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语言学-祝贺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召开

应用语言学-祝贺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召开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应用语言学-祝贺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召开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祝贺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召开

几点想法
文炼
展望21世纪，我们语言工作者都在思考如何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新的贡献。在汉语语法研究方面，我想到的是：
第一，无论是探讨汉语规范化问题，还是考虑词典的编纂问题，无论是研究中文信息处理问题，还是思量语言教学问题，都会遇到一种瓶颈现象，那就是如何实现词的切分。
关于这个问题，过去着重讨论“词是什么”，于是出现种种定义。今后应该研究“什么是词”，让理论的阐述与实际操作紧密地结合起来。从理论上讲，词的存在有客观依据，同时在一定范围内可以有人为的规定。如何使这个人为的规定合理合宜，正须群策群力加以探讨。依我看，应该制订三个词表：封闭性词表、半封闭性词表、开放性词表。
第二，词类问题仍旧是个热点。现代汉语词类的次范畴须进一步研究。一方面要发现新的次范畴，一方面对已有的次范畴要重

中国历史故事火烧阿房

新认识。单纯以意义为标准而缺乏形式标志的次类能不能成立，宜深入讨论。要建立两个新的词类系统，一是文言词类系统，一是便于机器识别的词类系统。建立这两个系统，关键在突破现有的词类框架。特别是后者，不妨大胆违背“常识”。
第三，在信息处理方面，光有了词表还不能解决分词的问题。歧义类型，消除歧义的方法有待进一步研究。这种研究可以先在特定的文体范围内进行，文学作品的语句切分工作宜稍缓开展。
第四，要编写一部或者几部系统描写现代汉语语法的著作，以适应国内外各方面的需要。丁声树等人编著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是1961年出版的，赵元任的《A GrammarofspokenChinese》是1968年出版的，两部著作的内容丰富，人们至今还常常引用。可是语言在发展，有些现象在改变，近二十来年的研究成果也有待整理，亟宜组织人力，编写出新的现代汉语语法专著。
重视宏观规划　增进中文信息处理和语言文字学研究的结合　加速国民经济信息化的进程
汪成为
一、信息化社会的基本构成
集成电路是信息社会的细胞
通信网络是信息社会的神经
计算机是信息社会的大脑
信息资源建设是信息社会的血浆
人工智能技术是信息社会的营养
安全技术是信息社会的免疫系统
二、21世纪初信息技术的发展预测
1971年一块芯片集成2500个晶体管。今天产品级已达880万个晶体管，且尚有提高潜力，将继续遵循Intel公司的创始人之一的戈登·摩尔预测，集成在芯片上的二极管的数量将每两年增长一倍。
随着处理器芯片功能的增强，PC机功能也发生变化，预计2011年用0.1微米工艺，每秒处理10亿条指令。
2002年研制成100万亿（100Teraflops）超级计算机，20年内研制成1000万亿次计算机。
网络计算成为主流，计算机走入千家万户。从网络上交换数据，到交换应用，到交换感受。
人工智能技术将有很大的发展
克服传统信息技术的“瓶颈”
由“计算”扩大到“算计”
由单维的数字化到多维（多媒体）信息处理
由基于逻辑到基于内容
由被动处理到主动处理
缩小了人与计算机之间的隔阂
由定量逐步实现定性与定量的结合
虚拟现实技术（灵境技术）使人能得到身临其境感
三、863—306（智能计算机）的战略目标
为智能应用研制高性能的计算机系统
为建立和谐的人机环境而努力
多媒体技术、多模式人机接口
网络计算环境
中文信息处理
各类智能应用系统
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
“顶天立地”的发展战略
四、在中文信息处理方面的主要工作
自1987年起，863计划信息领域的智能计算机专题一直把智能化的中文信息处理作为重点课题，共累计支持：
语音识别与合成——24项
汉字识别——15项
机器翻译——16项
自动文摘——3项
其他（如基础理论等）——15项
通过全国评比（不仅仅限于863的项目），逐步选优。
五、主要体会
醒得不算晚——不走“五代机”的路，较早认识中文信息处理的重要性。
起得不算慢——许多重要课题在1987、1988年就立项了，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也有一定的支持面。
跑得不够猛——在组织规划上、经费支持强度上，在系统集成上，在推广应用上，在产品开发上，都未达到国家级的强度。
六、863计划信息领域近期内的设想
863以信息技术为先导
在信息领域内，以四大关键技术及产品为跨越发展的“龙头”
芯片设计技术
高性能信息网络
先进计算机
中文信息处理平台（简称“一芯、一网、一机、一台”）
中文信息处理平台 面向中文的信息源建设的理论、技术及产品
汉语语音、文字（包括印刷体和手写体）的识别技术及产品
基于内容的智能化中文输入、校对和检索查询技术及产品
中文信息变换与编码技术及产品
机器翻译技术及产品等
构成中文信息处理平台及相应产品
七、建议
需求牵引、技术推动
面向信息化建设主战场，面向网络计算的挑战，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巨大市场
中文信息处理如何适应千家万户
信息系统的安全性是最关心的问题
实用（要“雪里送炭”）
特定领域的应用
以软补硬、精品集成
用理论的优势，争取领先和跨越发展（如机译系统等）
用算法的优势弥补芯片开发的劣势（如手写汉字识别、语音识别等）
用综合的优势实现精品集成，弥补投资强度的劣势（如OCR、听写机等）
重视对中文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词汇学的研究。汉语词汇学研究是中文信息处理一切其他课题和产品开发的基础。
汉语信息处理的困难
没有词的界限标记，需要解决词的自动切分
没有形态变化标记，难以分析词与词之间的句法、语法关系
词类划分和兼类情况复杂，词性自动判别和标注困难
汉语句子和语义层次的分析很困难
但又是中文信息处理一切其他课题和产品开发的基础
八、紧急呼吁
应加强领导和规划，尽早实现“宏观有序，整体最优”
是一项战略性计划，是国民经济信息化的基础
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长远规划，逐步实现
