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世纪之交古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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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世纪之交古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在学术界忙于总结百年、迎接新世纪的热潮中，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古代文学学科也正思考着自己所面临的严峻局势：在下一世纪的头两年里，建国以来的第二代古典文学教师，亦即八九十年代教学与科研的主力，即将全部退休。世纪之交，又正是新老交替之际。人事的更迭与时代的转换同步而行，这真是一个巧合。新的教师队伍主要由四十岁左右的学者组成。他们能否承担起北大中文系的光荣传统所留下的沉重负荷，使古代文学专业继续薪火相传？为了直面这一问题，由张少康、葛晓音联合发起，召集目前在校的部分青年教师，于1999年12月11日举行了以“世纪之交古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为主题的座谈会。会期一天。自上午九时至下午六时，讨论长达九小时之久。与会者有中文系主任温儒敏、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程郁缀，副系主任兼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张鸣、青年教师董洪利、卢永璘、钱志熙、傅刚、孟二冬、张健、汪春泓、于迎春、杜晓勤（对外汉语中心）。因故未能出席的刘勇强、常森提交了书面发言。除了在境外的夏晓虹、李简以外，所有五十岁以下的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教师全都在会前作了充分的准备。会上发言紧凑，气氛热烈，体现了团结、平等、民主的团队精神，以及准备接班、振兴学术的共同决心。
一
回顾是前瞻的起点。张少康和温儒敏两位先生首先追怀了本世纪北大中文系古代文学研究的老前辈们为创建这门学科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从20年代到30年代初，中文系学科已经成形，古代文学专业占有绝对优势。当时人材济济，名家辈出。林纾、陈衍、林传甲、刘师培、黄侃、黄节、吴梅、鲁迅、胡适、俞平伯、孙楷第、余冠英等先生都曾在北大中文系任教。50年代初院系调整后，北大的师资力量空前壮大。以游国恩、浦江清、林庚、吴组缃、王瑶、季镇淮、吴小如、陈贻焮等先生为代表，中文系古代文学研究室成为全国瞩目的中心。游国恩先生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以及教研室集体编写的《先秦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等，都是全国高校采用的权威性教材。建国后的第一代学者在艰难的学术环境中，不但取得了个人研究的辉煌业绩，也培养了第二代的优秀学者，尊定了专业分工全面、涵盖范围宽广的学科基础。使我们至今还在亨受着50年代留下的强势。然而在进入下个世纪以后，古代文学研究的主体将是第三、第四代四五十岁的学者群。如果我们不努力振作，有些领域将面临危机。因而年青学者应有更强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为继承和发展前辈学者开创的事业努力奋斗。
加强学科建设的前提是认清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张少康、温儒敏、葛晓音一致认为，一个学者要获得学术界的承认，必须凭藉大量紧实的专题研究和个案研究，抓住重大的有突破性的问题，提出新的理论体系和观点，拿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成果。也就是要靠精品而不是靠大而无当的空架子。至于利用媒体炒作、哗众取宠的短期行为，最终只能招致负面的影响。因而每个与会者在总结自己的科研工作时，都采用了同一条评判标准：即只谈过去发表的论著中，曾提出过哪些有价值的创见，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将大家的意见归纳起来，可以看出这一团队初步显露出来的研究特色，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首先，具有宏通的思路和高远的学术追求，格局较大，视野较宽　尽管研究个体分布在古代文学和文论的各个时段和各种门类，各有术业之专攻。但都能从若干研究基点出发，自觉打通文史哲的研究门径，将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联系起来，努力把握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规律，以及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在研究中保持了较强的人文关怀精神。
