年，正月，甲戌，己丑，陈桓公鲍卒。桓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为佗杀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为厉公。桓公病而乱作，国人分散，故再
赴。”
今按：再赴之说，已见年表，亦用《左氏》义也。
《宋微子世家》：“[襄公七年]六鹢退蜚，风疾也。”
今按：事当鲁僖公十六年。《经》云。“是月六鹢退，过宋都。”《公羊》云，“曷为先言六而后言鹢?六鹢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鹢，徐而察之则退飞。何以书?记异也。外异不书，此何以书?为王者之后记异也。”《谷梁》云：“??????，六鹢退飞过宋都；先数，聚辞也，目治也。……鹢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于物，无所苟而已。……”琐屑至此，非《史记》所本。《左传》云：“六鹢退飞过宋都，风也。”斯乃《史记》所取义也。
又：“十二年春，宋襄公为鹿上之盟，以求诸侯于楚，楚人许之。公子目夷谏曰：‘小国争盟，祸也。’不听。”
今按：事当僖公二十一年。《经》云：“宋人齐人楚人盟于鹿上。”《公》、《谷》无说。《左传》云：“春，宋人为鹿上之盟，以求诸侯于楚，楚人许之。公子目夷曰：‘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幸而后败。’”为《史记》所本。
又：“[十二年]秋，诸侯会宋公盟于盂。目夷曰：‘祸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于是楚执宋襄公以伐宋。”
今按：《经》云：“秋，宋公、楚子、

中国历史上经典的神话故事

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盂，执宋公以伐宋。”《左传》云：“诸侯会宋公于盂。子鱼(即目夷)曰：‘祸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于是执宋公以伐宋。”当为《史记》所本。《公》、《谷》有说，与此亦不类。
又：“十三年夏，宋伐郑。子鱼曰：‘祸在此矣!’”
今按：事当僖公二十二年。《经》云：“夏，宋公、卫侯、许男、滕子伐郑。”《公》、《谷》无说。《左传》云，“夏，宋公伐郑。子鱼曰：‘所谓祸在此矣!’”当为《史记》所本。
又：“十四年夏，襄公病伤于泓而竟卒，……”
今按：《经》云：“夏五月庚寅，宋公兹父卒。”《公》、《谷》皆不及其致死之由。《左传》云：“夏五月，宋襄公卒。伤于泓故也。”为《史记》所本。
《晋世家》：“十月，里克杀奚齐于丧次，献公未葬也。”
今按：事当鲁僖公九年。《经》云：“冬，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左传》云：“十月，里克杀奚齐于次。书曰：‘杀其君之子。’未葬也。”与《公》、《谷》异。为《史记》所本。
又：“五年，晋伐秦，取新城，报王宫役也。”
今按：事当文公四年。《经》云：“晋侯伐秦。”《公》，《谷》无说。《左传》云。“秋，晋侯伐秦，围祁新城，以报王官之役。”为《史记》所本。
又：“秋，齐、宋，卫、郑，曹`许君皆会赵盾，盟于扈，以灵公初立故也。”
今按：事当文公七年。。《左传》云：“齐侯，宋公、卫侯，*，陈侯，
郑伯、许男，曹伯会晋赵盾盟于扈，晋侯立故也。”为《史记》所本。
又：“八年，周顷王崩，公卿争权，故不赴。”
今按：事当鲁文公十四年。又见年表，用《左氏》义也。
又：“十三年，鲁成公朝晋，晋弗敬。”
今按：事又见《鲁世家》，用《左氏》义也。
《郑世家》：“釐公五年，郑相子驷朝釐公，釐公不礼。子驷怒，使厨人药杀釐公，赴诸侯曰，‘釐公暴病卒。’”
今按：事又见年表，用《左氏》义。惟此段记载较详，或更有所本，但其义与《左氏》不相忤也。
刘向《说苑?复恩》：“楚人献鼋于郑灵公。公子家见，公子宋之食指动，谓子家曰：‘我如是，必尝异味。’及食大夫鼋，召公子宋而不与。公子宋怒，染指于鼎，尝之而出。公怒欲杀之。公子宋与公子家谋先，遂弑灵公。”
今按：此述《左传》宣公四年之文也。其下又云：“子夏曰：‘《春秋》者，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渐以至焉。’”述《左氏》，而引子夏论《春秋》之言，则其意谓《左氏》传《经》者也。
《说苑?指武》：“宋围曹，不拔。司马子鱼谓君曰：，文王伐崇，崇军其城，三旬不降，退而修教，复伐之，因垒而降。今君德无乃有所阙乎?胡不退修德，无阙而后动。”
今按：事见鲁僖公十九年。《经》云：“宋入围曹。”《左传》云：宋入围曹，讨不服也|……”与《说苑》所述同，其所本也。
《说苑?修文》：“生而相与交通，故曰留宾，自天子至士各有次。赠死不及柩尸，吊生不及悲哀，非礼也。故古者，吉行五十里，奔丧百里。赗赠及事之谓时，时，礼之大者也。”
今按；《荀子?大略》云：“送死不及柩尸，吊生不及悲哀，非礼也。故吉行五十，奔丧百里。赗赠及事，礼之大也。”盖为刘氏所本。但《左传》隐公元年亦有云：“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与《荀子》义同。则知《左氏》“礼也”、“非礼也，云
云，固自有其根据，非刘氏杜撰明甚。
又：“《春秋》曰，‘庚戌，天王崩。’《传》曰：‘何以不书葬?天子记崩不记葬，必其时也。……’必其时奈何了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三日而殡，三月而葬；士庶人二日而殡，二月而葬。皆何以然一日，礼不豫凶事，死而后治凶服。衣衰饰，修棺椁，作穿窆宅兆，然后丧文成，外亲毕至……。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毕至；诸侯五月而葬，同会毕至；大夫三月而葬，同朝毕至；士庶人二月而葬，外姻毕至也。”
今按：以上所云“《传》曰”，乃《公羊传》。“必其时奈何”以下，则《左氏》义也。《左》隐元年云：“秋七月，天王使宰晅来归惠公，仲子之赗。缓，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赠死不及尸，
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
以上《左氏》书法及缘经立说之语凡四十六条，散见于《国策》、《礼记》、《史记》、《说苑》等书；仅凭“窜入”二字，似不足以服人之口而餍人之心。虽然，谓《左传》书法非后人所窜加，亦非即谓《春秋》有如此之书法也。《左传》诠经之义非必即《春秋》作者之义；自谓得《春秋》真义者，除此外，传世者尚有《公》、《谷》二传，孔子不复生，将谁使定三家之诚乎?又《史记?赵世家》云：“孔子闻赵简子不请晋君，而执邯郸午保晋阳，故书《春秋》曰：“‘赵鞅以晋阳叛。’”非三家义，或出太史公本人之诠释。故三传之书法义例亦皆只是其本身所有义，非必真属于《春秋》也。而谓《春秋》为“断烂朝报”者，自亦不当，吾人如能类比《春秋》记事之法，归纳之亦自有其条理，如《史记事孔子世家》谓：“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贱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今按；称吴、楚为“子”及“狩于河阳，之义，塙为《春秋》所有。如能用此法排比其义，作一《春秋义法疏证》，自能胜过三传之解经也。