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将兴起一大批新型的电子产业
九、小结
加强领导，制定中文信息处理国家性的计划；增强信息技术界和语言文字学界的联合；把我国的中文信息处理提高到新的水平；为促进我国国民经济信息化的进程而努力。
从信息技术革命看语言研究
白硕
一场深刻的信息技术革命正在迅速地改变着我们这个世界的面貌。在这场信息技术革命中，语言文字信息通过Internet在全球范围内的空前广泛的、不受地理距离约束的传播，恐怕是本世纪末给人印象最深的科技进展之一了。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老百姓目前还不能普遍享受到这一进展带来的实惠，但，率先接触到它的人都普遍认为，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信息化，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大趋势。
语言文字信息的数字化刺激了处理数字化的语言文字的技术和产业的高度繁荣。从文字的输入和简繁体的转换、语音的识别和合成、文字的识别和排版印刷、文稿的校对、语言文字信息的检索、过滤、订阅、文摘、分类、聚类、理解、生成和翻译，有一大批跨越信息科学技术和语言学的边界进行不懈探索的“两栖”型研究人员在这些领域脱颖而出。这些人明显的实用技术背景，给传统的语言研究带来了新的动力和生长点；这些人独特的知识结构和价值标准，也给传统的语言研究带来了研究方法上的新的冲击。
我们一些习惯于过去那种“做学问”方式的语言研究者往往认为：语言的内在规律性是独一无二地摆在语言事实里的，只要我们遵循语言事实，最后都会走到那个内在规律性上面去。谁做得越深刻，谁离那个内在规律性越近，谁的学问就做得越好。比如语义理论，当然是语义描述越精确、越细致、越能揭示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潜在映射关系的就越有“水平”。
可是，作为一个处理数字化的语言文字信息的实用技术研究开发人员，我却不是这样看待语言的。我不认为语言有独一无二的内在规律。我认为，同样的语言事实，在不同需求背景的参照下表现出不同的规律——以母语教学、跨语言沟通、人机交互和全球信息互联为隐含的需求背景，看到的是不同的“内在规律性”！如果只是以母语教学为背景，我们恐怕至今还不会发展出像样的语法理论。如果只是把语言处理的主体局限在人类，更会把具有上千条语法规则的语法理论体系早就斥之为“烦琐哲学”了！过去往往从纯理论的角度探讨词与词组的界限，但在语言信息处理的许多实际应用中都须要处理一类结构紧凑的字串，如果严格抠定义的话，说它们是词也有问题，说它们是词组也有问题。难道这类结构紧凑的字串就没有什么“内在规律性”了？对Internet上语言文字信息的检索来说，语义的研究是非常需要的，但真正有价值的语义描述不是微观的句子一级的语义结构，而是更高级别的、可以直接说明一个完整文本的5W＋1H（when，where，what，who，why，how）的宏观结构，而要对宏观语义结构有所把握，不一定非得先搞清楚微观的语义结构，完全可以有另外的途径。因此，不见得在一个隐含的需求背景下适用的学术价值标准也非得适用于另一个隐含的需求背景下的价值标准，不要用本身存在性都值得怀疑的独一无二的“内在规律性”的尺子去衡量不同需求背景下的研究成果，更不要因为一项工作从自己熟悉或偏爱的隐含需求背景看价值不大就轻率地从整体上予以否定。
信息革命使语言研究同高新技术之间形成了一种互相促进的关系。我深深地感到，我们今天所享用的许多产品和服务中都凝聚着语言研究的成果和语言学家的心血。我工作中的很多成绩也都得益于我所学习的语言学理论和我所接触的语言学家。同时，我也感到要想真正在与高新信息技术的结合中体现语言研究的价值，语言研究自身的价值标准一定要宽容和多元化，一定要透过学术主张看其背后隐含的需求背景。这样去想问题，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交流中的误解，增加相互的理解，寻找到更多的合作机会。
中西语言学的结合应以字的研究为基础
徐通锵
世界的语文研究有三大传统，即希腊—罗马传统、印度传统和中国的小学传统。每一个传统都有自己的研究重点。希腊—罗马传统是“主语—谓语”的语法结构和与此相关联的名、动、形的划分，重点研究词的形态变化。印度传统以巴尼尼语法为代表，重点研究构词法和语音。这两个传统的研究对象都是印欧系语言，而研究重点又呈互补的状态，因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它们走上了相互结合的道路，其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诞生和发展。结合，这是语言学发展的催化剂，19世纪印欧语两大研究传统的结合使语言研究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马氏文通》的出版为标志，中国语言学也开始走上与印欧语研究传统相结合的道路，诞生了现代意义的中国语言学。但是，由于汉语的结构与印欧语存在着原则的差异，这一“结合”艰难而曲折，虽有成就，但语言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却始终得不到合理的解决。这说明，我们今天还没有找到一种有效的“结合”途径。百年来，中国语言学家在“结合”道路上的艰难摸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需要我们去总结。这是21世纪发展中国语言学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的语言研究传统俗称小学，以字为基础研究文字、音韵和训诂，核心的问题是语义。我们没有印欧语研究传统的那种语法学。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我们学习西方语言学，自然就用印欧语的语法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汉语，解决汉语研究传统中从来没有碰到过的主、谓、宾和名、动、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样，语言理论和语言事实就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语言结构的性质和它的基本结构单位。汉语的结构核心是语义，传统小学的重大成就就是这种语义性的最好说明。印欧语的结构核心是语法，它的研究传统和其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也为此作出了强有力的注释。用印欧语的语法理论来分析汉语以语义为核心的结构，自然难以解决汉语语法的基本问题，像主、谓、宾和名、动、形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国语言学家虽经艰苦探索，仍然困难重重，至今也没有找到一条可以摆脱困境的出路。这不是中国语言学家无能，也不是没有学习西方的语言理论，而是汉语结构的顽强抗议，要求语言学家改变他的研究思路，集中研究语义和语法结构的关系；汉语的语法必须以语义为基础建立它的理论和方法，不能照搬以形态变化为特征的印欧语语法理论。21世纪，我们需要建立汉语的语义句法学。
