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时期史学与现实关系讨论的回顾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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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关于新时期史学与现实关系讨论的回顾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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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大陆马克思主义史学由于诸种原因，没有能够很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史学发展与现实严重脱节成为当时大陆史学界的基本共识。[1]亦有学者提出，正确认识和处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是解决新时期"史学危机"的根本出路。[2]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和解决新的时代条件下史学发展与社会现实间的辩证关系，便成为新时期史学理论领域讨论的热点问题和重点问题之一。讨论的高潮在80年代中前期至80年代末，90年代以后仍间有文章论及。在讨论高潮中，一些学术研究机构和报刊举办了有关的座谈和讨论，发表了很多的相关文章。
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以不同形式经常被提出。然而，形成这样一次大规模的讨论，是以往不曾有过的。如何正确认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是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关系到中国当代史学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有学者说，它"是史学理论范围极为重要的问题之一。甚至可以说，这是影响和决定整个历史科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前提问题"[3]；它"涉及到史学研究的方向、历史学存在的价值等重大问题，也是历史研究进行改革的前提。"[4]因此，系统总结这次讨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实质，对当代中国史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当时和后来的学者对这次讨论进行系统和深入总结的不多，多是在回顾整个史学理论研究时提到该问题。[5]所以，本文拟对这场讨论的基本问题及有价值的观点作一系统全面的回顾总结。
一、史学是否要面向现实和史学服务于现实的特点
探讨史学与现实关系的首要问题是，史学是应当面向现实和服务现实，还是对现实保持一种超然态度。多数学者持前一种观点。由此便涉及到，史学必须面向和服务于现实的原因及其特点等问题。
（一）对史学脱离现实的原因的不同反思
新时期讨论史学与现实关系问题的前提是，新中国史学、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的史学没有很好地适应新的社会时代发展，或者说史学发展与现实存在着严重的脱节现象。但是，对于史学与现实间存在的矛盾或脱节，学者们的具体看法是不同的。
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重心和对象没有适应新的社会发展所造成的。姜义华说，民主革命时期建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是为民主革命服务的，中心理论是阶级斗争理论。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工作重心发生了根本转移，但是，史学研究继续把主要精力放在原有的领域和课题上，视以反帝反封建为中心的史学体系"为唯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6]李时岳说，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史学工作重心的转移问题"迟迟未能到来"。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研究依然局限于阶级斗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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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斗争最高形式--战争。[7]上述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没有作更深入的理论分析。
另一种观点认为，是整个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方法论存在缺陷造成的。陈锋说，史学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其社会功能的显现需要史家在研究中注入其意念与思想，使逝去的历史变成"活着的"历史，达到历史与现实的相互体验和照察。而我们的史学研究多是为历史研究历史，过多地讲"求真"与"求实"，割断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这种研究除了"学术"价值外，很难为现实生活提供什么。[8]陆君说，多年来史学研究方法自然科学化，把史学作为昭示历史真理的工具，使历史被剥夺了进入现代的活力和方式，价值与传统、历史与现实相分离。而史学研究根本上是关系人的自我理解和意义，"历史和文化传统对我们本是一片活着的生命，在我们自己时代对人的自我理解的关切中，历史和传统文化与我们形成并展开了意义方面的连续性"，历史真理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在历史中变化着的人的自我知识"，因此，史学研究不能仅仅工具性地去发现历史真理。[9]这些看法指出了史学发展需要加强主体意识及其价值的参与和渗透，很有理论意义。
(二）史学为什么必须面向现实