前人有因《左传》书法有乖忤处，而疑其伪者，然乖忤与伪窜固不能混为一谈。又有因书法、凡例多有截断上下文字之处，疑为后人伪加者，此自有相当之理由。然书法，一凡例与《左传》记事，固非同一来源。盖《左传》之记事本与各国策书旧文，《左氏》作者取而编裁，再加入当时之礼俗禁忌等以成其所谓书法、凡例者。至遂谓孔子本之而修经，则亦妄谈耳。以《左传》来源非一，故有不相协之处。此义后有详论。总之，《左传》之书法、凡例等，自《左传》撰述之初，即与各国策书之记事合编为《左氏春秋》(余谓其初名此，详后)，非出后人之窜加也。
二、论凡例
杜预《春秋序》曰：“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尊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又曰。“其发凡以言
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是谓《春秋》乃孔子本周公之垂法币修，其中之义例，且非仅史书旧章。抑亦经国常制也。义例中又有所谓变例、凡例。清人校上《春秋释例》言曰：“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于‘凡’。《左传》称‘凡’者五十，其别四十有九，皆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因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诸称‘书’、‘不书’、‘先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辞，发大义；谓之变例。”是则凡例乃如天经地义未容评衡者。刘师培则反对此说，谓“凡”与不“凡”，无新旧之别，其言曰：
“汉儒旧说，‘凡’与‘不凡’，无新旧之别，不以五十‘凡’为周公礼经。明经为孔子所作，经文书法，创自孔子也。杜预以下，悉以五十‘凡’，为周公旧典，魏、晋以前，未闻斯说。今以本传证之，庄十一年‘得隽曰克’，成十二年‘自周无出’，《传》均言‘凡’。又隐元年云：‘如二君故曰克。’侶二十四年云：‘天子无出。’《传》文均弗言‘凡’。两文互较，厥例实符。周、孔之分，新旧之别，果安在耶?后世疏明杜例，至以《易》数大衍相拟，斯愈弗足辩矣。”(《春秋左氏传例略》，载《中国学报》第二期)
是谓凡例与书法无别，无周公、孔子之分。然不云为后人之伪窜或乖忤也。而远在唐代，于《左传》凡例固已有大事攻击者矣。啖助云：
“凡媵，常事，不书。公子结，为遂事起本也；三国来媵，非礼也，故书。《公羊》云：‘媵不书。’《谷梁》云：‘媵，浅事也，不志。’此说皆是。《左氏》云：‘凡诸侯嫁女，同姓媵之，异姓则否。’若然，则莒姓己，邾姓曹，此二国同姓至少，如嫁女，孰为媵乎?恐此礼难行，今不取。”(《春秋集传纂例?婚姻例媵》)
赵匡语尤专悍，云：
“刘歆云：‘左氏亲见夫子。’杜预云，‘凡例皆周公之旧典礼经。’按其《传》例云：‘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然则周公先设弒君之义乎?又云：‘大用师曰灭，弗地曰入。’周公先设相灭之义乎?又云：‘诸侯同盟，薨则赴以名。’又是周公令称先君之名以告邻国乎?虽夷狄之人，不应至此也。”(《春秋集传纂例?赵氏损益义第五》)
其后宋刘敞之《春秋权衡》，对凡例亦加攻击，论证最详。清姚际恒之《春秋无例详考》，则并三传而论者。余亦有《略论“五十凡”》一文载于潜社《史学论丛》第二期，于凡例之大半曾逐条驳辨，有言曰：
“夫所谓‘凡’者，全称肯定或否定之辞。有一例外，即难言‘凡’，况多例外乎?”
盖每一凡例之立，颇多例外，故有是言，结论云：
“以上所论及者共二十‘凡’，由此吾辈知非特孔子未本之修《春秋》，即修《左传》者亦不晓何所谓‘凡’也。杜预所谓为例之情有五者，亦杜预之说已耳。……今所论者，虽仅
二十，然大体已知其价值如何，不待另估矣。
意谓不特凡例本身乖忤，亦非修《左传》者所知，乃出后人之窜加者。故其价值甚低，不待另估也。此全为今文家说法。以今日言之，则颇须另估矣。自啖助以来之攻击凡例者，莫不就凡例本身之乖忤及矛盾而言。余前以言之，此不足为窜加之良好证据，盖凡例与《春秋》，及《左氏》所本之策书，本为三事。《春秋》记事，未本凡例而言，有以上诸家之考订，已成铁案。《左氏》记事之文亦与凡例无涉。凡例者，乃《左传》编者同时流行之礼论也。当时虽有其论，而未必有人本之实行，尤未必有人本之修史。《左氏》成书之来源，当以啖助所论最为得当，余此文终了之结论，亦大体与其相似而略有修正耳，其言曰：
“予观《左氏传》，自周、晋，齐、宋等国之事最详，晋则每出一师，具列将佐，宋则每因兴废，备举六卿。故知史策之文，每国各异。左氏得此数国之史以授门人，义则口传，未形竹帛；后代学者，乃演而通之，总而合之，编次年月以为传记。又广采当时文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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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兼与子产、晏子及诸国卿佐家传，并卜书、梦书及杂占书、纵横家、小说，讽谏等，杂在其中，故叙书虽多，释意殊少，是非交错，混然难证。”(《春秋集传纂例?三传得失议第二》)
此论自不能完全同意，然其谓《左氏传》之来源非一，则可取。盖凡例、书法等亦《左传》编者取当时通行礼论加杂纪事中者也。《小戴礼记》内多有类似《左氏》凡例之记载，如云：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国，不以隐疾，大夫士之子不敢与世子同名。”(《内则》)。
“凡讣，于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长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君讣于他国之君，曰：‘寡君不禄，敢告于执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禄。’大子之丧曰：‘笋君之适于某死。’”(《离记上》)
此例甚多，不胜枚举。句首冠以“凡”字，意谓凡有某事必须如此也。是以知此等体裁，实为当时说礼者之共有公式。然仅此仍不足说明凡例非后人所窜加，盖后人尽可仿其体而为之也。则别有证焉。一、《左传》凡例见引于《尚书大传》，如云：“凡宗庙有先王之主曰‘都’，无曰‘邑’”（唐释湛然《止观辅行传宏决》卷第四之三引）。《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有云：“凡邑文，非礼也，之义，如无此凡酗寒传》义悬空，而《左氏传》义，经上节之考订，知其并非窜加，则此凡例亦无可疑之处也。此外如隐公十一年：“冬十月，郑伯以虢师伐宋。壬戌，大败宋师，以报其入郑也。宋不告命尹故不书。凡渚侯有命，告则书，不然则否。师出臧否，亦如之。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又如文公“十四年春，顷王崩。周公阅与王孙苏争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则不书；祸、福，不告亦不书。惩不敬也。”皆所以说明《传》义者，盖书法乃谓某事之当然，凡例则说明其所以然。至其义例是否有当，乃当别论者也。