与语言结构的性质相联系的问题就是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印欧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词，而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传统的小学就是以字为基础进行它的研究并取得重要的成就的。字的性质是形、音、义三位一体，听觉单位、书写单位、结构单位三位一体，其突出的特点是它的顽强的表义性。对字的认识，现在人们有一个很大的误解，以为字是写的，不是说的。否！字首先是说的，写的字只是把说的字书面化而已。“吐字清楚”“字正腔圆”的字是说的；七言诗、万言书的“言”就是字；你叫一个人说话说得慢一点，也只能叫他“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说”，绝不会是“一个词一个词慢慢说”，不管是语言学的泰斗还是文盲，都是如此，绝不会有例外。这说明，字是汉语社团中具有心理现实性的单位，首先是说的，不能因形、音、义三位一体，听觉单位、书写单位、结构单位三位一体而模糊它的性质。确定一种语言现象是不是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必需符合三条标准：现成的，拿来就能用；离散的，很容易和别的语言单位相区别；在语言社团中具有心理现实性，即使是一个没有文化的老太太也能说清楚一句话中有几个结构单位。字是汉语中唯一符合这三条标准的结构单位。词是印欧语的基本结构单位，不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因为“汉语中没有词”“按西方语言学家的眼光来分析汉语并确定像结构词这样的单位可能有用……，但这不是汉人想问题的方式，汉语是不计词的，至少直到最近还是如此。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字’是中心主题”（赵元任，《汉语词的概念及其结构和节奏》）；“‘词’在欧洲语言里是现成的……汉语恰恰相反，现成的是‘字’……汉语里的‘词’之所以不容易归纳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就是本来没有这样一种现成的东西”（吕叔湘：《语文常谈》）。前辈学者从他们的长期研究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和结论对我们很有启示，说明“词”在汉语社团中没有心理现实性，也没有现成的、离散性的特点，即使是专家也说不清楚什么是词，“归纳不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以“词”为基本结构单位来研究汉语，实际上已经离开了汉语的结构现实。至于语素，即使在印欧语社团中它也没有心理现实性，也没有现成的、离散性的特点，因而它的分离成为印欧系语言研究的一个难点。它是本世纪初叶才创造出来的一个概念，是词的一种构成成分，不是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在汉语的研究中更没有它的地位，应该扬弃。
可能有人会就此提出这样的问题：先生，根据您的说法，《马氏文通》以来中国语言学与西方语言学的结合是不是错了，应该放弃？否！结合是中国语言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中国语言学能否与国际语言学发展思潮相衔接的关键，问题只在于结合基点的选择。回顾百年来的结合历程，我们结合的基点基本上是印欧语的结构，用印欧语的理论、方法来分析汉语，因而在汉语的研究中产生了一种“印欧语的眼光”，把印欧语的一套结构原则强加给汉语。中国语言学家，从初期的模仿到用西方的语言理论、方法来分析汉语、到80年代语义指向的提出和运用，基本上都是顺着摆脱“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的方向发展的。在这一艰苦的探索过程中虽然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但还没有找到汉语研究与西方语言理论相结合的基点，因而也难以从根本上摆脱“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90年代初，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不同年龄的语言学家在相互没有任何联系的情况下差不多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字，提出汉语研究的字本位理论。这说明学术研究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要求语言学家根据汉语的特点来研究汉语。字是汉语结构的枢纽，是语音、词义、语汇、语法的交汇点，以字为本位来研究汉语，这是经过百年的探索、决心摆脱“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而向汉语的回归，是一种否定的否定的过程。中西语言学的结合的基点应该建立在字的研究基础上。这样，结合就不应该是套用印欧语的理论、方法来分析汉语，而应该是参照印欧语理论的立论精神从汉语的研究中提炼相应的理论和方法，使结合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印欧语的研究传统主要是语法，汉语的研究传统是语义，相互呈互补的状态。这为结合敞开了人们用武的大门。语义是语言最深层的结构，即使是印欧系语言的语法结构，也得以语义为基础。要实现两种研究传统的有效结合，就需要以语义为基础，为结合寻找一种结构框架，以便有效地处理各种不同性质的语言现象。
以字为基点，以语义为重心，吸收西方语言理论的立论精神，从汉语的研究中提炼相应的理论和方法，这应该是21世纪中国语言学实现与西方语言学相结合的一条根本途径。
语言学就是语言学
徐烈炯
这次笔谈会的题目是“把语言文字研究全面推向21世纪”。《语言文字应用》编辑部要我就21世纪现代语言学研究发表意见。以下意见集中于这一领域，不涉及我并不了解的文字学。题目中并未出现“中国”两字。希望可以认为笔谈会的组织者和许多同行都接受以下观念：语言学和其他科学一样并不存在国界。这是一个巨大的、可喜的进步。语言学研究要在21世纪迅速发展取得成就，这一认识是先决条件。