《史学理论》编辑部1989年的《新春寄语》说："只有现实才是史学的生命力的源泉。史学只有面向现实，才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社会功能和认识功能。"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史学理论杂志，这段话反映了新时期史学界对加强史学与现实关系的普遍性认识。然而，人们对史学要加强与现实联系的原因的认识却不一致。
一种观点认为，史学发展需要社会现实及其发展作为推动力，社会现实是史学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吴廷嘉说，"史学积极地为现实服务，是社会发展对史学研究的要求，也是史学不断进行自我更新的原动力"；而人们的历史认识能力同社会实践能力日益有机结合，不仅会极大提高人们改造现实的能力，也会有力推动史学研究的发展。[10]王金才说，历史"是人类的过去与现在之间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过去是现实的基础，现实是历史地形成的。因此，史学研究必须包括现实，否则，史学就失去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动力。[11]
另一种观点认为，史学要实现其价值，就必须干预生活，面向社会现实和民众关心的问题。刘泽华说，一个学科的命运主要取决于其社会价值。史学社会价值的主要标志是社会功用。提高史学价值的关键在于：史学必须干预生活。[12]陈启能说，要提高史学研究的价值，史学家应当从当代各种尖锐的社会问题以及当代人种种迫切的社会需要出发，研究这些问题在历史上的演变情况和表现形式。这样，它的社会价值自会大大提高。[13]
第三种观点，是从解决史学危机的角度来分析史学必须面向现实的。吴廷嘉说，史学与现实与现实相脱节，"是导致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史学危机感的最深刻的根源。"[14]因此，一些学者说，要使史学摆脱危机，根本出路就是"对现实需要作出积极反应"。[15]
还有学者从思维是客观存在的现实的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史学的社会性和史学的科学性，论证了史学必须为现实服务。[16]
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史学应当超然于现实之上。徐梓说，史学危机的根源，恰恰在于它与现实过分的亲密，失去了自己的尊严和独立性，所以，"史学工作者有必要和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不是脱离现实"。[17]
(三）如何看待新的时代条件下史学与政治的关系
长期以来，史学界往往把史学与现实的关系简约化为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典型的表现就是片面强调史学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到文革时期，更把史学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婢女。因此，这一时期，学者们对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看待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作了较多探讨。
多数人主张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史学不应再强调为政治服务，而是应当为社会经济生活服务。彭年说，强调史学为政治服务是不全面的。史学具有广泛的社会功能，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也是多层次的，因此，不能仅仅用"史学为政治服务"来概括。再者，随着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史学应该首先为经济建设服务。[18]沈嘉荣说，在过去相当长的年代里，史学领域贯彻了阶级斗争为纲，但阶级斗争毕竟不是社会历史的全部内容。改革开放后，历史研究已经开始"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突出的表现便是经济史。[19]张艳国说，史学如果一味看政治行情、社会风气选择研究课题，为社会政治作注释、说明，不仅极有害于其科学价值的实现，而且极有害于社会政治。[20]孟庆顺说，史学面临最大的时代挑战是，其政治借鉴作用的动摇。全球的新技术革命在现在与过去之间划出一条鸿沟，过去的政治经验很难应用于今天。"历史学和政治的长久联盟已无可挽回地宣告终结。"[21]
另一种观点是，在批判以往史学片面强调为政治服务的现时，肯定了史学与政治关系的重要性。蒋大椿说，史学应当为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服务，而"政治是现实社会中一个占支配地位的分工领域，它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思想领域与社会物质经济基础发生联系，也常常通过政治为中介。故史学为其它领域服务，又往往很大程度上通过为政治服务体现出来。"[22]李桂海说，在政治、经济和精神对历史的三种需求中，政治需求是最突出的，特别是在阶级社会，各阶级或集团为夺取或巩固政权，经常要从历史中寻求"借鉴"；史学成果能直接创造经济价值的较少，经济需求往往要通过政治曲折地体现出来。[23]项观奇说，史学不能脱离政治，史学要接受社会主义政治的指导，同时它也影响和作用于政治。史学最根本和最重要的社会功能，"是为亿万群众现正在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各方面效益最大、价值最高的规律性认识，帮助党的政府制定政策、检验政策、完善政策。"[24]
(四）史学为现实服务的特点
史学要为现实服务。但史学毕竟是一门基础社会学科，不仅和自然科学不同，就是和社会科学中应用性较强的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也不同。那么，史学服务于现实具有什么样的特点，也成为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
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史学服务于现实是间接的和潜在的。吴廷嘉说，由于史学研究的是人类过去的活动，它和现实不可能发生绝对的重复，所以，历史科研成果很难直接为现实服务。史学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效益，以其学术价值为内核，"特点在间接性而不在实用性。"[25]孙祚民说，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可以直接服务现实，"其特点是偏重于解决具体问题，收效较快，效益明显；而史学只能间接服务于现实，其特点是偏重于解决全局问题，主要体现在总结经验教训，提示客观规律，使人们获得深远战略性的历史眼光，以利于作出正确的宏观性的决策。"[26]毛佩琦说，史学功能主要是一种宏观的潜功能。说它宏观，是因它主要是通过研究历史现象，认识历史发展规律，来对人类社会做总的指导；说它潜在，是因它的许多功能往往不是明显表现出来，甚至是看不到的。[27]孟庆顺说，史学的社会功能是一种潜功能，其认识和教育作用表现在人们深层心理结构上。[28]
