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全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博士点新世纪学科展望及信息交流座谈会”发言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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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全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博士点新世纪学科展望及信息交流座谈会”发言选载

【编者按】由《文学评论》编辑部、《文学遗产》编辑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编辑部、南开大学中文系联合举办的“全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博士点新世纪学科展望及信息交流座谈会”，1998年9月26日至29日于天津召开，应邀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国上述学科21个博士点的专家学者、博士生导师。这是本学科所举办的首次“博士点会议”，因此受到广泛注意。会上诸多学者、教授，就本学科博士点建设问题、博士生培养问题，发表了各自高见，颇收切磋琢磨之效。现选载五篇发言如下。
罗宗强：回顾与展望
近年来各种刊物上不断刊出本世纪文学、史学、哲学研究回顾的文章，我觉得这是很好的。研究一段时间，停一停，想一想，如何深入下去，每每有新的发现。这些回顾文章给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差不多所有的回顾文章都提出了本学科在本世纪研究进展的分期问题。有三期、四期、五期的不同分法。分期就涉及分期的标准，如学术思想的变化、研究的规模、深入程度等等。而最主要的一点，是本学科如何从传统学术走向现代学术的过程。就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而言，不少的文章都谈到从王国维开始的国学研究的近代化过程。从王国维到陈寅恪、鲁迅、胡适、闻一多，一直到三、四十年代。在大陆，1950年到1978年是一个阶段；然后是近二十年。对于这几个阶段的反思，似乎对第一个时期即王国维他们那个时期的了解与分析精细一些，而对于1950至1978这一个时期的反思除了徐公持先生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的那篇文章有全面系统的评说外，大多没有作更深入的分析。这里面最为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一个评价标准问题，距离太近，学术上的是是非非，还不可能用完全冷静的旁观者的态度去判断。加之这一时期中情况也并非完全一样，就古代文学研究言，1955年以前、1961、1962年与其它时段也不同。对于这些复杂的情况要作更为冷静的全面的评价，这恐怕还是留给将来好。大家比较一致的评价，是对近二十年来文学研究的成就持肯定的态度。这一点，我也有同感。不过我觉得对这个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成就还应该给予更为充分的肯定。
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近二十年来我们这里（我仅指大陆而言）的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成果都是本世纪以来最好的。古籍整理近二十年来进行了许多大的工程，存世古籍的著录；各种全文、全诗的编纂；重要作家全集的校注、汇释、集评；资料的辑佚、辨伪；等等。无论是从规模、投入力量还是从已出和将要出的成果上，都可以说进展巨大。作家、作品研究的有深度的成果数量也比前此的几个时期多得多，特别是对一些名作家、名著的研究，不惟论著多，且对于许多问题的探讨也已相当深入。从研究涉及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面来说，这个时期也比前此的几个时期广泛。不少以前并未提出来的问题，这个时期提出来了。一些基础性的对后来者功德无量的研究工作，如傅璇琮先生主持的历代诗文系年也正在进行中。
从研究者的角度说，近二十年来在观念上起了重大的变化。对古代文学的评价标准实际上呈现出多元的格局。研究方法也走向多元化，这些方法的运用，有成熟的、有不成熟的、有很不成熟的。与观念和方法多元共存的同时，学科交差也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普遍现象，国学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得到了发扬，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语言学、宗教与神话等等学科广泛介入古代文学研究，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界在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上表现出多元并存的活跃的局面。
