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张祥浩：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历史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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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张祥浩：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历史演变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历史演变
张祥浩
科举制度作为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取士制度，在其一千三百多年的发展中，以其自身固有的发展规律，渐由兴盛走向衰朽，以至不得不被废止。研究科举制度盛衰的发展规律，可以为我们今天的考试制度提供历史的借鉴与经验。
一、科举制的创立与生命活力
历史上的科举制度，科谓科目，举谓举士，科举即通过科目考试而取士。这是我国最重要的取士制度。史称隋文帝废九品中正制度，由州郡岁贡士人，隋炀帝始设进士等科考试取士。入唐，发展为进士、明经、俊士、明法、明算、明学，据说有五十多科，其中最重要的是进士、明经两科。进士科重在考诗赋，亦考帖经，类于现在的填空。以及时务策，类于现在的政治时事。明经则考帖经、墨义、时务策。其中的墨义类于现在的默写。顾炎武《日知录·科目》说：“唐制取士之科，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俊士、有明德、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吏科，此岁之举选也……见于史者凡五十余科。”[1]由于魏晋南北朝以来重视文章的社会风习，唐代的进士科最受士人的重视，因而科举考试也常常被称为考进士。
隋唐的科举制，与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取士制是截然不同的取士制度。所谓九品中正制，中正指典选举的官，因为标榜公正不偏，故称中正；九品是将士人判为九个品级，让朝廷按等第取用，故九品中正制又称九品官人法。在历史上，九品中正取士制度，虽说并不是一开始即以家世用人，一如晋卫瓘所说，“魏氏承颠复之运，起衰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时选用之本耳。”[2]但在世家大族操纵中正的情况下，它就渐渐变成了“计资定品”，专以家世为贵了。晋代刘毅批判九品官人说：“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抉上……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3]在魏晋南北朝之世，九品中正制是世家大族垄断官职，操纵政权的工具。
隋唐推行科举制，士人经由考试而入仕，这就结束了魏晋以降凭家世高低取士任官的制度，它所体现的在考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为庶族知识分子开辟了广阔的入仕道路，其为广大庶族士人所欢迎与拥护，是不言而喻的。唐代孟郊在登科后作诗云：“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种登科后的得意，即反映了这一情况。在隋唐，以贫寒之身而摘取进士的桂冠，被称为登龙门的不乏其人，故隋唐的科举制度显现了生命的活力。孙中山先生曾把隋唐科举制度的创立，视为中国对世界文明的特出贡献。他说：“中国自世卿贵族门阀荐举制度推翻，唐宋厉行考试，明清尤峻法执行，无论试诗赋、策论、八股文，人才辈出；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著日月。朝为平民，一试得第，暮登台省；世家贵族秘不能得，平民一举而得之。谓非民主国之人民极端平等政治，不可得也！”又说：“官吏非由此出身，不能称正途。士子等莘莘向学，纳人才于兴奋，无奔兑，无徼幸。此于酌古酌今，为吾国独有，而世界所无也。”[4]孙中山所看到的，正是科举制打破世家大族垄断官职，为庶族士人开放政权的积极意义。
二、科举制在发展中遇到的难题
历史上的任何制度，皆是救一弊又生一弊，以其能救前代之弊，故有存在与发展的理由，以其本身又有弊病，故又不免为后世所批判与相应的制度所代替。科举制度的历史发展，亦是如此。至宋明，它在发展中，碰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即以阅卷而言，唐代参加考试的士子并不多，进士科每次100人录取1~2人，录取的上限为20人，参考的人数在1000~2000人之间。明经科录取率高一些，每10人录取1~2人，总数不得超过100人，参考的人亦仅只1000多人。总计两科，每次参考的人数在3000人上下。但是到了宋代，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文化的繁荣，参考的人数急剧增加。宋太祖以降，即进士一科，每次录取的总数在200~300人，多时达500~600人。据丁文编《中国行政制度史》的资料，唐太宗在位23年，录取进士205人，宋徽宗在位25年，录取进士5500余人，录取的人数即翻了二十多倍，参考的人数亦是水涨船高。宋徽宗宣和六年，礼部试进士至1万5千人，赐第805人[5]。宋代朱熹说：“旧时此中赴试时，只是四、五千人，今多一倍。”[6]朱熹所说，当是一般的情况。至明，参考的人数就更多了，而每次考试都要经过3场，虽然3场的内容各朝并不相同，但每一考生都有3份卷子则是相同的。这样，以每次参考人数5000人计，就有1万5千份卷子，如以朱熹所说的人数计，就有3万份卷子。如此，阅卷就是一个极为繁重的任务。且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其难度可想而知，如何合理地批阅这么大量的卷子，就成为主考部门面临的大问题。