反对的观点认为，史学可以直接服务现实。段本洛说，由于当代多学科门类的相互渗透、交叉和融合，"认为史学只能间接服务于现实的传统观点应当打破。"他以区域史研究对苏无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所起的作用为例，说明了史学可以为直接为改革开放服务。[29]
(五)，史学如何才能更好地为现实服务
在讨论史学怎样才能更好地为现实服务时，多数人主张从史学界自身做起。陈启能说，多年来一直强调史学为现实服务，也探索过许多途径，但始终没有解决好，"症结就在于没有找到连接历史与现实的纽带。"而这一纽带就是史家具有当代意识，从当代水平出发，拥有当代的认识方法和研究手段，研究当代的来龙去脉。[30]杨玉生提出，"问题史学"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正确理解史学与现实的关系。"历史学工作者应当立足现实，注重解决那些与现实关系较密切的重大历史课题，积极地为现实服务。"[31]
有的学者则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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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史学的价值和功能，仅靠史学界是不够的。史学价值功能的实现，"也有赖于受众自身的改造。……必须依赖全社会的努力。"[32]这种看法认识到史学社会功能实现的主客体关系，正确指出要实现史学的社会功能不仅要靠史学主体的自我改造，还必须让史学功能实现的客体――民众得到改造。
二、史学的价值和功能的构成及"古为今用"
史学要服务现实，必然就要谈其价值和功能。学者们从史学所处的当代社会背景出发，结合传统史学的价值和功能，对史学价值功能的构成、如何认识新的时代条件下史学功能及"古为今用"等问题，作了多角度和多方位的探讨。
（一）史学功能的构成及其特点
许多学者认为，现代史学研究的内容是多层次，因此，对史学功能及其特点的认识应当是多层次的；有些学者则结合时代发展，对史学的功能与特征作了新的概括。这些看法未必都合理，但说明人们对史学功能的构成、特点及其作用范围有了更具体和深入的认识。
1，史学功能的层次说。这种探讨注重从纵向来说明史学的功能结构及其相互关系。
（1）两大类别五个层次。袁庭栋说，史学大体可分为基础史学和应用史学两大类。基础史学又分史料学和历史编纂学，应用史学可分宏观研究、实际研究和知识普及三个分支。各分支学科既可各自实现其社会功能，也可相互交叉、共同实现其社会功能。在基础研究中，史料学是史学的基础性工作，是史学其他分支实现社会功能的基础。历史编纂学可以发挥史学的认识功能、借鉴功能、教育功能与传播知识的功能。在应用研究中，宏观研究是在基础史学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力图阐述历史现象中的若干规律，探索国家与民族前进的道路，即史学的资治与借鉴功能。史学的实际研究是直接为现实服务，可以实现史学对现实的咨询功能。知识普及主要表现为历史知识的教育功能和传播功能。[33]
（2）三层次说。沈定平说，在新时代精神的影响下，"向社会实践接近与社会功能多样性的统一，预示着史学发展的基本方向。"当今史学的社会功能已呈现多层次的网络结构，它包括：传统的历史经验的借鉴功能，这构成了史学社会功能的最基础层次；历史知识的教育功能处于一个较高的层次；史学所获得的新的应用功能或预测的功能，则属于更高的层次。[34]李桂海说，从层次划分，社会对历史的需求可分为专业、基础和普及三种需求。专业需求是指史学家内部的需求，主要是服务于史学家之间交流信息和成果，共同提高史学研究水平。基础需求是指史学作为基础学科，其研究工作常常要为其它科学的发展提供素材和资料，以满足它们的发展。普及需求则有广泛的群众性。[35]
（3）四层次说。李开元说，根据史家的思维认识层次，史学可分为低层史学、中层史学、高层史学和哲学史学，它们在研究内容、方法和目的上是很不相同的，彼此间的关系也是复杂的。"用系统论的观点看，它们都是相对独立的系统，每一个独立的系统都有自己独立的价值标准。"[36]
2，史学功能（价值）的方面说。这种探讨是从横向来探讨史学的功能构成及其作用。
（1）三种功能说。启良说，要认清史学的社会价值，应分析史学的各种职能与社会现实的相互关系。其一，教育性职能。它表现为爱国主义教育、借鉴作用和文化教育作用，直接服务于现实生活。其二，学术性职能。它包括鉴别史料、考订史实、对个别历史现象予以正确解释和运用理论思维概括历史规律。追求真理是它的总体目标，它体现了史学的相对独立性。其三，实用性职能。它是史学服务社会的一种形式，当人们需要解决直接与历史有关的现实问题时，必须通过查阅史料进行历史分析，然后得出解决问题的结论。[37]
（2）四种功能说。丁伟志说，史学的社会功能包括四个方面：伦理教育的功能、经验借鉴的功能、文化积累与传播的功能、获取社会的规律性认识的功能。[38]
（3）五种价值说。吴廷嘉说，史学的社会价值具有多方面意义：一、使人们深刻认识自己的过去和现在，从中总结正确的经验教训，提高改造社会的自觉性和实践能力；二、把握历史发展规律，提高对社会发展的综合治理能力和预测能力，从这点讲，历史研究是全部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三、最有效地培养和训练人们的理论洞察力，在人才教育方面有特殊作用。四、是探索各民族、国家所特有的历史发展道路及其规律的主要手段和可靠途径。五、由于人类社会史包括社会史、自然史及两者相互联系的三方面内容，因此，可以在史学领域期待交叉科学、横断科学的迅速发展和突破。[39]
（4）七功能说。高增德认为，史学为现实服务包括七方面：一，揭示与阐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二，总结和借鉴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三，察知和预见历史发展的未来趋势。四，普及和宣传科学知识，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五，增强和促进人们道德情操的修养。六，从事历史文献的校勘。七，进行现代、当代史的编撰。[40]概括这种观点，实际是阐说了史学的认识功能、资鉴功能、预知功能和教育功能等。