这种多元并存的局面应该给予怎么样的估价呢？近二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最好的成果，似乎可以说，都是与坚实的文献基础、与实证的方法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如果从学术思想上考察，那么可以说，并未超越王国维、陈寅恪他们的学术思想和他们所建立的学术范式的范围，是在他们已开拓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而已。有些课题，可能比他们作得深一些，涉及的范围，也可能比他们广一些。至于各个学科的介入，其实也是三四十年代已经开始了的，并不是新的突破。总之，从学术思想、研究视野、学术范式看，近二十年来实际上是绕开1950至1978年这一时段，直接王国维、陈寅恪、闻一多他们开创的研究路子。是深化、是拓展，而不是突破。有许多扎实的、可以传世的著作，而并没有可以影响一代学风、引导一代学术的著作问世。我们已有不少多学科介入古代文学研究的论著，而且其中有的还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如关于佛学如何影响文学的研究；关于音乐与文学的关系的研究；运用语言学于古代文学的研究等等，都对于不少的文学问题作出了新的解释。多学科的融合，似为今日科学发展的一种趋势。有一位年青的历史学家，甚至说历史研究不应分什么纯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或其他什么史的研究，而应是整体的社会史的研究，因为人类没有分门别类的历史，而只有整体的历史。如果把这种观点也用到古代文学研究上来，那么文学史也应融合到整个社会史中去，不能独立存在了。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多学科融合的落脚点是什么？人文科学研究的前景，是越发展越走向具体而微、越细，还是越发展越走向综合，学科界线消失？或者是越综合越是落脚到具体而微的问题上？文史哲不分、文学社会学、文学人类学、文学心理学等等，落脚到什么地方？是落脚到不分，落脚到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还是落脚到文学？是用文学来解释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等？还是用这些学科来解释文学？这个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似都还没有完全解决。举个例子就可说明。前段时间讨论文学人类学问题，各人的观点虽不同，但意思还是明白的，都是要用人类学去研究文学。但“文学人类学”这个名词本身，就其语序而言，落脚显然在人类学上。命名的不确切必然会影响到研究目的的不确定性。与这个问题有关的一个问题，是多学科的融通对于研究者来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要用人类学的视角、知识与方法来研究文学，你就应该对人类学有深刻的了解，或者说，应该经过人类学科严格的专业训练。其他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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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一样。而要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现代科学的发展，每一学科都有它无数的问题，无数的领域，只要扎进去，就可能出不来。而若凭一知半解的知识与古代文学融通，那结果便可能是一种四不象的东西。外行看很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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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行看一团糟。就像通常说的：我们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是多学科交融又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向，那么，应该如何来理解多学科的交融呢？是利用其他学科的视角？或者它的知识？或者它的方法？或者仅仅是它的资料？多学科融合的又一个问题，是涵盖面。是不是某一个学科的知识、方法、视角都可以用来解释所有的文学现象？比如说，用音乐学能否解释一切文体？用人类学能否解释每一个时期、每一种文体、每一个作家，等等。
从研究成果和研究人员的状况看，近二十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除了文史哲打通的研究较为成熟之外，多学科的研究似正处于展开、探索的阶段。这可能与经验积累的多少有关。文史哲融通是国学的传统范式，有着深厚的基础；而多学科融合的历史尚短，还没有发展到成熟的阶段。我们前面说过，近二十年来依国学的传统范式展开的研究，成果虽丰盛而就其学术范式言，并未超出王国维、陈寅恪的范围；多学科的研究又还远未成熟。这种成绩虽丰厚而重大的突破并未出现的状况，是不是可以说，我们正处在古代文学研究的过渡阶段。