《左传》之直“凡”，可分三类。若其言“书”，“不书”，如：“凡诸侯之女行，唯王后书”，“凡物不为灾不书”，是为史官修史时之法则，今简谓之“史法”，凡例中属于此者共九条。若其言“日”，言“为”，如“凡师能左右之日，以”，“凡平原出水为，大水”，为修史时之属辞，今简谓之“书法”，凡例属于此者共二十二条。若其言礼言常，如“天灾有币无牲，非日月之眚不鼓”，“凡侯伯救患分灾讨罪，礼也”，是为通行礼论，今简谓之“礼经”，凡例属于此者共十九条。凡例各类性质本非相同，礼经之类，谓为周公垂法，经国常制尚可；至于“凡师能左右之自‘以’”，“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灾’”之类，不过一字之诂，何以能有大当于国事?况弒君称君之类，岂真周公自定弒君之例乎?故谓周公垂法者，不待攻而自破矣。其谓创自孔子者，则《春秋》记事，与之多有乖忤（详见拙作《略论“五十凡”》一文，是知孔子亦未本之而修《经》。谓为刘歆之徒所窜加，则本节之论又足够其说。故今日可下结论曰：“《左氏》之凡例与书法同一来源，皆为《左传》原编者所随意加入者。”
三论“君子曰”
“君子曰”云云，先秦书籍中多有之，如诸子及《国策》、《国语》等书是。《左传》中亦有所谓“君子曰”，其性质与诸子、《国策》等书同，皆作者对于某事某人所下之论断也。此项论断或为其本人之意见，或为取自他人之议论，在当时固能代表一部分人之意见，而事过境迁，前人所认为公平论断者，在后人或视为荒谬不经，此《左传》“君子曰”为后人附益说之起因也。《朱子语类》卷八三云，“林黄中谓《左传》‘君子曰’是刘歆之辞”，是为疑“君子曰”之辞之始。清今文家出，掊击《左传》不遗余力，于是“君子曰”为伪窜说益盛，而《左传》任何部分之伪窜无不出于刘歆之手矣。但于古籍中所见之反证甚多，余前曾有《论“君子曰”》一文，载于浙江省立图书馆《文澜学报》第二期，由《国语》、《韩非子》、《史记》等证书《左传》“君子曰”非出后人窜入。此义实发自刘师培，余论不过加详而已。然前文疏漏仍多，今再重论之如下。
《国语》中“君子曰”云云，共有多处，今具引之如下：。
《晋语一》，“十七年冬，公使太子伐东山。里克谏曰：……公不说。里克退，见太子。太子曰：‘君赐我偏衣、金玦，何也?’里克曰：‘夫为人子者，惧不孝，不惧不不得。……孺子勉之乎!’君子曰：‘善处父子之间矣。’”
“……至于稷桑，狄人出逆，申生欲战。狐突谏曰，‘不可。……，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欢也，……不战而反，我罪滋厚。我战死，犹有令名焉。’果败狄于稷桑而反。谗言益起，狐突杜门不出。君子曰：‘善深谋也。’”
《晋语二》：“二十六年，献公卒。里克将杀奚齐，先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将杀孺子，子将如何?’荀息曰：‘死吾君而杀其孤，吾有死而已，吾蔑从之矣!’……于是杀奚齐、卓子及骊姬，而请君于秦。既杀奚齐，荀息将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辅之。’苟息立卓子。里克又杀卓子。苟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穆公问冀芮曰：‘公子谁恃于晋？’对曰：‘臣闻之，亡人无党，有党必有仇。夷吾之少也，不好弄戏，……及其长也，弗改。故出亡无恶于国，而众安之。不然，夷吾不佞，其谁能恃乎?’君子曰：‘善以微劝也。’”
《晋语四》：“子犯曰：‘二三子忘在楚乎?偃也闻之，战斗直为壮，曲为老，未报楚惠而抗宋，我曲楚直，……’退三舍避楚。楚众欲止。子玉不肯，至于城濮，果战，楚众大败。君子曰：善以德劝。”
《晋语六》：“卻至甲冑而见客，兔冑而听命，曰：‘君子外臣至，以寡君之灵，閒蒙甲冑，不敢当拜君命之辱；为使者故，敢三肃之。’君子曰：‘勇以知礼。’”
《晋语七》：“公曰：‘微子，寡人无以待戎，无以济河。二三子何劳焉，子其受之。’君子曰：‘能志善也。’”
以上诸事亦见于《左传》，惟《左传》仅僖公九年荀息死节一段有：“君子曰：《诗》所谓‘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芍息有焉。”虽与《国语》繁简不同，而意义类似。由此诸条，益知此种体裁为先秦史家所共有，非独《左传》有之也。然今文家固谓《左传》、《国语》本一书，窜之于《左传》，何弗能益之于《国语》耶?则又有说，当知上列《国语》之文皆《晋语》也，岂非予吾人以暗示，曰：“君子曰”之体裁尤为晋国史家所习用乎?如谓为刘歆所窜，则何以刘歆不窜入他语，而皆窜之于《晋语》耶?《左传》一书，本出魏人，清姚姬传有云：“余考其书(《左传》)于魏氏事造饰尤甚，窃以为吴起为之者，盖尤多”(《左传补注序》)。《左传》是否吴起所为，虽难肯定，然谓出自魏人，已渐为学术界所公认。然则《左传》中之有“君子曰”，盖当然也，奚待后人附益?而又有证据足助成此说者，则为在《左传》中作“君子如何”者，在《国语?鲁语》中乃作“某某人曰”，如《鲁语》云：
夏父弗忌为宗，烝，将脐僖公。宗人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为宗伯，明者为昭，其次为穆，何常之有?’有司曰：‘夫宗庙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长幼而等冑之亲疏也。……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汤，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也，未尝跻汤与文、武为不逾也。鲁未若商、周而改其常，无乃不可乎?……’”
《左传》文公二年作：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庙，跻僖公，逆祀也。于是夏父弗忌为宗伯，尊僖公，且明见曰，，吾见新鬼大，故鬼小。。。。。。。，君子以为失礼。礼无不顺。祀，国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谓礼乎?……故禹不先鲧，汤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窟；宋祖帝乙，郑祖厉王，犹上祖也。……”
二者字句虽有不同，而意义则一，是知《左传》作者变鲁宗人有司之言为君子之说也。此外尚有本于他人之议论者，如《左传》襄公三年有云：
“祁奚请老，晋侯问嗣焉。称解狐，其仇也，将立之而卒。又问焉，对曰：‘午也可!’于是羊舌职死矣。晋侯曰：‘孰可以代之?’对曰：‘赤也可。’于是使祁午为中军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谓：‘祁奚于是能举善矣!称其仇不为谄，立其子不为比，举其偏不为党。《商书》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其祁奚之谓矣。僻狐得举，祁午得位，伯华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举善也。夫唯善，故能举其类。《诗》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此段事实为先秦人士所艳称，君子所谓亦有所本也，《吕氏春秋?去私》云：