此外，还有其它一些观点。如，彭年说，史学的社会功能具有两重性：从横向看，史学可以为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直至生产力、科学技术各个领域服务；从纵向看，研究历史有现实意义，记录现代历史亦可致用于后人。同时，史学功能又具有五个方面：认识功能、启迪功能、教育功能、致用功能、资政功能。[41]
（二）如何认识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史学功能
1，时代条件的变化使史学的社会功能难以实现或减弱
学者们比较普遍地认为，随着历史的发展，今天的社会与过往的社会有了很大或本质的区别，因此，史学的借鉴、教育等功能必然极大地减弱或丧失。杨权说，史学能在古代产生借鉴作用，主要是因为传统社会发展十分缓慢，前一时期的历史经验对后一时期的社会往往有较多的类比性和借鉴性。而现代社会形态及其状况与传统社会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历史上治国的方法和经验教训，"能为现实提供的启示变得越来越有限了"[42]。纵瑞华说，今与古有联系，但更有质的区别。在同一社会形态下，"鉴古知今"的可能性要大些；如社会制度变了，"鉴古知今"的可能性就变得很小。[43]熊月云说，近代以来，社会变迁日益加速，新象杂陈，"历史对现实、未来的借鉴、预示作用便越来越少"，所以，不要对史学的社会教育功能期望过高。[44]雷颐说，史学在过去被当作预言未来的工具。然而，现代科学的发展说明了预成论的非科学性。"正因为人们对由''过去''推导''未来''的可能性、可靠性产生怀疑，所以史学才空前地被冷落了。的确，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社会的发展频率越来越高，''今天''包含''昨天因素''越来越少。因此，过去的经验对''今天''和''明天''的可用性越来越弱。"[45]上述观点实际是不同程度地否定了史学在现代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因为，借鉴功能和教育功能是史学最主要的社会功能。这些观点看到了因古今历史的巨大变化，导致史学的借鉴功能和教育功能在现代社会面临重大的挑战，是对现代史学功能的认识的深化。但是，不少观点缺乏具体分析，比较片面。我们不能笼统说史学的借鉴功能已经丧失，古代史对今天的借鉴意义固然是减弱了，但近现代史对今天依然有重要的借鉴和教育作用。再者，以古今不同来完全否认历史的借鉴意义，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观点。今天是昨天的继续，现代社会固然比古代社会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总还是人类历史，总有其共性和继承性的方面。
2，史学的功能正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增强
持此观点的学者较少。沈定平说，科学整体化正席卷各研究领域，用这种时代精神看史学的功能，就不能停留在从概念上探讨其异同，或满足于在原有范畴内对某种观点进行自我评价。史学的社会功能将随着社会进步和史学研究范围的扩大而获得新的机制。现代科学整体化发展的基础，便是"注意历史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进步的历史主义的原理、观点和方法"，而史学乃是提出并不断验证这种原理、观点和方法最重要的领域。随着史学在整个科学事业中的地位愈显重要，其社会功能也相应发生了重大变化。史学在西方社会已受重视。"种种迹象表明，历史和许多学科将恢复繁荣。随着社会进步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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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史学的前景不是日趋暗淡，而是将迎来新的繁荣时期，并有可能居于其他学科的前列。"[46]作者从当代科学发展的角度阐述了史学将会在现代社会发挥更大作用，颇有深度。
（三）关于"古为今用"
"古为今用"实质是讨论史学的借鉴功能与教育功能问题。它是中国传统史学最基本的命题之一，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因此，讨论中被学者们再次提出，主要形成了两种意见。
1，放弃"古为今用"的口号
谭继和说，把"古为今用"作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口号，在理论内涵和实践效果上都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首先，"古为今用"是古往今来任何阶级史学的共同目的，不能清楚表明马克思主义史学独有的特征。如果马克思主义史学仍沿袭这种口号，那便降低了自己的水准。其次，由于传统史学偏重强调治道和人伦等政治思想的借鉴作用，很难触及物质经济根源，因而往往把它变成单纯为政治和人伦教育服务的东西。再次，从实践效果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把它作为政治性强制口号，都没有起好的作用。[47]有的学者虽未完全否定"古为今用"的意义，但认为今天已不宜用它来作为指导史学发展的方针。王炎说，"古为今用"的原则可以坚持，口号不必再用。首先，它为古今中外史学共用，而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专用。二是，50年代提出"古为今用"的历史任务已基本完成，它在今天已没有普遍的针对性。再者，时代已发生巨大变化，相对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来说，这一口号的内涵是贫乏和苍白的。[48]彭年说，"古为今用"不能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方针。它不仅没有指明史学如何用、为谁用，而且把史学价值局限于为现实所用也不全面。[49]
2，坚持"古为今用"
赵涤贤说，"古为今用"是发展和繁荣史学的根本方针，它包括四方面的基本内容，概括起来目的有二，一是帮助人们解决改造世界的动力问题，即人生的目的和意义问题；二是帮助人们解决改造世界的能力问题，即思想和工作方法问题。[50]刘国华和张国刚从历史价值三形态，阐明了"古为今用"的合理性。他们说，历史价值就是"某一历史现象的客观属性，作用于一定的对象，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所产生的意义关系。"根据历史现象三种意义的关系，形成了历史的原生价值形态、延伸价值形态和抽象价值形态：抽象价值是"一种历史现象经过认识主体的升华在前者的基础上形成的抽象意义关系"，它既依存于具体历史现象，又超越于具体历史现象之上。"''古为今用''则要求严格地在历史原生价值的基础上进行抽象，并使之影响于现实社会生活。……它的价值意义超载历史时空而作用于主体所处的现实环境，并不是说它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主体的现实需要强加给历史的需要"。[51]