但是下个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时代的发展实在是太快了，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不可避免的要改变各个学科的研究目的、研究视角、研究手段、研究范式。比如说，电脑智能化水平的提高，就不可避免的要改变我们的研究方式。如果有一天，存世的一切典籍都十分准确的扫描进电脑，进入网络，通过程序的编制，不仅可以自由的调动，而且可以思考、可以自动识别作家风格、可以辨伪，那么，也就没有必要以毕生的精力去为一部书作校注，不必穷毕生之精力，去作古籍的辑佚工作，至于汇注、汇释，就更是易如反掌的事了。那么，到时我们的研究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下个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会是个什么样子，现在是很难预料的。有的学者认为下一个世纪的文学史将回到刘师培写《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那种写法。我想，下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再回到刘师培先生的写法似乎不大可能，理由我说不清，但有一点是可以说的，就是时代到底是差别近百年了。又有学者完全否定现在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教学、当然也包括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他们认为现在大学中文系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教学都是失败的，“在大学校园里，国学已成为以学分标志的一门知识、技巧，专门用于生产良民版的博雅之士。”是合格的写字师傅在培养合格的徒子徒孙，是把高考作文的尖子经四年的培养成为初通求职报告写法的文秘；是把我们的学生从有话好好说培养成有话不会说。他们感慨说：“二十世纪的文学教学与研究究竟有什么意义！”他们大概是把不同学科的使命给混淆了，把学术和做人给混淆了。中文系为社会培养办实事的人，当然也包括他们所反对的培养公务员和文秘。不排斥在中文系的学生中将来会出现一两位思想家，但如果把中文系的目标定为培养对现实的不公正加以干预的思想家，那恐怕就不好办了。中文系失去它的学科界线，文科各系呢？以此理推之，当然也一样。这倒使我想起了文革后期提出过的“把大学文科办成党校”的口号来。表面看起来似乎不同，而实质是一样的，走了一圈又走了回来，真让人感慨万千。我们吃全民搞政治的苦头还少吗！对于这种观点，本来没必要去辩驳，它只是一些对于中文系的教学和研究、对于中文系各学科的学术研究现状并不了解的极端者的不切实际的话语，不会有多少人相信。之所以在这里提出来，是因为这种思想带着反学术的性质，而中文系教学和研究水平的提高，和学术发展的关系至为密切。我们曾经封闭了二十几年，国门打开之后，猛然发现不仅自然科学各学科远远落后了，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也远远落后了。近二十年来学术研究的风气刚好转，学科建设正在深入，不应再回头了。八十年代中期出现过一片反对对古代文学进行纯学术研究的声音，因其反学术而自然消失。我们这个会的议题是古代文学博士点的教学和科研问题，是为下世纪培养高层次的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人才，当然要坚持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性。古代文学的价值一是它对于我们今天仍有陶冶情操、塑造健康人格的作用；一是它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有无法取代的价值。它是一种基础性的研究，当然更带纯学术的性质。它是文化的承传，对现代文化建设的贡献是无形的、又是非有不可的。因此，强调它的学术性，强调学术独立，应该是这一学科的性命。
我以为知识分子应该有正义感，对于社会的不公正应该表示自己的鲜明态度。不管从事何种学科的研究，都应该关心国家民族前途，应该有饱满的政治热情。但是这样的政治热情不应被理解为自己所从事的学术研究的政治化。现代社会各个学科都有自己的使命。文化建设是多层次的，非常复杂的。泛政治化无益于现代社会的发展。这就涉及古代文学的研究目的了。我以为，要使古代文学研究为今天的文化建设服务、为民族文化得以承传，第一的工作应该是求真。面目不清难辨价值。为求真可以用一切方法，方法只是手段。
我想，下一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的最高成就，可能要由那些既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又博通中西的学者来创造。研究的范式可能是多学科融通而又回到文学自身，由博而约。回到文学，可能有许多的工作要做。我们现在的多学科融通的研究，对于文学研究而言，多数似乎只是在文学的周围转，一旦回到文学，对于古代文学的解读可能会有我们预想不到的突破。回到文学，不应被简单理解为对于文本的解构，它要宽泛得多。从文学现象、作品的人文内涵、地域色彩、形成因素、承传关系、发展脉络到作品自身的内在结构、意象、境界、词采、声律等等，总之，是文学自身的问题。为确切解读文学，我以为，什么方法都可以用，只要它能有利于正确解读。还有一点，就是要从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现状出发来选择方法，而不是跟着国外的方法跑。现代社会的学术思潮变化周期越来越短，是永远跟不上的，跟上又如何？要洞然于心，有用则用，自己创造，才是出路。