“晋平公(今按，应作悼公)问于祁黄羊曰：‘南阳无令，其谁可而为之?’祁黄羊对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仇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仇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居有间，平公又问祁黄羊曰：‘国无尉，其谁可而为之?’对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于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子也。’乎公曰：‘善。’又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孔子闻之曰：‘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
祁黄羊即祁奚，二书所记略异，而祁奚之得称赞则一，是国人及孔子即《左传》所谓君子之前身也。又《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有云：
“叔向曰：‘乐王鲋从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举不弃仇，内举不失亲，其独遗我乎？”亦于祁奚有良好批评，是知《左氏》君子之称美祁奚，既取自孔子，又取于叔向也。非特《左氏》“君子曰”多为当时之名言谠论所化，而《左氏》中某人之言论，在他处亦有化为“君子曰”者。如《说苑?君道》云：
“宋大水，鲁人吊之曰：‘天降淫雨，……延及君地，……使臣敬吊。’宋人应之曰：‘寡人不佞，斋戒不谨，……天加以殃，又遗君忧，拜命之辱。’君子闻之曰：‘宋国其庶几乎！’问曰：‘何谓也?’日：‘昔者夏桀、殷纣不任其过，其亡也忽焉。成汤、文、武知任其过，其兴也勃焉。夫过而改之，是犹不过也。故曰“其庶几乎!”宋人闻之，夙兴夜寐，早朝晏退，吊死问疾，戮力宇内，三年岁丰政平。响使宋人不闻君子之语，则年谷未丰而国未宁。《诗》曰：‘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此之谓也。”
《左传》庄公十一年载有此事云：
“秋，宋大水。公使吊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吊?’对曰：‘孤实不敬，天降之灾，又以为君忧，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兴！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国有凶，称孤，礼也。言惧而明礼，其庶乎!’”
是知《说苑》君子之言即臧文仲之言，因之亦知《左氏》君子之言亦多有所本也。盖《国语》编者仅知采用各国史料，未能融化，故于他国之语未加入“君子曰”之辞，而其所已有某人之议论，则亦未加修改也。
以上所论，谓“君子曰”为晋人所习用，正应为《左传》所原有，然疑之者或并持，《晋语》所有变出后人附益，则又有反证焉，《韩非子》及《史记》亦多引用《左氏》“君子曰”。《韩非子难四》有云：
“郑伯将以高渠弥为卿，昭公恶之，固谏不听。及昭公即位，惧其杀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亶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恶矣!’公子圉曰：‘高伯其为戮乎，报恶已甚矣!’”
此事见于《左传》桓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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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其文云：
“初，郑伯将以高渠弥为卿，昭公恶之，固谏不听。昭公立，惧其杀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亶。君子谓昭公知所恶矣。公子达曰：‘高伯其为戮乎，复恶已甚矣!’”
两者文字，完全相同，当为韩非因袭《左传》。倘谓《韩非子》所引亦出伪窜，则韩非尚有对此事及“君子曰”之批评，曰：
“或曰：公子圉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于难者，报恶晚也。然则高伯之晚于死者，报恶甚也。明君不悬怒，悬怒则臣罪轻举以行计，则人主危。故灵台之饮，卫侯怒而不诛，故褚师作难；食鼋之羹，郑君怒而不诛，故子公杀君。君子之举知所恶，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诛焉，以及于死，故知所恶，以见其无权也。人君非独不足于见难而已，或不足于断制。今昭公见恶，稽罪而不诛，使渠弥含憎惧死以侥幸，故不免于杀，是昭公之报恶不甚也。”
此岂后人所得附益?则知《左传》之原有“君子曰”已成铁案矣。
此外《史记》中所载“君子曰”之辞，今亦具引之如下：
《秦本纪》：“三十六年，缪公复益厚孟明等，使将兵伐晋，渡河焚船，大败晋人，取王官及鄗，以报郩之役。晋人皆城守不敢出。于是缪公乃自茅津渡河，封豭中尸，为发丧，哭之三日。……君子闻之，皆为垂涕，曰：‘嗟呼!秦缪公之与人周也……’”
又；“穆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人，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君子曰：‘秦穆公广地益国，东服强晋，西霸戎夷，然不为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弃民，收其良臣而从死。且先王崩，尚犹遗德垂法，况夺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复东征也。’”
此二事俱本于《左传》，首段见文公三年，有云：“君子是以知秦公之为君也，举人之周也。次段见于文公六年，有“君子曰”云云，与《史记》略同，惟文稍繁耳。
《鲁周公世家》：“[亡襄公]五年，季文子卒，家无衣帛之妾，厩无食粟之马，府无金玉，以相三君。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
《左传》此段亦有“君子曰”文，较繁。
《宋微子世家》：“宣公病，让其弟和，曰：‘父死子继，兄死弟及，天下之通义也。我其立和。’……君子闻之，曰：‘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其弟以成义。然卒其子复享之。’”
《左传》隐公三年作：“君子日：‘宋宣公可谓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飨之，命以义夫!’”