三、如何认识史学的社会价值与学术价值及其关系
如何处认识和理好史学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是史学功能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本质是要弄清如何正确认识和发挥史学的功能，使史学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对此问题的思考由来已久，过去谈史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乃至史学为人民和为社会主义服务，都与此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所以，它成为史学与现实关系讨论中备受关注的问题。1985年12月12日，《光明日报》理论部召集在京部分学者就此问题进行了座谈，并于该年底和次年初以《充分发挥历史科学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为题，连续3次发表了学者们的观点。其中，重点涉及到史学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概念的界定与两者的关系、如何更好地发挥它们的作用。
（一）什么是史学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
史学的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也就是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学术功能。关于史学的社会功能的构成及其内容，上文已有介绍，这里主要就介绍其内涵与特点。
瞿林东说，史学的社会价值是一个含义十分广泛的概念。史学研究若能从积极方面适应和满足人们跟史学有关的经济生产、政治和文化方面需求和爱好，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推动社会历史前进，那末它就获得了社会价值。同时，社会价值既是一个现实的概念，又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因此，衡量史学研究的社会价值，既要从现实角度考察，也必须具有历史眼光。[52]丁伟志说，某一事物所具有的价值是体现在它的关系项上。史学价值的质与量，体现在它满足社会需要的状况上。"所以，社会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历史学价值，从另一角度说，也就是历史学对社会发挥的功能。"史学的社会功能包括四个方面（上文已述）。[53]李祖德说，历史研究的学术价值是指史学自身发展中的价值；社会价值是指客观存在的历史，通过史学研究对社会所起的作用和影响。这是两个不同标准，有严格区别。[54]李侃说，看待和估评史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社会功能，不能离开史学本身的特点，作为意识形态的史学，它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不能同物质经济效益等同起来，"通过对历史的科学研究，使它作为一种精神滋养，知识和文化的积累，经验的借鉴，给人们以智慧和启迪，这也就是历史学的学术、社会价值所在。"[55]吴廷嘉说，史学的学术价值在于揭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原貌及其内在规律，其社会价值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具体内容参见上文）。[56]
（二）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
学者们的共同看法是，史学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既存在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但是，在具体认识上则有分歧。
1，两者是统一的
田居俭认为，两者的作用是统一和结合的，"学术价值愈高并与社会价值有机地结合得愈好，社会价值也就愈高。"[57]宁说，史学是科学，实现其社会功能的前提是其学术价值。只有有价值的史学研究，才有利于增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是提高其学术价值的重要条件。现实的需要是史学发展的强大动力，我们应当把注意力集中较多于那些具有较大现实意义和社会功能的课题方面。"就史学的全局或整体来说，历史研究的社会功能与它的学术价值应当是一致的。"不过，具体到某一部分和某位史学工作者的工作，就不可能也不应要求两者完全一致。[58]丁伟志说，总的说两者是一致的，有重大社会价值的史学成果，都有重大学术价值；反之亦然。不过，两者不是简单的直接重合。有重大学术价值的史学成果，有的可直接体现它所包含的社会价值，有的常常需与其它科研成果组合，或经某种中介强化，才能实现它所包含的社会价值。[59]
2，两者有一定联系，但并非统一的
李祖德说，有许多史学研究的学术价值较高，但对当时或以后的社会并未产生重大影响。如根据历史研究中社会价值的大小来评判其学术价值，不利于史学的发展与研究。同时，有许多史学研究学术价值并不太高，但因时代需要，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如普及读物。我们不能由于学术价值不高，而否定它的社会价值。[60]
3，学术价值是根本
林甘泉说，史学要充分发挥社会功能，就应当面向社会需要。学术价值是一切科学成果能够得到社会承认的根本价值所在。[61]吴廷嘉说，史学研究的社会价值以学术价值为前提。"学术价值越高，研究得出的结论越科学，社会价值也越大，越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种价值的效益也越长远"。[62]
4，社会价值是根本
瞿林东说，史学学术价值只有在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时，才获得社会价值；而当它获得了社会价值时，其学术作用才能充分发挥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史学研究的社会价值乃是检验其学术价值的最主要尺度"[63]。葛承雍说，"只有基于社会价值前提下的学术价值，才是史学发展内在的推动力。任何学术价值都必须以满足社会需求和承认为目的"[64]。
四、基础史学与应用史学