笔谈会在中国举行，组织者是中国人，参加者大概也都是中国人，以促进语言学在中国土地上发展为目的，是十分自然和合理的。而要使语言学在中国土地上发展，这语言学必须是与国际接轨的语言学。说得更加正确些，必须是和其他国家土地上发展的语言学一样的科学。并不是不能说“中国的语言学”，但这一说法的意思只能是：在中国的语言学。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的生物学”，意思也一定是：在中国的生物学，而不可能指一种特殊的科学叫做中国生物学。生物学家当然可以研究某些只有中国土地上才有的动物和植物，例如熊猫，但是这种研究的性质、目标和方法是和研究其他生物一样的。没有人会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生物学”这类口号。语言学研究也一样。语言学家当然可以把研究对象限于汉语，中国人可以这样做，外国人也可以。研究结果必然会发现许多汉语和其他语言共同的规律，也必然会发现一些汉语与其他语言不同的规律。可以说后者属于汉语语言学，但是汉语语言学既不一定由中国人来研究，也不一定要在中国土地上研究。
无论从研究汉语出发还是从研究别的语言出发，都可以提出一些理论假说来解释人类语言的某些共性，就像遗传学的理论可以基于用豌豆做的实验，也可以基于用其他植物做的实验。某甲以汉语为材料对某一现象提出一个普遍的假说，某乙以另外一种语言为材料对同一现象提出另一个假说。甲和乙可以交流，可以辩论，可以竞争，最终应该是甲接受乙的假说或者乙接受甲的假说。如果甲的假说只适用于汉语，而乙的假说只适用于另一种或几种语言，那就都不是普遍性的理论。至于语言学的研究性质、目标和方法，更加不会是不同的语言各有一套。语言学就是语言学。如果还要提倡“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在21世纪就会落后于别人。
过去，在中国进行的汉语研究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对其他语言的研究，甚至也不同于在中国以外进行的汉语研究。这很大程度上是由

中国历史系列故事

于历史、地理等原因造成的。还有一些其他原因，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有三条：一是我们很少注意汉语以外的语言现象。欧美大学语言学系往往要求学生必须对非印欧语系的语言有些了解，甚至必须写篇有关的论文。外国人研究汉语的并不少，有一些也很有成就。二是学汉语的学生似乎不像学生物的学生那样，认为不会顺利阅读英文文献不能从事本专业研究工作。三是我国大学的学生很少学科学哲学，文科学生尤其如此。结果是甚至不知道就现代科学而言，仅仅记录现象、把材料分类等不能算科学研究。相信这几方面都正在逐渐有所改进。
21世纪是国际信息交流的时代，在中国的语言学家可以通过网络、传真、电子邮递等现代通讯工具迅速了解其他地方语言学家的研究成果；反之，其他地方的语言学家也可以迅速了解中国的语言学家取得的研究成果。先进的技术使世界的距离大大缩小了。相互访问，共同举办或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也大大增加。在这一方面香港回归祖国以后更便于起学术交流的桥梁作用。希望到了21世纪，在中国研究的语言学和研究汉语的语言学都融入世界语言学研究的潮流，相互学习，共同前进。
求实探新，开创汉语史研究的新局面
江蓝生
20世纪只剩下最后的两三年了，当此世纪之交，语言学研究在下个世纪如何向前发展，是许多语言学工作者思考的问题。20世纪前50年，语言研究的特点是大力倡导语言的自主性，致力于结构描写。20世纪后50年的特点是关注社会、文化环境中语言的整合，着重进行功能分析。可以预计，下个世纪语言学将跟各相关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计算语言学等发生更为密切的相互渗透和交叉，并将在各自的研究中找到新的结合点，从而在此基础上获得新的发展。最近获悉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赵元任语言研究中心1998年学术讨论会的主题是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这是值得注意的信息。面对新世纪语言学发展的总趋势，我们从事汉语史研究的同行们将如何行动呢？
汉语史语音、语法、词汇诸方面的研究早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以解经为目的、作为经学附庸的小学，而是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武装的一门研究汉语历史发展的学科。它应该是开放的，即一方面与语言学的其他分支学科相交融，另一方面又要与历史学、社会学、哲学、文学等相邻学科相交融。汉语史研究要保持它的学科活力，就必须不断与自身的革新结合起来。汉语史研究固然属于语言学的范围，但它研究的是语言的历史，因而也具备历史学研究的一些特点。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说：“只有借助于现在，我们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我们才能充分理解现在。”这句话用来说明汉语史研究的目的和方法，也是再恰当不过的。由此，我们认为汉语史研究在选题的切入点和研究方法上，今后，都应该更加有意识地把对过去的研究与对现在的研究结合起来。要改变过去不同程序存在着的搞古代、近代的不管现代，搞现代的不闻不问古代、近代，甚而连古代与近代之间也老死不相往来。这种画地为牢的封闭状态必须打破。语言的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我们不可能脱离对现代汉语的理解去认识近代、古代的语言，而且现代生活中出现的种种语言问题有许多正是汉语史研究的课题，它能激发出研究者的热情与灵感。再者，研究任何一个语言史专题，不仅要研究它在历史上的面貌与状况，而且更要研究它在今天的发展。因此，汉语史研究者不能满足于在书斋里从文献古籍中讨生活，而要打开窗户，走出书斋，到现实生活中去找题目、找材料，要把书本中的死材料与现代汉语方言中的活材料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朱德熙先生曾大力倡导这种研究方法，并做出了示范，可惜我们理解不深，在实践上做得也很不够，这是今后需要切实加强的。
为了使汉语史研究更加系统、深入地开展下去，有两桩基础性的工作必须要做。一是有计划、有选择地开展各代的专书研究，全面描写其中的语言现象。专书研究是断代研究的基础，而断代研究又是汉语史研究的基础。不挖地基，何以起屋？而地基不牢，大厦倾危。这种基础性的研究对于建立科学的、系统的、完备的汉语史是必不可少的环节，我们应该舍得投人力、化功夫来做。二是系统开展汉语常用词演变史的研究。词汇史的研究较之语音和语法尤为薄弱。最近20年的词汇研究侧重于对疑难词语的考释，而对常用词、对某一历史时期词汇系统的研究则很少关注。四川大学张永言教授独具慧眼，力倡此事，他的学生已经开始着手此项研究。这个工作很有价值，应该有更多的同行参与其事。