早在唐代，柳宗元就指出，由于主考官无力认真阅卷，录取必然要流于名不副实，或者说，取非其才。他说：“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进士者，岁数百人，咸多为文辞，道今语古，角夸丽，务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几千万言，读不能十一，即僵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视，心疲而不欲营，如此而曰吾能不遗士者，伪也。”[7](P628)他主张士人要先造成自己在社会上的名声，以此引起主考官的关注，其卷子才会为主考官认真审阅，以博得录取的机会。在柳宗元时代，由于参考的士子相对地少，阅卷的艰难还不是十分突出的问题，但他看到由于阅卷的草率，必然会造成该取不取，不该取而取的现象，则是敏锐的。
柳宗元所说的这种情况，在参考人数急剧增长的宋代，就变得十分突出。欧阳修指出，应考人数既众，试卷既多，阅卷必然要是非纷杂。阅卷官心劳目昏，取舍不能不失于草率。他说：“今日考勤官者非不欲精较能否，务得贤材而常恨不能如意，大半容于缪滥者，患在诗赋策论，通同杂考，人数既众，而文卷又多，使考者心识劳而愈昏，是非纷而益惑，故于取舍往往失之者，此有司之弊也。”[8]虽然考官从主观上说欲精较能否，但事实上，想要在有限的时间里精当地批阅那么多文卷，则是不可能的。欧阳修所看到的，与柳宗元是同一问题。不同的是在宋代，随着参考人数的增多，这一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由是，欧阳修提出淘汰取士的改进办法。他主张把现行的先诗赋后策论的科考顺序，改成先策论而后诗赋。策论比之诗赋，更容易区别彼此的高下优劣，先考策，将其中文辞鄙恶，文意颠倒，不知题意，不识故实，答非所问，误引事实，虽能成文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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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乖诞，或不中程式的七种人先行淘汰。假设每次参考的有2千人，这样就可淘汰500~600人。余下再试以论，又仿此前的方式再加第二轮淘汰，这样又可去掉200~300人。剩下的1千余人进入诗赋考试，设使录取在1/4，2千参考者录取500人，经淘汰后只有1千多人参加诗赋考试，取《百就容易了。因为经二轮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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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最后的阅卷量大为减少，考官不至劳昏，由是审阅较精，而使童年不晓事之人无由得进，庶几可以革除旧弊而得其才。
但欧阳修的淘汰取士法并没有为当局所采取。或许是推行起来并不容易。比如说，参考的士子皆来自全国各地，经淘汰才能参与下一轮考试，滞留京城的时日必长，这对参考的士子来说，是极不方便的。而且在最后一轮中被淘汰的士子，心理必难平衡，如此等等。故欧阳修的改革方案，并未见实行。
三、试文的八股化与科举制的衰朽
在科举考试的发展史上，为解决这一阅卷量大的难题，八股文便应运而生。
今人多憎恶八股文，客观地说，它是为解决阅卷的困难，作到公平取舍而出现的。所谓八股文，是应试的一种文体，亦称时文、制艺或制义。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和大结部分组成。破题是说破文章的要义，承题是阐明、申述破题提出的要义，起讲为议论之始，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是全文议论。在这四股中，都有两组排比对偶的句子，故称八股文。顾炎武《日知录·试文格式》云：“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发端二句，或三四句，谓之破题，大抵对句为多，此宋人相传之格。下申其意，作四、五句，谓之承题，然后提出夫子为何而发此言，谓之原起。至万历中破止二句、承止三句，不用原起，篇末敷演圣人言毕，自掳所见，或数十字，或百余字，谓之大结。”[1]
八股试文起自何年，各家说法不一。明正式行科举考试是在洪武三年(1370)。据说朱元璋曾命刘基拟定八股程式。顾炎武谓始于成化(1465年)以后，大约是洪武年间未成定式，至明宪宗成化以后始成定式。可以说，八股文将科举的试文程式化、格式化，它的直接目的，是为阅卷提供有法可依的标准，从而减少阅卷的工作量，并使录取客观化、公正化。
作为一种文体，八股可以说是一种创造。但千万人为之，就成祸害。顾炎武《日知录·程文》指出：“文章无定格，主一格而后为文，其文不足言矣。唐之取士以赋，而赋之末流最为冗滥。宋之取士以论策，而论策之弊亦复如之。明之取士以经义，而经义之不成文又有甚于前代者，皆以程文格式为之，故日趋而下鼌。董公孙之对所以独出千古者，以其无程文格式也。欲振今日之文，在毋拘之以格式而俊异之才出矣。”[1]顾炎武在这里指出的是，文无定法，一有定法，文就不成其为文了，士陷于程式之文，士就不成为其为士了。