我们是为下一个世纪培养古代文学研究人才的。就文学研究而言，我们现在没有大师，这过错不在我们，而在时代。几经动荡、波折，决定了我们无论在知识积累、研究现状、研究深度诸方面，只能处于过渡的阶段。我们培养的古代文学研究生，应该比我们更好。凡是我们缺乏的地方，也是他们应该加强的地方。他们应该直接王国维那些大师，具有坚实的国学基础。他们应该中西兼通，有更为广博的知识。他们应该是一些思想非常活跃、富于创造性思维的人。应该是敢与导师持不同意见，比导师高明的人。但最主要的一点，我以为他们应该是一些非常踏实的做学问的人，而不是一些空话连篇、靠说一些漫无边际的废话以猎取名誉的人。如果中文系培养古代文学研究生，都是一些这样的人，那才是中文系教育的最大失败。
我的看法可能有许多不当之处，自身学识积累肤浅，所见只能如此，意在引玉，请诸位指教。
袁世硕：提倡多方面的知识和修养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要具有多方面的知识和素养。因为中国古代文学历史悠久，作家作品很多，涉及的社会领域非常广泛。就基本方面而言，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一是要有古汉语和文献学的基础，二是要有一定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基础，并且两者都越精通越好。现在的情况是，年长一些的研究者文史知识丰富，受学术传统的影响，做起训诂、考据来颇得心应手，而文学批评理论则不甚看重，故步自封，无意求新。年轻一些的研究者大都思想活跃，喜欢新理论、新方法，无意去下些文献学方面的死功夫，时而失于肤廓。虽然，中国古代文学有多方面的课题，不妨有分工，各有所偏重，事实上这两个方面的研究也都有所开拓，如文献的发掘、整理和文学史实的考证超过了前人所做的成果，作家作品研究日趋扩大、深细，都不乏饶有新意的论著，但是，如果这两种研究的路子消除了隔膜，互补长短，融合在一起，中国古代文学的前景就更可观了。应当说，这种互渗互补的情况已发生，重视起来，今后是愈来愈好的。
有个问题颇值得注意。近些年来，新出的中国文学史颇多，有通史、断代史、分体史、类型史，虽然品种多，论及的作家作品显著增多，但编写模式和评论作家作品的方式，都和五六十年出版的文学史大体相同，大都是依照历史的顺序逐次评论作家作品，又总是先论其“思想内容”，大多是概括为“反对黑暗政治”、“同情人民疾苦”、“歌颂真挚爱情”、“表现崇高理想”几条；后说其“艺术成就”，大多是“善于描摹”、“情景交融”、“想象奇丽”，或者“人物性格鲜明”、“情节紧张”几条，虽然也多少叙及文体的兴衰，言及作家的师宗和影响，但却甚为简单、笼统，缺乏深入的考察，既显示不出作家作品各自的文学特征，也显示不出文学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至少可以说是显示得极不充分，更说不上总结历史的规律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部分文学史的编著者难于对所论及的作家作品一一做过较为深入的研究，不得不沿用一般的看法，另一方面也是应当注意的一个方面，是我们研究作家作品还偏重于价值判断，对优秀的作家作品重在肯定、称扬，不注重认知性的解析，没有把他（它）们放在历史的发展中进而加以考察，缺乏历史的联系和比较。改变一下研究思路，注重认知，评论作家作品多做些历史的联系和比较，力求深细地揭示出他（它）们承袭了什么，有什么创新，承袭和创新是怎样一种关系，他（它）们的基本特征就可以把握得更具体，而不失其文学个性，文体的演变、题材的转化、写作模式的变异等，也就可以在各自的系统中有迹可寻了。多做些这种课题的研究，会有益于文学史的编著，建构出新的模式，更好地把握作家作品的基本特征，发现些文学发展的规律性的现象。
卞孝萱：浅谈“专”与“通”
如以大海比学问，我的发言只不过是大海里的一小杯水。
合则双美：文献学是读书治学的基础学科。进行哲学、史学、文学的研究，都必须熟悉本专业的有关文献。中国是文明古国，文献极为丰富。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两个学科应该结合。合则双美，离则两伤。古典文献学者应有相当的文学修养；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人，不掌握古典文献学的知识与手段，只能是空谈。张岂之先生说：“前人作中国文化学术思想史研究，没有不在文献学上下功夫的。”（《知止老人论学》代序）古代文学当然包括在内。下面从“专”与“通”的关系说起。
鉴往知来：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介绍清代吴、皖两大学派后，说：“此外尚有扬州一派，领袖人物是焦理堂（循）、汪容甫（中），他们研究的范围，比较的广博。”
张舜徽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重点放在扬州学派，还著有《清代扬州学记》。他说：“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吴学“其失也固”，徽学“其失也偏”，“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张舜徽学术论著选》）梁氏说扬州学派的特色是“广博”，不如张氏指出扬州学派的特色是“通核”。如焦循就号召“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与刘端临教谕书》）他研究《易》，以数学和训诂学为钥匙，终于打开了前人未能打开的千年秘笈之锁。