又：“文公卒，子共公瑕立，始厚葬。君子讥华元不臣矣。”
《左传》亦有此文而较繁。
《晋世家》：“苟息曰：‘吾不可负先君言。’十月，里克杀奚齐于丧次，献公未葬也。荀息将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齐弟悼子而傅之。’苟息立悼子而葬献公。十一月，里克弒悼子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诗》所谓“白珪之玷，犹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其荀息之谓乎？不负其言。”
《左传》僖公九年“君子曰”语与此同。
又；“悼公问群臣可用者，祁傒举解狐。解狐，徑之仇。复问，举其子祁午。君子曰：‘祁傒可谓不党矣!外举不隐仇，内举不隐子。’”
《左传》襄公三年有此故事，已见上文所引，“君子曰”之意义亦相同。
凡以上所引“君子曰”，文皆无后人伪窜之痕迹，则“君子曰”为《左传》原有，盖无疑问矣。
四《左传》古本说
《汉书?艺文志》载《春秋经》十一卷，《公羊》、《谷梁》各十一卷，《左氏传》三十卷，是知《左氏》与《经》别行。因其记事多而书法少，不若《公》、《谷》之因《经》立义，故西汉人多已不知其书为传《经》。及经刘歆表扬，引《传》解《经》，乃反遭诸儒之反对。终汉之世，《经》、《传》别行，至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始“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而因之乃有一事隔为两年者，致使辞声不接，形式乖忤。若《经》与《传》别行，则前后相接，此弊可免。然分《传》解《经》者，如能打破每年冠年，每月冠月之例，而以事为主，年月之上不碍有字，离碎之弊亦可免。余前曾作此工作，即以不同年月事实相接之文字抄出，以求《左传》古本之面目，后见俞樾之《左传古本分年考》一文(见《曲园杂纂》第十四)，与余之工作，不谋而合。既不敢以开创自居，亦不甘自认钞袭也。今列前文数段于后，以见《左氏》之真象。
一、“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
《经》：隐公元年：“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
今按：自“惠公元妃孟子”一段，至“摄也”，实不可分，前段乃说明隐公摄位之由者。杜预强置《经》前，殊失当。
二、桓公七年：“冬，曲沃伯诱晋小于侯，杀之。”
八年：“春，灭翼……冬，王命虢仲立晋哀侯之弟缗于晋。”
今按，此三事实相连系者，因曲沃伯之杀小子侯乃灭翼，因翼灭，王乃立缗于晋。实不可分也。以下直列前后文，读者自能看出，不再加说明。
三、庄公八年。“初，公孙无知虐于雍廪。，九年：“春，雍廪杀无知。，
四、罐庄公十三年。“宋人背北杏之会。，十四年；“春，诸侯伐宋，。。。。。T，
五、庄公十八年：“初，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以叛，围而杀之。迁权于那处，使阎敖尹之信。及文王即位，与巴人伐申而惊其师。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取之，遂门于楚。阎敖游涌而逸，楚子杀之。其族为乱，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十九年：“春，楚子御之，大败于津。还，鬻拳弗纳。遂伐黄，败黄师于躇陵。”
六、僖公三年：“齐侯与蔡姬乘舟于囿，荡公。公惧变色，禁之，不可。公怒归之，未之绝也；蔡人嫁之。”
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
七、僖公二十三年：“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遂奔狄。……乃送诸秦。秦伯纳女五人，怀赢与焉，奉沃盥，既而挥之。怒曰霉，。。。。“何以卑我?公子惧，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于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赵衰曰：‘重耳拜赐。’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纳之。不书，不告入也。”
八、成公四年：“晋赵婴通于赵庄姬。”
五年：“春，原、屏放诸齐。婴曰：‘我在，故栾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忧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
九、襄公二十五年：“会于夷仪之岁，齐人城郏。其五月，秦、晋为成。晋韩起如秦莅盟，秦伯车如晋莅盟，成而不结。”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晋修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员。行人子朱曰：……”
十、襄公二十六年：“齐人城郏之岁，其夏，齐乌余以廪丘奔晋。袭卫羊角，取之。……于是范宣子卒，诸侯弗能治也。及赵文子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于晋侯日：‘晋为盟主，诸侯或相侵也，则讨而使归其地。今乌余之邑，皆讨类也。而贪之，是无以为盟主也。请归之!’公曰；‘诺。孰可使也?’对曰：‘胥梁带能无用师。’晋侯使往。”
二十七年：“春，胥梁带使诸丧邑者，具车徒以受地，必周。使乌余具车徒以受封，乌余以其众出。使诸侯伪效乌余之封者，而遂执之，尽获之。皆取其邑而归诸侯，诸侯是以睦于晋。”
十一、定公元年：“周巩简公弃其子弟，而好用远人。”
二年：“夏四月辛酉，巩氏之群子弟贼简公。”
十二、哀公十一年：‘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弗听。”
十二年 ：“春，王正月，用田赋。”
其他例证尚多，读者可参考俞樾之《左传古本分年考》，俞氏与余所举之例亦有不同。后之刊《经》，《传》者，如能免去每年必以年建首，年前文字割归上年尾之陋习，则文义可通；无文法鹘突之尸病矣。
下篇论《左传》与《国语》之关系
一 近人对子此问题研究之已有成绩
近十年来，中外学者于《左传》、《国语》等问题，类能抛弃家法成见，用比较或统计方法，以求其相互之关系及其本身之真相。作者研讨此问题之先，愿将著名之诸家意见，作一介绍，以见此问题研讨所至之阶段焉。