汉语史研究还有许多重要课题有待我们去做，北京大学如蒋绍愚教授等多次提到的历代汉语共同语的基础方言问题、

漫画中国历史故事app

北方汉语与阿尔泰语的接触问题，以及金元戏曲中出现的ABC
式（如“呆答孩”“灰不答”“生各干”）与ABCD式（如“剔留团圞”“希颩胡都”）一类新的构词方式的产生等问题，都需要今后一一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发展我国应用语言学的几点想法
桂诗春
应用语言学在本世纪经过一个从成长走向成熟的历程，而21世纪将是它大展宏图，往各个领域纵深发展的时代。我谈一些个人的感想和希望。
首先，随着应用领域的拓广，应用语言学的边界也在延伸。“应用语言学”的涵盖面越来越广。在我国，刘涌泉、乔毅和桂诗春都写了《应用语言学》，但前者谈的主要是语言识别、机器翻译、情报检索、信息处理、言语统计等问题，而后者谈的则是语言基本理论及其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我国的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主要任务则是研究语言文字的应用问题，为加强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服务。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已经开了11届，第11届的会议主题是“跨学科的应用语言学”（Applied Linguistics Across Disciplines），而1999年在东京召开的第12届大会的主题是“语言在21世纪的任务：统一性和多样性”（the Role of Language in the 21 Century：Unityand Diversity）。
第12届大会提出了30多个接受论文的领域，既包括各个语言学科和交叉语言学科，如：语言理论、词汇学与词典编纂学、方言、语用学、修辞风格学、对比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文化语言学、认知语言学；也包括很多应用领域，如：双语与多语制、儿童与成人语言机制、语篇分析、第一／第二语言习得、课程设计、语言测试、机器翻译、需要分析、语言紊乱、教师培养等。可见，应用语言学发展的势头是广泛地应用各个语言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成果来解决各种与语言有关的实际问题。这对我们应用语言学家提出了一个任务：不断学习和更新知识，加强横向联系，组织起来，迎接新的挑战。国际应用学大会是以国家为单位的一个世界性组织，有好几次大会（包括1999年的东京大会）都曾向我们传递信息，希望我国组团参加，但我国条块分割，难以把各方面的应用语言学家组织起来，目前在国内尚没有一个团体，更谈不上组团参加，实为憾事。希望领导关心，各方协作，大力促成，使我国的应用语言学界能够有一个“家”，尽快成为国际大家庭的成员。
其次，我国的语言文字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纽带。目前内地、港、台的社会用语（包括外国人名、地名的翻译）和汉字编码系统都不统一，往往造成混乱和误解。这些用法和编码系统沿用已久，很难统一于哪一个系统。几方面的专家应该坐下来，根据语言学的理论和原则，交换意见，寻找一个解决方案。不能求同，也可存异。例如通过建立内地、港、台社会用语的语料库，编制三地的用语对照表，甚至编写用语转换的程序，以利信息交流和沟通思想。也可以在国际互联网上建立用语观察站，把三地的不同用法及时报告给用户。英国Cobuild语料库在网上设立网址，并且向电子邮件用户每周发送一个称为WordWatch的邮件，及时报告社会用语（如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的动态变化，可供参考。
第三，加强和发展基础理论研究。有的人认为应用语言学考虑的仅是实际的应用，往往忽略基础理论研究，结果应用的成果局限性很大。例如我国计算机汉字输入方法层出不穷，研究者只从文字的结构着眼，而忽略汉字使用的心理语言过程的探讨。一般来说，从思想到言语输出，其语言的外壳是声音。汉语不是拼音文字，其语言表征是否有声音的，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
美国认知科学家司马贺（Herbert Simon）和一些中国学者的研究表明，即使是汉字的处理也要经过“语音环”（phonological loop），所以对用计算机写作的人来说，用音码输入较为直接；但是对打字员来说，他首先看到的是一个个字，其语言输入是视觉的，则可能用形码较为直接。所以对编码法的评估不能离开用户。有些打字员也可能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看，而是以整个词组或句子来看，然后转换成声音表征，再进行输入。那么哪一种输入法好呢？也有待观察和研究。我只是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应用型的研究往往离不开基础研究。往往是以基础研究为先导，开发更多、更好的应用研究。
第四，语言和文字都是信息的载体。在信息社会里，语言文字的处理（包括储存和检索）都离不开计算机。语言文字工作者比一般人更有赖于“数字化生存”，学习计算机、使用计算机已经是迫在眉睫、急不可待的事情。
我的意见
姚天顺
早在本世纪80年代，日本政府就投资196亿日元，成立电子辞书研究所，专门研究电子词典。美国国防部的高技术研究项目DARPA，也专门开设“语音与自然语言研究”，受到世人注目。特别是全世界正走向网络时代，网上的语言信息占整个传送信息的90％以上。语言信息的过滤、筛选、翻译、摘要、书写、检索、分类、校对、识别、理解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出现了，涉及到政治保卫、文化侵略、信息交流、科研教学各种重大领域。这是世界人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面对语文现代化的重大问题，很多事情使我们非常尴尬。例如我多次出国讲学，有时跟外国人讲：“在我们中国，你可以找任何一本正规一点的汉语词典，没有一本词典标上词性的。”几乎人人都不相信，五千年文明古国，怎么可能连动词、名词都争论不清呢。
很多国家，为了国民的基础教育和语言工程研究，建立各种各样语料库。例如美国的Brown语料库、AHI语料库，英国的LOB语料库、OTA语料库，德国的IDS语料库，还有日本的，瑞典的，荷兰的，挪威的，俄罗斯的……所有这些语料库都是一个民族自己真实的东西，不是西方借鉴的语法理论。对这方面的研究涉及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和数学等交叉性学科，很多问题须要解决，但是在我们中国，一个正式发表的可借用的语料库都没有，使得很多工作处于困境。
