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士-斯坦因与王道士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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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斯坦因与王道士的交易

公元1900年6月22日，即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意外发现，这是中国二十世纪的考古大发现，也是和内阁档案大库、殷墟甲骨、居延汉简相齐名的中国古文献的四大发现之一。但不幸的是这一伟大的历史与考古大发现却发生于正值八国联军侵华之国难当头与腐败的清政府摇摇欲坠的年代，不幸之二是藏经洞的发现者是为当时住守莫高窟的一穷困落魄的道士王圆箓即王道士，又加之当时中国大西北的偏僻和正值西方探险家对中国新疆等中亚广大地区的文物进行大肆掠夺的时期，因此诸多因素的综合也便注定了出不逢时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物文献的“伤心史”命运，五万多卷经卷文书绝大多数流散国外。
我们知道，藏经洞文物的大规模流散国外主要是在英人斯坦因1907年来敦煌时所发端，此后便有法人伯希和、英人斯坦因的第二次“造访”、日人吉川小一郎、俄人奥登堡等，而其主要的肇事者是斯坦因，由于他的首次得手与对外的宣扬，盗宝者便接踵而止，上演了一幕幕让国人永远也忘不了的伤心史与耻辱史。因此对藏经洞文物流散原因，特别是流散国外原因的探讨，其主要便是研究当时斯坦因是怎样骗取王道士的信任而顺利得手，也即探明王道士和斯坦因之间的秘密之“公平交易”的历史真相。
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了，到今天为止，学者们对发生在百年前的那一幕历史的认识基本一致，即是斯坦因在他日后的著作中如《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向达译），斯坦因著、王竹书译《斯坦因千佛洞取经始末》等中所不止一次提到的他当年如何与王道士周旋经过的记录，让我们无法忘记的是斯坦因所一再强调的他和他的中文秘书湖南人蒋孝琬怎样编造花言巧语，说斯坦因是顺着当年去印度取经的唐代高僧玄奘的足迹西来的取经僧，要取回唐僧带到中国的经卷，从而骗取对《西游记》故事相当熟悉同时又对唐僧玄奘极为崇拜的王道士的相信，因此而轻易得手，获得大量经卷文书。斯坦因的这一“自我解围式”的解释，也便为敦煌学界所一直引用，误导人们百年之久，并基本上是被奉为“经典”，到目前为止，未见有不同意见，这种现象或许是由于没有发现更多新资料的缘故吧。有鉴于此，笔者在这里提出不同的意见，仅作参考，或可对我们认识这一历史问题有所帮助，因为作为历史工作者，实事求是是我们应一贯坚持的基本立场和原则，故此笔者本文只欲尝试还历史一个真实。
关于王道士的历史记载非常有限，所见大多又是斯坦因的记录，这也是导致本文所要探讨问题一直不明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有幸的是在莫高窟留存有当年王道士所主持兴建并住持到死的“下寺”。下寺位于藏经洞（即莫高窟第17窟）所在的第16窟、三层楼正前约十米，自从王道士1931年死后至今，下寺几经改修作它用，后又破烂废弃，因此也便无有人注意其所蕴藏的重要历史信息。直到1998年9月至10月期间下寺修复，笔者参加了下寺修复工程的随工考古清理发掘工作，清理工作中我们在下寺南大门上方正中横额木匾额中，清除其表面的一层土红漆泥，露出匾额原刻书文字，正中间从右至左横写“三清宫”三个大刻书墨字，左右两侧竖写小楷字，右侧为“楚北云游沐浴住持王圆禄弟子赵明裕、姚明善创修”，左侧为“光绪戊申月新修郭维德学书”，均为楷书，刻写小字,有墨字有朱字。该匾额的发现，为我们更进一步了解莫高窟下寺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依据。从中我们可以知道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下寺原名为三清宫，而非其他。二是三清宫的修建者是其住持王道士及他的两个弟子赵明裕、姚明善。他们三人也即是三清宫的主人，这也符合斯坦因所记“他（指王道士）同他的两位徒弟”的记录。三是三清宫的建成年代是“光绪戊申月”即公元1908年5月。 斯坦因在1907年5月来到莫高窟时，曾作了如此的记录：“在这黑洞里（即藏经洞，今编号第17窟）任何事情都不能考察。但是等到道士取出几捆，允许我们到新建的佛堂一间房子里，用帘幕遮起来以防外人窥见。”（参见《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42页）此处的“新建的佛堂”即应为新建的三清宫，时间相合。其中“一间房子”也即为三清宫内其中一间，或道坐，或厢房。“用帘幕遮起来”说明此建筑并未完全竣工，否则有窗有门，何须用帘幕遮掩。因此说明此时三清宫正在兴建当中。这也符合当时王道士急于筹钱，很快与斯坦因一拍即合，通过金钱交易，而达成出卖文物的交易。