如先秦两汉段的董洪利，重点研究孟子和楚辞。其代表作《孟子研究》不但考证了孟子的生卒年、师承关系、游历诸侯的顺序和时间，全面论述了孟子的仁政、尚贤、法先王思想、性善论，以及孟子的文学思想和文学成就；而且联系战国的历史，考察了孟子与孔子思想的继承关系，仁政的思想渊源，对比分析了儒家、法家、墨家的尚贤思想及其优劣，以及先秦时期有关人性的各种学说；论述了孟子学说在中国社会史、思想史上的意义，及其对中国文人心态的影响。对于孟子的“以意逆志”说，还采用了西方解释学的理论，从不同于前人的角度作了新的解释。此书从训释到义理的研究，均颇见功力和新意，得到前辈学者的很高评价。刚留校的常森，是这个团队的小弟弟，但在攻读博士学位以前，已发表了关于《说文解字》、《庄子》、《楚辞》、《诗经》、《史记》等典籍的十多篇论文以及两部专著，其中《说文解字与文化传统》一书曾获安徽省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其博士学位论文《两汉诗经研究》指出了传统诗经研究所忽略的一个事实，即今、古文《诗》在汉代被立于学官之前，其经典化过程已经完成，并围绕着这一论题详尽分析了风与雅颂和儒学的不同关系，汉儒使《诗》经典化的具体手段，汉代诗学不重视文本的突出特征和偏失，以及汉儒使《诗》经典化的历史文化根源。这些论点体现了他力求揭示不同《诗》学典籍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诗》学和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互动关系的深层思考。于迎春即将出版的《秦汉士史》以四十多万字的篇幅，较为深入细致地揭示了秦汉士人在由个体的游士趋向士大夫化乃至士族化的过程中，内心的调整、人生的矛盾和价值观的的种种变化，此前尚无人对秦汉士人的精神体验作过如此贴近的描述。其博士论文《汉代文人与文学观念的演进》一书，探讨两汉文人逐渐成型、文学走向自觉的过程，对于这一过程中雅、俗观念的演化、人们对“文人”和写作活动的认识、文学的范围等，作了细致扎实的分析。该书对于文学的活动如何在社会中获得地位，文学这一科目如何从其他门类中分离出来的现象特别关注，这一思路是颇有创意的。
魏晋南北朝段的钱志熙，成果主要集中在魏晋诗歌的研究，但也拓展到了先秦思想史和文学史、唐宋诗史、以及乐府文学史。其代表作《魏晋诗歌艺术原论》一书，首先将魏晋诗歌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诗歌系统来研究。在史学的方法中贯穿诗学的精神，从各时代文人群体的特征及其形成的学术文化等方面的因素来揭示诗歌文化的原生点。该书由于理论构架的更新而带出许多新的问题，可以说在魏晋这一时段的诗歌研究上达到了整体的创新性。该书1994年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7年获第二届全国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奖。他的《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是第一部对唐以前的生命观、生命意识发展历程及其在文学中的体现作出系统研究的著作。1998年获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此外，已经完成的《汉魏乐府的音乐与诗》一书着眼于汉魏乐府的音乐本体和演艺体制与乐府诗的艺术特征之关系，即从乐府诗歌在当时的功能来认识它的艺术要素。对历代文人拟乐府的艺术源流的研究也是他将要全面展开的一个新课题。他还有几篇对文学史研究方法和诗史中一些大问题进行宏观考察的论文，产生过较大的反响。其中《表现与再现的消长互补——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种规律》获1996年度《文学遗产》优秀论文奖。钱志熙以理论思考的深刻和提问的新颖见长，又能积极参与提倡旧体诗词的写作，已形成鲜明的学术个性。
傅刚的研究以陆机为起点，进而发展到时段性的研究。其《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一书将这一段的诗歌视为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来考察，依照诗歌发展的规律重新确定各种文学现象存在的合理性，以及作家在文学史中的作用和地位。该书获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优秀著作奖。其博士论文《昭明文选研究》以文选学中一系列最基本的也是争论较大的问题，如《文选》的编者、选录标准、成书年代、编辑宗旨及萧统的文学思想为核心内容，通过考证《文选》编辑的背景，对当时文体辨析的思想和齐梁文坛的创作、批评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论述。论文获1999年国家优秀博士论文奖。傅刚注重史论与资料研究相结合，并已显示出长远发展的深厚潜力。