王国维之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陈寅恪概括为三目：“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三句话说出一个“通”。一指考古学与史学之沟通，二指其他民族记载与汉文记载之沟通，三指海外文艺理论与中国文学作品之沟通。陈氏以《宋元戏曲考》为王氏第三目之代表作。王氏《宋元戏曲考序》则曰：“辄思究其渊源，明其变化之迹，以为非求诸唐宋辽金之文学，弗能得也。”王氏所云为“直通”，陈氏所云为“旁通”，直通旁通而后才能“会通”。
显然，王国维之“通核”，比清代扬州学派又有了进步。扬州学派之“通”，基本上是汉文典籍、华夏传统观念之贯通；而王氏之“通”，扩大到其他民族的记载及海外文艺理论了。
谈陈寅恪的人很多，如周一良先生说他“古今中外，博极群书。”又有“良好的训练，其中包括清代朴学的基础，古典诗文的修养，西方历史语言研究方法的训练，各种语言文字的掌握。”（《纪念陈寅恪先生》）王永兴先生说他“深刻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并吸收西方学术文化之精华。”（《王永兴谈陈寅恪治史之道》）两位先生都说出一个“通”。陈氏运用文学作品阐述历史问题，利用历史知识解说文学作品。《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是其代表作。《柳如是别传》是陈氏一生中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部书，有其明显而独特的学术个性：“一、甄别资料：博考而慎取。”陈氏写作《柳传》，参考过的典籍，在1000种以上，可称“博考”。他将300年来有关柳如是的文献，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对柳如是具同情者（其中又分几种情况：1.可信；2.可信，但需进一步考证补充；3.可信，但非第一手资料；4.隐讳；5.疏舛），第二类是对柳如是怀恶意者。一一甄别，可称“慎取”。以上说明陈氏撰《柳传》在古典文献学上所下的大功夫。“二、笺释诗词：古典字面，今典实指。”古典指解释词句，即旧籍之出处；今典指考证本事，即当时之事实。仅释古典而不考今典，只知字面而不知实指，不能“发皇”诗词作者之“心曲”。以上说明陈氏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三、发现钥匙：明末人诗词中暗藏姓名。”陈氏发现，明末人作诗词，往往喜用本人或对方，或有关之他人姓氏，明著或暗藏于字句之中，这是当时的风气。他运用这把钥匙，打开了别人无法打开的锁，使柳如是一生所用姓、名、字、号，以及她与“吴江故相”、“陇西君”、宋征舆、“云间孝廉”、程嘉燧、谢三宾等人的关系，大白于世。没有这把钥匙，80余万言的《柳传》不能写成（拙文《读〈柳如是别传〉》）。为什么唯有陈氏能发现而别人不能发现这把钥匙呢？说到底，在于陈氏对中国古代史与古代文学之融会贯通。
钱穆认为中国学术以贯通和整合为其最主要的精神。经、史、子、集虽分为四部，四部之内又各有千门万户，但所有部门都呈露中国文化的特性，因而可以互通。（《钱穆与新儒家》）
缪钺也提倡文史互证。他指出，研究文学史者，必须熟悉历史。只有熟悉一时代的历史背景，才能了解这一时代的特殊精神。只有了解一时代的特殊精神，才能体会这一时代文学作品（特别是诗词）的特质与风格。一个时代如此，一个人也如此。（《冰茧彩丝集》）他在《论宋诗》中说：“宋代国势之盛远不及唐，外患频仍，仅谋自守，……是以其时人心，静弱而不雄强，向内收敛而不向外扩发，喜深微而不喜广阔。……宋诗之情思深微而不壮阔，其气力收敛而不发扬，其声响不贵宏亮而贵清冷，其词句不贵蕃艳而贵朴淡，其美不在容光而在意态，其味不重肥浓而重隽永。此皆与其时代之心情相合，出于自然。”不十分熟悉宋史的人，不可能对宋诗有这样精深的理解。于此可见文史兼通之可贵。
回忆1959年学术界有一场《胡笳十八拍》是否蔡琰所作的讨论。刘盼遂以《十八拍》“拘守唐人官韵”说明其非蔡作。王达津提出，《十八拍》有“戎羯逼我兮为室家”之句，“‘羯’名是后起的”，“建安时代是没有这名称的”，否定了蔡的著作权。不精通音韵学、文字学的人，是想不到、提不出这些理由的。
大家都读过《红楼梦》第25回，贾宝玉“将身一纵，离地跳有三四尺高，口内乱嚷乱叫，说起胡话来了”。“宝玉亦发拿刀弄杖，……。”王熙凤“手持一把明晃晃的钢刀砍进园来，……。”但不知道是患了什么病。郭沫若说是猩红热，《红楼医话》说是狂躁型精神病。只有懂医学的人，才能作出回答。
我举这些事例，绝非苛求研究古代文学的人要具备各种知识，而是说明各种知识对研究古代文学都有用处。不“专”固然无用，光“专”也还不够，“专”而能“通”才能大有成就。文史哲贯通是崇高的目标，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结合是起码的条件。
温故知新：1949年以来，学习苏联，高等院校培养人才，强调“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合理性，但不免产生知识面窄之弊。在举国上下强调“专”的日子里，范老口授给我“专通坚虚”四字。为了准确地解说范老所指示的“专”与“通”的关系，这里引用他文章中的几段话。