我们也可以通过斯坦因的记录窥知一二：“因此我们立约，用施给庙宇作为修缮之需的形式，捐给一笔款给道士，作为酬劳。到最后他得到很多的马蹄银，在他忠厚的良心以及他所爱的寺院的利益上，都觉得十分满足，这也足以见出我们之公平交易了”（参见《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48页），虽然我们无法觉得这是“公平交易”，但从中可以知道这里所指“庙宇”、“寺院”应是为正在兴建中的三清宫。王道士正在急需银钱之时，适逢斯坦因，各有所急需，也便导演了藏经洞文物的一幕幕悲剧的开端。而且斯坦因所“捐”这笔费用的支出是用作三清宫的修建，也可以从斯坦因本人的记录中得知：“余於一九一四年第二次造访其地时,王道士出示其所用之公帐,知当日得之於余者,皆已作修葺庙宇之用。彼以马蹄银在洞庙前所筑之新佛堂及香客下院，已并列成排，一一为余指示，有自得之意。”（参见《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49页）这里的“新佛堂”与“香客下院”毫无疑问即为三清宫。这样的分析或许为我们更好认识斯坦因与王道士有积极意义。关于三清宫当时正在兴建之中，另有一条佐证，即斯坦因所记：“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庙上的绘画有明显的证据。”（参见《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42页）向达先生所译之“新建凉庙”也应为三清宫。
以上说明三清宫早在1908年之前已动工兴建（很有可能是在王道士于1906 年结束完工三层楼的重修工作之后开始的，并利用了前面的设施条件），在1907年5月王道士从斯坦因手中得到一笔可观的银钱后，实力大增，便很快在1908年5月挂匾额竣工。三清宫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来讲是相当豪华的，土石基础的木结构廊院式建筑，三开间大殿，有耳室、左右厢房、道坐、门楼，均为卷棚顶又绘制了大量的壁画，屋顶和地面又多铺有方砖，同时也在门楼、大殿等处装饰有雕刻并烧制而成的带图案的镂空砖与各式动物鸟禽像。可以想见如此豪华道观，是要花费大量的银钱的，而王道士作为一外来人，初来乍到，没有任何背景关系与当地势力的支持，也无基本的亲属关系；况且他又仅为一道士，要建筑一道观，道教在敦煌人的信仰中是远远无法与佛教相比的；在这种情况下王道士要全靠募化，在佛教中心莫高窟建一道观，本身便不伦不类，由此可以想见得到当初王道士的这一宏伟计划是极其难以筹到资金的。所以，分析的结果表明王道士三清宫的修建为斯坦因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藏经洞文物在王道士金钱利益的驱动下，厄运难逃。
下面让我们来分析一下王道士创建三清宫的前因后果。在1900 年王道士于无意中发现藏经洞后，他的命运开始好转，渐渐地他知道了这批古物的“价值”。时来运转，王道士首先是把一些卷子送到当时的官府人物如肃州兵备道挺栋、当时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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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县令的湖南进士汪宗翰，汪宗翰从王道士手中得到不少珍贵敦煌写本、绢画，并寄赠给当时的甘肃学政、金石学家叶昌炽（参见《缘督庐日记》叶昌炽著）。当然王道士也绝不会利用这个机会放过结交敦煌地方绅士的好机会，这是不容置疑之事。王道士甚至利用手中之便处理好与当时上寺、中寺的关系，斯坦因在初来莫高窟从一“西藏僧人”手中见到经卷，系“这位小和尚借来用以光彩光彩他那座小寺院的保存很好的一长卷。”（参见《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41、142页）王道士利、誉双收，地位非同一般，手中也不再是十分拮据，因此有能力于1906年完成三层楼的修建之后，便很快把精力投入三清宫的营建工作。三层楼的建成与其说是为佛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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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倒不如说是王道士为自己立的功德碑。这远远还没有满足王道士的虚荣心理，他还觉得有必要给自己堂而皇之地建一道观，一则用以炫耀，二则为自己正名，三则吸引更多的信徒弟子，以与上、中二寺对比。这样三清宫便在王道士的虚荣心驱使与藏经洞文物的不幸遭遇中很快拔地而起。而三清宫选址从伯希和的照片及今天地理位置看极不科学，因为这儿紧挨着宕泉河道，仅为一小小台地，时常面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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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的威胁（参见《伯希和敦煌图录》第一册中的莫高窟环境照片）。但王道士与此不顾，宁愿一违常规开三清宫大门为南门而建一窄小道观（又西面开一出入便门），也要时刻守护着自己“心爱”的藏经洞，可谓用心良苦。