在唐代文学段，杜晓勤和孟二冬的研究基点恰好分占初盛与中晚前后各半。杜晓勤以柳宗元和杜甫研究为起点。博士论文《齐梁诗歌向盛唐诗歌的嬗变》从声律和体裁的演进、士风和诗风的关系等角度考察了这一时段诗歌发展的过程。文中提出了一系列新见，并能在不惮劳苦的统计五言诗声韵的工作基础上，通过声律的量化分析，对五律发展的各个环节取得系统的认识。他的另一本专著《初盛唐诗的文化阐释》又进一步从地域文化和艺术精神等方面对初盛唐诗作出自己的解释。他所发表的二十多篇论文中的一些观点如龙朔初的诗文新变、从永明体到沈宋体、论隋炀帝在南北文化艺术交融过程中的作用等，已受到海内外同行的关注。孟二冬从研究《文心雕龙》入门，以中国诗学为主攻方向。后与袁行霈先生合作发表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文气论》，第一次对“文气”说作系统的梳理，澄清了以往的许多模糊认识。《中国古代的诗歌发生论》一文则从较新的角度对中国诗歌发生理论进行总结和阐释。在关于《文心雕龙》、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等人诗歌理论的研究论文的基础上，他与袁先生、丁放合作撰写了《中国诗学通论》一书。该书根据诗学自身发展的线索划分时段，每一时段又以若干核心问题为主线，与当时的诗歌创作相印证。1998年获教育部普通高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孟二冬的另一个研究领域是中唐诗歌。他关于韩孟诗派的系列论文，以及论齐梁诗风在中唐复兴等问题的系列论文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写成的《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一书，正是积多年研究的成果而成。
在唐宋词领域，程郁缀长年以来一直孜孜矻矻，在词学的资料整理与研究、以及海外词学的译介方面作了许多工作。并发表了关于李珣、秦观、李清照的若干论文。其中《论秦观词中的自我意识》一文，曾被中国秦学会评为优秀论文。他对李珣生平的考订及其词的研究、对储光羲的籍贯、王昌龄边塞之行的考辨等，均有较为可信的结论，或填补空白、或为同行所引用。除了词以外，他的《儒家友道观及其现代意义》一文，也受到学界的注意。
在宋元明清段，张鸣的研究包含三个方面：首先是宋诗和理学的关系。其《诚斋体和理学》、《宋代诗学中的活法论和理学的关系》等都是较早地从这一角度考察的论文。曾屡为同行所引用；其次是对宋代诗歌发展流变的考察，重在研究流派、思潮及其更迭等过程和背景原因，如《从白体到西昆体》，力求排除方回的“三体”说的影响，使结论更贴近历史的事实；三是按文体功能分类，研究宋词和乐舞的关系，特别是对附庸于乐舞的大曲歌词、叙事歌词等门类进行研究，其中《转踏歌词考论》一文，已引起同行的兴趣。钱志熙在宋诗研究方面也有引人注目的成果，已发表了关于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的九篇论文。其中论黄氏与北宋儒学、禅宗的关系、黄诗的分期等，均由其首次提出。另外论黄氏对传统兴寄观和兴寄艺术的发展、性情观在黄氏诗学中的地位、黄氏与中唐重表现、重再现两派诗学的关系等，也都是他挖出的一些较为深隐的问题。这些成果在《文学遗产》1997年第四期的综述里得到了较充分的介绍，本人也被列为新时期在这一领域的四五位主要研究者之一。他的《活法研究》一书虽然重在精选和欣赏江西诗派作品，但也提出了关于江西诗派的成困、艺术特点、文化内涵的不少新见。
刘勇强的研究范围主要是明清小说。已出版《西游记论要》、《奇特的精神漫游——西游记新说》、《幻想的魅力》、《中国神话与小说》四部专著，并发表多篇论文。其探讨的重点之一在于小说和神话的关系、非现实形象构成的创作规律，并提出“前形象”、“艺术合理性”、“幻象”“象征”“叠影”的三种审美形态等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以求总结中国志怪传奇传统中神鬼描写的共性。从而深化了小说形象构成的理论思考。他对《西游记》的个案分析以综合研究为背景，在许多问题上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屡为同行引述、选辑。他的近期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明清短篇白话小说研究，已发表了关于三言二拍以及清初白话短篇的一些系列论文。对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的关系、小说叙述中韵、散结合的复杂性、白话短篇中反映的文人精神的世俗性等问题都有所发明。二是对古代小说情节类型的研究。其《掘藏：从民俗到小说》一文从历代作品中勾稽出各种具体的情节类型，分析其中折射的文化心理与文学意义。该文曾获1997年度《文学遗产》优秀论文提名奖。此外，他的研究还旁涉明清文学的其他方面，如《明清邸报与文学之关系》，填补了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空白。刘勇强的小说研究以选题新颖见长，善于从人们习而不察的材料中寻找独特的思路，能将新方法的探索和资料的详尽发掘成功地结合起来，已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风格。