更为严重的是，八股试士造成社会拟题的衰败学风，顾炎武说：“今日科场之病，莫甚乎拟题。且以经文言之，初场试所习本经义四道，而本经之中，场屋可出之题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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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富家巨室，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篇，计篇酬价，令其子弟及僮奴之俊慧者记诵熟习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即此所记之文抄誊上卷，较之风檐结构，难易迥殊，四书亦然。发榜之后，此曹便为贵人，年少貌美者多得馆选，天下之士靡然从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1]八股文既有固定的格式，当然可以模拟，模拟得当，就可以中选。如此，谁还去读本经呢?故顾炎武指责八股为害，有甚于秦的焚书坑儒。秦始皇焚书坑儒，不过是坑埋了四百六十多个儒生，而八股为害，则是祸及几代人的。
顾炎武提出更改科举考试，改八股文为答疑，考四书五经皆问以疑义，如汉唐不同经师之说，只有贯通经文者，才能回答。即令是出题答试，亦不限于治乱问题，使人不得事先模拟，必得场中所作，如此才能区别真假学问，拔取真才。或者，用唐宋诗韵亦可，因为文章可以模拟而诗韵不可模拟，从而杜绝剽窃之病。他甚至主张暂停科考数年，加以整顿，革去科举积弊。
顾炎武对科举的批判是合理的。但其改革操作起来却有相当的难度。比如说改为问以疑义，不同考官之间的评判必然不同，如此，取舍必以不同考官的好恶为转移，这会不会造成新的不公平?即令停考整顿，又将从何处入手?故终满清几百年间，八股考试依然如旧，在烂泥潭里越陷越深。
到清末，八股试士可以说是百弊丛生，衰朽不堪。清末的思想家，几乎没有一个不批判八股的。康有为指出，“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故虽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致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9]严复指出，八股有三害，一曰锢智慧，二曰坏心术，三曰滋游手。“总之，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随贫弱。此之不除，徒补苴罅漏，张皇幽渺，无益也，虽练军实，讲通商，亦无益也。”[10](P147)
在清末，康、严二公对八股的批判，是有代表性的。以八股试士，如同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了。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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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明令废除八股。此时科举制度虽然依然保留，但废弃了八股，科举制度也就受到致命的打击。百日维新失败后，八股试士虽然又复其旧，但在清末西学东渐，新式学堂勃兴的情况下，废八股乃至废科举，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1905年，在袁世凯、张之洞、赵尔巽联名奏请下，清廷迫于各方面的压力，终于下诏停止科举。至此，在中国推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终于寿终正寝，进了历史的博物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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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全晋文·请除九品用士断疏[Z].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Z].北京：中华书局，1958.
[3]全晋文·上疏请罢中正除九品[Z].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Z].北京：中华书局，1958.
[4]与刘成禹的谈话[A].孙中山全集(第1卷)[Z].北京：中华书局，1985.
[5]丁文.中国行政制度史[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1991.
[6]朱熹.朱子语类(卷109)[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柳宗元.送韦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A].柳宗元集[Z].北京：中华书局，1979.
[8]欧阳修.论更改贡举事件札子[A].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04)[Z].四部丛刊本.
[9]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A].康有为政论集[Z].北京：中华书局，1981.
[10]严复.救亡决论[A].严复集[Z].北京：中华书局，1986.
（资料来源：《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7卷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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