语文现代化的研究是个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的交叉性学科。一般来说，这两类研究人员都有不熟悉对方专业内容的弱点，因此在走向21世纪这样的伟大时代，在大学教学设置上应有个相互补充。在先进国家里，计算语言学的专业，硕士课程、博士课程都已开设得相当普遍。但是在我们中国的大学里一个都没有，问题相当严重。
我们的科研经费比较紧张，但不能紧在一个民族的语文现代化的工程上。我们对社会科学的经费资助一向比较少，但是对于这样一类交叉性学科，不作一定的特殊增补，研究将是不可能的。
语文现代化的任务艰巨，我们不能让自己伟大的汉语，连动词、名词都分不清；不能连一个像样的汉语语料库都没有；不能让我们的学校里不培养语文现代化的人材。这是面向21世纪必须首先要解决的基础性问题。我坚信在这伟大的改革开放时代，困难一定能克服，问题一定能解决，前景是远大的和充满希望的。
加强应用语言学理论的建设
于根元
十五大报告很强调学习和发展理论的重要意义，报告说：“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理论指导的党。”1986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的几个报告，既吸取了思想界、理论界和语言研究包括语言理论研究的重要成果，又在应用语言学理论尤其是语言规划理论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12年来，我国的语言文字工作在这方面也有了发展，工作上取得了新的成绩。1997年底召开的新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许嘉璐同志作的主题报告提出语言文字不能搞“纯而又纯”，提出正确处理好语言文字主体化和多样化之间的关系，朱新均同志的总结讲话从理论上谈对语言文字工作政策的认识，等等，在应用语言学理论上都有重要的贡献，并且对实际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了进一步发展我国的语言文字工作和语言生活，须要进一步加强应用语言学理论的建设，而且有责任进一步为世界作出贡献。我国古代，尤其是春秋战国和汉代，我国的语言学理论在世界上达到了高峰。近几年来，我们的语言学者又很重视理论建设。我们须要加强理论研究和实际研究两个方面，但是目前须要在理论研究尤其是应用语言学理论研究方面更注重一些。1997年1月10日，我们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和语言学研究所进行语言哲学对话，讨论“怎样发展我国的语言学”，邢福义也说：“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已经到了须要更多地进行理论思考的阶段。”萧国政说得更加形象：“在某种意义上讲，没有语言哲学研究的语言学就会是‘失魂’语言学，相对而言，没有本体研究的语言学是‘落魄’语言学，没有应用研究的语言学是‘丧胆’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理论兼及了“魂”和“胆”两个方面。不少学者认为，我国现在的语言学理论研究，许多方面还不及本世纪30年代，但是如果搞好了，可能再次成为历史上重要的时期，要抓住难得的机遇。
我们从事应用语言学理论研究，有我们的优势。例如，我们多方面吸取营养，立足于我们丰富多彩的语言文字工作和语言生活的实际。邓小平同志在大的方面已经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江泽民

中国历史故事摘抄好段

同志致悼词说：“在开拓新道路的进程中，他尊重实践，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博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既借鉴世界经验又不照搬别国模式，总是从中国的现实和当代世界发展的特点出发去总结新经验，创造新办法。”
近些年来，关于语言学尤其是应用语言学，我国的学者已经在宏观方面提出了不少理论，一方面须要进一步发展，更重要的是今后须要在宏观的探索下一个一个专题细化、系统化，特别是要拿出支撑这些理论以及这些理论指导的实际成果来，要在实际当中发挥作用。我们在思想方法上就要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语言学理论特别是应用语言学理论和实践本来就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要反映这样的本来面貌。研究理论一样要有材料，这些材料可以包括理论方面的材料，要读书，要调查，要分析，要谈规律，要有前瞻性，要下苦功夫，要受实践的检验。我们不搞冥思苦想型的，不搞小花边型的，不搞局限于名词概念的争论，应用语言学理论不仅仅是一种认识，而且具有实践性，还是一种修养。这就要从长计议，要培养队伍。
21世纪的对外汉语教学
陈光磊
70年代末，对外汉语教学界的吕必松先生等率先提出“把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来研究”，这个提议得到了语言学界的支持，并写进了有关文献，于是催生了对外汉语教学这门新学科。的确，这20年来，对外汉语教学从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与测试的整体系统工程到以上四个环节的具体建设，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特别是本学科的理论建设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改变了以介绍和引进国外语言教学理论为能事的状况，开始走上了从对外汉语教学自身的特点出发进行独立研究的道路。