基础史学与应用史学问题的提出，是这场讨论涉及的重要问题之一。所谓的基础史学与应用史学，是根据史学研究应对现实关系的直接性和间接性而提出的。提出这一问题的目的，是要解决史学怎样更好地为现实服务的问题。该问题的提出是对史学与现实关系认识的深化。讨论的重心是在应用史学方面，即，史学是否有必要划分为基础史学和应用史学，或者说是否有必要提出应用史学的概念；如果有必要，那么，应用史学的特点、功能及其任务是什么，与基础史学是什么关系等。
（一）是否要将史学划分为基础史学与应用史学
1，基础史学与应用史学的内涵及其划分的必要性
不少学者建议将史学区分为基础史学和应用史学，以更好地发挥史学的科学功能和社会功能。蒋大椿说，史学是现实的一个分工领域，必须与整个现实发生各种联系。但是，史学各部分与现实的关系又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就是对史学进行基本分类的根据。"凡是根据当前政治和社会的现实需要，以实现史学社会职能为直接任务的历史研究及其成果，便是应用历史学；凡是根据历史科学本身的必要，不带史学范围以外的现实目的，而以认识历史为的历史研究及其成果，便是基础史学。"[65]刘文瑞说，要处理好史学同现实的关系，须提出应用史学的概念，建立和完善应用史学体系。应用史学与理论史学（基础史学）是相辅相承的。理论史学是史学大厦的基础，应用史学则是运用理论史学指导人类社会发展，并对理论史学进行验证的一个分支。应用史学可以促进理论史学的完善，给理论史学提出更广阔的研究范围及课题，促进理论史学同其他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学科的联系，为理论史学打好普及的基础。[66]袁庭栋说，史学可划分为基础史学与应用史学两大类。基础史学又可分为史料学和历史编纂学两个分支，应用史学则可分为客观研究、实际应用和知识普及三个分支。[67]向志学说，从科学史、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史学传统的角度考虑，都说明史学完全可划分为应用和基础两大部分，以增强其社会功能。而把史学作这一划分的最深刻内因还在于，使史学内部的框架结构能合理布局，以利于学科的长远战略建设。[68]
有些学者提出了应用史学和基础史学划分的标准。杜蒸民说，不应以史家的研究目的、而应按史学的学科构成层次作为划分的标准。历史认识的感性阶段，即史料学阶段，属基础史学。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史学的理性阶段，为应用史学。[69]
2，反对将史学划分为基础史学和应用史学
赵轶峰说，应用史学的提法尚待商榷。首先，一门学科是否作应用与基础的划分，与学科特性有关。与自然史不同，人类发展史虽然在总体上有规律性，但在时间上没有重复性，在空间上又表现为不同的民族特点。所以，认识历史不等于认识了现实，历史认识只能提供人们认识现实社会的参照系和背景知识，而非直接"应用"的武器。二是，应用与基础的划分在史学研究实际中难以行通，史学从来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性，在于它所具有科学认识价值并使之产生社会价值，如为最近既定政治任务提供根据和宣传普及等，但后者要统一在前者的基础上才会真正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应用史学''仅涉及后一种功能，是片面的。"[70]李侃说，史学的基础是历史事实、历史知识和史学理论，它的基本目的、研究对象和服务对象是相同的，故基础和应用应该是统一的。[71]
（二）应用史学的特点和功能
1，应用史学的特点
蒋大椿说："应用史学的基本特征是根据现实政治和社会的需要来研究历史，以运用所得的历史知识为社会现实服务。"它有两个最基本的性质：一，为满足现实政治需要而选择历史研究的课题，这是它与基础史学的相异处。二，它研究历史，而不研究现实。因此，应用史学的时代性、阶级性、现实性，自然比基础史学更浓厚强烈。[72]刘文瑞说，应用史学的特点，一是强烈的实践性，使史学渗透到社会生活之中；二是广泛的综合性，同文、经、哲、法学科互相配合交融，共同对社会发生作用；三是积极的能动性，要求史学家不以认识历史为满足，而以改造现实世界为已任。[73]向志学说，强烈的社会实践性是应用史学最鲜明的品格，它直言不讳地声言为变革世界服务，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服务。[74]彭年说，应用史学的特点在于直接为现实服务，通常使用的方法有：仿效法，借鉴法，抽象法，类比法，启迪法。[75]
2，应用史学的功能或任务
蒋大椿说，应用史学要为社会经济、政治和各种意识形态及提高群众的道德水平等一切现实领域服务，因此，其具体的服务途径是丰富多彩的，但基本途径有两条：一是根据现实社会需要，选择有关课题进行研究，为现实提供历史根据或借鉴；二是根据当前社会需要，将基础史学的科研成果运用到现实中来。[76]刘文瑞说，应用史学的功能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运用历史比较和历史鉴别法，对社会决策进行指导和选择。二，预测未来，以理论史学的成果分析展示事物的前景。三，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四，促进社会道德水平、文化素养的提高，进行精神文明的建设。[77]彭年说，应用史学的任务是，分门别类地探索和阐述以往人类各项实践活动的状况和特点，为各部门、各行业、各学科提供专门化的历史知识，为解决具体问题提供借鉴与指明方向。它具有专业化和实用化的性能。[78]向志学说，"应用史学应该是历史科学联系现代生活的纽带，是历史科学通向社会实践的桥梁，是历史科学实现社会功能和社会价值的中介。"它把基础史学的成果和历史资源中一切有价值的因素加以筛选、提炼、加工、制作，形成一种新成果，然后输送到社会实践中去，使其在创造人类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实践中发挥作用。[79]
讨论还涉及到对基础史学的特征，马克思主义应用史学与剥削阶级应用史学及影射史学的根本区别，基础史学与应用史学的异同等问题。在此不一一详述。