第一，本人所愿提出介绍者为瑞典人高本汉。彼用比较文法之方法，于《左传》、《国语》二书之研究皆有良好之成绩。高氏所著有《左传真伪考》一书，已由陆侃如君译出，今撮述其重要结论于次。一、从文法上证明《左传》非鲁人作。彼曾选用七种助词作为比较标准。(一)“若”与“如”；(二)“斯”作“则”字解；(三)子“斯”作“此”字解；(四)“乎”作“於”字解；(五)“与”字作疑问语尾；(六)“及”与“与”；(七)“於”与“于”。所用与《左传》比较者为《论语》、《孟子》等鲁人之作品，假定此等书所用之语为：“鲁语”，《左传》所用之语为“左语”。比较结果：《左传》文法与《论语》，《孟子》大多不同。故《左传》既非孔子所作，又非孔门弟子或“鲁君子”所作。二、在以上七项文法标准之外，又加两项，一为“吾”，“我”、“予”，一为“邪”与“耶”，共计九项，以与《国语》互相比较，结果，仅有第一项“如”与“若”用法，《国语》与《左传》不同，其余八项皆相符合。故谓二书为用同一方言人所作。但因第一项之微异及二书内容之不同，又决非一人之作。故其说虽接近今文家之主张，但非完全相同。
第二，本人所愿提出介绍者为卫聚贤。卫氏撰有《冬古史研究》一书，内容为《春秋》、《左传》及《国语》之研究。于三书撰述时期、作者，内容及传授问题多所探讨。彼多用统计及比较之方法。彼亦曾用方音上之证据及《春秋》、《左传》、《国语》分国记事详简之统计说明《左传》著者为晋人而非齐、鲁人，此与高本汉之说相近。但彼进而欲证明《左传》为子夏居西河所作，因传于左氏人吴起，故有“左氏”之名。彼于《国语》，则用比较明显法，说明：一、《周语》不取《左传》；二、《鲁语》采取《左传》；三、《齐语》非釆自《左传》与《管子》；四、《晋语》采取《左传》；五、《楚语》、《吴语》亦非采自《左传》。又用记载详确法售记载袒护法及所用方音、他人见证等说明：一、《国语》记载吴、越事较《左传》详确，证明其为吴越附近人所作；二、《国语》记载袒护楚国，证明其为与楚国有关人作品；三、《国语》多用《楚国》言语，证明其为楚国作品。又谓楚之《梼杌》即楚之《国语》。卫氏此种说法，颇多牵强琐屑，其可取之处，即《左传》、《国语》二书终非一书之分化一点是也。
第三，本人所愿提出介绍者为冯沅君。冯氏虽无专书讲此问题，然曾于《新月》杂志发表有《论<左传>与<国语>的异点》一文(收入《<左传>真伪考及其他》一书)。彼用比较方法，说明二书共说一事而二文不同之处凡十五则，并引哀十三年《传》疏结束云：“……《经》据鲁史策书，《传》采鲁之简牍。鲁之所书，必是依实。《国语》之书，当国所记，或可曲笔直己，辞有抑扬，故与左异者多矣。郑玄云：‘不可依《国语》乱周公所定法。’玄云《国语》非丘明所作，凡有共说一事，而二文不同，必《国语》虚而《左传》实，其言相反，不可强合也。”冯氏以为不仅“共说一事，而二文不同”之处，可以说明二书之不可强合，并由文法组织上亦可说明二书之不同。此点之结论殊与高本汉相反。盖高氏之说实有疏忽。冯氏重作统计，说明《左》、《国》二书用字之不同。所用之字，计为：一、关于“於”、“于”之用法；二、“与”和“及”之用法；三、“邪”(耶)之用法；四、“奈”字之引用。由以上之诸种证明，于是谓《左传》与《国语》乃各不相干之二书也。
第四，本人所愿提出介绍者为《燕京学报》第十六期之两籯文章，一为孙海波君之《国语真伪考》，一为卜德(DerkB dde)君之《<左传>与<国语≥》。孙君之意见为：一、因《汉志》言《左氏传》三十卷，与《经》卷数不合，是知刘歆引以解《经》，实未尝割裂比附，今本《国语》未得为其编纂之余；二、因《国语》记事重出于《左传》者六十余事，果皆《国语》旧文，何左氏纪事之重烦愦愦若是?作伪者既已将《国语》所有录入《左传》，至其剩残，不当沓纷复见也；三、两书虽记一事，事实多不相同，如郑人伐滑节中所引《棠棣》之诗，《国语》以为周文公作，《左传》以为召穆公作。若斯之类，不胜枚举，盖二书所据之史策不同，故其记载各殊，使果出诸一人之手，不当如是；四、试取今本《国语》、《左传》及《史记》所共同涉及之史迹，而比较其细节之同异，则《史记》所本者为今本《左传》而非今本《国语》。《左传》同于《国语》，复见引于《史记》者约八事，比较结果，知史迁之谱十二诸侯，所本者为《左传》(即原本《国语》)；而今本《国语》，当时似尚未成书。有此四事，足知《国语》与《左传》，非一书之化分也明矣。孙君不仅因《史记》之引《左传》不及《国语》而云《国语》为晚出，且因《国语》本书叙事之沓复，笔墨之异趣，以为显非出于一人之手，而为一时之书也。孙君虽诋《国语》，然亦不信《左氏传》为传《经》者，谓其即为原本《国语》，今本《国语》则刘歆辈所伪造也。
卜德君之意见为：一、据二书引《诗》之多寡；二、因二书用“帝”及“上帝”之多寡不同，可证二书原非一物。以后又引钱玄同所论关于《左》、《国》二书之语，而解答之。篇幅不长，无甚精义。
第五，童书业先生于《浙江图书馆馆刊》四卷一期发表有《<国语>与<左传>问题后案》一文，其所得结论为：一、以《史记·周本纪》所载《国语》语与《国语》对照，知《周语》售《郑语》等在《史记》前已存在；二、以《国语》与《左传》相同文字对照，知《国语》出现在《左传》前；三、《左传》原名为《左氏春秋》，盖非传《经》之作；四、《左传》与《国语》非一书之分化，其证为：(一)记事重复；(二)记事冲突；(三)文法不同；(四)文体绝异；(五)古史传说冲突。五、《国语》中《齐语》、《吴语》、《越语》晚出。
以上六人说法，虽立证取材各有不同，而结论则有共同之点，即《左传》、《国语》本非一书是也。高本汉之说法虽接近今文家之主张，然亦不能说《左》、《国》本为一书。卫聚贤氏谓《国语》为楚人作，亦乏坚强之证据。案：《晋书·束皙传》载魏襄王(或云安釐王)墓发现有《国语》三篇，言楚、晋事。故《国语》之编辑，当出魏国也。孙海波君之说《左》、《国》非一书，自得其当，然以为《史记》未引《国语》，因谓其书晚出，实较疏忽，《周本纪》、《孔子世家》固多引《国语》之文，盖《左》、《国》同具之事，史迁多引《左传》；《左》所无者，则引《国语》也。谓《左氏传》原非传《经》之作亦失当，读者参阅本文上章可知。然而问题之大体趋于解决者，则为《左》、《国》本非一书一点。守康有为氏之说者，有钱玄同氏，其言曰：
“一、《左传》记周事颇略，故《周语》所存春秋时代的周事尚详。二、《左传》记鲁事最详，而残余之《鲁语》所记多半是琐事。……三、《左传》记齐桓公霸业最略，所谓‘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的政迹，竟全无记载，而《齐语》则专记此事。四、《晋语》中同于《左传》者最多，而关于霸业之荦荦大端，记载甚略，《左传》则甚详。五、《郑语》皆春秋以前事。六、《楚语》同于《左传》者亦多，关于大端的记载亦甚略。七、《吴语》专记夫差伐越而卒致亡国事，《左传》对于此事的记载又是异常简略，与齐桓霸业相同。八、《越语》专记越灭吴的经过，《左传》全无”(《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