随着中国的日益发展，21世纪世界上学习汉语的人将越来越多。怎么使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更好地适应这种需要呢？我想，特别要致力于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一）从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的结合上进一步探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与学的原理和规律，也就是要对“教什么”和“怎么教”这个语言教育中的基本问题在理论上作出科学的阐明。这需要引进和借鉴世界上最新的有关语言教育的理论；同时也要引进和借鉴世界上语言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的新理论和新成就，譬如说从认知的角度来考察和探求人们语言学习或习得的智能、机制和特点并运用于汉语的教学上。当然，这要立足于汉语教学的实际，也要很好地总结和借鉴我国历来的语文教育的理论。重视和加强学科的理论建设，这是本学科能在21世纪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二）加强和深化、细化对汉语的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以至语用从第二语言教学角度的应用研究。历来对教学语法或语法教学的应用研究注意得比较多，而对汉语其他层面的教学应用研究注意不很够，这是应当改进的。要使学生把汉语的本体结构和语用规约的知识转化为运用汉语的表达技能和交际能力，又要把实际的技能和能力提升为系统的知识加以贮存，这就要求我们对于汉语的各组成层面的规则和语用规约作合乎教学特点——特别是合乎外国人学习或习得汉语的过程及其规律——的研究和阐明。这是一个看起来传统而实际是很尖新的课题。
（三）要革新教学方法，探索各种新的语言教学手段和方式，应用各种语文信息的传输技术，特别是信息高速公路。也就是说，对外汉语教学在21世纪应当并且一定会广泛运用新的电子技术，以形成和构建一种立体的、动态的教学体制。世界正在进入信息时代。社会生活的信息化，必然要求并带来知识传授及其教学活动的信息化，而语言教学的信息化当然地成为其先导。因为语言既是最基本的信息载体，又是最为丰富的信息资源。这样，语言教学特别是第二语言教学或外语教学就正在并将会越来越受到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重视。所以，我们正面临着这样的形势和任务：加强和加快对汉语电化教学的研讨，把最新的信息传输技术，如多媒体技术、上网教学，应用于对外汉语教学。可以说，这是21世纪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必须开发的一个极其重大的基本课题。多媒体可以集文字、声音、图像于一体，同时呈现于学习者面前——这就是一种立体型的教材和教学模式；而且它又具有交互性，可以使学习者在遇到问题时自行查索，以求解答——这就是一种动态的教材和学习方法。用电子光盘代替纸张课本，也就改变或革新了教材出版的介质。教材介质的改变，不但对语言教学的方式和手段加以革新，而且也将在相当程度上对语言教学的传统观念和原理加以革新。这将会对我们的语言教学体制产生重大影响。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或作为外语教学的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成绩测试这四大环节进行一些新的思考，即展开前瞻性的研究。
21世纪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将会在现代化和科学化的深度和广度上取得更新更快的进展，其成果也就会丰富和充实语言教育的理论宝库，同时对世界的外语教学或第二语言教学的现代化、科学化作出自己的贡献。
语言教学和儿童语言研究
李宇明
一、语言教学
语言教学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母语教学、非母语教学和病理语言康复训练三个方面。语言教学直接关系到全民的语言素质，关系到社会语言生活的质量，因此应受到语言文字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我国在语言教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从时代的高度看，也还有许多工作急须去做，还有一些领域亟待开拓：
1.语言教学的根本依据是语言学习规律和语言学习理论。提高语言教学的质量和效率，语言教学改革的新主张及对改革的合理性的预断，都离不开对语言学习规律的认识，离不开语言学习理论的指导。无庸讳言，我国对语言学习规律和语言学习理论的研究还相当薄弱，如果这一状况不能有较大的改观，要使语言教学有较大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2.母语教学是一个纵横交错的系统工程。纵向看，小学到大学各阶段应该教哪些内容，采取什么样的教学方法，达到什么样的教学目的，还须要进行仔细的研究和科学规划；横向看，须要研究语言知识和语言能力、书面语学习和口语学习、语言学习同其他学习的关系。
3.非母语教学，特别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还有一系列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须要深入研究，例如习得（Acquisition）和学得（Learning）的关系、中介语问题、对比分析和偏误分析、语言学习能力和语言学习策略、文化休克等。关于非母语教学，国外有不少流派，不少主张。这些主张的科学性须要检验，怎样用到我国的非母语教学，也须要实践。
4.语言康复等病理语言学领域，扫盲、推广普通话等社会语言文字工作领域，也有许多语言教学的问题值得关注。
二、儿童语言研究
儿童的语言发展是其社会化发展的必由之路；研究儿童的语言发展，是探索语言学习规律、建立语言学习理论的基础性工作，并具有重要的理论语言学价值。我国的儿童语言研究起步较晚，步态蹒跚，必须投放较多研究力量。
1.建立儿童语言发展的语料库。既改进儿童语言的研究手段，也使更多的人能够利用语料库进行儿童语言和其他方面的研究。
2.探寻儿童语音、语义、语汇、语法的发展规律，同时要注意研究儿童语用能力的发展。
3.儿童的双语、双言教育应受到特别的关注。当前的双语双言教育，大多开始于语言学习的最佳期甚至临界期之后，带来了普通话推广和外语学习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但是，双语学习可能牵涉到民族情感等问题，因此，对儿童进行双语教育，必须在大量试验的基础上审慎进行。
4.我国存在相当数量的有语言障碍的儿童，如盲聋哑、弱智、语言发展迟缓的儿童等。研究他们的语言发展特点，对他们进行语言能力的康复和培建，既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也有重要的学习价值。
5.第一语言习得是最为成功的语言学习。如何借鉴儿童语言学习的原理，促进第二语言教学、特殊儿童的语言康复，是一个颇具学术魅力的课题。而且通过这些不同的语言类型的比较，也有利于概括出语言学习的一般规律和理论。
人才培养也是语言学和计算机学结合的一个途径和目的
姚亚平
在当今形势下，要把语言文字研究全面推向21世纪，就要十分注重语言学和计算机学两大学科的结合。怎样才能促进和实现这种结合？人们说得较多的是两个措施：