总的看，新时期史学与现实关系的讨论推动了中国当代史学的自我觉醒和反思，促使史学界以一种理性和求实的态度面向现实和参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然而，由于讨论发生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刚走向解放的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的思维方式还没有摆脱中国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存在的僵化性和机械性，对一些问题缺乏具体和辩证的分析，讨论缺乏应有的思想开放性和理论思辨性。对许多问题，学者们各执一词，莫衷一是，这固然是学术思想多元化的体现，有积极意义，但相当程度上也是由于讨论中缺乏真正有理论说服力的观点造成的。实际上，史学与现实关系的讨论不仅是一个史学价值论的问题，也与史学本体论和史学认识论有关系。但是，清楚地意识到从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角度来进行探讨的学者很少。结果，对一些问题论而难决，以致史学与现实关系讨论难以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而进入90年代后，中国文化学术思想界的大环境发生重大转向，由80年代的重视思想启蒙转向学术实证研究，即所谓"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因此，史学与现实关系的研讨也风光难再。可是，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凸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广度和力度的加大，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全面冲击，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广泛深刻的大变化，这种现实对中国当代史学提出了更多的问题和更强有力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接着新时期史学与现实关系的探讨，进而在新的社会现实基础上来继续思考和研究史学与现实的关系，便十分的迫切和重要了！
注释：
[1]1988年7月，当中国史学界第四次代表大会讨论"当前我国史学研究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时，与会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我们的研究工作与现实社会生活联系不紧，不能很好地从对以往历史的反思和总结中给人们以历史的启迪，对现实社会生活中许多重大问题，不能从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给以科学的说明。"（正平《中国史学界第四次代表大会综述》，《历史研究》1988、6）
[2]江湄说，新时期的史学界，"无论是对僵化理论体系的批判，还是对经验实证方法的抨击，其出发点和目的都是要使史学重新获得对现实历史运动的解释能力，使史学重新成为现实社会进行自我认识的重要途径，于是''史学与现实的关系''就成为''危机''意识的中心焦虑。"（邹兆辰、江湄等《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第43页）；郭国灿说，"既要参与现实，又要超越现实，是史学与现实的辩证关系。能否正确处理好这一对关系，是摆脱''史学危机''的根本出路。"（《关于史学与现实关系的再认识》，《史学理论》1987、1。）
[3]蒋大椿《基础史学与应用史学》，《唯物史观与史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4]谢本书《改革历史研究的途径》，《云南社会科学》1986、1
[5]如，蒋大椿《史学领域理论研究的基本趋向（1984－1986）》（《世界史研究动态》1987、6），伍云山《近十年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社会科学述评》1988、5），王正《十年来我国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论研究述评》（《社会科学家》1989、3）等文，及邹兆辰、江湄、邓京力著《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版）中均有专门部分对此问题作了介绍和评述。
[6]姜义华：《论我国历史学的现状》，载《系统论与历史科学》，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7]李时岳：《史学的革新》，《汕头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8]陈锋：《时代变革与史学选择》，《湖北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
[9]陆君：《史学理论与意义》，《史学理论》1987年第4期。
[10]吴廷嘉：《史学研究与社会需求》，《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
[11]王金才：《历史学研究的现实性问题》，《山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12]刘泽华：《史学危机与历史的再认识》，《书林》1986年第2期。
[13]陈启能：《历史学要有一个大的变化》，《光明日报》1986年1月23日。
[14]吴廷嘉：《史学研究的重点转移与未来展望》，《光明日报》1988年5月4日。
[15]《历史学与新时期》，《光明日报》1988年4月6日。
[16]史波、周文燕《历史学与现实》，《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9期。
[17]徐梓：《史学危机：症结与超度》，《江汉论坛》1987年第9期。
[18]彭年：《"古为今用"与应用史学》，《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3期。
[19]沈嘉荣：《史学研究的重点转移问题刍议》，《安徽史学》1986年第4期。
[20]张艳国：《历史学的危机与现代化的抉择》，《社会科学评论》1986年第11期。
[21]孟庆顺：《对历史学现状的反思》，《史学理论》1987年第2期。
[22]蒋大椿：《基础历史学与应用历史学》，《唯物史观与史学》。
[23]李桂海：《历史研究与社会需求》，《云南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
[24]项观奇：《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应在改革中逐步加强》，《安徽史学》1986年第4期。
[25]吴廷嘉：《史学研究与社会需求》，《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
[26]转见《中国史学界第四次代表大会综述》，《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
[27]毛佩琦：《史学的功能、危机与生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28]孟庆顺：《对历史学现状的反思》，《史学理论》1987年第2期。
[29]转见《中国史学界第四次代表大会综述》，《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