“我们研究某一部分历史，着重地读有关这一部分的理论书和资料书，是非常必要的，但不读前前后后的历史，这就不对了。”（《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下同）范老所说，不仅对研究历史，对研究文学也是适用的。
“说到要了解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以及比他们较次的龚自珍、谭嗣同、梁启超、章炳麟等人的思想，困难更多，不先了解孔子以来的全部思想史，几乎将无从入手。”范老所说，不仅对研究思想史，对研究文学史也是适用的。
在讲文学与史学的关系时，范老说：“我们中国史学家有优良的传统，这就是‘文史兼通’。过去文史是不分家的，文学家往往是史学家，如孔子、左丘明、司马迁等，都是这样，这个优良传统应该保持和发扬。”“近代文史分家是应该的，因为文史各有广泛的领域，二者不可得兼，只好舍一而取一，但也不可分得太截然。”
我从范老这些亲切的教导中，领悟到“专”与“通”的辩证关系。以文学和史学这两门学科来说，他是主张“兼通”的；不得已而分家“也不可分得太截然”，是对青年学子提出的要求。因为，“文史兼通”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不断开拓和深入。我从低要求起步，向高标准迈进。
范老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有高深的造诣。早年就著有《群经概论》、《正史考略》、《文心雕龙注》等书，晚年所著的《中国通史简编》中，文化（尤其是文学）部分，写得特别精彩。范老永远是我的老师，“专通坚虚”四字是我终身奉行的格言。我以“文史兼通”自勉，以文史结合授徒。我指导的几篇博士学位论文，如周群《儒释道与晚明文学思潮》、程国赋《唐代小说嬗变研究》、景凯旋《唐代小说史论》、邵文实《敦煌边塞文学》、许云和《佛教与六朝文学研究》、胡阿祥《魏晋文学地理研究》，以上几篇论文，都能有自己的见解，或有所发现（指新问题），或有所前进（指老问题），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力求拓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视角、新领域。他们都遵循文史结合（胡君是文史地结合）的原则。至于跨学科的研究，各种先进方法（如分类统计、定量分析等）的运用，则因题而异，因人而异。如果不是“专”而求“通”，以上几篇论文达不到现有的水平。
我所看过的博士学位论文，如赵生群君《春秋经传研究》、范子烨君《世说新语研究》、李浩君《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等，都是文史结合、“专”而求“通”的佳作。林叶青君把“诗言志”的理论运用到“曲言志”，把“诗证史”的方法运用为“诗证曲”，撰成《论蒋士铨的戏曲创作》，颇有新意，可以说是在治学方法上求“通”的可喜收获。
新世纪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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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述往事，思来者”。人们关心的是新世纪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的学术内容、治学方法怎样？陈寅恪把王国维的学术内容与治学方法概括为“三目”之后，接着说：“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这就是说，跨学科的研究、多种语言文字的运用、海外学术观点与方法的借鉴——“通”，仍是今后的“轨则”。在新世纪，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两个学科，“专”而能“通”的原则，不但不会改变，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学术的进步，海内外文化交流的频繁，更需要“通”。“通”的学术内容，将更为加广；“通”的治学方法，将更为增多。
一个人不能“兼通”那么多，怎么办？我想到1992年任继愈先生在韩愈故里的讲话：“比如韩愈，它不是分别体现的，他是文学家，也是思想家，研究可以分工，研究的结果还得汇总，才能表现出一个完整的韩愈。”可见，对自己某一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应抱残守阙，而需集思广益，汲取别人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所谓“汇总”，也就是“通”。只要能如范老所说的“虚”，（即看到别人的长处，知道自己的不足）任先生所说的“汇总”，是可以实现的。这也是“专”而求“通”的途径之一吧！
陈洪：传统呼唤改革
这是一个有歧义的题目：既可以理解为“传统呼唤我们去对什么进行改革”，也可以理解为“我们应对传统进行改革”。而之所以选择了它，恰是因为它一题摄二义，较为全面地涵盖了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