北大的古代文论研究青年学者主要有汪春泓、卢永璘、张健，三人的分工已合成了完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阵容。汪春泓的研究是从齐梁上溯到先秦两汉的。其硕士论文中“论佛教与梁代宫体诗的产生”一章最为扎实而有创意，发表后曾被罗宗强先生《魏晋南北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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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史》所引用。博士生期间在通读五经、史汉之后，结合马王堆出土之《黄帝四经》，指出黄老哲学之“黄”代表君权，更多刑名家色彩；“老”代表民本思想，要抑制君权之泛滥。这一观点不但有助于解释司马迁“先黄老后六经”等问题，而且在后来公布的郭店楚简中得到了佐证，使他的博士论文在研究两汉文学思想时获得了一个新的切入点。来北大工作的五年间，他在研究《文心雕龙》方面发表了多篇论文。从刘勰的北人意识到《文心雕龙》与佛学、庄学的关系，都有新的视角和发明；其中《关于文心雕龙佛教渊源的新思考》一文得到美国梅维恒教授的引用和认同。此外，他还集中思考了经学的差异造成文学和文化的地域差异这一现象。由此视角，论述了关于建安文学风貌、徐干时有齐气、陆机与玄风无涉、阮籍与嵇康之比较等问题；并从地域和氏族着眼，对钟嵘的《诗品》作出自己的解释。由他已经发表的二十多篇论文可以看出：其治学特点是熟读经史、留心佛道文献和出土资料，先深入到学术思想的研究之中，再返归于文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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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新思考。卢永璘的研究重点是《文心雕龙》和隋唐五代文学批评。他对诗学中的意境论作过系统的梳理，并发表了关于书法美学史的一系列文章。目前正尝试打通书论和诗论，走出自己的路子。
张健近年的研究课题主要有两项。一是宋元诗学，而以《二十四诗品》和《沧浪诗话》的作者和成书的考辨最为突出。自从复旦大学陈尚君、汪涌豪提出二十四诗品作者非司空图，乃为《诗家一指》的作者怀悦的说法以后，虽在海内外引起讨论热潮，但无实质性进展。惟有张健通过对宋元明诗法、诗格类著作的调查，证明《诗家一指》乃怀悦所刻，而非其所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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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使这一问题的讨论推进了一大步。《沧浪诗话》的编定，历来认为是在严羽生前。张健发现今传《沧浪吟卷》中收录的严羽论诗著作，乃严羽再传弟子黄清老编集，至明正德十年胡琼才将它单独刊行，始总其名为《沧浪诗话》。这一考辨的结果意味着对宋元诗话史有重新思考的必要。他的另一个研究课题是清代诗学。主要有《王士祯论诗绝句三十二首笺证》和《清代诗学研究》两部专著。后者以六十万字的篇幅，用真伪、正变、雅俗三对范畴概括了明清诗学的问题。其中对王夫之“主情”与“崇正”相结合的诗学特征、叶燮理论的针对性等问题的阐述，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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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创获。书里还有不少精细的考辨成果。将文献考证和理论研究结合起来，是张健治学的基本特点，这也正是古代文学和文论研究今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其次，这一团队已初步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　　尽管研究者的才性和思路不同，但基本上形成了一种共识：即“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以“得古人之真”而“其言乃可信于后世”（借用王国维代罗振玉《观堂集林序》之语）作为努力目标。因而一致强调方法无论新旧，都必须以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为本，并充分重视有关领域学术史的研究。如董洪利《孟子研究》一书的下编，就相当于一部从汉到清的孟子学史。他还在参与《楚辞注释长编》的过程中，对各种古注的规律、方法和类型进行概括研究，写成了《古籍的阐释》一书。