钱先生据此八点认为《左》、《国》为一书之分化，粗看似有理由，然细探按之，则均可解答。盖二书取材除《齐语》、《郑语》另有所本，《吴》、《越》二语晚出外，其余《周》、《鲁》、《晋》、《楚》诸国语大抵相同，凡有详略，皆《国语》重“言”，而《左传》记动，顾名思义，《语》当记语，《春秋》当记事也（《左传》原名或为《左氏春秋》），此项下有详论。故因二书互有详略一点，即谓二书源本为一，未可云当。且先秦书籍，引用此二书之名称亦不同，详见本章第三节之论证，可以推翻康、崔一派之说。本人于上列诸家所论证之外，尚有所论，足资补证二书非一书之分化者，今述之于后。
二《左》、《国》体裁之不同
《国语·楚语上》有云：
“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道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
以上诸书，叔时所说以教太子箴者也。九类之中，乃有“语”之一种，其功用在“使明其德”，或即今日所见《国语》一流之书。春秋讲褒贬，故志道废兴，语盖嘉言谠论之总集也。以今日之《国语》与《左传》比较，实虚多而实少，二书同载一事，多为《左》传其动态，而《国》记其言谈，此例甚多，今检列若干条于后。
一、《周语中》：“晋文公既定襄王于郏，王劳之以地。辞，请隧焉。王弗许，日：‘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备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余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宁宇，以顺及天地，无逢其灾害，先王岂有赖焉。内官不过九御，外官不过九品，足以供给神祇而已。……’文公遂不敢请，受地而还。”
《左》僖二十五年：“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杀之于隰城。戊午，晋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请隧，弗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与之阳樊、温、原，櫕茅之田。晋于是始启南阳。”
《周语》王言甚长，未具引，《左传》则甚略；此外类此者尚多，所有引文，读者可自比观，不再加说明。
二、《周语中》：“王至自郑，以阳樊赐晋文公。阳人不服，晋侯围之。仓葛呼日：‘王以晋君为能德，故劳之以阳樊。阳樊怀我王德，是以未从于晋。谓君其何德之布，以怀柔之，使无有远志?今将大泯其宗祊，而蔑杀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军之所寻，将蛮、夷、戎售狄之骄逸不虔，于是乎致武。此羸者阳也，未狎君政，故未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征，其敢逆命，何足以辱师!君之武震，无乃玩而顿乎?臣闻之日：“武不可觌，文不可匿。觌武无烈，匿文不昭。”阳不承获甸，而祇以觌武，臣是以惧。不然，其敢自爱也?且夫阳。岂有裔民哉?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何其虐之也?，晋侯闻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阳民。”
《左》僖二十五年：“阳樊不服，围之。苍葛呼曰：‘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谁非王之亲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三、《鲁语上》：“鲁饥，臧文仲言于庄公，曰：‘夫为四邻之援，结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国之艰急是为。铸名器，藏宝财，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国病矣，君奉以名器，请籴于齐。’公曰：‘谁使?’对曰：‘国有饥馑，卿出告籴，古之制也。辰也备卿，辰请如齐。’公使往。从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请之，其为选事乎？’文仲曰：‘贤者急病而让夷，居官者当事不避难，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国家无违。今我不如齐，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与玉磬如齐告籴，曰：‘天灾流行，戾于敝邑，饥馑荐降，民蠃几卒。大惧殄周公、太公之命祀，职贡业事之不共而获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滞积以纾执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职。岂唯寡君与二三臣实受君赐，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实永飨而赖之。’齐人归其玉而予之籴。”
《左》庄二十八年：“冬，饥。臧孙辰告籴于齐，礼也。”
四、《鲁语上》：“晋文公解曹地以分诸侯。僖公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馆。重馆人告曰：‘晋始伯而欲固诸侯，故解有罪之地以分诸侯。诸侯莫不望分而欲亲晋，皆将争先；晋不以固班，亦必亲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鲁之班长而又先，诸侯其谁望之，若少安，恐无及也。’从之，获地于诸侯为多。反，既复命，为之请曰：‘地之多也，重馆人之力也。臣闻之曰：“善有章，虽贱赏也；恶有衅，虽贵罚也。”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请赏之。’乃出而爵之。”
《左》僖三十一年：“春，取济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馆。重馆人告曰：‘晋新得诸侯。必亲其共，不速行更将无及也。’从之，分曹地，自洮以南，东傅于济，尽曹地也。”
五、《鲁语下》：“齐闾丘来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于恭。’闵马父笑，景伯问之。对曰：‘笑吾子之大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以《那》为首。……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阙而为“恭”，楚恭王能知其过而为“恭”。今吾子之教官寮，曰陷而后恭，道将何为?”