因此在评价王道士对于如何处理藏经洞文物的行为上，笔者建议应当更多的考虑王道士的“经济利益”与“虚荣心理”，特别是王道士创建“三清宫”的这两方面因素与1907斯坦因金钱对王道士的强烈刺激及这一次交易对王道士的影响与极大的腐蚀作用，更特别是在王道士为三清宫正四处筹集经费时，使本来谨慎的王道士不顾一切的与之积极配合。而此前他所进行的都是一卷两卷的极小数目的行贿与受施活动。因此在此之后，1909年伯希和来时便极易得手，以致于这些有钱的“大人”（参见现藏敦煌研究院的王道士《催募经款草丹》，系发现于下寺一木柜中。另可参见子青《记王道士催募经款草丹》，国立西北图书馆编《西北文化》1945年27期）们每次都会满载而归。而政府抢运之时王道士却又偷出部分私藏起来，售给“老朋友”斯坦因等人，这时的王道士前后判若两人，利欲熏心，且有恃无恐。另据仍健在的经历了敦煌国立艺术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的老工人范华师傅的回忆，在王道士发迹之时，他广交地方绅士，地位大增，曾拥有一辆铁轱轮马车，这在当时的敦煌所仅有，不时驱车进城，颇有几分洋人过街的味道，自足自满之心情溢于言表，虚荣心理于此昭然，而其背后又有多少经卷文书下落让人触目惊心与不堪闻睹。
正如前文所记众所皆知之事实，斯坦因曾多次在不同的文章中提到他当年（1907年）初来莫高窟时为了藏经洞的宝物，如何与王道士全力周旋的一些情节，其中他一再强调的是他如何利用玄奘的故事来最终骗取王道士并大获成功的故事。最为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庙上的绘画有明显的证据，而所画的都是一些荒涎的传说”（参见《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142页），前文已述，此处“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庙”即为三清宫，而这里所指“都是一些很荒涎的传说”的“绘画”显然即为玄奘的故事，亦即《西游记》中的情节绘画。但到目前为至，及在本次考古工作中我们一直未见有关“玄奘西天取经”的绘画于三清宫，或已全部残毁，当不得而知。但奇怪的是我们却在上寺大殿正面檐墙方格中看到绘有十分精彩的唐僧师徒一行四人及一马往西天取经图，其情节多为悟空斗法，显系来自《西游记》。那么上寺的这些画面在当时斯坦因应见到过，因为他初来时最先打交道的即为“西藏僧人”，应为上寺喇嘛。但当时上寺并不属于王道士所管，而且按斯氏所记如在上寺也似不合情理，或则疑惑为斯氏的笔误，也似不大可能。那么也或是斯氏为了圆满自己的“故事”而为！另外斯坦因曾拍有一幅照片，是王道士立于一廊柱旁，身后墙壁上画有《西游记》情节，疑为三层楼某处，今已不存。此照片并不完全说明王道士的真实想法，而却可以表达斯坦因的动机与意图，似为自己解释的有意注脚。其实斯坦因在文中一再提到玄奘，同时又多次说到“捐”“施”银钱之事，均在极力强调前者而淡化后者，似有言不由衷之嫌。毕竟这次“公平交易”并不公平，而他所作所为亦非正大光明，十分光彩之行为。斯氏为人为文均有几分尴尬！不管怎样，即使斯坦因所言确切，王道士对与自己宗教信仰相异的玄奘的崇敬，无论如何也是抵挡不住斯坦因主动送上门来的眼下正急缺的银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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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惑。而且从三清宫大殿道家三尊像的塑造供奉和今天仍保存的道教故事壁画，可以看出王道士信仰的主流还是道教，玄奘取来的毕竟仍是佛经而不是道经，这一点王道士应是相当清楚的，这一点也可以从他日后对藏经洞经卷文书的“认识”与“处理”而加以印证。因此我们认为斯坦因的记录只能证明，王道士和当时中国普通老百姓一样，是比较喜欢《西游记》中的故事情节而已，并不表明其他问题，是无法让人信服地认为当初王道士是出于对玄奘的崇敬而轻易地相信了这些相貌独特又操不同语言的洋人的，毕竟他们之间是根本无法交流的，只有银钱才是等价物，是相同相通的。
讨论的结果，我们看到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物的最初大量流散国外的主观的因素是和王道士与斯坦因二人的各自不同的需求密切相关：王道士急需金钱，斯坦因急需藏经洞文物，而恰巧极为不幸的是由王道士执掌着斯坦因所要得到的文物，这是个合理的但却是让国人流血的逻辑论证，其结论早已被历史所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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