傅刚博士后研究的课题是《文选》版本研究，他搜集了《文选》的各种写本16种，抄本5种，宋刻本8种。通过认真的对勘，推翻了《四库总目提要》、胡克家《文选考异》、日本学者斯波六郎《文选诸本的研究》关于李善注《文选》版本是从六臣本中摘出的观点。此外还查阅了隋唐迄今官私藏书目录200多种，清晰地梳理了《文选》版本的刻存、收藏和流传的情况。杜晓勤三年来独立完成百万字的巨帙《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为这一段的学术史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程郁缀收集了古今论词绝句500首，按词人分类笺注。刘勇强从群籍中检出的的邸报资料之多，甚至超出了专门的新闻史著作。张鸣、卢永璘也分别在宋元文学史和隋唐五代及明代批评史的资料收集和选注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这些文献资料的整理已进入勘误辨伪、系统研究的阶段，显示出使笺注和版本校勘的基础性工作上升到理论研究的新动向。
二
北大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青年学者大多是北大的博士或博士后，而本科或硕士生阶段则多在其他大学攻读，可以说不是由近亲繁殖而成。这种结构与第二代学者几乎是清一色的北大出身有很大差别，因而形成了这一代学者便于吸收各派之长的优势。同时，这一团队的研究个体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能力戒浮躁，埋头读书。这固与生性有关，但也是出于一致的人格追求。用傅刚的话来说：“年轻学者要坐冷板凳，不要老想着一鸣惊人，更不能哗众取宠。老老实实，不图一时的暴名。”人品与学问的统一，是从游国恩、林庚时代传下来的优良传统，应当继续发扬光大。基于这一共识，大家畅谈了自己的近期研究计划，并就当前古代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发展各抒己见。讨论的重点有以下几方面：
1.理论体系、方法思考与问题研究的关系　钱志熙认为，近几年来，对文学史研究的讨论很多。综述和研究史类著作也在陆续出版。贯穿其中的基本思想，都是围绕着文学史或古代文学研究应如何发展的问题。从原则上说，每个研究者都应该关心这一问题，使自己的每一项具体成果，都能看出对前人明显的继承和新的进展。这种继承和进展既可以是观点上的，也可以是方法上的。其实这二者是联系在一起的。方法的更新往往引起观点的变化，导致新问题的发现；而具体的学术观点的发展和新问题的发现，也会引起方法的变化。方法既不像一把斧头那么简单，也不像一把万能钥匙那么管用。没有对研究对象的深刻体察，随便拿一种新理论或方法来解剖它，纵然有短暂的效果，也不会有真正的学术价值。但另一方面，也不必一提方法就视为无根游谈。事实上，没有一种研究活动是不体现方法的。一个从来不思考更为新颖有效的方法和更能体现对象本质的、更为科学的理论的人，只能说明其研究意识尚不够自觉，或者研究已处于固滞状态。所以他主张理论框架和问题史学的结合，新的理论体系可以逼出一些新的问题，最后的价值还在于问题的解决。常森认为后起研究者的主要优势，在于较重视吸纳新知识、新观念、新方法；其主要不足表现为背离“历史性”的原则，即把不能由文本证明的东西，视为文本的真谛或文本指向的隐喻，将文本与某些新学科简单地牵合，甚至肢解历史。他以先秦两汉文学为例，提出要用全息的观念来观照历史事实，研究者不应回避一些艰深而意义重大的学术问题。于迎春认为，在学术思维和方法都越来越现代化或者说是西方化的背景下，为了更贴切而不是削足适履地呈现中国文化的独特性，需要对本世纪从国外输入的许多关键术语进行清理，检讨其与中国文学和文化现象适合和背离的程度。更重要的是从中国文化的固有传统中提取一部分概念语汇，并使之上升为学术界可以普遍接受的语言。
2.关于研究方法和史料运用的关系　傅刚说，他比较关注揭示历史事实原貌的研究方法。至于什么是历史事实，当代的历史学研究中有一些新的理论。但无论如何，充分占有史料，善于通过对史料的辩证分析，发掘其内在的意义，这仍然是我们惟一的工作方法。尽管已进入信息时代，但电脑仍不能代替人脑。他提出应特别注意考古学的成果，许多新发掘的资料已显示出对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不少问题要重新思考。现在不少学人提倡从资料中“走出来”，但“走出来”的前提是“走进去”，没有走进资料，又谈何“走出来”？汪春泓认为对基本材料的透彻理解，是学术的生命线。因出土文献等各种新材料的发掘，学界盛行“预流”之说，这无疑有积极意义，但也要防止另一种偏颇，即对习见材料，反而束书不观。因为有些时段一时难有大量新材料问世。不过由于研究主体的复杂性和差异性，仍然能在前人基础上产生有价值的成果。因而年轻一辈仍然要树立攻坚的信心，推进一些聚讼不已的课题的研究。杜晓勤指出，以电脑数据库的形式整理出版史学和文学文献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他本人打算利用计算机在诗词声律研究方面做些尝试。