[30]陈启能：《突破传统史学的局限》，《光明日报》1988年4月6日。
[31]杨玉生：《"史学的出路在于观念的革新"笔谈》，《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
[32]《实现史学价值与社会条件》，《光明日报》1989年1月22日。
[33]袁庭栋：《历史学的多层次功能与开创历史研究的新局面》，《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3期。
[34]沈定平；《用新时代的精神看待史学的价值与功能》，《光明日报》1986年4月2日。
[35]李桂海：《历史研究与社会需求》，《云南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
[36]李开元：《史学理论的层次模式和史学多元化》，《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37]启良：《论史学职能》，《北京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38]丁伟志：《"察古而知今"是历史学的价值》，《光明日报》1986年1月23日。
[39]吴廷嘉：《历史研究的社会价值与学术价值》，《光明日报》1985年12月25日。
[40]高增德：《关于史学为现实服务的问题》，《安徽史学》1986年第4期。
[41]彭年：《"古为今用"与应用史学》，《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3期。
[42]杨权：《史学地位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43]纵瑞华：《历史学的社会功能问题辨析》，《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6期。
[44]熊月云：《史学如何走出低谷？――上海史学工作者谈史学改革》，《史学理论》1988年第4期。
[45]雷颐：《史学的出路在于观念的更新》，《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
[46]沈定平：《用新时代的精神看待史学的价值与功能》，《光明日报》1986年4月2日。
[47]谭继和：《应当舍弃"古为今用"的口号》，《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3期。
[48]王炎：《原则必须坚持，口号不必再用》，《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3期。
[49]彭年：《"古为今用"与应用史学》，《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3期。
[50]赵涤贤：《应当坚持"古为今用"的口号和原则》，《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3期。
[51]刘国华、张国刚：《历史研究中的价值认识》，《世界历史》1986年第12期。
[52]瞿林东：《社会价值是学术价值发挥的表现形式》，《光明日报》1986年1月8日。
[53]丁伟志：《"察古而知今"是历史学的价值》，《光明日报》1986年1月23日。
[54]李祖德：《史学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光明日报》1986年1月8日。
[55]李侃：《历史学应该给人们以智慧和启迪》，《光明日报》1986年1月8日。
[56]吴廷嘉：《历史研究的社会价值与学术价值》，《光明日报》1985年12月25日。
[57]田居俭：《略谈史学的社会价值》，《光明日报》1985年12月25日。
[58]《充分发展史学的社会功能》，《光明日报》1985、12、25。
[59]丁伟志：《"察古而知今"是历史学的价值》，《光明日报》1986年1月23日。
[60]李祖德：《史学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光明日报》1986年1月8日。
[61]林甘泉：《历史研究应当面向社会需要》，《光明日报》1986年1月8日。
[62]吴廷嘉：《历史研究的社会价值与学术价值》，《光明日报》1985年12月25日。
[63]瞿林东：《社会价值是学术价值发挥的表现形式》，《光明日报》1986年1月8日。
[64]葛承雍：《试论史学的真实性与有用性》，《江汉论坛》1987年第2期。
[65]蒋大椿：《基础历史学与应用历史学》，载《唯物史观与史学》。
[66]刘文瑞：《试论应用史学》，《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
[67]袁庭栋：《历史学的多层次功能与开创历史研究的新局面》，《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3期。
[68]向志学：《对应用史学和历史资源研究、开发、应用的思考》，《武汉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
[69]杜蒸民：《也谈基础史学与应用史学的划分标准》，《安徽史学》1986年第2期。
[70]赵轶峰：《"应用史学"的提法有待商榷》，《安徽史学》1986年第4期。
[71]李侃：《从读＜龙的传人＞想到的》，《人民日报》1986年8月23日。
[72]蒋大椿：《基础历史学与应用历史学》，《唯物史观与史学》。
[73]刘文瑞：《试论应用史学》，《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
[74]向志学：《对应用史学和历史资源研究、开发、应用的思考》，《武汉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
[75]彭年：《"古为今用"与应用史学》，《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3期。
[76]蒋大椿：《基础历史学与应用历史学》，《唯物史观与史学》。
[77]刘文瑞：《试论应用史学》，《西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
[78]彭年：《"古为今用"与应用史学》，《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3期。
[79]向志学：《对应用史学和历史资源研究、开发、应用的思考》，《武汉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
（资料来源：《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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