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半农-也谈“她”字的发明与“伊”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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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也谈“她”字的发明与“伊”字

刘禾在《跨语际实践》一书中，曾别有趣味地谈到刘半农对“她”字的发明，以及这一发明与周作人、鲁迅等的关系。她还在有关注释里，特别提到1920年《时事新报》和《新人》杂志上讨论“她”字的几篇文章。后来又有一些短文提到此事，并将五四时期刘半农等发明该字的过程及有关讨论之来龙去脉，做了简要的历史复原。由于笔者对此问题也甚感兴趣，故拟在前人有关文字的基础上，再对“她”字的历史做两点小小的补充。
首先，“她”字的正式创生虽在五四时期，但有关第三人称单数的男女性别区分词之类问题，却早在19世纪初期的中国就已出现。以“伊”字来明确对译“She”，使该字特别带上女性性别意义，同时使“他”字获得代表男性的专门含义，也并非如人们通常所说乃五四前后才有之事。依笔者读书所见，至少在19世纪70年代就已经有了发明人。“她”字的创造，实则既是晚清以来中西语言接触之后的自然结果，又不免带有某种偶然性。
1823年，第一个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在其出版的首部中文英语语法书——《英国文语凡例传》里，就已将汉语中没有字与“She”相对应的困境凸显了出来。该书译He、She、It分别为“他男”、“他女”和“他物”，译His、Her、Its则分别为“他男的”、“他女的”和“该物的”。同时译I saw her为“我见他（妇人）”， This is his为“这个是他（男人）的”； That is hers为“那个是他（妇人）的”（见该书64-66页）。像这样以括弧的方式特别说明不同性别的“他”字之性质，在当时没有专门性别区分词与之对应的情况下，实属一种迫不得已之做法。1879年，对洋泾浜英语颇有研究的杨少坪著《英字指南》一书，遇到此类情形时，也只能作类似的处理（见该书卷6、第3-5页）。
本来，在中文里，表示第三人称单数的代词，除“他”字之外，文言中较常用的还有一个“伊”字。尤其是在吴方言区，“伊”字在口语中的使用还甚为流行。不过，该字却并不具有明确的性别区分含义。这一点，从1874年上海人曹骧出版的《英字入门》一书中将He、She、It统统译成“伊”字，将They译为“伊们”，可见一斑。
晚清以降，随着中西语言交流的不断深入，人们不得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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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创造一些新字（如有些化学元素），或改造一些传统汉字的用法，以适应中西语言词汇对应的需要。1878年，广州人郭赞生翻译出版英文语法著作《文法初阶》一书，就在“伊”字的女性专用限定方面，迈出了具有创造性的一步。书中不仅多次自觉地将“伊”与“他”在性别上加以区分使用，明确译He、Him为“他”；译She、Her为“伊”，It 为“彼” ；译“His、Her、Its”为“他的、伊的、彼的”（见该书40页；90页）；还在一些涉及到She 和He字的具体语句的翻译时，注意对两者加以区别，如“He is in the garden,but she is in school”就被译为“他在园内，但伊在书馆”（见该书48页）。不仅如此，书中还有一段译文清楚地写道：“男人意思是（HE）他，乃是属阳类的；女人意思是（SHE）伊，乃属阴类的；小子意思是（HE）他，是属阳的；女子意思是（SHE）伊，是阴的”。值得注意的是，此书出版于香港，作者也并不属于吴方言区人，可见这种创造使用的地域范围，可能比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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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还要广泛一些。
郭赞生对英语中的性别区分有较为准确的理解，他译Gender为“生性，阴阳别”和“男女分类”，离现代“性别”一词的创生尚有一步之遥。他在“SHE伊”后面，曾专门以括弧方式注明指代“女子”（见该书53页），这表明当时以“伊”来专指“女人”似乎还属特异现象。而其在同一书中的另外一些地方，有时则仍然不太经意地用“他”字来翻译“She”，可见即使在郭本人，其对两者的区别使用词显然也还属于草创阶段，并不是很为固定。
不过尽管如此，五四时期的周作人反对刘半农创造的“她”字而主张使用“伊”字来对译“She”，与晚清以来此种类似的发明，大约也不无某种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其次，刘半农在1920年创造“她”字之后，赞成之人固然众多，且不几年社会上就流行开来，但反对之声也并非如目前所揭示的那样仅来自于语言文字学界内部。同时，重要的非议也不只限于“他”与“她”字声调难以区别这一方面，更有来自于男女平等运动方面的政治性抗议者。即便是在“她”字已很盛行的30年代中期，这种抗议之声也仍然存在。如，1929年创刊、影响很大的《妇女共鸣》杂志，就始终拒绝使用“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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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认为该字的构造去掉了“人”字旁，是不把妇女当人看，是对妇女人格的公然侮辱，因而旗帜鲜明地表明了将坚持把“伊”字使用到底的态度。1935年8月，在《妇女共鸣》第4卷第8期上，就特别登载了一个《本刊拒用“她”字启示》，公开声明：
“本刊对于女性第三称的代名词，用‘伊’字，而拒绝用‘她’字，因为女性第三身用‘她’，男性第三身用‘他’，对象第三身用‘牠’，以‘人旁’、‘女旁’、‘牛旁’相比衬，男性是‘人’，女性是‘女’，对象是‘牛’，岂非是含着点女性非‘人’的意思吗？这个问题在五四运动后，‘她’字初被新文学派创出来时，颇引起舆论界的争执，到现在大概只有《申报》的‘自由谈’和‘春秋’还偶尔沿用‘伊’字。本刊于十八年出版以来即沿用‘伊’字而拒用‘她’字，尚祈投稿诸君，注意及之”。
1920年，刘半农在创造“她”字并建议取代“伊”字时，其所述理由主要有三：即“口语中用‘伊’字当第三位代词的，地域很小，难求普通；‘伊’字的形式，表显女性，没有‘她’字明白；‘伊’字偏文言，用于白话中，不甚调匀”。其中，第二条大概不会有什么争议，它体现了一种去笼统、求精确的现代性分别原则。但在字形结构上，它对另一个现代性原则——男女平等的反映，却很明显是不如“伊”字的。
不知刘半农当时在创造该字时，是否考虑到后一个因素，假若他当时真正重视男女平等的因素，不晓得能否找到两全其美的办法来。不过从现在的“后见之明”来看，刘半农“她”字的创造之所以能够较为成功地被社会所接受，除了他本人所陈述的那些理据外，可能与该字结构的简洁明了，尤其是与“他”字同声的发音，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后一点，最初正是当时一些人反对“她”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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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理由，也是刘半农自己所不能完全满意“她”字的地方所在。他正是由此建议读“她”字为Tuo音，以示与“他”字发音之别的。
但事实证明，刘半农的这一不同读音的建议不仅是多余的，而且很可能是错误的。在这一点上，中国语言的发展恰恰表现出不同于西方的特点。“伊”字与“她”竞争的失败，主要原因恐并不在于其字形，而恰恰正在于它本来就存在与“他”字不同的发音，无法另行随“他”字发音之故。新造字则没有这一困难。对于第三人称单数词来说，或许“同音异形”乃是汉语自身的潜在要求也说不定。就好比在汉语中，动词只能是单音节或双音节，而不能超越此种限定一样。在这方面，刘半农顺手所创的另一个“它”字，虽略显漫不经心，却也同样成功，未尝不可以视为此论一个有力的旁证。
刘半农留给近代中国的有意义的东西很多。除了这个意味深长的“她”字外，令人回味无穷的，还有那首《叫我如何不想她》。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2005年7月26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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