3.古代文学和相关学科的关系　钱志熙预测具体的学科发展态势，将是古代文学这个大学科的性质更明确，在大学科下形成许多分支。每个研究者都有所侧重，并明确自己在学科内外的位置。这是古代文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关键一环。杜晓勤认为未来的研究观念应从简单的价值评判向艺术价值评判、尤其是文学史上的史学价值的重估和分析转变，注重对文学艺术本体规律的探讨。将传统的诗文评的审美感悟和现代科学的客观分析结合起来。傅刚则认为强调古代文学研究的文学性当然是对的，但应防止偏颇。因为古代文学研究和历史科学的关系更密切，如果抛开历史背景，可能会影响文学研究的深度。尤其是先秦两汉文学，只讲诗经、楚辞的艺术性，不研究文献和当时的历史现象，就难以把握符合后世文学概念的文学发展的真实脉络。他主张全方位地考察研究对象，而不要太多地区分学科。于迎春也认为古代文学研究越来越表现出一种综合的面貌。这种综合与多种因素有关。比如它对考古成果的关注和吸取，它对原生态的民间状态的挖掘所显示出来的扩大了的社会历史视野。而且，古代文学研究正在有意识地淡化对文学价值高低的裁定，而是选取那些更适合揭示文化机制特点和文学发展规律的现象。汪春泓认为如果突破文体性的界限，不以偏概全，同时又突破文史哲各种学科的的局限，胸罗万象，我们的研究将会有更开阔的视野。那时再落实到文学研究之本体，会令新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开出新的境界。由于时间紧迫，这一讨论未能充分展开，但并无重大分歧。各人所谈的侧重点不同，与各自的研究对象和路数有关。
4.关于建立学术规范问题　大学都注意到学界新近提倡学术规范的呼声。汪春泓认为注意学术规范要与学术平庸严格区分开来。有的论著大量引用他人学术成果，却并无自己的见解，这只能把研究降格为综述。傅刚认为，这个问题是近几年来学术界有感于不少人不那么道德，比如剽窃别人的成果，或使用他人的观点不加说明等不良风气才提出来的。和西方学术研究相比，中国的学术研究确实有许多不够规范的地方。这是从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缺陷。但前代学者在引文格式等形式方面尽管不甚规范，在内容上却十分慎重，决不掠人之美。作为年轻的学者，应该为学术规范的发展作贡献，树立严谨的治学风气，使用科学的写作方法。
5.研究者应关注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在未来世纪的延续和发展　刘勇强认为对于现代作家和古代文学传统的关系，应有所探讨。他的《鲁迅笔下的地狱意象》、《吴组缃小说的艺术个性》等论文，力图打破古代文学画地为牢的局限。这是下一世纪古代文学研究中应当倡导的方向之一。葛晓音认为，古代文学与当代文化环境的脱离，研究圈内的热闹与圈外的冷漠形成的鲜明反差，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二三十年代的古代文学研究与推动新文学的创作密切联系在一起。直到今天，林庚先生以其九十岁的高龄，仍在思考怎样为新诗的发展再作贡献的问题。我们应当继承林先生的学术品格和精神追求。作为人文研究工作者，应当承担起关注现实文化的道义，也有必要通过积极参与现代文明的建设来振兴自己的学科。当务之急是结合我国目前在科技、经济高速发展的形势中暴露出来的社会文化问题，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的深入研究，清理出一批真正有益于民族文明建设的精神遗产。温儒敏表示赞同，指出应根据当代文化发展的需求，重新思考古代文明在未来世纪精神文明建设中的转化作用。
6.关于古代文学研究进一步和国际接轨的问题　大家一致认为，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对海外学界的了解还很不够。虽然部分学者利用访日的机会，翻译了一些日本汉学界的成果。如程郁缀已翻译出版日本大学青山宏的专著《唐宋词研究》，并即将完成日本著名汉学家神田喜一郎的权威性著作《日本填词史话》。卢永璘译介了日本的《书法理论史》等。但总的说来，我们了解海外研究动态不及时、不全面，对欧美的研究成果尤其隔膜。这种状况不利于在世界汉学的发展中把握自己的方向。
也许因为新时期学术界的风潮在古代文学研究界从未掀起过没顶的大浪，当代西方学术的思想种子也没有在传统文化研究的本土中结出过成熟的果实；再加上北大古代文学专业传统学风的影响，与现当代文学等其他学科相比，我们的第四代古代文学研究者似乎稍感落寞，但也没有那么多的困惑和犹豫。踏实认真地总结过去，也就看到了将来。更何况四十岁左右的学者已经基本定型。所以预测前景的关键在于正确估计当前三四十岁的研究群体的素质和潜力。可惜以前从未有人在这方面作过认真的分析研究。因此，我们这个形式独特的座谈会，或许是促进和活跃新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有益尝试。
（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5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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