我们把“古代文学”与“古代文献学”联系在一起，谈论学科的现状、发展，这本身就包含着一种价值取向，即强调“功底”。如果再细加分析，所谓“功底”又有两个指向，一指研究者的素质，一指研究工作的方法、路数。前者主要是人材培养问题，事涉对教育现状的某些方面的审视与估价；后者则关乎对两个学科现状的认识。就前者而言，可说是“传统学科呼唤对教育的改革”；就后者而言，可说是“传统学科的现状应进行某些改革”。以下便从这两个方面略陈芹曝之见：
人材的培养视其社会功能而有多种不同的模式。有的应侧重动手操作，有的则侧重理论分析；有的强调社会活动能力，有的则强调个人研究能力；有的知识结构应博而杂，有的则应专而深，等等。我们所讨论的两个专业无疑是需要知识结构专深的人材，尤其是基础，理想一点讲，“根到九泉”方为好。正是有见于此，才有了八十年代关于“童子功”的设想与实验（注：八十年代初叶，一些老先生共同提议，在小学设立国学专业班，课程设置等均另起炉灶。不果。）。但是，在知识爆炸的今天，在“经贸为先”的时代氛围中，过于理想化的、一厢情愿的路是注定走不通的。我们所能做的是，研究在现行学制和课程体系的大框架之下（这就意味着不能存从中小学便开始读线装书之类奢望），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可能采取的举措。
问题一：中小学语文教学在“应试”的指挥棒下，严重偏离了正常的轨道，直接影响到传统学科的后备人材。中小学语文教学问题近一两年来已经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也有争议），但大多止于对学生一般阅读、写作能力的担忧，似乎还没有人来替我们讲话。而若站在我们这个特定的立场，至少有两点是必须看到的：1.由应试导致的机械训练，使学生的文言文阅读、理解的实际水平，以及所接触的文言文篇数均大幅度下降。2.学生的文学感受能力，以及连带而生的文学兴趣皆有明显削弱。上游如此，大学中文系的生源水平可想而知。
问题二：相当一些大学的中文系在教改中出现“大文科”倾向，一定程度上丢掉了中文系学生的看家本领。目前，大学本科的总学分多在150上下，其中政治、外语、计算机、高数等共同必修课约占三分之一，所余专业方面课程只有100学分左右。
而中文“本工戏”的必修课十门上下，如果再加上为“拓宽口径”所设的历史、哲学、艺术等方面课程，必修课便有十五、六门之多。在这种“课多时少”的情况下，顺理成章的办法自然是削减每门课的学分与学时。如有的学校数年之间，“中国古代文学”课的学分由20而16，由16而12，由12而终至于8；“古代汉语”课则由10减到了4。据笔者所知，这不是个别现象。
应该说“拓宽”初衷是很好的，问题在于要从实际出发。不可回避的是，在总学分、学时限定的前提下，“宽口径”与“厚基础”彼此矛盾，若只顾“拓宽”，势必出现“减厚”，此鱼与熊掌之关系也。中游如此，两个学科未来博士生的“功底”可想而知。
说到举措，既有“肉食者”的责任，也有一些我们可以介入也应该介入的余地。中小学方面，我们虽鞭长莫及（其实，鞭亦不长），但不妨加入呼吁者的行列。至于大学的问题，同仁们的责任便无可推卸了。愚以为，中文系的教学模式不必划一（注：主要指本科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但“本工戏”、“看家本领”还是要强调的。至于上述矛盾，似可这样解决：专业必修课减少门数增加每门学时来“厚基础”（注：南开的作法是，专业必修减至7门，而古代文学学分为16，古汉语学分为10。仅供参考。），而“宽口径”的问题放到选修课中解决。当然，关键在于把握好度，此不劳在下哓哓也。
再说学科本身的改进（或曰改革）问题。诚然，根基不厚仍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游谈无根之作亦时有所见。不过，这些问题已为同仁们所共识，且经大家努力已有相当的改进。而另一制约我们学科发展的不良倾向似还没有引起充分的注意，这就是学术的过分个人化。其主要表现为看似相反的两种治学态度。
其一为人文关怀淡漠。这既体现于研究选题，也体现于研究旨归。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狂热后的消歇，文化争论的反拨，对经济潮的无奈，等等。对于一介书生来说，这也实在无可深责。但是，古代文学研究毕竟是文学研究，完全没有情感的投入，“以万物为刍狗”的态度，是会影响这个学科活力的。另一方面，你逃避社会（无论有多少理由），以荒江野老自居，社会也必定加倍远离你。虽说“心远地自偏”“固所愿也”，但我们所珍爱的学术领地疆域日蹙，我们所看重的传统传薪乏人，恐怕是所有同仁不愿见到的前景。
其二为媚俗轻躁，著书都为稻粱谋。或为职称，或为阿堵，或为浮名，原因虽异，表现却同。大要言之，有的作文章写书撇开原始文献，一概二手材料；有的并无固定见解，为皂为白全看当时需要；有的一味求新求异，只要能够产生轰动效应，全不顾起码的学术规范；更有甚者，以纂、攒为能事，上者偷意，中者偷句，下者偷章节，哪怕是熟人同事，一样挦扯殆尽。无论何者，有一点是共同的：不肯从基础做起，下一点扎扎实实的功夫。
二者表现截然相反，境界亦不可同日而语，但在治学完全以个人为中心的态度，以及形成这种态度的背景上，却差相仿佛。而对于我们的学科来说，假如完全脱离了社会，完全成为研究者私人的事情，那么无论你自我消遣而陷溺于文献，还是沽名射利而无视文献，学科都将是无法发展，甚至是难以生存的。
以上或不免于偏颇，唯思“变则通，通则久”之义，故贸然陈之以就教于高明。
刘扬忠：“实学”基础与理论修养