《左》哀公八年：“秋，及齐平。九月，臧宾如如齐莅盟。齐阎丘明来莅盟。且逆季姬以归，嬖。”
六、《晋语一》：“武公伐翼，杀哀侯。止栾共子曰：‘苟无死，吾以子见天子，令子为上卿，制晋国之政。’辞曰：‘成闻之：“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唯其所在，则致死焉。报生以死，报赐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废人之道，君何以训矣!且君知成之从也，未知其待于曲沃也。从君而贰，君焉用之?’遂斗而死。”
《左》桓公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陉庭。韩万御戎，梁弘为右。逐翼侯于汾隰，骖缝而止。夜获之，及栾共叔。”
些等例证尚多，今不具引。此皆《国详》详其言论。若《左传》详而《国语》略者，其例亦可得而知也。
一、《鲁语下》：“季武子为三军，叔孙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师，公帅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师，卿帅之，以承天子。诸侯有卿无军，帅教卫以赞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无卿，帅赋以从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无奸慝。今我小侯也，处大国之间，缮贡赋以共从者，犹惧有讨。若为元侯之所，以怒大国，无乃不可乎?’弗从。遂作中军。”
此仍详于语言也，《左传》襄公十一年记事则稍详，而语言仍略：
“季武子将作三军，告叔孙穆子曰：‘请为三军，各征其军。’穆子曰：‘政将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请之，穆子曰：‘然则盟诸。’乃盟诸僖闳，诅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军，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毁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无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为臣，若子若弟。叔孙氏使尽为臣。不然，不舍。
城濮、鄢陵二战，《左传》净描写生动欲活，反观《国语》，则轻轻数语了之，去取之间可知也：
二、《晋语四》：“楚既陈，晋师退舍，军吏请曰：‘以君避臣，辱也。且楚师老矣，必败，何故退?’子犯曰：‘二三子忘在楚乎?偃也闻之。战斗，直为壮，曲为老。未报楚惠而抗宋，我曲楚直，其众莫不生气，不可谓老。若我以君避臣而不去，彼亦曲矣。’退三舍避楚。楚众欲止，子玉不肯。至于城濮，果战，楚众大败。君子曰：‘善以德劝。’”
《左》僖二十八年：“子玉怒，从晋师。晋师退。军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师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师直为壮，曲为老。岂在久乎?……退三舍，楚众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晋侯、宋公、齐国归父、崔夭、秦小于次于城濮。楚师背酅而舍，……子玉使斗勃请战，曰：‘请与君之士戏，君冯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晋侯使栾枝对日：‘寡君闻命矣。’晋车七百乘，韅、靷、鞅、靽。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曰：‘少长有礼，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晋师陈于莘北，胥臣以下军之佐当陈、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曰：‘今日必无晋矣。’子西将左，子上将右。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陈、蔡奔，楚右师溃。狐毛设二旆而退之，栾枝使舆曳柴而伪遁，楚师驰之，原轸、卻溱以中军公族横击之。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楚左师溃。楚师败绩。”鄢陵之战，亦复如是，《左传》于战事之描写最详尽，《国语》仅记当事人之语言而已。由以上多数例证，知《左》、《国》之体例本有不同，虽其所本之史策，或有相同，而去取之间，乃亦有歧异。若谓《左》、《国》之详略互异，即为古文学家割裂之证据，是未达一间之言也。犹有说者，言行本为一致，求其记言而不记行，或记行而忘言，本不可得，故《左传》之中不能毫无言论之记载，《国语》亦未能满幅空言，今日之说明亦只在其各有所偏而已，非谓泾、渭毫不相犯也。
三 西汉以前《左》、《国》名称之不同
刘逢禄氏之《左氏春秋考证》谓：
“《左氏春秋》，犹《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也。直称《春秋》，太史公所据旧名也。冒曰《春秋左氏传》，则东汉以后之以讹传讹者矣。”
是谓《左传》本名《左氏春秋》，名为《春秋左氏传》乃东汉以后之事(按《春秋左氏传》一名，西汉时已成立；此谓东汉以后之以讹传讹，并非事实)。刘氏为今文学大师，然此说尚不为康有为及崔适等所信，盖康、崔多谓《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谓“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于《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一段，亦为后人所伪窜。然在《史记》以前之书籍，如《国策》、《韩非子》、《韩诗外传》等固多有称《左传》为“春秋”者，岂亦后人所窜加耶?
《楚策四》：“《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围聘于郑，未出竟，闻王病，反问疾，遂以冠缨绞王杀之，因自立也。……”又：“虞卿谓春申君日：‘臣闻之《春秋》，于安思危，危则虑安。……”
《魏策三》：“昔者晋人欲亡虞而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马与璧假道于虞。宫之奇谏而不听，卒假晋道。晋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书之，以罪虞公。”
《韩非子·奸劫弑臣》：“故《春秋》记之曰：‘楚王子围将聘于郑，未出境，闻王病而反。因入问病，遂以其冠缨绞王而杀之，因自立也。……’”
《韩诗外传四》：“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围聘于郑，未出境，回王疾，返问疾，遂以冠缨绞王而杀之，因自立。……’”
以上所引《春秋》皆《左传》也，故刘逢禄氏之说自是。但名为《左氏春秋》亦不害其传《经》之事实。《史记》引《公羊》固亦称《春秋》也。《左传》既名《左氏春秋》，而《国语》之见引于先秦书籍中，果何称耶?考《韩非子·说疑》有云：
“其在记曰：‘尧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启有五观，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
所谓“记”者，何书耶?《楚语上》有云：“故尧有丹朱，舜有商均，启有五观，汤有太甲，文王有管、蔡。”。
虽有微异(文王，武王)，大体固同，知《韩非子》之所谓“记”实即《国语》。吾人知先秦书籍引《左传》作“《春秋》之记”或“《春秋》之志”，于《国语》乃名之曰“记”，则知二书本非一书之分化也，
结论
晚今古文学大师，研究《左传》最精者，实推廖平及刘师培。廖平著有《春秋左氏古经说》一书，谓“左氏事业具于《传》，义例出于说，今《传》事说杂陈，乃先秦左氏弟子依《经》编年，(见潘祖荫序)。是谓《左传》本有书法、凡例也。刘师培多单篇论文，如《左氏不传春秋辨》，《周季诸子述左传考》等，皆有极精到之处。本人此文之撰成，，实受此二大师之启迪。斯文果有些微发现，皆前贤所赐也。撰文既竟，可下一结论曰：书法、凡例、解《经》语及“君子曰”等为《左传》所原有，非出后人之窜加，故《左传》本为传《经》之书。《国语》之文法、仲裁、记事、名称等皆与《左传》不同，故二者决非一书之割裂也。至于《左》、《国》二书之创始者为谁，成书者为谁，创作之时代在何时等问题，本人别有考证，今不具论。
(资料来源：前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一九三六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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