一是搞好课题立项，针对中文信息处理的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组织语言学界和计算机界的专家进入同一个课题组，联合攻关。这种科学研究，既集思广益地解决了实践难题，也促进了两大学科的结合。近十多年来，我国组织了不少集体攻关，出了成果，出了人才。二是搞好学术交流，通过举办各种学术会议，让来自语言学界和计算机界的人员经常交流，互相沟通。多年来，这方面的呼声不断加强。
我个人认为，还有一个措施值得强调，这就是要搞好教学改革，把这种学科结合渗透到人才的培养中去。通过两大学科的结合培养复合性人才，又通过人才的培养实现两大学科的结合。这一点十分重要。如果说，在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内，语言学界和计算机界的结合还只是牵涉到少数科研人员的话，那么，在教学领域内这两大学科的结合就牵动了相当广阔的面了。从我国跨世纪发展的人才需求来看，懂语言学又懂电脑的复合性人才极其缺乏。而且，语言学界和计算机界在教育领域和教学活动中的结合，对它们两者在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中的相互结合具有重要意义。我国语言学界和计算机界的结合之所以不尽如人意，包括科研人员在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中结合意识不强，行动不力，途径不宽，成果不多，原因之一，也在于我们在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方面缺乏各级教育在人才培养上的支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教学领域中这两大学科结合不够，已直接影响，并将在更深层次和更长时间里导致这两大学科在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中不能实现更好的结合。
因此，促使语言学界和计算机界在人才培养上的相互结合，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也是带基础性的工作。要做到这一点，应着重研究三方面的问题。
一是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即立足于满足社会的人才需要，着眼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通过两大学科的结合，让学语言的学生强化计算机意识，了解计算机知识，掌握计算机技能。
首先，要强化计算机意识。要在学语言学的学生中树立起计算机意识，即用计算机解决面临任务的强烈愿望，也就是说，在运用、理解、传递、研究语言时，遇到一个问题，首先想的是能不能用计算机来解决。在语言研究领域，无论分析一种语法结构，还是研究一种词汇问题，首先考虑的也是能不能和怎么样用计算机去解决；在语言运用领域，无论是写文章、做演说，还是做拷贝、发传真，首先想到的也是怎样用计算机来处理或实现。
其次，要了解计算机知识。对于学语言的学生讲，计算机不但是一门专业知识，还是一种文化知识。现在，不懂得计算机就是时代的文盲。一个人即使不直接搞计算机，也应当懂得计算机的基本知识。就像我们在分析“你吃了吗”这个汉语问候语结构时，要懂得汉语文化背景一样，学语言的学生也要具备计算机的文化背景和知识背景。
最后，要提高运用计算机的能力，知道什么问题可以用计算机来解决，什么问题不能用计算机解决。计算机这样一种工具要被运用语言和研究语言的人最大程度地掌握，成为将来工作所需要的基本技能。语言运用者要学会运用计算机来处理语言文字的基本技能，例如学会汉字输入、电脑编辑、数据库应用和网络使用等等，就像现在我们要用笔写字，用电话传递信息一样。语言研究者也要掌握运用计算机来研究汉语汉字的基本技能，掌握中文信息处理的基本理论，掌握数据统计、词切分、语料库的建立和使用等主要技能，就像现在我们在方言调查中学会运用录音机等技术来听音、记音等一样。
二是学生生源结构和师资结构的优化。比如说，可以招收计算机的本科毕业生来攻读语言学硕士学位，招收计算机硕士生来攻读语言学的博士学位。在师资队伍方面也是如此。社会需要的是既懂语言又懂电脑、具有完整知识结构的学生，但现在非常缺乏既懂语言又懂电脑的教师，而且，在一定意义上说，专业教育实际就是一个用不完整的教师教出完整的学生的过程，所以，我们应该而且可以将语言学教师和计算机教师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导师组、一个教研室，共同培养研究生、本科生，达到复合培养的目的，同时，也促进两大学科的结合。
三是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设置和改革。这是整个人才培养的核心，也是教育领域内两大学科结合的关键。长期以来，我们高校按学科领域组织教学，按专业设置培养学生。计算机系的学生不学汉语汉字之类的课，中文系的学生很少看计算机之类的书。多年来，中文系的语言课程大多是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三门课，现代汉语一般都分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五块。应该进行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改革，将语言学类的课程和计算机类的课程整合成一个有机的结构，实行模块式教学，促进两大学科的结合。
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应该而且只有实现语言学界和计算机界的结合，才能培养出迎接21世纪挑战的既懂语言学又懂电脑的通才；而只有抓紧这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才能为促使语言学界和计算机界在语言文字的科研、语言文字的管理、以及语言文字的社会应用等各个方面进行更紧密、更广泛、更长远的结合提供人才支持。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当以教育为本，人才为先。面向21世纪的学科发展，包括这两大学科的结合亦是一样。
（文章来源：《语言文字应用》1998年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10431.html

以上是关于应用语言学-祝贺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召开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本文标题：应用语言学-祝贺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召开；本文链接：http://gazx.sd.cn/zggs/29616.html。