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学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者要能够很好地占有材料和解读文本，就必须练就古典文献学的基本功，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有的重视“实学”的老一辈学者甚至极而言之，认为古代文学和古典文献学其实就是一个学科。对于这种看法，我表示充分理解。古代文学研究的特殊对象和特殊操作方式，决定了它必须以古典文献学作为自己的重要基础。没有古典文献学牢固基础支撑的古代文学研究，就好比沙滩上构筑的七宝楼台，虽然一时炫人眼目，但很快会垮掉的。不过我以为，从学科的性质与目标来看，这二者还是应该被划分为两个学科。理由很简单：古代文学研究毕竟是一种文学研究，不能仅仅停留于整理文献的阶段（顺便说一句，古典文献学当然并不是机械地收集整理材料，它也必须讲“义理”，也有自己的学科理论和若干指导原则，但这些与文学的、审美的研究毕竟不是一码事）。我们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目的，无疑是要在充分地占有材料与正确地解读文本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升华和创造，探索与描述中国古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兴衰演变规律及其民族特性、审美特征等等。古典文献学的主要任务是出材料，古代文学研究则不但要出材料，而且更要出思想。我们的工作任务具有双重性。正是基于这种双重性，我一贯主张，古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必须“实学”与理论修养并重，“基础工程”与“上层建筑”并重，反对厚此薄彼，反对偏执其中的一端而鄙弃另一端。我们的学科体系建构应该是完整而健全的。
诚然，以上的构想和要求，是针对古代文学整个学科及其研究队伍的总体而言的。对于具体的工作项目和一个个的研究者、教学工作者来说，则不能强求一律。尤其是对于个人，应该允许扬长避短，而不要强人所难。在我们这个时代，由于文化环境和种种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已经不大可能产生人们理想中的那种博通今古、淹贯中西、兼具实学根柢与理论创造力的所谓“大师级”学者；舍而求其次，就连一般意义上的通才和全才人物也不可能大量涌现了。大多数古代文学研究者和教学人员都难免学有所偏，才有所偏，兴趣和习性也有所偏。有些人主要长于文献整理与材料考据，有些人则更善于作理论的思考与创造。大家做的都是学问，都在各自所优于为之的领域对古代文学研究有所增添，有所创造。我们不但要允许、而且要鼓励人们各显所长，积极贡献出各自的成果，共同振兴和繁荣古代文学这个学科。如果我以上的衡估与分析大致不差的话，那么我要说：多年来古代文学界关于究竟应该重“实学”；还是重理论、重考据；还是重义理、重材料；还是重观点等等争论，其实大可不必延续下去了。不管是哪一方面的工作，扎扎实实地继续做下去就是，只要基础牢固学风踏实，总会丰收的。
具体到古代文学博士生的培养，我想无论在专业课程设置还是对学生文化素质、知识结构的要求方面，也应该实行“实学”基础与理论修养并重的方针。在期望产生少数通才、全才的同时，实事求是地因材施教，培养出在某一方面有所长的大量人才。常听到古代文学博士生导师们谈论对学生基本功的要求，但不少人理解的基本功，仅仅是目录、版本、文字校勘、考证、音韵、训诂等内容。针对这种片面理解，四年前我发表过一篇反思文章，指出所谓“基本功”应该而且必须包括哲学、文学理论思维的训练在内。我现在还坚持这个看法，只是想补充一点：无论是进行“实学”训练还是理论思维的培养，都必须以学生具备尽可能宽广的文化、历史、古汉语、古代文学史知识为前提，否则，一切专业训练都会落空。在实际工作中我了解到，现在的一些年青的入门者读书太少，知识面（至少是古代文史方面）太窄，古代文学和文献学的基础很薄弱。前年我为报考文学所的博士生命题，文学史知识题中有一个小题是解释什么叫“乌台诗案”

中国历史音乐故事

。判卷时发现，十七名考生中只有二人答对了这个题，其余的人要么空着没答，要么“关公战秦琼”地胡猜乱答，错得五花八门，笑话百出。比如有的说这是指赤辟大战时曹操在战船高台上做“乌雀南飞”的诗，做完了诗就杀人；有的说这是指明朝末年锦衣卫捕杀东林党人；有的又说这是指清代的文字狱……，如此等等。那份试卷中另有一道题是拿辛弃疾的一首知名度极高的词来标点、分片、指出词牌名和作者名，并解释其中的几个典故（常见的典故）。结果，完全答对这个题的人一个也没有。作为一个专门研究唐宋诗词的学者，我对这一次考试的结果感到悲哀。我由此想到，要是我们这个学科的研究生教学不能有效地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那么将来无论是文献考据还是理论创造都会滑坡的。我们这个学科后继乏人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我呼吁：有关教学部门和导师们想出切实的办法，制定有力的措施，加强对大学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的培养训练，使他们能够成为既博且专的合格人才。
（文章来源：《文学遗产》1999年第2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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